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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二十二)

来源:群众出版社 作者:王仲刚

袁宏:“王科长,你放心,我今后金盆洗手,再也不到铁路上作案了。”

我笑看着他:“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袁宏拍着胸脯:“王科长,如果我再到铁路上作案,我就对不起你,你就枪毙了我。”

我的神情严肃起来:“袁宏,今天是1989年12月18日,我记住了你说的话。”

袁宏:“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我说:“好,一诺千金!”我们俩握着手,我又说:“这一次你立了大功,我救了你。但是,如果你忘了今天的话,再干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我也帮不了你,希望你记住。”

袁宏:“您放心吧王科长,回去以后,我准备做个小本生意,当个万元户。到那时候,我再向您报喜。”

遗憾的是,袁宏没有记住。一年后,他带着五个歹徒在广州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上作案,被失主发现反抗,他们竟对事主大打出手。车上的新疆广播学院的大学生奋起抓捕,竟被他们用菜刀砍伤六名。舆论哗然,多名国家领导人作出批示。我奉命参加此案侦破,十天后破案。当我和战友们在郑州天然大酒店把袁宏一伙抓获后,我的第一句话是:“袁宏,还记得去年你跟我说的话吗?”

袁宏低着头不说话。

我说:“去年放你出去的时候你跟我说,‘王科长,如果我再到铁路上作案,我就对不起你,你就枪毙了我’不会忘吧?”

袁宏还是低着头不说话。

我接着说:“你肯定也记得我当时怎么跟你说的吧?我说,‘如果你忘了今天的话,再干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我也帮不了你,希望你记住。’这是原话,你还记得?”

袁宏没有看我,而是声音很低地说:“我对不起你王科长,这回我认了。”

一个月后,袁宏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话还要说回来,这次宽严处理大会后,7号、8号和9号这三个监号,也就是分别关押着赵喜贵、杨文清、钱振民的监号里都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先说第九监室杨文清。

自从上次我提审他之后,回到监室的杨文清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他天天坐在监室的一角,一句话也不说。

他的耳旁始终是这句话:“雨雨怀孕了!”一声高过一声,一句接着一句。钱振民的孩子?怎么会是钱振民的孩子?钱振民是我的好哥哥,比亲兄弟还亲的人,他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他还是个人吗!二十几年他建立起来的人生信条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肝胆相照,而东北人尤其这样。但是,现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荡然无存。

这世界上还有友谊吗?

再有就是自己最心爱的雨雨,自己把全部的身心都放在她身上了,那么那么爱她。他小时候是个孤儿,湘妹子那美丽、那柔情、那细如丝的爱,整个把他融化了。他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比山高、比海深的爱,他发誓要一辈子爱她,一定要娶她,让她给我们老杨家生孩子,儿子、女儿,儿女双全。而他刚离开,她居然投入别人的怀抱……

这世界上还有真爱吗?

他看见自己头上的那顶绿帽子,很大很大的一顶绿帽子。在他们老家泰来,这种称呼是最丢人的,在外人眼里是抬不起头的。那我呢?别人睡了我的女人,还怀了孩子,我还算个男人吗?

原来,杨文清把这个世界看得很美好,把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把兄弟的情谊看得比山高、比海深,而现在他怀疑了,怀疑自己、怀疑朋友、怀疑友谊、怀疑真情、怀疑爱情,怀疑一切的一切!

他又想起师傅赵喜贵,本来他很感激赵喜贵,这种感激是从骨子里发出的。每当夜深人静,他独身一人望着月亮,无数次发誓,要用毕生的付出来报答师傅。“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何止是滴水之恩,是师傅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也就是再生父母的概念。可是,那个王科长怎么说的话让我迷惑了。是啊!钱振民和师傅天天在一起,而钱振民和雨雨勾搭成奸的事师傅是肯定知道,师傅为什么不管一管?是怕得罪钱振民,还是根本没把我杨文清放在眼里?那次喝血酒、拜把子,全都是假的吗?我呀,就是个傻瓜,别人把我卖了,我还帮别人数钱。真是十足的傻瓜!”

