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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二十五)

来源:群众出版社 作者:王仲刚

第二十五章   批捕

“5·10”专案进行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感到应该对社会、对新闻单位宣布了。

八个多月来,上海“5·10”专案组,他们每抓一个人,每破一起案件,都会对外宣传,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包括香港地区的媒体,总是时不时地能看到他们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成绩。因为这一点,领导多次找我,感到我们工作不力,成绩不突出。铁道部公安局和公安部五局也多次找我,督促工作进展。铁道部公安局的领导说,“3·20”绑架乘警案影响太大了,集中打击东北流窜犯的问题是中央领导下的决心,是两部领导的决心,专案都进行大半年了,我们必须向社会、向媒体有个交代。

于是,我利用一个礼拜的时间,集中专案成立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回顾,草拟了一个前八个月的阶段性总结,足足二十多页。

我送给了李进永副局长。

李进永看了以后很激动。他说:“行啊!仲刚,我们的战绩很突出,我们的做法也很有特点。我们不仅破获了震动全国的‘3·20’绑架乘警、抢劫枪支的案件,我们还抓获了一大批像赵喜贵、钱振民、吴殿涛这样的江洋大盗、亡命车匪。”

李进永又说:“仲刚,你辛苦了。”

我接着说:“是领导辛苦了,是局长们领导得好。”

李进永笑了:“仲刚,你不用拍我的马屁,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咱们俩不仅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咱们俩应该是知己、是兄弟、是哥们儿。所以这些话你不用对我说,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笑了:“谢谢!说正经的吧,我建议咱们召开个新闻发布会,以郑州铁路公安局的名义,把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人民铁道报社,以及其他从中央到河南地方的媒体全都请来。”

李进永点点头:“我看可以。这样,你现在就开始筹备,我向领导汇报一下。”

1990年1月2日上午,郑州铁路公安局一楼会议室。

主席台上方的大红横标是“郑州铁路公安局‘5·10’专案新闻发布会”,黄色的字体格外夺目。

会议室不太大,说是主席台,实际上指的是领导们坐的那一边,横幅就挂在领导身后,屋里挤满了各家新闻单位的记者。

出席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有: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社、工人日报社、农民日报社、人民公安报社、河南日报社、河南电视台、工人月报社、河南省新闻中心、河南法制报社、郑州晚报社、郑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人民铁道报社、中原铁道报社等十八家新闻单位的二十多名记者和负责人。顺便说一句,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没有新媒体。

九时整,郑州铁路公安局副局长、“5·10”专案组两任组长李学安、李进永,副局长李清源,政治部副主任杨志诚,鱼贯进入会场,在长条会议桌前就座。

虽然我是“5·10”专案的前线指挥,但是我只是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副科长,官职太卑微,因此,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来。

李进永副局长代表“5·10”专案组发表新闻讲话:

各位记者同志:

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通报最近破获的曾经轰动全国的去年3月20日绑架乘警、抢劫枪支特大暴力性案件,围剿东北籍流窜犯的情况。

1988年以来,一批号称“南下铁道袭击队”“南下支队”的东北籍流窜犯,手持尖刀、匕首、枪支等凶器,结成帮伙,在京广、陇海、浙赣、石太等铁路干线的列车上,大肆盗窃、洗劫旅客钱财,杀伤旅客,甚至公然绑架、杀伤正在执行公务制止其犯罪活动的列车乘警,抢劫公安人员枪支,犯罪气焰极其嚣张。为此,《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和记者综述,要求严厉打击破坏铁路的犯罪分子。人民群众强烈呼吁整顿铁路治安,打击盗窃抢劫的作案分子,让旅客坐火车有个安全感。公安部和铁道部于去年5月在郑州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打击对策,决定抽调七个铁路公安局,具有丰富侦查经验的人员,组成郑州“5·10”专案组,专司打击。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现已抓获东北流窜惯犯四十九名,破获案件七十五起,其中重大、特大案件四十一起,缴获赃款二十三万五千元,用赃款购买的金项链、金手链六条,金耳环两对,金戒指十四枚,电视机五台,手表七块,密码箱三个,住宅一套,汽车两辆,作案凶器卡簧刀、电工刀八把,高压气枪一支,子弹七十三发,冒充警察作案的警服一套。江洋大盗赵喜贵,从九岁开始盗窃,在全国范围内流窜作案,除了飞机不偷,只要有人的地方都偷。从他家里一次就缴获赃款十四万多元,他用盗窃来的赃款购买带有盥洗室的住宅一套、小轿车两辆。飞车大盗钱振民,一次在株洲被抓获后,从七楼跳楼逃跑。在侦破此案的过程中,“5·10”专案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奋力攻坚,与罪犯斗智斗勇,舍生忘死,连续作战,表现出人民公安战士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狠狠打击了东北流窜犯在旅客列车上为非作歹、为所欲为的嚣张气焰,为稳定京广、陇海、京沪、浙赣、石太等铁路干线的治安,为保证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即将开始的今年的春运安全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我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追捕逃犯,会同检法部门抓紧审理,力争尽快从严惩处,为人民除害。

谢谢各位。

闪光灯频频闪动,照相机快门“咔嚓”“咔嚓”响个不停。

与会的记者被强烈地震撼了。

李进永讲完之后,记者们开始提问,他们从不同角度挖掘,提出问题,了解细节。

“赵喜贵是哪里人?他都做过哪些大案?”

“钱振民怎么能从七楼跳下来,而且又逃跑了?”

“这些东北流窜犯都关押在哪里?”

“当前,铁路上的流窜犯那么突出,旅客都不敢坐火车,铁路公安机关是怎么打击和防范的?”

