谈谈短篇小说《被判处死刑的鸭子》
有时候，灵感是被逼出来的（创作谈）
林筱聆
2017年5月，是个蓬勃的夏季。北方好友月底要来南方出差，月初告知欲拐道安溪来看我。末了，好友笑着说，到时要看你的小说啊，已经很久没看到你的中短篇了，有多少拿多少来。我瞬间愧疚难当。我不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上班时间被各种会议、各种造访和被造访、各种不得不处理的琐碎事务分解得支离破碎，零敲碎打的日子里也纵容了自己在创作上的懈怠。周末倒是有整块可以利用的时间，却又贪吃贪睡不想干活，办公室经常去，却常常是控制不住地睡到舒舒服服的八九点，一个半天实际上写不出多少文字，爱人曾经调侃我是打着创作的名义光明正大地逃避厨房。好吧，我不敢承认，却也不敢否认。很多时候，人家会问我，你一天能写多少字？我总是哼哈着敷衍过去。不是我想搪塞，而是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我总不能告诉他们，一天写8000字的事情我干过（虽然仅有一次），几个月没写一个字我也干过，这多影响一个作家的光辉形象啊！那段时间，刚从上一部长篇《茶王》的创作中走出来不久，我以准备下一部长篇的借口放纵了内心的休整期。
这几年来，几乎养成了一个习惯，所有的中短篇作品一写出来，就会第一时间发给两三个圈内好友过目——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即便他们呲牙咧嘴，他们的邮箱终是无法开口拒绝。多数情况是被批评和奋力挽救，偶尔被说好，简直感激涕零。好在我这人懒，一年无非四五个中短篇，否则估计那几位朋友没有跟我断绝关系，远远见到我也要绕道走开。
鉴于好友的这一番不嫌不弃、自投罗网以及对我莫名其妙的高看，我实在没脸跟人家说，我手头没有稿子。好吧，那怎么办？写吧。写什么？好在库存的想法很多，随便一拉都是一抽屉。用过的每一部手机的备忘录里几乎都记满了我平时生活中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是一个标题，可能是一条线索，也可能是一句特别精彩的话，也可能只是一个词、一个编造出来的有趣的人名。它们有的是刚放进去不久的，有的可能已经躺在里头两三年三四年了，有的跟着作古的手机基本已成化石。于是，除了捡拾起工作日的个别夜晚，接连几个周末，逼迫着自己早早地起床，早早地坐到办公桌前。一杯白开水，一段不为任何人干扰的创作时光。天地都安静了下来。最先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是一个叫佛跳墙的人名。有一次跟一个当代艺术家聊天时，他讲起小时候村里一个口吃的人去拜佛的笑话。笑话讲完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佛跳墙”三个字——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会是一个非常形象的小说人物。小说写得非常流畅，围绕人物的进展非常顺利，不过几天时间，《佛跳墙》写出来了，如我所想地带点诙谐带点冷幽默。接下来登场的是一个半疯半癲之人，这是我一直想写的一个带点魔幻色彩的小说。疯子想竞选村长，想重建社会秩序，这是多么离谱荒唐的事情？我让荒唐的事情发生了，向世间发出质问。心头的痛袭卷而来之时，《疯长的春天》也完稿了。我知道，创作的感觉还在，必须趁热打铁。于是，不做任何停歇，第三篇小说的创作开始了。备忘录里写着母亲曾经对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就这么走了，你会怎么过？2016年年底，母亲摔伤了腰，我跟爱人每两天一次送她到漳州找一个老中医治疗，情况似乎并没有好转。母亲显得有些焦虑。她偷偷问父亲这句话的时候，我正好经过房间门口。那句话里有着很深的含义。她不想让我听到，我也不想让她知道我听到。一种复杂的情感推动着我去写这个小说。开始写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题目，我也没有设定让小说往哪个方向去长。小说原本脱胎于母亲的一句话，写着写着，却完全背离了父母的故事。到了最后，一只鸭子出现了，线索突然清晰了起来，我果断地在题目上写下了《一只终将被执行死刑的鸭子》。三个星期，三个短篇，而且不怎么需要修改，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战绩。我怀疑在那些简单词句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怎样庞大惊人的系统，它自然地推动着故事的前进，决定着人物的命运，也决定着影子背后的光。
