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二十四）
第二十四章 再见，我的战友
1990年1月18日上午，郑州铁路公安局大院非常热闹，院里院外被接连不断的爆竹声淹没。附近的居民和过往的行人都驻足观看，他们不明白，离春节还有十多天，为什么这个时候大放鞭炮。大门口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人，他们想看个究竟。
在公安局大院的西南角那栋四层楼上，一挂一万响的爆竹顺着二楼的栏杆像爬山虎一样绕了好几圈，正在噼里啪啦地炸响着，院子里充满了硫黄的气味，还有被炸得漫天乱飞的纸屑，已经把二楼的过道铺了厚厚的一层。
在我的专案组办公室里，今天特意远道请来了三位特殊的客人。他们分别是：浙江义乌的金熊平、山东聊城的李连贵、湖南邵东的周爱生。
外边正在燃放的爆竹就是周爱生父子买的，他们说爆竹是驱除邪恶的好办法。他们说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这挂鞭炮可以驱除邪恶，保佑他们今后平平安安。
爆竹声过后，我开始主持召开发还赃款会议。
当李连贵接过一年前在243次车上失窃的一万七千五百元现金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年多了，这些钱又一分不少地回到自己手中。他连连感叹，反复地说一句话：“想不到，想不到，怎么也想不到啊！”
李连贵从我手里接过那一沓厚厚的现金，双手捧着捂在脸上，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送给专案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破案如神执法如山”。
金熊平早就泪流满面了。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两年前那个夜晚，在飞驰的列车上，几把明晃晃的匕首一起对准了他的喉咙，他辛辛苦苦挣的两万多元钱，眼睁睁地被几名歹徒抢走。为了自己的性命，他没有办法反抗、没有办法叫喊，憋了一肚子的气。他回家就病倒了，几乎送命，几次自杀都被家人救了回来。
当金熊平从我手里接过被抢走长达两年的两万零七百五十元现金时，“扑通”一声跪倒在我的面前，无论我怎么搀扶他都不肯起来，非要给我磕个头不可。
金熊平泣不成声：“王……科长，谢、谢……谢谢您了！”
是啊，对于金熊平来说，追回的不仅仅是钱，还有他的人格和尊严。试想，一个堂堂七尺男儿，让人用匕首抵着喉咙，却不敢反抗，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滋味？窝囊吗？恐怕最强烈的感受是耻辱，是……
这时，金熊平取出特意赶制的一面锦旗，双手捧给了我。锦旗上绣着两排金字：“追回两万元不是梦没有言语能表心情。”
周爱生父子从我手里接过已经被盗了四年多的两万四千二百一十元人民币，深深地一躬到底，父子俩共同嘟囔着一句话：“太神了！王科长，你们真是太神了！”
他们父子俩送给专案组的锦旗上写着：“破案为民除害为民你们是百姓保护神。”
1990年元月19日。
那次告别“晚宴”是在我家进行的，作为“5·10”专案组的头儿，又在咱家门口，我又是老大哥，理应把大家聚在一起，因为，明天也就是1990年元月20日，外局抽调来的同志将全部撤回原单位，也就是说，来自兰州、广州、北京、哈尔滨、济南、成都六个铁路公安局的同志全部撤走，郑州局的同志继续进行“5·10”专案。这就意味着，在一起艰苦奋战了八个多月的弟兄就要分别了，那就吃一次“最后的晚餐”吧！
经过两天的准备，我把专案组的同志都请到了我那只有三十七平方米的家，设家宴欢送。
弟兄们都到齐了，屋里挤得满满的。条件虽然简陋，但是主人有一颗火热的心，我们信阳人，特别是固始人，特别好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我忙着招呼兄弟们：“来，来，来，都快坐下，挤一挤，谁也别客气。”
我挨个给大家倒酒。
看着这一桌足有四十个菜的丰盛饭菜，大家已经举起筷子的手几乎同时又放下了。他们不忍心动一下筷子。
我端起斟满酒的酒杯，目光在每一个弟兄的脸上巡视了一回，说：“弟兄们在一起快一年了，可以说是生死与共、共辱共存。没有诸位弟兄的舍生忘死，哪会有‘5·10’的今天……大家从天南海北聚到郑州，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委屈，可弟兄们都咬着牙挺了过来，把‘5·10’干出来了！大家无愧于我们铁路公安的称号，我从心底感激大家。谢谢你们的舍生忘我，谢谢你们的鼎力相助，谢谢你们给予我大力的支持！八个多月呀！明天大家就要分手了，没别的可送，备上一顿便饭，为弟兄们饯行。来！为了‘5·10’，为了我们战斗的友谊，为了大家精诚合作，我敬大家一杯。来！干杯！”
我带头一饮而尽。
大家一起举杯：“干！”“噼噼啪啪”玻璃杯的撞击声混合在一起。
思潮，冲击着每个男子汉的胸膛，搅动着每个人记忆的海洋……
这浓烈的酒，伴着悠长的深情，融入了侦查员们钢铁般的心田。
张其刚性格内向。他和我同住过一个宿舍，彻夜地聊天。“5·10”专案期间，他在兰州的妻子生病无人照顾，我特批了他十天假回家照顾妻子。