“铁路流窜犯那么突出,与铁路内部有没有勾结?”

“‘3·20’绑架乘警、抢劫枪支案件的细节可以透露吗?民警手里有枪,为什么不开枪?”

……

大家都知道,记者的问题是深入的、细致的、尖锐的,坐在前面的几位领导一会儿就招架不住了。因为很多细节和问题他们并不掌握。

“你们哪个同志了解案情?请他来回答我们的问题。”记者们说。

几个局领导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低声商量着:“叫王仲刚回答吧。”

李进永副局长回过头在人堆里找到了我。他对我说:“仲刚,你更了解情况,你回答记者们的问题吧。”

我认真回答记者们的每一个问题,向他们介绍几个主犯的不同特点,描述抓捕他们的精彩经过,以及斗智斗勇的细节。

记者们听得很入神,觉得很过瘾,问着问着,他们就把我包围了起来。话筒从不同角度伸向了我,有的摄像记者干脆站在凳子上录制我回答的细节。

我当时就感觉不妥,但这个时候已经收不住了。我一个小小的副科长,成了主角,代替了局领导,领导们坐在那里喝水。当时也就这么一点儿感觉不太好,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后果。

新闻发布会以后,各大媒体纷纷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题目,挖掘不同的新闻点进行报道。一条条电讯,一篇篇报道,把“5·10”专案新闻发布会发布的新闻迅速地传播开来。

2月11日,我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检察庭一位姓刘的处长的电话,问我案件进展情况,我向他作了简单的汇报。我和刘处长有过一面之交,是在徐州的会议上。

刘处长说:“真是难为你们了,案件进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真的不简单。”他还特别问我:“赵喜贵批捕了吗?”

我说:“唉!别提了,我们已经报捕多次了,检察院说证据不足,都给退回来了。”

刘处长问:“那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认为我们搜集的证据很扎实,已经形成了证据链,但就是因为赵喜贵拒不认罪,没有他的口供,检察机关就认为证据不足。像赵喜贵这样的罪犯都批捕不了,我不明白,我真不明白。”

刘处长说:“不要紧,这些问题好解决。”他压低了声音,很谨慎地说:“中央领导有批示,你别跟别人说啊!”

我一听很兴奋,急忙问:“谁的批示?怎么批的?”

他的声音更低了:“电话里不方便说,我和我们铁检厅的鞠副厅长,今天晚上就上火车去郑州,会向你们传达的。”

我连连说:“好,太好了……太好了。”

我一激动,又开始在屋里转圈了。

电话铃又响了,是铁路检察院批捕科的科长打来的。

这位科长说:“仲刚吗?我想了想,关于赵喜贵的问题,我看还是给批捕了吧。”

因为检察院这位科长原来也是铁路公安机关的,他是个老同志,我们是老战友,所以他一直亲切地喊我仲刚。

我一听很高兴,我急忙说:“太好了,谢谢!谢谢!我一会儿就把赵喜贵的案卷给您送到办公室。”

科长说:“不,不用了,我现在就过去拿吧。”

此刻,我觉得这位科长真好,赵喜贵终于批捕了。

来自中南海的重要批示,像和煦的春风使专案组的同志们倍感党和人民的亲切关怀与温暖;像进军的号令,使专案组的同志们更加振奋。

我组织专案组全体成员,全面传达和认真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大家听了以后很受鼓舞,虽然大家的年龄、性格、经历各有差异,但心情是一致的。自从专案组成立到今天,大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这么放松过。

我们当刑警的,实际上一年到头都是这个样子,到了案件现场,就开始皱着眉头思考,怎么破案?什么时候案子破了,什么时候才会感觉有一丝轻松、有一丝快感。但是,一年到头总有破不完的案子,有时候是同时要破很多案子,老的案子破了,新的案子又在那等着你,总也没有轻松的时候。

学习会的气氛很活跃,平日少言寡语的同志也都纷纷发言。发言中,有的谈了自己参加这次特别活动的感受,有的对工作中还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有的对其他同志的出色表现作了肯定。谈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对专案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这样高的评价,是对专案组的极大鞭策和鼓舞。我们只有一鼓作气,再接再厉,把“东北虎”一网打尽,夺取“5·10”专案的彻底胜利,才能不辜负中央和上级领导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听着战友们高一声低一声的热烈发言,我也感到浑身热乎乎的。作为一名指挥员,虽然也感受着成功的喜悦,但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专案的任务还很艰巨,把这些已经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送上法庭,从一定意义上说,并不比前几个月抓人轻松。

大家都说完了。我环视了一下战友们,我说,中央和部委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舞,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该以此为动力,更加努力工作,落实批示精神。正像大家说的,我们只有一鼓作气,再接再厉,把“东北虎”一网打尽,夺取“5·10”专案的彻底胜利,才能不辜负中央和上级领导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我接着说:“第六阶段从现在开始利用二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主要抓好两项大事:一是做好查证工作,按照两部两院《关于办理流窜犯罪案件中一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的精神,本着从重从严从快的原则,做好处理在押犯的工作。对他们再过一遍筛子,再报捕一批案犯,对已批捕的尽快起诉。争取使现已被捕起诉的、罪行特别严重的罪犯能上大刑,罪大恶极的,像中央领导说的,应依法处以极刑;二是再派两个追捕组北上和南下,一定要再抓获一批罪犯。”

于是,“5·10”专案组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1990年2月20日,赴东北追捕组由冯杰带队再赴碾子山,并计划回师白城,杀个回马枪。

同日,臧志恒带领第二追捕组南下,顺京广线南下,在信阳、岳阳、长沙、株洲、衡阳等各大中火车站和有关地点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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