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抢救式”采访——写在《中国西部秘密战》荣获“金盾文学奖”之后
2011年秋季，西安世园会接近尾声，像陀螺一样高速运转的工作状态一下子松弛下来。我就想写点一直想写的东西。
那会儿，我是《啄木鸟》“尘封档案”的忠实读者。读着东方明先生的《失踪的叛徒》、《特别经费失踪之谜》时，拍案叫绝之余就想：何不在我们单位的档案室也找两个尘封的老案子写一写？于是，我找来一大摞解放初期的刑事案件卷宗。可是，一上午看得我晕头转向。我想，应该找一位懂公安史志的人指点迷津。
我找到陕西省公安厅的公安史专家徐小宁先生，他给我推荐了一个解放战争后期国共之间的谍战案例，并介绍我认识了省公安厅的退休干部高涛先生。高涛的父亲高步林长期从事公安政法工作，曾担任陕西公安厅厅长，这段谍战就发生在高步林担任韩城保安科科长那段时间。高涛给我拿来了他自己整理取名为《尘寂的档案》的复印资料，八十多万字详细记录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指挥韩城保安科策反胡宗南总部绥署电台一批报务员的全过程，材料翔实、充分，互相印证。按照情报工作保密的惯例，高步林亲自给这批力量编排了化名代号，发放情报经费。从1948年5月策反高孟吉开始，到把这批力量全部归于韩城保安科领导指挥；从陆地上传递情报到培训物色交通员传递电台密码等联络方法，再到最后建立空中联络，档案都有详细记载。情报工作的行规是单线联系，绝不允许横竖交叉。但根据本案的特殊性，高步林建议上级批准打通力量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成就了这批情报力量的成功。高涛告诉我：查档时发现父亲笔迹的一瞬间，他控制不住地哽咽流泪了。
应该说，我能接触到这样一套珍贵的档案，十分幸运。当年，高步林担任韩城保安科科长，是这起情报战的主要策划执行者，于是档案材料留在了韩城；后来高步林调大荔公安分处任副处长，要派交通员传递新密码仍需继续保密，这套档案就被带到了大荔；再后来成立渭南市公安局，高步林任局长，这些档案就自然沉积在了渭南市公安局。
史料是枯燥的，怎么把它还原成生动的故事让读者接受呢？这需要大量的细节填充，于是我抓紧时间对健在的当事人进行采访。
2012年大年初四，在高涛陪同下，我来到韩城，对本书的男一号、原名高孟吉的高健进行采访。高健时年87岁，身体很好，还能骑自行车，是《中国西部秘密战》中写到的这批电台报务员中第一个被中共策反的人。后来作为国民党潜伏电台的台长，又被胡宗南情报机关绥署二处派回韩城卧底。我们与高健去了他与高步林合盖一床被子的韩城保安科的旧址、去了他卧底时担任教员的小学，还去了沟北村他和高勉斋、高步林的老宅院，采访了在居民小区里干物业的高勉斋的儿子高建国。有了这样充分的实地采访，史料里干巴巴的人名、地名变得鲜活起来。
高健和老伴王萍吵吵闹闹了一辈子，原因之一就是高健曾经让王萍的二哥王鹤龄当他的敌方交通员，到西安同绥署二处的特务们接头传信。敌方交通员是一个极具危险、极难务色的人选，之前高步林等精心务色的交通员两次出行都无功而返，而且差一点暴露。最后组织上决定：让高孟吉从自己的亲戚朋友里找一个完全不知根底的人去完成这一艰难的任务，高孟吉想到了妻哥王鹤龄。王鹤龄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只当是给亲戚帮忙，也为了赚一点蝇头小利，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去西安跑了一趟腿儿。回到韩城，保安科上门询问细节时，他才明白这件事儿的底细。这之后，醒悟过来的王鹤龄跟高孟吉绝了交。文革期间，这件事被翻腾出来。王鹤龄被揪斗逼疯，下场非常惨。王萍老人一说起这件事，情绪马上激动起来。就为这事，她一生不肯原谅丈夫。
韩城归来，我又采访了高步林的妻子、高涛的母亲徐汀老人。徐汀抗战期间随父亲从山东老家逃难来到延安，1946年9月，从边保“情报侦察训练班”毕业，分配到边保电台当报务员，1948年调到韩城保安科当内勤，参与了这段谍战的全过程。对于边保和韩保的人和事，她就是活字典。书中不少细节都来自她的讲述。
一支情报小组三部电台同时向敌方阵营发报，这样的案例即使在世界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有人发报，就要有人收报。延安方面，收电报的又是些什么人呢？一次，趁高健住在西安的女儿家，我和高涛拉着他，一起去了西安东二环辛家庙边的奥德明家。为了和胡宗南总部这支情报力量取得空中联系，边保在解放战争后期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电台。山西人奥德明就是电台的报务员。解放初进军青海和西藏时，高健与奥德明又是同事，两人关系很好。用一口很难听懂、需要女儿随时担任翻译的山西土话，奥德明向我讲述了张继祖、袁心湖、赵继义等人的个性特点，电台同事周世朝、张秀堂的模样、个头等，甚至，连当时他们一天吃几顿饭、主食吃什么、副食吃什么，都说到了。为了让作品尽可能还原当时的环境与氛围，能够打捞到的细节越多越好。
情报力量从国统区发来的电报，经奥德明等报务员抄收，交情报科张继祖科长以“指人译”的密级译成电文。密码本就装在张继祖身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接触到。他译好后，再经过艾奇玉之手抄写一式两份。一个人的人生际遇常常跟他的某项特长有关。艾奇玉就是这样。年轻时他写得一手好字，被张继祖看上了。2012年春节，我在西安新城广场附近一栋老式住宅楼里见到艾奇玉时，这位曾任过陕西省民政厅长的老人，已经在轮椅上坐了好几年了。问起老人家当年那两份电报是抄给谁的，艾奇玉泪流满面：“一份送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另一份送给了中共西北局的书记习仲勋。”
