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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题材小说的地域文化特性

来源:网投 作者:张策

——评张国庆小说《子丑寅卯》

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读小说应该是生活里的必须,甚至如同每日三餐,不可或缺。但现在的小说作品能让我读来怦然心动的,可说极少。这也有点儿像每日三餐,不可能顿顿奢望鲍鱼,粗茶淡饭是一种常态。但文学毕竟不同吃饭,我们实在不必像个贪官,饕餮时遮遮掩掩;也不必如饿莩,逮住块剩馒头甘之若饴。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表达出对好小说的一种渴望。用句时髦话说,这是对美的追求。而张国庆的《子丑寅卯》,竟让我落了泪。这无疑告诉了我们,张国庆写了一篇好小说。

我曾经计划编辑一套《老编辑丛书》,专门收集当年各地公安法制刊物编辑的作品。众所周知,这批公安法制刊物现已大多湮灭在时代的洪流中,留给我们的只有回忆。而当年在这些刊物工作过的老编辑们,应该说是“文革”后公安文学起步发展的弄潮儿了,他们多半边做编辑边写作,为公安文学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编辑《老编辑丛书》,就是向他们致敬的意思。这套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夭折,只留下遗憾和惋惜。张国庆,就是这些老编辑中的一个,是这套书中的首选。他的名字和他的工作成就,可以说是那一时期公安法制刊物发展史中不能忽略的一个符号。

由于长期在天津市公安机关《橄榄林》杂志做编辑,张国庆的文学创作一直以报告文学为主,曾撰写了大量的公安题材报告文学。他的文字以朴实无华见长,有扎实的文字基础和良好的文学素养。而这篇《子丑寅卯》,是我见到的他的小说处女作,却给了我们极大的惊喜。可以说,张国庆调动了他深厚的生活积累,厚积薄发,给我们呈现出了公安文学创作的一种新思路和一个新突破。

在读《子丑寅卯》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公安题材小说和地域文化特性的关系。这个问题看上去并不难回答,任何一个作家,他的创作必然离不开养育他的那片土壤。但是,自觉地把自己身处其中的地域文化融入自己的作品,并使之成为作品的灵魂所在,也不是所有写作者都能做到的。举已被评论界公认的“京味小说”为例,老舍先生为集大成者,他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已经是高不可攀的文学巅峰。但汪曾祺、陈建功、苏叔阳以至王朔,却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夺目光芒。他们的文字风格各有不同,汪曾祺的散淡,陈建功的平实,苏叔阳的机敏,王朔的恣意,但都不失北京地域文化的韵味,而且把这种韵味在自己的创作理念下发挥到了某种极致,融和成为自己的文学特征。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一些所谓的“京味小说”,坦白说,只不过是皮毛而已。

于公安题材小说创作而言,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一些。在公安文学小说家中,有意识地把地域文化与自己的创作相结合者,还不太多。

最近我常和一些同志谈到“公安作家群”的概念。我以为,作家要想成“群”,除要有个体的鲜明风格外,“群”的某种共性是题中必有之意。而这种共性,除了共同的公安工作给作家们提供的大体相同的创作素材和理念外,地域文化的影响和由此所造成的地域文化特征,恐怕是重要的条件。如“黑龙江公安作家群”,他们共同的豪爽、侠义、粗犷,无疑是那块广袤的黑土地所赋予他们的恩赐。而他们笔下的打黑除恶、斗智斗勇,也是黑龙江公安斗争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坦白说,黑龙江的公安作家们,大多还未真正意识到黑土地给他们的给养,更没有真正地有意识地汲取这种营养,丰富自己作品的文化内涵。他们的创作,还较多地停留在一种责任意识上,或多或少忽略了他们脚下的土地。

前不久,北京公安作家张文潮的小说《警长和他的哥们儿》(《啄木鸟》2011年第9期)让我惊喜了一下,因为他作品里那种浓郁的运用自如的京味。现在,张国庆的《子丑寅卯》又让我惊喜了一下,因为我看到对地域文化的关注,终于在公安文学创作中开始成为作家们有意识的行为了。张国庆在创作上的突破,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寻找到了一种公安文学的新角度,为公安文学注入了一种清新的天津海河之风。