张其刚向我举起杯：“王科长，说点儿什么呢……哎！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为了我们共同的爱吧，干了！”一仰脖喝了下去。
我把一杯酒端到商俊奎面前：“俊奎，来，老兄敬你一杯……不易呀，老弟，还记得那次为去少林寺闹得不愉快吗？说句心里话，我是不得已。你想想，外局来了那么多同志，答应了你……”
商俊奎一摆手拦住了我的话头：“别说了，仲刚，当时我是很怪你的，觉得你不够意思，事后一想，是我太鲁莽，不考虑后果……”
我说：“俊奎，这事不说了，我们哥儿俩是不打不成交。人，都有个认识过程。”
商俊奎说：“是呵，没这一档子事，我们还不容易了解对方呢！”
冯杰插话：“既然这样，你们俩就为这一段相识碰三杯吧！”
我没有犹豫，我端起杯子举向商俊奎：“来，干三个！”
我和商俊奎连喝了三杯。
济南局的陈宁队长：“仲刚，我敬你一杯，你……一定得喝了……不喝……太不够朋友了，没有你……你把弟兄们拢到一块儿，‘5·10’能有今天吗？干！”
“明天，弟兄……弟兄们就要……各奔东西了……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咱们能忘记今天吗？”海拉尔的韩庆华已是泪水浸满眼眶了。
“谁忘……谁忘谁是孙子！”商俊奎端起一杯酒一口倒进了肚里，他拉住我的手，声音哽咽着，“仲刚，咱们是好朋友吗？”
我坚定地点点头：“是铁哥们儿。”
“能忘记今天吗？”
“不可能！”
“冯杰，好兄弟，咱们哥儿俩碰一杯。好，这才是男子汉喝酒。”陈宁拍拍冯杰的臂膀。
冯杰说着又一次举起了杯：“来，为了我们不忘记今天，我们再干三杯！”他已经半斤酒下肚了，舌头有点儿短。
韩庆华拦了一下冯杰，意思是怕他喝多了。
“放开，今天弟兄们来个一醉方休！我们以后还能像今天这样聚到一起吗？还能再有‘5·10’吗？”冯杰激动地说。
酒，使每个男子汉胸膛中的热血沸腾了起来。
谁都不说话了。
是啊！弟兄们这一别各奔东西，说不定这一辈子再也不会见面了……还能再有“5·10”专案组吗？
我想起“5·10”专案组成立初期，有外局的几个同志一见我就问：“一天补助多少钱？”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打流都没有成功过，咱们何必在这瞎耽误工夫！”
我什么也没有说，不愿意干就走吧。最后，我客客气气地把他们送上返程的列车。
“人各有志嘛。”
如今，“5·10”专案成功了……
没有一点儿声响，只有偶尔相遇的一双双眼神碰撞着。
我再次端起酒杯，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我非常感谢弟兄们，我相信，我们谁也不会忘记‘5·10’这个集体，为了这段历史，干了！”
我一饮而尽。
一双双闪着泪花儿的眼睛。
一双双有力的大手，重叠在一起。
喝到最后，大家抱在一起，没有言语，好像只有哽咽的声音。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元月19日，“5·10”专案组的全体同志都挤在公安局的小会议室里。按说，大家在一起八个多月，应该是互相热烈地道别，但是，今天谁都不说一句话，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摆在各自面前的茶杯里袅动着丝丝缕缕的热气，伴着偶尔发出的被压抑的轻微叹息声。
二十多名侦查员（专案组虽然一共是三十七名，但是包括中间调换人员，你来我走）没有了往日的威武，也没有了往日的疲惫和欢欣，有的只是沉默，久久的沉默。
李进永副局长首先讲话：“同志们，根据部公安局的指示，‘5·10’专案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外局的同志先返回原单位，剩下的工作由郑州局的同志继续进行。今天，算是个小结罢……”
我接着发言：“同志们，不，请允许我称大家是弟兄们，咱们在一起战斗了八个多月，完成了‘5·10’专案的主要任务，我感谢你们！弟兄们，不容易啊！难为你们了……”说到这儿，我的泪水已涌出了眼眶。
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
谁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我说，不会哭的男人就称不上是男人，只有会哭的男人才懂得情、爱、友谊……才真正懂得生活。
分别的时刻到了！
八个月，充满了紧张、惊险、委屈、艰难、友爱、诚挚的八个月。
有许多人在一起许多年，却难结为知己，而有的人能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至交。这正如古人说：白头如新，清新如盖。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
歌声如泣如诉，在火车站的上空盘旋、萦绕……
一声声尖叫着的火车汽笛声把歌声压倒了，只是瞬间，歌声又浮起来了，就像海中的气球，任凭风浪再大，它都飘飘摇摇一路蔓延开去……
“送战友，踏征程……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夜晚北风寒，一路多保重……”
列车的车轮转动了——
西去……
北往……
南归……
东行……
