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境外赴任
辛越在利比里亚执行维和任务 ▲
今天是我抵达意大利的第三个月，回忆起从国内出发当天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出境那天正值国内疫情的高峰，妻子送行时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离别的眼泪混着护目镜里的哈气很快变成了眼镜上的一层水雾。我看不清她，她也看不清我，两双戴着手套的手拉在一起，又重重地分开。我码好行李，把她推上返程的车。
艰难赴任路
十六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对家人对祖国的思念混杂着长时间佩戴口罩两腮的勒痛让我一路无眠。担心飞机这个密闭环境有交叉感染的风险，我一路上不敢喝水也不敢吃饭。
在阿姆斯特丹转机的时候，移民官狐疑地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出来?是不是为了躲避国内的疫情?脸上充满了调侃和自以为是的幽默。
我拿着联合国的任命书对他说，作为一名警察，这个时候我更愿意站在祖国抗击疫情的前线，跟奋战在一线的警察兄弟们一起，共克时艰。但是，任命书要求我在指定时间内抵达任务地，于我而言那是另一个战场。我要去的地方，是联合国维和警察的战略支柱和政策智囊，全体人员24小时待命，随时有可能被派遣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弥漫硝烟的任务区。中国人理解和懂得，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的重要性。现在，我的祖国派我去国外执行维和任务，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去?
他调侃的笑容僵住，随后，重重地在我公务护照上盖上验讫章。他说，意大利刚刚通知所有申根国家，意大利由于疫情进入紧急状态，停飞所有中意直航航班，并严格控制所有从中国来的入境人员。但是，你不一样，我看到了你的使命和责任。祝你好运!祝你的家人和祖国好运!
我放下了手上的行李，给他庄重地敬了一个礼。
抵达罗马机场，手机刚刚联上网，联合国邮件就到了，医疗部门取消了原定的接机安排，请我自行打车到住处。即将赴任的工作单位也发来了欢迎邮件，尽管如常地对我的赴任表达了热烈欢迎，但还是隐晦地表达了对疫情的担忧，并附上了联合国弹性隔离的政策。出于习惯和尊重，代理主任请我决定是自我隔离还是正常入职。隔离还是上班，那一刻成了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初到异乡，我应该让自己忙碌和充实起来，尽快融入工作环境，上班当然是我的首选。可另一方面，意大利全国刚刚进入紧急状态，当地人对华人的态度摇摆不定，如果自己在飞行或者转机期间真的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我就成了布林迪西这个南部小镇甚至整个意大利和联合国系统的罪人。摸摸胸前的红旗，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14天的漫长自我隔离。幸好有仍在任务区供职的东旭大哥无私地为我提供了房子和物资，让我安心地住了下来，成了这里第一个远程入职、远程自我培训的国际职员。
14天的隔离，漫长而又煎熬，我每天醒来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查看丁香医生公众号上的疫情地图，心里默默地念着，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每当看到那些熟悉的战友奋战在疫情一线，深夜结束勤务回到家中在朋友圈报一句平安，我都想道一句问候，可编辑好的文字总是写好又删掉，不忍占用一点他们的休息时间。
14天过后，穿着防护服的联合国医务人员对我进行了体温检测，体温计脆亮的“滴滴”声表明了我隔离期顺利结束，也宣告我终于正式入职，成为了联合国和平行动部警察司常备警力的一名警务改革顾问。
中国警察的担当
代理主任热情地走上前拥抱了我，他对我的理解和配合表达了感谢。他重重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在东旭和你的身上，我看到了大国警察的守纪、责任和担当，这是对网上那些攻击言论最好的回击和讽刺。当他问我有什么愿望的时候，我回答说，我只想把我这14天欠下的工作都补回来。
我清楚地记得入职那天是警队的周例会，一位同事跟我说，他刚刚看了推特，那个叫李文亮的医生去世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突然整个房间鸦雀无声。大家的眼光转向我，似乎希望听到那个被外媒妖魔化了的警察怎么收场。
我有点诧异，整理了一下思路，回应他，李文亮是我心中的英雄，对于他的离世，我表示深切的哀悼、痛心和遗憾。中国政府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对此事开展全面调查。但是，在这举世瞩目、万众同心抗击疫情的当下，他不是唯一的英雄，更不是孤单的所谓吹哨的个例，他只是疫情下众多逆行英雄中平凡的一位。那些写下遗书、毅然决然走进疫区拯救生命的医务工作者，是英雄;那些在全国人民隔离期间坚守在一线、战斗在一线的军警同事，是英雄;那些募集善款，筹措资源，把一批又一批救灾物资送往疫区的普通人，是英雄;那些用十天建起火神山医院、十二天建起雷神山医院，让更多病人有地方收治的建筑工人，是英雄;那些遵规守纪、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等待疫情好转的老百姓，也是英雄。正是因为无数个舍生忘死、无怨无悔的无名英雄，我们今天才能坐在这里，不用承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抑，不惧疫情。疫情没有护照，没有国界，也不会对任何人种、宗教和政治表示出同情。这次疫情，中国为了世界人民的安宁，担起了道义，作出了重大牺牲。
听完我的话，这位同事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其他同事一个个站起身来跟我握手、拍肩、拥抱。我想他们拥抱的是我，更是我身后强大负责任的中国。主任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Winter will eventually pass, and spring is sure to come.”(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辛越与维和同事交流业务