非常凑巧的是，一年多以后的2018年11月，《佛跳墙》在《北京文学》发表，《一只终将被执行死刑的鸭子》题目改短成《被执行死刑的鸭子》在《啄木鸟》发表。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如此幸运，同期创作的《疯长的春天》此时还四脚朝天地趴在抽屉里。
感谢这么多年来一直帮我看稿的几位老友，有这么位写小说的朋友想来真是个负担。特别要感谢北方好友，让我在2017年5月尝到了喷薄的味道。感谢《啄木鸟》和《小说选刊》，让这只“鸭子”得以与读者见面。好吧，继续懒懒散散的我只能巴巴地期待着北方的好友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并且拯救我，再把我的灵感往悬崖峭壁上逼出来。此处可以有笑脸。
可读性和文学性兼具（编后谈）
李敏
《啄木鸟》是权威的公安法制文学月刊，主要刊发和法制有关的文学作品，因为杂志定位的原因，一些写得好的社会稿件，我也经常会忍痛割爱。短篇小说《老胡记》，它的作者汤成难和我是朋友，成难曾将这篇小说投给《啄木鸟》，尽管知道《老胡记》是一篇好小说，但我还是退稿处理了。后来看见《老胡记》在《湖南文学》刊载，随后是《小说选刊》第12期选载，我十分高兴，因为好稿子最后有了好去处。《啄木鸟》是公安法制文学重镇，目前发行量近十万份，从发行量看，其传播力超过许多纯文学大刊，这一点我作为《啄木鸟》的一名编辑，引以为豪。
林筱聆的短篇小说《被判处死刑的鸭子》是一篇社会稿件，它在《啄木鸟》的发表是小概率事件，我们很少刊载社会稿件。在此我要特别说明：我更欢迎作家们把和公安法制有关的作品投给我和我的同事们。
《被判处死刑的鸭子》可读性和文学性兼具。它的可读性，植根在丰富的细节。我从来不认为可读性仅仅来自曲折的故事情节。曲折的故事情节确实是可读性的重要来源，大概没有哪一种小说构成的成分，比情节更直接地能够带来可读性。然而，没有哪种内容比丰富、含纳生活体验的细节，更具有说服力。没有说服力的情节，是不产生可读性的。在描述女主人公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丈夫帮忙擦拭身体时，林筱聆在小说中写道：“她别扭地曲着双腿，半脱在大腿处的短裤支在那里，屁股上黏糊糊的湿漉漉的，滞留其上的尿液在那里纠结成群，挠着她咬着她啄着她。”可以说，这小说的第一句话，就牢牢地吸引了我，它命令我钻入人物的内心，调动生活经验和想象，体会到一种令我信服的真实性。
它的艺术性，却是以恰当的角度和语态，书写了一个并不真实的世界。女主人公是一个卧床的老病妇，意外摔伤——将她看问题的方式改变了，她因此而敏感，她的一部分想法甚至变得极端。也就是说，通过这个病妇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病妇的主观世界——这个主观世界带有一定的可笑性，但这些笑点却令人心酸。作者是贴着人物进行叙事的，所以，林筱聆要书写的是女主人公的主观世界。林筱聆知道她书写的是自己人物看见的世界，是不客观的，因而她以幽默的叙事来提醒读者，不能把病妇看见的一切当真。这就需要作家像讲述一个冷笑话那样来叙事，自己知道内容里面有笑点有谬误，但讲述时却一本正经。正是因为冷幽默贯穿于叙事之中，我们看清了作家本人，她站在一个更高的点，俯瞰了女人的命运，触摸了一个女人的世界，述说女性生命体验中的冷暖。也正是因为冷幽默，让作品沉重的表述内容不至于压垮读者，而是保持着能够反思的距离，愉快地读完了这篇小说。
《啄木鸟》的小说稿件，一直注重文学性与可读性兼容并蓄，这也注定了它是一份贴近广大读者，并能获得文学界认可的杂志。2018年，仅我自己编的稿子，就有多篇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选载——我仅仅是《啄木鸟》业绩平常的一个编辑，我背后站着许多比我优秀的同事。2018年，我编的尤凤伟的《验明正身》、留待的《摊牌》都是很好的公安法制文学作品，这两篇小说也都曾被《小说选刊》选载。《啄木鸟》一直在得到成名已久的成熟作家，风头正健的实力派作家的支持。我们期待所有优秀的公安法制文学作品，都通过《啄木鸟》走入读者和文学界的视野。
如转载请注明信息来源！
责任编辑：方庄
热门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