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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二十六)

来源:群众出版社 作者:王仲刚

第二十六章    劫狱

一审庭审后,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邹景华等各级领导都先后作出指示或批示:一定要加强看守,注意犯人动向,确保两所(看守所、收审所)安全。

李进永副局长带着我和有关部门领导连续到看守所、收容所检查安全,提出具体要求。

当时,每天来两所的案犯家属和亲朋很多,他们接到法院通知后即从东北赶到郑州,三三两两聚会,商量对策。有的直接闯入看守所、收审所,有的钻律师会见被告的空子,随律师一起会见,通风报信。针对这一严重问题,公安局专门召开了由分局主管局长、预审科科长、收容所所长、看守所所长参加的四长会议,提出了具体要求。主要是:

1要求两所从即日起增加警力,提高巡查密度;

2修订预案,防暴狱、闹狱、劫狱;

3不准案犯家属会见、送物,也不准律师带被告家属会见;

4对开庭审判人犯回所后,要认真检查,防止将物品带进所内;

5严密开饭、提审、新老犯人出入所等环节,防止串供;

6严格遵守重刑犯和内定死刑犯看押规定,确保不自杀、不行凶、不逃跑、不自残、不吞食异物;

7不准任何铁路公安干部、民警私自会见犯人;

8不准任何人往号内传递与案件有关的信息。

郑州铁路公安分局局长刘连会亲自带领预审科科长熊国华到两所检查安全。刘连会分局长说:“这次两所关押的内定死刑犯是建所以来最多、最集中的一次,一定要按照公安局领导要求,落实各项具体措施,确保万无一失。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追究哪里的责任,谁出了问题就拿谁是问!”

刘连会分局长还决定增设铁门一处,铁钩十五对。

郑州铁路公安分局收审所、看守所在会后全部进入非常戒备状态。

李秀江自从开庭审理后,回到监室一言不发,抱着脑袋闷闷地坐在地铺上。同监室的一个犯人问:“怎么样?”

“我是必死无疑了。”

“你们那些哥们儿呢?”

“没几个能活着。”

在另一个监室里,如同困兽的杨志刚坐卧不宁,来回走动,口中喃喃道:“怎么判得这么重,怎么会这么重……”

一个同监犯人说:“哎,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呀?”

杨志刚一把揪起这个犯人,当脸一拳。

犯人的脸上顿时一朵红花。

而在吴殿涛的号里,吴殿涛正大耍泼皮:“贾永发这小子有意栽赃陷害我,我手里还有两起案子,到上诉时保命用。他想让我死,他也活不了……”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没有睡过一宿整觉,经常吃住在办公室。

为了随时掌握情况,我把游子提出来。

游子一见我就说:“王科长,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汇报。”

我正忙着给他弄吃的,一边招呼他坐下一边说:“游子,这一段时间你辛苦了,先坐下吃点儿东西后再慢慢说。”

“王科长,我听同监室的苏有庆说,东北的好些个贼传说着要报复你,他们还都知道你家住在哪,你儿子在哪儿上学,你老婆在哪上班,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些人可是啥事儿都能做得出来的呀!”

我嘿嘿一笑:“听蝼蛄叫,农民就都别种地了,怕罪犯威胁,警察全该回家了。你还是说说号子里有什么动向吧。”

游子:“5月3日,也就是一审那一天,赵喜贵从法庭回来后,一进门就骂:‘没有证据就判我死刑。从我家里搜出十几万,那都是我赌博赢的,不过,我早就知道我要死……’他一直在那嘟嘟囔囔。”

我又问:“赵喜贵由9号监房转7号监房后,有什么情况?”

游子说:“他转到7号后,向6号房的吴景祥(外号二喇叭)和9号大庆(苏有庆)喊过话。”

我问:“都说了些什么?”

游子说:“赵喜贵向9号喊话,9号苏有庆答应后,赵喜贵问,9号怎么回事儿?苏有庆回答,9号爆炸了。赵喜贵又问他怎么回事儿?苏有庆回答说,你自个儿寻思吧。赵喜贵半天没有说话,后来他就一个劲儿地用拳头擂墙,情绪极其烦躁。”

我又问:“当赵喜贵听说苏有庆调离9号后,他的情绪怎么样?”

游子说:“今天晚饭后,赵喜贵向9号喊话,二平(于艳春)、大庆调走了,怎么回事啊?于艳春回答说,老陈抓回来了。赵喜贵说,他们说的都没那回事。啥事嘛!不就是吃点儿喝点儿嘛!赵喜贵自从换成9号以后我也跟过去了,他好像对我有点儿怀疑了,不再和我聊天,但表面上和我更亲了。上个星期天,赵喜贵看到加了巡逻哨,他对我说,我就不信你们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眨眼,只要你眨眼,我就会像鹰一样地脱逃。我当时还在心里想,手铐、脚镣戴着,你咋逃?”

