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五）
第五章 第一网
连日来，我把自己埋在材料堆里，看案卷，研究口供，印证各种证据材料。作为前线指挥，我必须把已经略显杂乱的线索捋一捋，以便制定下一步侦查方案。
应该说，专案前一阶段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在押的毕海波、杨志刚、于艳春、贾永发、穆建五名流窜犯罪嫌疑人的审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攻下了老奸巨猾的东北流窜犯罪团伙头目毕海波。
二是隐形控制了东北流窜犯在郑州的窝点，主要是春光旅社、双塔宾馆，为下一步掌控东北流窜犯奠定了基础。
三是通过对春光旅社与这些流窜犯有性关系的五个女青年和老板娘，也就是张俊梅的母亲，共六个女人的审查，初步掌握了东北流窜犯的情况，分别是毕海波、杨志刚、钱振民、王奇、么福军、于艳春、穆建、贾永发、盛兆福、张三、泰来小五、小面包、赵胖、大民、曹猴子、大龙、盛狗、二驴子等二十二人。这些流窜犯罪嫌疑人只有一部分有名有姓有地址，但还没有来得及一一查实印证。大部分只有假姓名或绰号，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但可以肯定是东北籍。专案组初步掌握他们分为五个帮伙，主要在京广、陇海、石太、浙赣、襄渝、焦柳、京沪等铁路干线上作案，他们三五一伙，交叉合作，穿插作案。这些作案分子主要来自东北三省一区，也就是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这四个区域。
四是毕海波、杨志刚两人初步供述了一批案件，其中特大案件六起，涉及四个铁路公安局，有待调查核实。
五是初步物建了专案线人一名，为下一步侦查工作，特别是深入敌后提供了可能。
六是在初步掌握的流窜犯罪嫌疑人中，有多人反映“赵胖”“大民”两个人最厉害，心狠手辣，什么事都敢干。
下一步怎么办呢？
经过反复认真思考，我决定：
一是再进一步展开对毕海波等五名案犯的深挖，对于像毕海波这样态度比较好的，要像挤海绵一样把他知道的东西都挤干净，对拒不认罪的要加大审讯力度，巧用审查计谋，让其开口就范。
二是报请铁道部公安局转发并要求各铁路公安局、铁路公安处，并请部公安局郑州情报中心在刑事犯罪资料库里全面筛查，尽快尽可能地查清这二十二人的真实姓名、别名、绰号、住址及以往在铁路各地流窜作案情况，尽可能地获得其本人的照片。
三是报请铁道部公安局向全国各级铁路公安机关发出郑州“5·10”专案组第一期《查缉通报》，对列出的需要查缉的二十二名嫌疑犯，发现一个抓获一个，并移交郑州“5·10”专案组。
四是报请铁道部公安局向全国各级铁路公安机关发出郑州“5·10”专案组第一期《查案通报》，列出需要各有关铁路公安局及列车所属的乘警大队调查三十六起案件线索，查实有没有立案，想方设法找到事主和受害者。
这个时候，我才对“5·10”专案第一阶段的指导思想清晰起来。虽然我一开始就对大家宣布了第一阶段的指导思想：“第一阶段是从专案组成立到六月底，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在押人犯的审查深挖方面，确定‘以审查深挖为主，同时开展查案查证，追捕逃犯，物建秘密力量，开辟情报线索来源’的指导思想。”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阶段的指导思想很符合实际，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想明白之后，我把上述四条意见分别汇报给我的两位顶头上司和铁道部公安局五处领导，他们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授权我全权抓好落实。
公安部五局得知我们郑州“5·10”专案组很快挖出一批案件并确定二十二名需要抓捕的流窜犯罪嫌疑人的名单后，立即要求铁道部公安局上报名单和情况，并以公安部的名义，向全国各级公安机关迅速发出五千份《查缉通报》。
“5·10”专案组的第一道通缉令，以最快的速度覆盖了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县以上公安机关。
