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走进天津刑科所——让证据“说话”
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告诉我们，只要进出犯罪现场，就会发生犯罪人与案发现场之间的物质交换，甚至空气、光、声音、气味……都有可能藏着至关重要的线索。而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就是让证据说话，还原犯罪过程，指向犯罪嫌疑人。
在天津的西郊有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科技城”，叫它“城”，是因为这里分布着许多高低不同的小楼。至于科技感，就隐藏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楼里。
从外面看，这里的建筑跟“科技城”实在是有点搭不上边，外墙斑驳，窗户老旧，一圈不高的围墙挡不住从旁边海鲜市场飘来的阵阵鱼腥味。而就在这里，却有着天津乃至全国顶尖的刑事科学技术以及技术背后的“元老级”专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警察接收了旧警察系统部分刑事技术工作，当时只有初级的手印管理、法医检验和文件检验。1991年6月10日，天津市公安局五处技术科改建为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内设五个单位：综合办公室、法医室、痕检室、理化室以及照录像室。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天津刑事科学技术工作逐步发展为涵盖照录像、痕迹、指纹、文检、电子物证、法医物证、生物物证检验、法医活体检验、理化、毒化、搜排爆、警犬侦训等多学科、多门类、多手段，适应新形势的应用科学技术体系。
现场勘查箱——从“老三样”到百宝箱
刑事案件现场勘查，是非常专业的技术活，也是又苦又累的体力活。老一辈的刑侦专家常说：“现场勘查要蹲下来、趴下去”，讲的就是勘查员在现场的工作状态。
有一年，天津某单位发生一起盗窃案，却没丢什么值钱的东西。张波到现场勘查后发现，单位二楼走廊尽头两侧的办公室门均有被撬的痕迹，一边被撬开了，另一边却没撬开，而疑点就存在于被撬开的一边。当将门合掩时，恰好看不到撬痕，而门打开后，地面上却散落着稀碎的木屑，这说明什么？经过其他证据的佐证，验证了张波的猜想，门是用钥匙和平打开的，撬痕则是用来伪装盗窃现场。很快，案件的侦破就有了方向。
我们与真相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其实就在这细微之处的观察和逻辑严谨的分析中，越来越近。
痕迹检验室张波介绍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出门办案主要靠“双腿和双轮”，双轮指的就是自行车，仅有的几辆吉普车和摩托车，只有在大案要案的时候才会使用。那时候，他们去现场勘查，背的勘查箱里放的是老三样：放大镜、化学试剂和一个手电筒。
痕迹检验室张波保存的老勘查箱，内含物品不全。
当年，张波勘查箱里的手电筒已经算是比较豪华的装备了，但普通手电筒的灯光并不能满足现场勘查的需要，“很多痕迹在普通光线照射下是没法显现出来的。”
新老勘查箱对比
现在，装进勘查箱里的“宝贝”琳琅满目，现场照明用的设备也多，这样“标配”下来，一个勘查箱大约重20斤左右。
新勘查箱内部的“豪华配置”
照相录像检验室——不是按快门那么简单
现场的刑事照录相技术员有点像摄影师，他们的重要装备就是相机。但与摄影师不同的是，他们要拍摄的是“看不见的东西”。
那一年，南开区某泵站发生抢劫案，现场发现了印在铁罐上的指纹，但提取起来比较困难。于是，通过利用特殊光线照相消除了背景影响，得到清晰的指纹照片，经翻查比对，顺利将案犯查获。
从警36年的张景涛，不仅在现场拍照取证时有着丰富的照录像经验，在对影像资料的同一性鉴定方面也十分地专业。是伪造？还是有意截取某片段？这些伎俩都瞒不过这位老刑警。
现在，手里的家伙早已由原来的胶片摄影改为了数码照相，可对于张景涛来说，照录像绝不是按按快门那么简单。“现勘影像记录是还原现场的模拟再现，每个照片、每段录像都要环环相扣，这样提供的证据才毋庸置疑。”
解剖室——却不仅仅在解剖室
现场，痕检技术员的好搭档是：刑事照录相、法医。
以前，法医出现场，身上都背着一个20多斤重的大箱子，里面装着大大小小的器械，柳叶刀就是被大众所熟知的工具之一。
当时，很多地方没有专门的解剖室。命案一发，法医就在现场开始解剖，痕检技术员就给搭档“打下手”，帮着递器械。
2000年3月8日，法医室拥有了独立的解剖楼，内设解剖室三间、病理实验室三间、病理诊断室、勘查设备准备室等，尸库存尸量可达90具，办公环境、工作条件明显改善。
而在曾经解剖过几千具尸体的老法医杨振来眼中，解剖室仅仅是法医的一个工作台。