他们对话中提到的老陈叫陈严,是个犯受贿罪的国家干部,原来与赵喜贵同关在一个监室,他俩在号里关系很铁,前不久陈严办了取保候审,赵喜贵就让他帮着往外带发信件。两个人还订了攻守同盟,无论谁出事,都不能互相出卖。

这件事被我知道后,我把陈严又收监了,但是游子不知道。

游子喝了一口水,他没有动桌子上的牛肉和烧鸡,尽管我一直劝他吃,他还是没动,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

游子说:“王科长,说实话我有点儿害怕,跟赵喜贵这样的亡命徒打交道,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遭不测。”

我安慰他:“游子,你放心,我会保证你的安全的。”

游子的眼圈有点儿发红,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不说了,王科长,还是那句老话,我游子能有今天,还不是你王科长给的,我……”游子有点儿说不下去了。

我拍了拍游子的肩头:“别让他看出破绽,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他能把你怎么样!”

游子想了想又说:“还有,刚才赵喜贵在号子里晃着手铐说:明天我得和所长好好谈谈,我现在没吃的、没喝的、没抽的,还算什么‘东北虎’,还算什么‘虎头’,叫我‘虎尾’算了。混成这样儿,还不如死了算了……赵喜贵就是这样反复无常。”

送走游子,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赵喜贵是一个完全失去了自由的准死刑犯,但他却能够在笼子里指挥着人给他买烟、买酒还有好吃的,还有人给他传递情报,能够把我专案组的情况弄得那么清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哪儿?难道是我们的看守民警?

想到这里,我打了个冷战。

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

我立即提审了陈严。

陈严一见到我就很紧张。他一再表示,他帮赵喜贵带发信,完全是为了哥们儿义气,绝没有得过赵喜贵一分钱的好处。

“陈严,你以前大小也是国家干部,你难道不知道帮助一个死囚通风报信是违法犯罪吗?”我的语气很严厉。

“我知道了,王科长。”陈严话说得很小心。

我说:“你说说,你帮助赵喜贵都送了什么信?给谁的?信的内容是什么?”

陈严:“我只知道赵喜贵给他妻子那封信的大概内容,是让他妻子通知他的贴身保镖一个叫‘塌鼻’的,还有其他四个保镖和另外十几个好友,要他们带上钱、刀、枪来郑州,分散住在看守所附近的旅馆里,在他执行死刑前,想办法把他解救出去。”

我追问:“他还给谁写过信?”

“没……没有了。”陈严说着把头埋在胸前更低了。

我冷冷地,挑着尾音问:“是吗?”

过了好一会儿,陈严突然说:“赵喜贵还给他弟弟和朋友写过信。都……都是我……”

我问:“什么内容?”

陈严:“也是让他们来郑州救他,还跟他们要钱要衣服。”

陈严提供的赵喜贵要组织劫狱的消息看来不是空穴来风,必须高度重视。

我立即向李进永副局长汇报,向铁道部公安局李升龙处长汇报。

两级领导很重视这一情况,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一是进一步加强对两所的警戒和防范;二是要求我迅速摸清从东北来了多少人,都住在什么地方;三是抽调五十多名民警,对已知的来到郑州的案犯家属,不管住在哪里,分别进行控制监视。

我的任务是监视控制赵喜贵的父亲。

那天晚上,雨下得可真大呀!

我坐在那辆破吉普车里已经几个小时了,雨水冲洗着玻璃窗,雨雾笼罩下的夜晚灰蒙蒙一片,几米外都看不清东西。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兴隆旅社里却灯火通明,还隐隐约约有音乐声传来。

我顺着外墙观察105房间,窗帘虽然拉着,但屋里晃动的人影被灯光映在玻璃窗上。那是赵喜贵的父亲,一个有点儿驼背的老头。他正在屋里来回踱步,好像很焦急的样子。

我想起,赵喜贵的父亲自从几天前到了郑州,几乎每个白天都能看见他在看守所的门外转悠,背个花布包裹。有一次,他正和一个穿警服的人低声地说话,远远瞥见我过来,两个人一下子就散开了。我快步上前,想看看那个穿警服的人是谁,但只看到那个民警的背影。我心里想,这里面肯定有猫儿腻。

这是我守候旅馆的第四个夜晚,我在这里等候,冥冥之中,我觉得肯定有鱼上钩。

果然,一个穿着雨衣的人幽灵般一闪进了兴隆旅社。

直觉告诉我,这个人穿的是警用雨衣,因为警帽是大檐帽,雨衣的帽子比民用雨衣大得多。

我拉开车门,飞也似的跟了进去。

那人已进了105房间,我一脚踢开门,其他几个战友也冲进来。

我和穿雨衣的人同时都愣在那里,来人果然是民警,而且是看守所的民警,我们很熟。

什么都不用说了,来人被我们带上了吉普车。

这个看守民警叫李军(请允许我至今还只能用他的化名,包括他的背景),他是到旅社给赵喜贵的父亲送信的。

平时,赵喜贵吃的、抽的、用的都是李军提供的,当然赵喜贵也没少给他钱。他还帮赵喜贵用化名往东北发了三封电报,都是叫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带着钱来郑州,等待时机救他出去。

记得赵喜贵说过,世界上没有比钱更神奇的东西了,自古就有“有钱能使鬼推磨”之说。有了钱,人人都能为我所用,包括警察。

我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据李军讲,看守所里还有个叫王文的也帮着赵喜贵带信、带东西。

我出了一身冷汗。

“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我深信这个道理。

我把这个情况把立即向李进永副局长汇报,我们的共同看法是,东北来了很多人,他们很可能会有动作,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防范,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于是,公安局专门成立了“5·10”案犯安全领导小组,又调集力量组成四个行动小组,分别负责突发事件、内查、外查、内部安全。

怪不得,赵喜贵等人的情报这么灵。关在笼子里的老虎,竟然耳聪目明。

想想真后怕!我找到李进永副局长,我说:“李局长,这活儿不能干了。”

李进永副局长轻松地笑了笑:“怎么了?”