接下来，需要派出追捕组前往东北。
派谁去呢？我整整考虑了一个夜晚。
陈宁，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刑警队副队长，我和陈宁不太熟，但是他们的李队长跟我是多年的交情。陈宁刚到专案组的第二天，李队长就给我来电话，介绍陈宁的情况。李队长说，陈宁算是个老刑警了，破过很多案子。他话不多，但是干活很踏实，又机敏。每次上了案子，都是一门心思，什么都不顾，不破案不下战场。说实话，这一次要不是抽去跟你干活，我肯定不同意，他一走，我这个队里可以说塌了半边天。人很好，是地道的山东汉子。
想了一圈，这第一追捕组的组长非陈宁莫属。
第一次追捕组必须旗开得胜，因此追捕组里必须有几个很得力的干将。
在东北各局派来的人员中，我首先想到了商俊奎。商俊奎是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处刑警队侦查员，听哈尔滨公安局刑侦科的孙万昌科长给我介绍，这是个好同志，有东北人的豪气、仗义，也干刑警很多年了，有实战经验，只要使用得当，肯定是一员虎将。
接下来是海拉尔铁路公安处的韩庆华，孙万昌科长告诉我韩庆华是个很优秀的侦查员，与其说他具有东北人的侠义，还不如说他是个诚实、耿直的好人，关键时刻能冲得上，敢打敢拼。
西北汉子张其刚，是来自兰州铁路公安局天水刑警队的侦查员，也是他们的老科长王书范、我们的河南老乡，我的好朋友向我介绍，说：“仲刚，我给你派去的，肯定不会差。把其刚交给你了，这一个专案下来，肯定被你培养成一个优秀的侦查员，将来我也学你打专案。”
于是，“5·10”专案第一追捕组由陈宁、商俊奎、韩庆华、张其刚等六名侦查员组成。
1989年5月25日，这一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无论是对于“5·10”专案组，还是对于我个人，都是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第一个追捕组出发前往东北。第一追捕组以陈宁副队长为组长，其任务是对目前已经掌握的分布在东北三省一区境内的二十二名南下犯罪嫌疑人实施侦查、调查、架网、追捕，同时核实这些案犯在原籍的有关情况。
这一天对我个人来说，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
这一天，我创作的电影故事片《风流警察亡命匪》在郑州隆重上映，全国影院同步上映。这是我的电影处女作，后来证实也是我的成名作。
因为忙于“5·10”专案，我没能走进电影院，欣赏我的电影处女作，甚至在郑州上映的一个礼拜当中，也没能实现这个愿望。
那些天，我接到很多电话和祝福，无论是同行还是亲朋好友，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无论是铁路还是地方，他们都祝贺我第一部电影的成功。
因为这些祝福我的人，都是我的亲朋好友，他们知道我为此付出的艰辛。
我的苦恋、我的电影梦整整做了十二年。而且这条漫长的道路，是从十二年前第一次拿笔写电影开始的，多么不容易。
小时候，我在农村的打谷场上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农奴》，从那以后就迷上了电影，方圆几十里，只要哪个地方放电影，不喝水不吃饭摸黑也要跑去看，有两次掉到秧田里、水塘里，虽然衣服湿漉漉的但依然很高兴。
当警察后，痴迷文学，尤其是电影文学，订阅了《电影文学》杂志，每月虽然只有二三十元的工资，但是从牙缝里挤出来钱也要去买票看电影。记得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每月只有三十几块钱，还要养活母亲和弟弟妹妹。花上五分钱买一份豆腐菜就算是奢侈了，一双袜子用胶布粘了又粘，都不舍得买双新的，却把钱省下来买电影票、订电影画报。电影或者说电影艺术是我的挚爱。
一边努力当一个好警察，一边做着文学梦。1977年，我从《人民公安》杂志上看到了原天津市公安局侦查科科长李良的事迹。李良是林则徐的后代，因为从事国家安全工作被秘密派往国外工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成叛徒、特务、卖国贼，回国后被投入冤狱三百八十七天，最后被严刑拷打、折磨，活活饿死。李良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坚守国家秘密。整整一本《人民公安》杂志刊载的都是李良的事迹，我看了以后热泪盈眶、心潮澎湃、激动万分。