高孟吉回到韩城和组织接上头之后不久，又被派回西安。这次，他受到了绥署二处特务头子刘庆曾的亲自接见和审查，之后又被绥署二处正式派回韩城卧底。携带潜伏电台和大量情报的高孟吉一回到韩城，高步林马上派韩城保安科干部白碧安把情报送到黄龙，亲手交给保安分处于桑处长。在咸阳一干休所内，我们见到了当年已经九十多岁的白碧安老人。老人向我仔细讲述了前往洛川土基镇送情报的过程：单枪匹马、顶风冒雪、两天走了240里路。也讲了那个让高步林受到上级批评的“火柴箱子”。本来，高孟吉、高勉斋一回到解放区，高步林就安排白碧安去把他们随身带的装电台的“火柴箱子”接下来，并要求他避开检查站，以免风声走露。但白碧安不知道火柴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因为还有160里路要赶，进了韩城境内，他仍在检查站住了一宿。老人告诉我们，那天晚上，他意识到了“火柴箱子”很重要，便把货驭子搬到房子里，自己钻在货驭子底下睡了一觉。这样的细节，若非当事人口述，真的很难想像得到。
2013年6月，我决定去一趟新疆。因为电台情报力量的当事人中，吕出、王冠洲都还健在，生活在乌鲁木齐；薛浩然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妻子和儿子也都在新疆。在薛浩然妻子李洪斌家，我和高涛意外发现了一张薛浩然的四哥薛万亭1950年的照片，这是薛万亭一生中拍过的唯一一张照片，它填补了当事人极其重要的信息缺欠。薛万亭是一个本分的农民，凭着朴素的亲情，当年曾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从韩城到西安给弟弟薛浩然传递最后的密码。
采访王冠洲时，这位九旬老人已经坐在轮椅上了。见到我们，老人兴致很高，讲述了他从国民党阵营转投共产党阵营的心路历程。当年学发报时，教官让他们抄新华社电讯，因为新华社电讯信号好、发得清楚，适合练习收报。经常读新华社电讯稿，就知道国民党的报纸整天在胡说八道；再加上发报机稍微调一下频率，就能听到延安的中共电台，使他对中共的认识有了变化。老人告诉我，《东方红》、《兄妹开荒》和《学习英雄吴满有》等歌曲，他早就跟着电台听会了。
吕出是从新疆国家安全厅副厅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到乌鲁木齐后，我们不停地拔打他家的电话，但白天、晚上都没人接听，令人着急。后来，在薛力的帮助下，我们直接到他安全厅家属院的住处敲门。一遍遍摁门铃、敲门无果，我们无奈地准备离开时，门开了，开门的正是吕出本人。年近九旬的吕出一个人住在三室两厅的大房子里，家里堆满了字画和杂物。因为怕东西丢，他不肯雇保姆；他耳朵背，听不见电话铃声。那天只是偶然开门出来，才有了我们的见面。但接受我采访时，吕出头脑还是清楚的。
除了寻找当事人，我也寻找当事人的家属。在西安，我先后采访了李福泳的老伴苏秀峰、女儿苏勤、徐学章的女儿徐平、范明的女儿郝晓延、任江彬的儿子任文轩，于桑的儿子于晋和于桑最后一任秘书傅铁山以及王敦瑛的儿子王涛等人。随着素材的大量搜集，我调整了写作思路：把胡宗南电台系统这一组情报力量作为主线，同时把活动在西安的另外几支情报小组也展示出来，地域上涉及陕西、四川、甘肃、青海、西藏和新疆，书名《情报台》，出版时被出版社改成了《中国西部秘密战》。
2015年9月，金城出版社与西安万邦书城联合举办的《中国西部秘密战》首发式上，高健、白碧安两位九旬老人到场助兴，两人见面的第一句话是：“60多年没有见面了。”不久，我受邀到上海卫视纪实频道《往事》栏目为本书录制一期节目。从演播室刚出来，我接到高涛的电话。他告诉我：前一天晚上，高健老人心脏病发作去世了。离《中国西部秘密战》首发式，只过去了21天。首发式后三个月，白碧安老人也过世了。
事实上，这本书出版之后，我的采访工作仍在继续。比如，书中涉及到的情报人员石志文的儿子石成民以及聂铭锡的子女、谢璇的儿子谢西红、谢西争和女儿谢蓉玲等。2017年11月，利用到昆明开会的机会，我采访了赵继义的妻子徐清贤。赵继义是本书作为主线的情报力量之一，组织上给他起的化名叫“汪海”，代号“31号”。因为他不是胡宗南系统电台的人，没有在利用敌方电台传递情报上发挥作用，加上已去世多年，成书之前，就没有采访他的家属。这次算是弥补了当初的一个遗憾。至此，能采访到的本书涉及的主要当事人或家属我已经全部采访。待这本书再版时，将会有很多新内容及图片补充进去。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徐小宁和高涛两位先生。特别是高涛先生给我提供了所有的档案资料，介绍我认识了所有的当事者及其家属子女，陪同我走访了所有的采访对象。可以说：高涛先生是最熟悉这段谍战历史的专家，不是之一。
作者简介：胡杰，1966年生于西安，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鲁迅文学院第23期高研班学员，公安部文联首届签约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西安市公安局新闻中心。已出版《西安大案》、《歧路人生》、《凶手在路上》和《中国西部秘密战》等。其中《歧路人生》曾获得第九届“金盾图书奖”；新作《中国西部秘密战》获第十三届“金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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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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