实际上,他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的心情很沉重,我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弟兄们可以说拿着命上,人家在后方收钱,从背后打你一枪你都不知道子弹从哪里飞来的。”

李进永语重心长地说:“这就是斗争,这就是较量。腐蚀与反腐蚀,永远都会存在,这不奇怪。只要我们影子正,我们就不怕。这个问题我已经向党组提出建议。仲刚你放心,小河沟里翻不起大浪。想法是想法,当前的重中之重是保证两所安全,一点儿都不能懈怠。”

我说:“工作你放心。”

公安局和公安分局两级党委很重视内部的这些问题,顺着内部这条线索追查,一个只有几十名民警的看守所,就有八个民警为在押犯赵喜贵通风报信,有些完全构成共同犯罪。

后来,这些民警全部调离公安队伍,转到铁路生产单位当工人。如果放在现在,这些人肯定进监狱。

就在这个时候,游子托人又带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着:

 

 

王科长:

从看守所对赵喜贵采取严密监视的各种措施后,赵喜贵情绪变化异常,抵触情绪很大。和这样一个已经判了死刑的东北“南下支队”队长、黑社会头子在一个监室里,虽然危险性很大,但是请王科长放心,我一定按您的要求努力做好监控,绝不能让这个穷凶极恶的亡命徒的任何阴谋得逞。

如果我遭到不幸,请王科长转告我的家人,这是我在看守所这个特定环境里,为人民作的最后一点儿贡献!

另外,王科长,赵喜贵确实通知了东北的朋友来郑州,准备劫狱。你和你的家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毕海波、于艳春、赵旭蜂、李松林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之规定,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抢劫犯丁东升、李秀江、刘艮波、吴殿涛、贾永发,盗窃犯赵喜贵、杨志刚、薛守志、吴景祥、王锁柱、孙平共十一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消息传出,整个看守所里,呈现出一派肃杀景象。

这个消息很快在犯人中传开,不管判了死刑的、死缓的,还是有期徒刑的、没判的、没有被逮捕的,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强烈。

因为,过去流窜犯只要被抓进来,他们就在里面拖时间,拒不认罪,最后,大部分都是不了了之,到时间走人。所以,流窜犯越来越多,流窜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发展到1989年3月20日更是不可一世,连保卫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的铁路警察的安全也失去了保障。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判得这么重,一下子十一个死刑,立即执行,还有四个死缓,还有那么多有期徒刑。

太厉害了!

谁都没有想到。

被判死刑的,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死期临头,再过几天真的像人家说的后脑勺挨枪子儿了。什么都可以再生,唯有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种事情发生在谁的身上,谁才会有这种体会。没有判死刑时,有的人说,不就是碗大个疤吗,有什么好害怕的!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而现在来的是真的,凡是死刑犯都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号子里,手铐脚镣,而且死死地固定在木地板上,动都动不得。

被判死缓的,他们长长舒了一口气,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没命了,这两年千万别出差错,表现好了,可以改判无期、有期、十五年……

被判无期、有期徒刑十五年和其他长刑的,他们在琢磨怎么样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整个看守所,也包括收审所就像开锅了一样。

郑州铁路公安机关的看守所和收审所,从来没有关过这么多死刑犯和重刑犯,如何保证安全面临着重大考验。

我作为这个专案的主要指挥员容不得出半点儿差错,一旦在安全上出了问题,我肯定也是要负责任的。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每天晚上我半夜起来,带人到看守所附近两千米以内巡查,只要发现有东北籍的人员就要重点盘查,还和专门力量联手轮流进行巡查。

我还是不放心。

我起草了一份《关于请齐铁公安分局配合迅速查摸“5·10”案件有关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主要是请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分局帮助我们逐个排摸十一个死刑犯家属的情况和动态,对赵喜贵的亲朋好友全面进行排查,摸清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当地还是南下了。请他们全面搜集各种情报线索,以确保安全,防止劫狱。

报告经邹景华副局长和李升龙处长签字后传到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分局。

白天,电话一个接一个地响,我没有办法离开,就吃住在办公室里。晚上,要监视我负责的赵喜贵家属的行踪,还要到看守所附近巡查。那一段时间的确很紧张,思想压力特别大,不亚于“5·10”专案组成立初期。

说实话,我除了担心两所的安全,还担心家里的安全、家人的安全,也包括我自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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