我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的构思，立即拿起笔来创作电影文学剧本《387个日夜》。我以为凭我对英雄的崇拜、无限的激情、有一点儿文学功底、看过一些电影、读过一些电影文学剧本就能写电影了。可是，写了不到一万字，我就写不下去了。
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水平如此之差，写电影剧本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于是，我继续埋头学习，读中外名著，读各类小说，参加中国逻辑语言函授大学学习，又于1983年参加首届成人高考，考入郑州大学夜大学，攻读法律三年。
经过几年的学习积累，我又与北京电影制片厂专业人员合作，由我执笔创作了七集电视系列剧剧本《铁道刑警队》。剧本创作经历两年，送公安部审查又用了整整一年，最后终于由武汉电视台投入拍摄。可谁知《郑州晚报》刊载的一条消息让我大吃一惊，本来三人编剧的名字却只剩下了两个，我的名字不在编剧之列。电视剧已拍摄了三分之一，在我的作用下停拍了。
电视剧下马的消息不胫而走，随之为我带来了一片冷嘲热讽，以及很多双蔑视我的眼睛。
有人说，王仲刚写个公文还可以。因为那时我已经被人们誉为郑州铁路局公安处的大笔杆子了。我起草的文件、简报、通报送上去，只要看到拟稿人是“王仲刚”三个字，各级领导都会签发。于是人们说我写写公文还行，怎么可能能写电影、写电视剧？那应当是作家干的事，初中文化水平的人还想癞蛤蟆吃天鹅肉！
我感觉到人们背后那鄙视我的目光，后背凉飕飕的。
可我这个人偏偏好较真。你说我不行，我偏要行。于是，又经过两年的钻研，我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风流警察亡命匪》，投稿给珠江电影制片厂，被珠影文学部看中投拍。拍摄地在深圳和郑州，历时半年多，自1989年5月25日起，在全国各电影院上映。
一个业余作者能创作出电影，立即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郑州晚报以《风流警察王仲刚，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报道了这部电影，当然也报道了我。
我再一次引起单位一些人的关注。你看，我放着刑侦科科长不好好当，却去创作什么电影！名利思想作怪，想出出风头，不务正业。
还有人说，我一天到晚在写电影、电视剧，怎么能当好一个刑侦科长？他心都不在工作上，能破好案吗？
我当刑侦科长这几年，除了1984年，在郑州火车站，指挥并亲自抓获盗窃两支手枪、七十三发子弹的公安部通缉案犯张方，立过一次三等功外，还破获过哪些有影响的案件呢？
是啊！这些人说得不能算不对。
想一想，从1983年被提升为刑侦科副科长以后，我更多的精力是从宏观上组织全局范围内的专项打击行动或战役，由我亲自组织破获的大要案屈指可数，确实没有什么很有名的案件。但是，他们说我天天在写剧本，那完全是用他们的水平衡量我。《风流警察亡命匪》的剧本，从构思到创作成功一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而且完全用的是业余时间。虽然当时我是副科长，但我斗胆地说，在刑侦科我是顶天立地，常常忙得连近在咫尺的家很多天都没回去过一趟。有一次我累得晕倒在地，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是梅尼尔综合征，强迫我休息。
现在，我就是长了一身的嘴也说不清楚。况且我又跟谁去说呢？有必要说吗？又能说清楚吗？
也就是这个时候，领导派我率领“5·10”专案组，可想而知，我内心的压力有多大。
我从来就没有带过这么一支松散型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型专案队伍，我更没有破获过这么疑难、重大的案件。这一次又是公安部、铁道部的专案组，代表的是两部的两个局，非同儿戏！“5·10”专案的对手是这几十年来最难对付的、抓了放、放了抓的流窜惯犯。