37年前，杨振来从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来到天津市公安局从事法医工作。多年的知识积淀和丰富的实战经验，让他逐渐意识到，作为一名法医，最高境界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刻画，为案件的侦破指明方向。
杨振来回忆道，那是一年深秋，一位老太太惨死在家中。对尸体做完勘验后，杨振来没有离开，他环顾四周，在房间内一盏壁灯的拉绳处，发现了几粒小米粒大小的血迹。为什么此处会有这样形状的血迹呢？杨振来分析，这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将老太太杀害后，想开灯翻找财物，结果无意间将袖子上的血沾到了墙上。
这血，是老太太的血。
案发过程，在杨振来的脑海中一步步还原，渐渐清晰，直逼真相。当凶器狠狠扎向这位老人时，她的血喷溅而出，顺着嫌疑人用力的反方向，溅到了嫌疑人的袖子上。因为嫌疑人穿的上衣不吸水，所以血沾到墙上时，呈现的是小米粒状，而不是成片的血迹，那天嫌疑人穿的应该是皮衣。再通过侦查实验以及犯罪现场的其他细节得出，这名嫌疑人身高一米七左右，和平进入现场，熟人作案。
很快，犯罪嫌疑人身份得到了确定。是老人的一个亲戚，游手好闲的青年人为了一点钱财的临时起意。
亲情，对于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来说，是如此地不屑一顾、不堪一击，而你侬我侬的爱情，在魔鬼的爪牙下也终将会和着血，被吞噬殆尽。
有一天，一个全身湿透的男子跑到派出所报警称，他和女友不小心双双落水，他拼尽了全力去救，也没能把女友救上来。情况危急，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却发现该女子已没了呼吸。当大家都以为这是一场意外时，杨振来只看了一眼尸体就断定“这是谋杀！”现场民警惊诧不已，连忙问是怎么看出来的。杨振来说道：“你看她鞋底，那么干净，连淤泥都没有。如果是不小心溺水，一定会有挣扎，在这么脏的河沟里，鞋底怎么会这么干净呢？”经进一步尸检，果然在该女子的颈部发现一圈浅浅的掐痕。
案件破了，因为感情纠葛，这个报警的男子将女友掐晕后，丢到了河中，又自作聪明伪造出溺水身亡的假象。法医这个工作，就像一本本推理小说的复刻——在千头万绪中，找准关键点，直击犯罪嫌疑人设下迷局的要害。
指纹——“人体身份证”
1988年至2002年，犯罪嫌疑人高某在甘肃省白银市及内蒙古包头市连续强奸残杀女性11人，作案跨度14年，侦破跨度28年。这一震惊全国的”白银系列杀人案“被称为“世纪悬案”。
幸运的是现场勘查做的比较细，11起案子中，绝大多数都提取到了关键物证，比如指纹和生物检材。而嫌疑人的生物检材在当时DNA数据库内无一比中，现有条件下，做指纹比对就成了不二之选。
28年来，为侦破这起“世纪悬案”，采集的指纹达23万枚，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指纹，有能力做比对的专家在全国却没有多少。从事指纹检验工作的张晓戈，当年就是这些为数不多专家中的一员。
据他回忆，当时他们将指纹做成一张张一只手大小的卡片，再把卡片整合起来做成册子，保存在“指纹库”中。指纹的差别就在纤毫之间，靠人眼，拿着放大镜一点点的看。他要比对指纹，就要跑到“指纹库”，一边看小卡片，一边和边上的那些册子比对。而那些册子，就是如今“指纹库”的“鼻祖”。
1996年，天津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开始建库，而后不断优化升级，现库内指纹数已达一百五十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现在，指纹识别系统的算法越来越精细，识别精度也在不断提高，通过指纹比对，先后破获了多起大案要案。
而在从事这项工作已经35年的张晓戈眼中，这项工作带给他的成就感不是参加了什么大案要案，也不是获得了什么荣誉，而是办案兄弟们只要知道是他看过的指纹，大家都放心。这也许就是一位技术警察对自己的要求，大家的信任是对个人能力的最高肯定。
DNA——仪器下的理性分析
随着科技的进步，DNA鉴定技术灵敏度不断提高，极其微量的生物物证中也能检出有效的DNA分型，通过DNA数据库比对可以在茫茫人海中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找到失散多年的亲属，为侦查破案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支撑。
2015年年初，北辰区发生一起杀人案，董某在家中被杀害，现金1000元和死者手机也同时丢失。现场种种迹象均指向死者丈夫，而死者丈夫也说是自己作的案。案件似乎已经定了性，可就在这时，DNA检验人员在死者的指甲拭子、上衣纽扣等微量物证上检出一男性DNA，录入全国DNA数据库应用系统后，立即比中犯罪嫌疑人姚某，同时排除了死者丈夫的嫌疑。