车轮，带走了一双双挥动不止的手臂，带走了一双双热泪涟涟的眼睛，留下的是一颗颗赤诚的心。
望着远去的列车，我想起半年前电影《风流警察亡命匪》在全国上映之际，自己写的那篇发在报端的文章：
“假如您坐过火车，您一定知道火车上有乘警，车站上有值勤民警。可是，您也许不知道，当您疲惫不堪坐在候车室里等车的时候，在车厢里昏昏欲睡的时候，有多少个不穿警服的铁路刑警和那些弃恶从善的‘二老便’，日夜守卫在您的身边。
您可曾知道，我的一个战友为了保卫候车室里旅客的生命安全，面对敌人的枪口倒下了；您可曾知道，我的一个战友为了抢救一位横跨轨道的农民老大爷，血洒轨枕；您可曾知道，我的一个战友为了保卫运输货物的安全，只身斗凶敌，搏斗中掉下列车；您可曾知道，在我身边有数以千计的战友，终年战斗在铁道线上，默默无闻地巡逻、查堵、破案……没有节假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至今还是‘胡子民警’……”
有人说，干公安的都是冷血动物。
而“5·10”专案组的侦查员们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勇武、睿智，更多的是他们那厚重的情感。
在押犯薛守志的母亲和舅舅来郑州为薛犯送棉衣，审查组的吴永胜接待了这两位亲属，其舅得知吴永胜是主管办案人，乘旁边无人之机，掏出一沓现金塞到了他的衣袋里，说：“小意思，买包烟抽。”
吴永胜严词拒绝。
两位亲属把钱扔下匆匆而去。
吴永胜把这沓现金如数交给专案组。
他们，很多次拒绝犯罪嫌疑人家属的诱惑，把犯罪嫌疑人坚决抓捕到案，坚决绳之以法。
列车已经远去，我还在向他们行注目礼。
再见，我的战友！
专案组只剩下我们郑州铁路公安局的十几个同志了。接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全力以赴查证落实，加强审讯，千方百计把在押犯送上法庭。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赵喜贵这个堡垒给攻了下来……可没想到，检察院以缺少材料、部分事实不清为由退回补充侦查。
我们与检察机关据理力争，但是检察机关一再退回补充侦查。理由是，证据不足，犯罪嫌疑人没有口供。
我不会忘记当初和专案组全体弟兄们一起立下的誓言：
一定要把这批罪大恶极的罪犯送上审判台!一定要让他们在地球上消失！赵喜贵不是说了嘛，他已经把盗窃作为终生的“事业”，所以，他活一天，社会就多一个祸患、一颗毒瘤，必须把他根除掉！
我心里十分清楚，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证据的锁链把赵喜贵牢牢地锁住。可是，说着容易，具体的查证工作做起来却很困难。我先后派出几个查证组，先从源头，也就是赵喜贵的老家——齐齐哈尔查起。
现在我们认为赵喜贵证据比较扎实的有三起案件：
1988年10月18日在郑州开往广州的243次车上，赵喜贵盗窃山东聊城李连贵的一万七千多元这起案件，从赵喜贵离开齐齐哈尔查起，得知赵喜贵带着王玉芬一行几人从齐齐哈尔出发，一路追查下来，获得了以下证据：
1几月几日离开的齐齐哈尔。
2几月几日到了北京，住在西直门的一个招待所里，住宿登记用的是他老婆和其中一个同案犯的名字。
3次日坐北京至郑州的车到郑，住在郑州双塔宾馆，住宿登记仍没有用他自己的名字。
4几月日又从郑州上了郑州到株洲的列车。
5到株洲后，王玉芬就住下了。赵喜贵又坐了一趟车到了鹰厦线，随后就上了243次列车，盗走李连贵的一万七千五百元（有李连贵的指证）。
6赵喜贵从243次车上下来（赵都是“吃独食”）同案犯见赵喜贵满脸通红，就问：“爆了？”（行话，就是偷盗钱数超过一万就说爆了）赵喜贵当时没有否认。
7天亮后，赵喜贵回到宾馆王玉芬住的房间，给了她几千块钱，后又带她去买了一身好衣服，还有一件首饰。
（以上均有王玉芬和同案犯的口供为证，包括时间和车次）
现在你听我总结起来就这么几条，而且不到两分钟就说完了。可这一路追查起来可就难了。就这样，检察院还是以证据不足不予批捕，而且一连六次。
真是一点儿招儿都没有。
怎样才能把赵喜贵押上审判台？
我在那间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一会儿坐，一会儿起，停停又走走。
我的脚冻得生疼，掀开炉盖一看，难怪呀，炉子早灭了。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首先是“心寒”的感觉。“5·10”专案组成立大半年的时间，弟兄们一个个把生死都赌上了，可到头来，人家只以“证据不足”四个字就给打发了。
但是，我不能因为不批捕就把人放了。我知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回来的这些流窜犯，绝大部分是惯犯，作了很多案，有的是重大、特大案件。
把他们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这是对人民的犯罪！
赵喜贵批捕的问题一直没有下文。
我心急火燎，嘴上起了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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