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二十五）
第二十五章 批捕
“5·10”专案进行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感到应该对社会、对新闻单位宣布了。
八个多月来，上海“5·10”专案组，他们每抓一个人，每破一起案件，都会对外宣传，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包括香港地区的媒体，总是时不时地能看到他们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成绩。因为这一点，领导多次找我，感到我们工作不力，成绩不突出。铁道部公安局和公安部五局也多次找我，督促工作进展。铁道部公安局的领导说，“3·20”绑架乘警案影响太大了，集中打击东北流窜犯的问题是中央领导下的决心，是两部领导的决心，专案都进行大半年了，我们必须向社会、向媒体有个交代。
于是，我利用一个礼拜的时间，集中专案成立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回顾，草拟了一个前八个月的阶段性总结，足足二十多页。
我送给了李进永副局长。
李进永看了以后很激动。他说：“行啊！仲刚，我们的战绩很突出，我们的做法也很有特点。我们不仅破获了震动全国的‘3·20’绑架乘警、抢劫枪支的案件，我们还抓获了一大批像赵喜贵、钱振民、吴殿涛这样的江洋大盗、亡命车匪。”
李进永又说：“仲刚，你辛苦了。”
我接着说：“是领导辛苦了，是局长们领导得好。”
李进永笑了：“仲刚，你不用拍我的马屁，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咱们俩不仅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咱们俩应该是知己、是兄弟、是哥们儿。所以这些话你不用对我说，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笑了：“谢谢！说正经的吧，我建议咱们召开个新闻发布会，以郑州铁路公安局的名义，把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人民铁道报社，以及其他从中央到河南地方的媒体全都请来。”
李进永点点头：“我看可以。这样，你现在就开始筹备，我向领导汇报一下。”
1990年1月2日上午，郑州铁路公安局一楼会议室。
主席台上方的大红横标是“郑州铁路公安局‘5·10’专案新闻发布会”，黄色的字体格外夺目。
会议室不太大，说是主席台，实际上指的是领导们坐的那一边，横幅就挂在领导身后，屋里挤满了各家新闻单位的记者。
出席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有：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社、工人日报社、农民日报社、人民公安报社、河南日报社、河南电视台、工人月报社、河南省新闻中心、河南法制报社、郑州晚报社、郑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人民铁道报社、中原铁道报社等十八家新闻单位的二十多名记者和负责人。顺便说一句，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没有新媒体。
九时整，郑州铁路公安局副局长、“5·10”专案组两任组长李学安、李进永，副局长李清源，政治部副主任杨志诚，鱼贯进入会场，在长条会议桌前就座。
虽然我是“5·10”专案的前线指挥，但是我只是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副科长，官职太卑微，因此，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来。
李进永副局长代表“5·10”专案组发表新闻讲话：
各位记者同志：
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通报最近破获的曾经轰动全国的去年3月20日绑架乘警、抢劫枪支特大暴力性案件，围剿东北籍流窜犯的情况。
1988年以来，一批号称“南下铁道袭击队”“南下支队”的东北籍流窜犯，手持尖刀、匕首、枪支等凶器，结成帮伙，在京广、陇海、浙赣、石太等铁路干线的列车上，大肆盗窃、洗劫旅客钱财，杀伤旅客，甚至公然绑架、杀伤正在执行公务制止其犯罪活动的列车乘警，抢劫公安人员枪支，犯罪气焰极其嚣张。为此，《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和记者综述，要求严厉打击破坏铁路的犯罪分子。人民群众强烈呼吁整顿铁路治安，打击盗窃抢劫的作案分子，让旅客坐火车有个安全感。公安部和铁道部于去年5月在郑州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打击对策，决定抽调七个铁路公安局，具有丰富侦查经验的人员，组成郑州“5·10”专案组，专司打击。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现已抓获东北流窜惯犯四十九名，破获案件七十五起，其中重大、特大案件四十一起，缴获赃款二十三万五千元，用赃款购买的金项链、金手链六条，金耳环两对，金戒指十四枚，电视机五台，手表七块，密码箱三个，住宅一套，汽车两辆，作案凶器卡簧刀、电工刀八把，高压气枪一支，子弹七十三发，冒充警察作案的警服一套。江洋大盗赵喜贵，从九岁开始盗窃，在全国范围内流窜作案，除了飞机不偷，只要有人的地方都偷。从他家里一次就缴获赃款十四万多元，他用盗窃来的赃款购买带有盥洗室的住宅一套、小轿车两辆。飞车大盗钱振民，一次在株洲被抓获后，从七楼跳楼逃跑。在侦破此案的过程中，“5·10”专案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奋力攻坚，与罪犯斗智斗勇，舍生忘死，连续作战，表现出人民公安战士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狠狠打击了东北流窜犯在旅客列车上为非作歹、为所欲为的嚣张气焰，为稳定京广、陇海、京沪、浙赣、石太等铁路干线的治安，为保证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即将开始的今年的春运安全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我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追捕逃犯，会同检法部门抓紧审理，力争尽快从严惩处，为人民除害。
谢谢各位。
闪光灯频频闪动，照相机快门“咔嚓”“咔嚓”响个不停。
与会的记者被强烈地震撼了。
李进永讲完之后，记者们开始提问，他们从不同角度挖掘，提出问题，了解细节。
“赵喜贵是哪里人？他都做过哪些大案？”
“钱振民怎么能从七楼跳下来，而且又逃跑了？”
“这些东北流窜犯都关押在哪里？”
“当前，铁路上的流窜犯那么突出，旅客都不敢坐火车，铁路公安机关是怎么打击和防范的？”