铁路本来就是流动的城市，侦查铁路上的案件，机会往往稍纵即逝。一个案件发生后，这边一两小时内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果断措施，流窜犯们早已逃之夭夭。况且，“5·10”专案组成立半个多月以来，我真是夜不能寐，因为我怕我攻不下这个碉堡，那时人们更有话说了，你看我说他不行吧！“5·10”专案组还不是和过去那些打流的专案组一样，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了吗？
在这样的舆论交织下，我的电影处女作在郑州公映了，同时送走了第一批赴东北的追捕组……连日来，我不是把头埋在材料堆里分析口供，就是和我的战友们分成几个小组，去专攻那几个没有开口的流窜犯，再就是向上级汇报听取指示，研究再派出几个追捕组出去追捕的问题。
从不敢懈怠！
虽然我很想在电影院里看看自己的作品，但是我确实没有那个时间，同时压力太大我也没有那个心情。
这一天，我的专案组成员，实际上是担任秘书一角的，孟庆志悄悄跟我说：“走！科长，我请你去看你写的电影。”孟庆志是负责情报资料工作的，只要抓来一名流窜犯，或者有个绰号什么的就交给他，由他在全局乃至全国铁路刑事犯罪情报资料库里去查。他人很憨厚，别看平时不说话，但对什么事都心里有杆秤，哪个人怎么样他都看得很准，比我认人认得准。不像我，把什么人都看成好人。而他却时不时地提醒我一些事、一些人。一开始，我并不在意，后来验证了很多事他确实说得很对。此刻，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看什么看？我哪有那个时间！你也不能去！”小孟很委屈，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至今想起这一幕，我都觉得很对不起这位好兄弟，虽然我们都退休了。
审查工作又有了小小的进展，又挖出“盛狗子”“狗蛋”等几名东北流窜犯罪嫌疑人。
6月2日，我派出第二个追捕组，以广州铁路公安分局刑侦大队股级侦查员玉东海为组长，由三名侦查员组成，专赴北京，对常年盘踞在北京西直门地区，专“吃”过往列车的“盛狗子”“狗蛋”“张三”等数人实施缉捕。
6月3日，派出以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干事级侦查员冯杰为组长、韩庆华为副组长的第三追捕组，拉锯式对河南、湖北境内各地有可能潜伏东北流窜犯的有关地区实施侦查、缉捕。
第一追捕组赶到北京的时候，在京耽误了十多天。
陈宁队长向我汇报这一情况后，我十分着急，不分青红皂白把陈宁训了一顿。我说，从北京火车站到位于木樨地的铁道部才多远？充其量也就十公里!你们的胆子就那么小吗？北京的老百姓就不上街了？怕死还当警察？
陈宁一再向我解释，现在街上紧得很，到处戒严，弄不好挨枪子。
我说：“我不管，你必须马上到铁道部公安局，去把介绍信换了，然后立即往东北出发。”
陈宁拗不过我，终于来到了铁道部公安局。五处的李升龙处长正在接我的电话，同时我电话里听见他正在和刚进门的陈宁打招呼。
换完铁道部公安局开往东北各地方公安机关的介绍信，陈宁在电话里向我请示：“王科长，还是走不了，这几天往东北的火车都停了。怎么办？”
我又上火了：“怎么办？想办法也得办！直接往东北走不了，从徐州给我绕过去！不能贻误战机！”
陈宁追捕组奉命改道徐州奔赴东北。
按照两部的部署，郑州“5·10”专案组属于北方战场，与此相呼应的是上海“5·10”专案组。在我们郑州专案组向东北各地和内地派出追捕组的同时，上海“5·10”专案组的追捕组也分赴东北、江南等地对东北流窜犯实施查堵、追捕。
南北两个特别专案组，在共和国纵横十余万公里的铁道线上，拉开了一幅气势磅礴的大追捕画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上，八十多年的中国铁路史上，何曾有过如此惊涛拍岸的大追捕场面？如果说，“3·20”案件给中国铁路公安烙上了一个奇耻的印记，那么，“5·10”专案组一定会给中国铁路公安雪耻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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