《子丑寅卯》,从小说标题就可以看出写的是生活中那些零零碎碎的故事,是人民警察与人民群众之间那些说严重也严重,说不严重也不严重的瓜葛。这样的故事内容,其实最适合写出其地域特点和风情了。著名作家李迪先生的系列小说《警官王快乐》,撷取的是江浙一带的警民小故事,那种精致的民风,那种轻巧的语言,那种细碎的幽默,正和李迪先生文字的跳跃感相吻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魅力。张国庆的《子丑寅卯》也是如此,天津人,天津事,天津味,写透了九河下稍的风土民情。

叙事方式的天津化,让故事呼之欲出。从小说开篇介绍的故事发生地——鼓楼西街派出所,就是“1921年,天津大盐商杜善人给俩闺女盖的绣楼”,而鼓楼西大街,“人多事杂,热闹和繁华不必说”,“每天平均一百二十个110出警记录”。在这复杂的治安情况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故事,个个鲜活如戏,个个有着相声般的幽默和诙谐。几乎贯穿全篇的那条大黄狗,忽而出现,忽而消失,就像相声里的“包袱儿”,串联起一个个人物和情节,让民警疲于奔命,却让读者欲罢不能。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充满了天津式的智慧。

形象塑造的天津化,让人物栩栩如生。小说中的民警,没有高大上的人物形象,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谈举止,个个是海河边长大的天津平民子弟。张国庆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很下功夫,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第一警组,四位组员个个栩栩如生地站在读者面前:热心的老高,世故的老谢,英俊的小乔,憨厚的小石。其中老高的形象塑造最为成功,他在处理治安事件中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在处理“医闹”事件时的机智“钓鱼”,令人拍案叫绝,也充分体现出了天津人的一种地域智慧和一种民警忠于职守的责任感。此外,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从官员到收废品的民工,从城管到流氓小“耍儿”(天津方言,意指小混混儿),甚至有精神病的姑娘春子,个个鲜活,个个有戏,生动感人,甚至让人捧腹。

语言风格的天津化,让对话充满了音乐感。写好人物对话,是小说创作中见功力的环节。张国庆在《子丑寅卯》中大量使用了天津口儿的对话语言,不仅使人物的语言活泼、生动,而且营造出了一种快节奏的音乐感。如小石失误放跑了犯罪嫌疑人,那嫌疑人被抓回来后说:“队长,我嘛都交代,就是求您老一件事,别难为那胖小子。”所长则对沮丧的小石说:“宝贝儿,您老差点儿让我弹了弦子。”张国庆在语言中还大量使用了天津方言俚语,如“弹了弦子”、“跑差儿”、“崴了泥了”,等等,让语言风格更加鲜明。

有人也许会说,张国庆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他文字中的天津风格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其实不然。我认为,张国庆对天津地域文化的使用是一种自觉,是有意为之。因为很多同样天津本地的优秀作家不这样写作。张国庆的尝试并不是为了尝试而尝试。他的努力,基于他对天津地域文化的热爱,也基于他对天津公安机关民警战友的挚爱。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的自觉尝试和突破就更显可贵。

公安文学创作目前正处于一个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标志之一,就是新一代公安作家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在文学道路上进行着各种艺术的尝试和探索。他们不再仅仅凭着热情和勇气进行创作,而是开始向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向东西方各种异域文明,向多种文学流派和主义,向民间的文化传承遗产,广泛地进行学习和借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是公安文学繁荣发展的标记。从这个层面上说,张国庆的《子丑寅卯》,蕴含着更深刻的意义。

张国庆的尝试是成功的。他的生动,他的鲜活,他的别出心裁,全都是为了他的主题而服务。当琐琐碎碎的故事过后,女刑警诺玛捧着鲜花来到重伤的小乔床前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张国庆的接地气,张国庆的平民化写作,于无声处,竟营造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主题至此而升华,张国庆也在此开启了他高起点的小说创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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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策,著名作家,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全国公安文联影视专业委员会主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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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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