“铁路流窜犯那么突出，与铁路内部有没有勾结？”
“‘3·20’绑架乘警、抢劫枪支案件的细节可以透露吗？民警手里有枪，为什么不开枪？”
……
大家都知道，记者的问题是深入的、细致的、尖锐的，坐在前面的几位领导一会儿就招架不住了。因为很多细节和问题他们并不掌握。
“你们哪个同志了解案情？请他来回答我们的问题。”记者们说。
几个局领导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低声商量着：“叫王仲刚回答吧。”
李进永副局长回过头在人堆里找到了我。他对我说：“仲刚，你更了解情况，你回答记者们的问题吧。”
我认真回答记者们的每一个问题，向他们介绍几个主犯的不同特点，描述抓捕他们的精彩经过，以及斗智斗勇的细节。
记者们听得很入神，觉得很过瘾，问着问着，他们就把我包围了起来。话筒从不同角度伸向了我，有的摄像记者干脆站在凳子上录制我回答的细节。
我当时就感觉不妥，但这个时候已经收不住了。我一个小小的副科长，成了主角，代替了局领导，领导们坐在那里喝水。当时也就这么一点儿感觉不太好，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后果。
新闻发布会以后，各大媒体纷纷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题目，挖掘不同的新闻点进行报道。一条条电讯，一篇篇报道，把“5·10”专案新闻发布会发布的新闻迅速地传播开来。
2月11日，我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检察庭一位姓刘的处长的电话，问我案件进展情况，我向他作了简单的汇报。我和刘处长有过一面之交，是在徐州的会议上。
刘处长说：“真是难为你们了，案件进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真的不简单。”他还特别问我：“赵喜贵批捕了吗？”
我说：“唉！别提了，我们已经报捕多次了，检察院说证据不足，都给退回来了。”
刘处长问：“那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认为我们搜集的证据很扎实，已经形成了证据链，但就是因为赵喜贵拒不认罪，没有他的口供，检察机关就认为证据不足。像赵喜贵这样的罪犯都批捕不了，我不明白，我真不明白。”
刘处长说：“不要紧，这些问题好解决。”他压低了声音，很谨慎地说：“中央领导有批示，你别跟别人说啊！”
我一听很兴奋，急忙问：“谁的批示？怎么批的？”
他的声音更低了：“电话里不方便说，我和我们铁检厅的鞠副厅长，今天晚上就上火车去郑州，会向你们传达的。”
我连连说：“好，太好了……太好了。”
我一激动，又开始在屋里转圈了。
电话铃又响了，是铁路检察院批捕科的科长打来的。
这位科长说：“仲刚吗？我想了想，关于赵喜贵的问题，我看还是给批捕了吧。”
因为检察院这位科长原来也是铁路公安机关的，他是个老同志，我们是老战友，所以他一直亲切地喊我仲刚。
我一听很高兴，我急忙说：“太好了，谢谢！谢谢！我一会儿就把赵喜贵的案卷给您送到办公室。”
科长说：“不，不用了，我现在就过去拿吧。”
此刻，我觉得这位科长真好，赵喜贵终于批捕了。
来自中南海的重要批示，像和煦的春风使专案组的同志们倍感党和人民的亲切关怀与温暖；像进军的号令，使专案组的同志们更加振奋。
我组织专案组全体成员，全面传达和认真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大家听了以后很受鼓舞，虽然大家的年龄、性格、经历各有差异，但心情是一致的。自从专案组成立到今天，大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这么放松过。
我们当刑警的，实际上一年到头都是这个样子，到了案件现场，就开始皱着眉头思考，怎么破案？什么时候案子破了，什么时候才会感觉有一丝轻松、有一丝快感。但是，一年到头总有破不完的案子，有时候是同时要破很多案子，老的案子破了，新的案子又在那等着你，总也没有轻松的时候。
学习会的气氛很活跃，平日少言寡语的同志也都纷纷发言。发言中，有的谈了自己参加这次特别活动的感受，有的对工作中还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有的对其他同志的出色表现作了肯定。谈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对专案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这样高的评价，是对专案组的极大鞭策和鼓舞。我们只有一鼓作气，再接再厉，把“东北虎”一网打尽，夺取“5·10”专案的彻底胜利，才能不辜负中央和上级领导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听着战友们高一声低一声的热烈发言，我也感到浑身热乎乎的。作为一名指挥员，虽然也感受着成功的喜悦，但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专案的任务还很艰巨，把这些已经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送上法庭，从一定意义上说，并不比前几个月抓人轻松。
大家都说完了。我环视了一下战友们，我说，中央和部委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舞，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该以此为动力，更加努力工作，落实批示精神。正像大家说的，我们只有一鼓作气，再接再厉，把“东北虎”一网打尽，夺取“5·10”专案的彻底胜利，才能不辜负中央和上级领导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我接着说：“第六阶段从现在开始利用二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主要抓好两项大事：一是做好查证工作，按照两部两院《关于办理流窜犯罪案件中一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的精神，本着从重从严从快的原则，做好处理在押犯的工作。对他们再过一遍筛子，再报捕一批案犯，对已批捕的尽快起诉。争取使现已被捕起诉的、罪行特别严重的罪犯能上大刑，罪大恶极的，像中央领导说的，应依法处以极刑；二是再派两个追捕组北上和南下，一定要再抓获一批罪犯。”
于是，“5·10”专案组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1990年2月20日，赴东北追捕组由冯杰带队再赴碾子山，并计划回师白城，杀个回马枪。
同日，臧志恒带领第二追捕组南下，顺京广线南下，在信阳、岳阳、长沙、株洲、衡阳等各大中火车站和有关地点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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