杨文清觉得他被愚弄了,彻头彻尾地被愚弄了。

“他们全是浑蛋!”杨文清大叫一声,一拳打在墙上,鲜血顺着墙往下淌。

也不知过了多久,是哭声把杨文清唤醒了。有人告诉他,外面正在开宽严处理大会,很快就会有一些人获得自由,去和父母、亲人团聚,真令人羡慕哇!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一点儿关系。我一没父母、二没亲人,可以说无牵无挂。

不对,我不是有雨雨吗?对,雨雨,他听到了那个曾让他梦牵魂绕的女人的名字,也在这次释放之列。

她怎么样了,她还好吗?

杨文清的心猛地颤抖了一下,心说,杨文清呀,杨文清,你怎么这么没血性,一个随便就跟别人跑了的女人,不,是婊子,婊子这个词,用在这样的女人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这样的婊子你还念及她干什么?!

他开始怒火中烧了。妒火燃烧的怒火!他恨不得把钱振民和雨雨碎尸万段,还有赵喜贵,什么狗屁哥们儿,全是浑蛋!浑蛋!

杨文清号叫着,扑向大门:“报告,我要求提审!我全都交代——”几乎歇斯底里。

提审杨文清。

杨文清一口气交代和检举案件十二起!其中,杨文清在1988年个人直接作案四起:

六七月间的一天夜晚,杨文清在太原至郑州的171次客车的行李架上提包里“掏心”两千元。

7月的一天,杨文清在西安开广州的271次快车行李架上“掏心”一千三百元。

八九月间,杨文清在郑州至北京永定门的416次慢车的硬卧车上“掏心”一千五百元。

12月3日,杨文清在西宁至上海的178次快车上掏包五百元。

更重要的是,杨文清交代与吴殿涛等人作特大案件也就是一次盗窃万元以上的四起,总价值六万多元。

杨文清特别检举了赵喜贵个人作特大案件六起,总价值十一万多元。

检举钱振民作重大、特大案件三起,总价值四万多元。

杨文清交代的犯罪事实和检举揭发,对从严从重打击拒不招供的江洋大盗赵喜贵起到了重要的证明作用,也为打击处理特大抢劫盗窃犯吴殿涛、飞车大盗钱振民提供了直接证据。

再说第八监室钱振民。

钱振民的泪绵延不绝。

今天我是怎么了?活了这么大,这还是第一次,涕泪横流,像女人似的。不是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吗?可如今……已经管不住自己了。

从扩音喇叭里传来刘丽铃的哽咽声音:“钱振民,我和孩子等你回家……”

回家、回家!这两个字被无限放大,放大……把他的脑袋都快炸裂了,他拼命地用两个拳头捶着太阳穴,“咚咚”。

他闭上眼睛,头顶在冰凉的墙上。这时,那个画面又出现了:一身看不清颜色的棉袄、棉裤,脑后挽着一个像馒头样的发髻儿,颤颤巍巍地向他走来,还有那两行清晰的泪水,不,不是两行,是满脸的泪水,纵横交错着肆意流着。

这哪里是母亲的泪,这是母亲的鲜血滴在钱振民的心头。

母亲和妻子就要回家了,还有雨雨,那个柔情万端的小姑娘,比他过手的任何一个女人都好。她们都要回家了,这多少让他感到欣慰。因为自己,把母亲、妻子、雨雨都牵连了,何止是牵连,让她们来到八辈子都不曾坐过的监牢。尤其对雨雨,他一直都有着良心上的不安。她才十八岁呀,还是个刚成年的孩子。一个小姑娘,却要马上面临着当母亲,她能承受吗?能适应吗?一边是母亲、妻子、孩子,一边是情人和即将降生的自己的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咬咬哪边都是疼,怎么办?

我必须出去,一定要出去,否则,她们怎么生活?

这个时候,在钱振民的意识里,男人的那种责任感渐渐占了上风,到最后完全统治了他,什么哥们儿义气、两肋插刀,那些扯淡的事,在至亲骨肉面前都显得无足轻重、苍白无力。

钱振民要求提审是在宽严大会后的第二天,当时我正在提审杨文清。可是,钱振民执意要见我。

我在第四提审室开始提审钱振民。

一见面,钱振民就开门见山:“王科长,你放了我母亲、老婆,我信了你们的话,今天,我全交代。”

“好,是条汉子。”我冲着他竖了一下大拇指。

钱振民一改往日的赖皮,一脸庄重感,仿佛正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

钱振民:“我揭发赵喜贵。一件是1988年10月28日,赵喜贵、幺福军和我三个人,在郑州到广州的243次车上盗窃了一万七千五百元。第二件是今年的6月在贵阳开往北京的150次车上,赵喜贵、吴殿涛和杨文清他们三个人,在硬卧车的行李架上‘掏心’,偷了两千四百多元。”