我赴任后不久，疫情悄无声息地降临到了意大利这片浪漫洒脱的热土之上。然而，意大利民众对突如其来的封城显然准备不足，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意大利人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和抵制，戴口罩这种本来属于个人选择的事情突然成了万恶之本，戴着口罩走在街上的我们亲历了戴着有色眼镜行人的指手画脚，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对我远远地说着脏话，吐着唾沫，扔着石头，疫情和社情双重压力下的生活变得异常艰辛。
在当地的大街小巷，关于疫情暴发和社区传播的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大灾大难之下，世间百态尽显，人人各显神通。
几个“聪明”的同事动起了歪脑筋，利用法不责众的心理，私下搞起了串联，妄图充分利用联合国规定远程办公的政策漏洞，以留在驻地语言不通(驻地所在的布林迪西是意大利南部的小镇，由于和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北部地区距离较远，绝大多数当地人不会说英语，语言成了我们在这里工作、生活，尤其是就医的最大障碍)、医疗资源不足等理由，提出回到各自的国家远程办公。
在他们的鼓动下，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绝望消极的情绪，被他们说动的同事越来越多，士气和军心产生了极大的动摇。当他们找到我和东旭，本以为国内疫情已大幅好转且以顾家思家闻名的中国兄弟会满口答应，却在我们这里吃了闭门羹。
东旭和我义正言辞地给出了属于中国警察的答复：如果这是官方的通知，无论是移防其他国家和城市还是返国居家办公，我们都坚决执行和拥护。但是，如果是利用联合国规则漏洞的个人投机行为，对不起，我们中国警察恕不奉陪。
我们的态度得到了众多坚守阵地同事的高度赞赏，低落的士气随着中国警察的硬气又逐渐高涨了起来。留守的同事们辅车相依，特别是我们在口罩断货期间雪中送炭分享的防疫物资，让大家重新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
在利比里亚，辛越与当地儿童在一起
随着各国疫情的逐渐暴发，抗疫工作也从一家有难大家帮的局面变成了自顾不暇和手忙脚乱。虽然人在疫区，心里惦记的却是在任务区一线冲锋陷阵的兄弟姐妹。因为本人在西非全程经历了埃博拉，知道在非洲那种医疗物资急缺、卫生防疫意识落后的地区，社区里发生传播将会带来怎样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警察司谋划草拟指导维和警察和驻在国警察疫情期间工作指南。可对于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警务模式，大家都有点儿找不到方向。我却似乎看到了机会。这时，正值中国抗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成为疫情期间最热门的话题。这是宣传推广中国经验的好机会。
然而冷静下来仔细分析，在意识形态、发展模式都面临愈加激烈对抗和竞争的大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的不仅仅是地道的翻译、娴熟的语言能力，还要充分利用既定的联合国生存法则，遵章守纪地做到润物无声。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主动跟来自西班牙的代理主任沟通，建议从西班牙和中国这些疫情高发地区找些先进经验和做法，作为指导方针的实践基础。在得到了他的支持后，我找到了来自武汉的维和警察，请他们给我提供公开的武汉警察的抗疫工作指南，并从武汉警察的公众号和微博上寻找素材和感人故事，经过加工和提炼，整理出了先进经验，补充到指南的条款细节之中。
在撰写疫情介绍部分时，负责主笔的同事曾经写道，新冠肺炎病毒起源于中国武汉。我义正辞严地向他提出了抗议，表示疫情起源问题尚无官方结论，疫情只是首先暴发于武汉，究竟起源于何处，需要权威组织和专业人士来做定论。在我的坚持下，同事最终收回了相关表述。
通过这个过程，我对怎么讲好中国故事也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讲好中国故事，如果只是照搬照抄和生硬翻译国内的做法，则是鸡同鸭讲，反而会被误认为意识形态输出和妄图洗脑，授人以柄。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体系和法律规则约束下，对应的抗“疫”方法必定各有不同，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要的是秉持共生共存前提下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同理心”忖度对方的关切和希望，运用中国的方法和思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同样，讲好中国故事也不是成功了之后就大肆宣扬中国方案和中国声音，而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把我们实际工作中的亮点、关键和共识，以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在多边多元的环境下，减少文化冲突的最好办法就是坚持底线地适度妥协和以退为进的稳定平衡。我想，这种稳定和平衡，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大家庭”的终极使命和要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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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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