为了偷点东西，犯罪嫌疑人姚某翻墙进入被害人家中，被发现后害怕事情暴露，便索性将被害人掐死，而死者丈夫又因痛失妻子，不想独活于世，以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结束生命。正义与真相，在DNA检验技术下得以彰显，而人最脆弱的情感却无法用技术来宽慰。恶有千万种形态，杀人的，总是对生命极端冷漠，对他人，也对自己。
在做DNA检验时，技术人员不能被案情左右。于是，在精密的检测设备下，这些主观情感上的感叹被很好地包裹埋藏，取而代之的是客观数据和不讲人情的真相。
天津早期DNA检验
DNA检验技术自1989年开展以来，逐渐被认识和应用，1991年天津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室DNA组受理的案件只有3起，主要是亲子鉴定类案件。
生物物证检验室朱巍介绍说：“当时还没有建库，做DNA比对需要的样本量很大，而且需要将两个样本做同期检验，完全靠人工。”
天津是国内最早开展DNA数据库建设的DNA实验室之一，比中率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在案件的侦破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06
文检——最是体现人情冷暖
谈到经济发展给刑事科学技术带来的变革时，文件检验室的赵元翔非常自豪地说：“文件检验技术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是最为密切相关的。”20年前，从中国刑警学院文检专业毕业的他，干过很多警种，最后回到专业上来时，对文检检验工作已有了更为“接地气”的理解。
他回忆道，以前做文检工作，因为检材大多是手写的，工具只有一支笔、一杆尺和一个放大镜。而随着经济发展，喷墨打印机、复印机、消退笔、电子签名章等新兴产品出现，倒逼着检验技术的革新，检验设备也随之升级迭代。
在多年的文检工作中，赵元翔感触最深的是“文件检验最是能体现人情冷暖。”事情，还要从那一年一家人的遗嘱纠纷说起。兄弟姊妹几人，每人手中都有一份遗嘱，都说是老头亲笔写的，闹得不可开交。而他们的父亲却并没有过世，也不承认自己写过这些遗嘱。办案民警一筹莫展，没办法，只能将这些遗嘱送到赵元翔这里。仔细比对后，赵元翔认定系同一人笔迹，也就是说，这几份遗嘱，皆由这位父亲亲笔书写。后经过沟通，赵警官心里也就明白了几分，如果不是万般无奈，这位老父亲怎么会给每家都写一份遗嘱呢？
人情的冷暖、人性的另一面就在这一份份无声的检材中慢慢浮现，似浓雾般罩在这些技术警察的心口上，压的人透不过气。
07
电子证据与视频侦查——科技兴警战略下的公安工作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
2009年1月，电子证据检验室正式开展电子证据检验鉴定工作。范玮介绍说：“刚建起来的那一年，一共才受理16起刑事案件，到现在一天就10多起。”
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猖獗，电子证据检验室的工作地点也从办公室延伸到了国外，2016年，检验室的青年民警庄辰前往老挝，展开了为期十多天的跨境侦查工作。
随着新时代科技兴警的全速前进，天津公安也在不断地进行着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应用实践。视频资料检验室吕游深有体会，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通过最新的查询技术，吕游已经率队连破几百起积案了。
每个法医的灵魂里，都住着一个刑警。而在吕游这个老刑警的知识储备里，法医学知识却也占着很大比重。2017年初秋，西青区某条街的便道上，一男子被抛尸在此，身上没有任何身份信息，如何快速确定尸源，成了摆在现场所有人面前的难题。吕游运用法医学知识、数字图像处理技术以及公安部最新人工智能平台加大数据查询手段，在尸僵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对该男尸的头像照片进行了图像处理，20分钟后当即确定了遇害人的身份。这也是天津第一起对尸体成功进行人脸识别的案例。
可见，偌大的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里面分门别类设置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业务科室，而对于一名优秀的技术警察而言，这些知识都是相通的。
70年弹指一挥间，在与刑事犯罪的较量中，天津刑事科学技术的革新脚步从未停止过。随着刑事技术、大数据等科技手段越来越先进，正义和真相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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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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