钱振民与杨文清所揭发的赵喜贵作案的事实相吻合。

另外,钱振民还交代了自己盗窃来的两万九千元赃款的下落。

本来第三个该说说赵喜贵了,但是,我还是把他作为一个单独问题稍后专门叙述。

1989年11月1日、8日,由“5·10”专案组起草的法律文书送到了李进永副局长的案头,李进永阅卷后,很快批示“同意”。接着,郑州铁路公安局以〔1989〕郑铁公刑字第3号、第5号提请逮捕书向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请对十四名案犯依法逮捕。

经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认真审查,反复阅卷,提审案犯,进一步调查取证,一个月后,决定对毕海波、杨志刚、薛守志、于艳春、贾永发、穆建、吴殿涛、李兴亚、王锁柱、吴景祥、赵旭峰十一名案犯逮捕,其他三名案犯退回补充侦查。

12月5日,专案组对“3·20”特大恶性案件的六名案犯丁东升、刘艮波、李秀江、吴明涛(在逃)、李松林、石长明(在逃)提请逮捕。

检察院很快批捕。

同时批捕的还有在押犯杨志刚的妹夫,抢劫犯崔国民。

12月15日深夜,我还在专案组研究案卷材料,为能够把抓获的案犯更多地送上法庭而冥思苦想。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电话是我们公安局值班员打来的,总值班室刚刚接到一名郑州市民的匿名举报:“有一帮东北流窜犯住在郑州市友谊旅社,白天睡觉,夜里出去活动,专门到火车上偷东西。”

值班员说:“已经向李进永副局长汇报过了,李局长要求你带领‘5·10’专案组和刑警队侦查员,迅速组织抓捕。”

按照李局长的指示,我马上集合了专案组十名民警、刑警队三名民警,以最快速度包围了位于郑州市区中心地带的友谊旅社,我和专案组的陈宁、张其刚、田和平、吴永胜、孟庆志先通过服务员摸清了情况。果然有两男两女四个东北人住在这里,每天夜里外出,早上回来,形迹可疑。

情报准确,这四个人应当是专“吃”过往列车的流窜犯罪团伙。

我把带领的人马分为三个小组,在几个房间同时行动,一举抓获四名犯罪嫌疑人。

在自称叫刘丹平夫妇的房间里,刘丹平的老婆捂住肚子,吵着肚子疼要解大便。

这可让我为难了。其他侦查员都忙着搜查、看人,不让她去厕所吧情理不通,让她去吧估计这里头有鬼。当时,身边没有一个女刑警,怎么办?

我递给她一个痰盂,让她拉在痰盂里。我把门半关上,一只脚卡住门里门外,既避开了我的视线,守住了逃跑的通道,又防止她突然关上门跳窗逃跑。

我说:“你不要耍花招儿,我出去,你就在这屋里解。”

我退出房间,人在屋外,一只脚卡在门里。

停了半天,那女人拉开门说:“完了。”

我进屋一看,痰盂里什么也没有。

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女人有鬼。我让人去请了一位旅社的女服务员。

我让女服务员检查这女人的内身。

检查结果:在女人的卫生带里搜出一万元人民币。

回到局里,我连夜组织突击审讯。这四人系东北流窜盗窃犯刘丹平夫妇和耿永奎夫妇。他们以洛阳、郑州两地为据点,长期利用夜间在陇海线的旅客列车上盗窃作案。这一仗,不仅抓获了四个流窜惯犯,缴获了现金一万一千元,更重要的是为“5·10”专案获取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情报。

徐州会议后,专案组按照公安部、铁道部领导要求,认真研究案犯交代的线索材料,反复甄别、印证,抓住线索,一追到底,把审讯、查案、取证、组织辨认等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先后派出陈宁、孟庆志、田和平、王东海、赵玉斌、冯杰等十七人分八路调查取证小组,赴广州、贵阳、浙江、西安、湖南等地,顶风雪冒严寒,获取了大量证据。先后破获特大抢劫案一起,特大拎包案四起,还破获其他重大盗窃案件七起,一般案件十五起。

在此期间,追捕工作一点儿也没有懈怠,先后在各地抓获了“南下支队”的重要成员苏有庆、杨成山、夏文阁、刘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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