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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界读心人

来源:网投 作者:钟景理

——走近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康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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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著名导演大卫•芬奇参与制作的惊悚犯罪美剧《心理神探》在全球掀起了一股追剧热潮,该剧是以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主要讲述FBI行为科学部的两位探员走遍全美,审讯连环杀手、研究杀手行为模式、指导地方警察破案的故事。

在中国,同样有这样一群人,受公安部委派,出现在重大案件发案地,指导案件侦破、审讯重要嫌疑人、勘查疑难现场、专攻新型犯罪,他们是来自各地公安系统的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的康永乐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2002年7月,大学毕业的康永乐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泉州市公安局晋江机场分局工作。一次培训机会,分局派他这个当时稀有的大学生去泉州师范学院进修心理学。正是这次学习,改变了康永乐的警察生涯。

再次回到大学课堂,聆听老师讲授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课程,“感知觉、认知、情绪、本我……”这些心理学知识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也帮助他打开了一扇审视人性世界的窗户。此后十多年,他通过不断学习精进业务,快速成长为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

其实,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开始运用心理断案。在《周礼•秋官•小司寇》中提到,要求司法官审案时,从当事人的言辞、神情、呼吸、神色、气息等方面去了解其心理活动。几千年来,在我国的刑事案件侦办中,对心理的应用一直沿用至今,只不过大多停留在实践经验层面。

康永乐的心理学知识,得益于他对现代心理学理论的系统学习,经过专业训练的他,经常揣摩嫌疑人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探索人的行为模式及其深层次动因。科学有效的心理学方法加上不断积累的审讯侦查经验,使他屡屡在侦破疑难案件、大要案件时发挥关键作用。

“人格”读出行为

九型人格是一种研究人类性格类型的心理学理论,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自我、洞悉他人。它按照人们的思维、情绪和行为,将人分为九种:完美型、助人型、成功型、感觉型、思考型、安全型、快乐型、领导型、平和型。九型人格能够穿透人们表面的喜怒哀乐,发现人最真实、最深层的恐惧和渴望。康永乐结合办案需要将“九型人格”理论应用在了审讯过程中,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效。

2013年11月某日,在N市的一间小工厂里,有人寄给老板黄某一件包裹,拆开后,里面竟是一组爆炸装置,公安机关迅速介入调查,一名排爆队员在排爆过程中双手严重烧伤。该案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要求全力侦破此案。

专案组经过侦查,最终认定有三人具备作案条件,即黄某本人、黄某的小舅子陈某,以及黄某的合伙人王某。康永乐接到任务,带着测谎仪器赶赴N市,协助侦办此案。

康永乐先到现场查看,随后又分别去了三人在工厂里的居所。他在居所停留的时间,比在现场还要长,这让当地的侦查员百思不得其解。接着,康永乐与三人分别进行了接触。结合各种信息,康永乐对三人的人格特征作出了初步判断。

当康永乐来到黄某的房间时,发现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屋子里非常洁净。康永乐询问得知,黄某对工人要求非常严格,一旦有人乱摆放零件,便会叱责。结合对黄某的问话情况,康永乐判断黄某属于典型的完美型人格。此类型的人对自己和他人都有极高的要求,对事物追求完美,会在无形中给周边的人制造压力。

康永乐同陈某交谈时,发现陈某在回答问题前会闭上眼睛先思考一番。19岁的陈某喜欢看一些有神话色彩的书,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很多情绪化的表达。他居住的屋子比较杂乱,物品陈列随意性很强。综合分析,康永乐判断陈某属于感觉型人格。此类型的人容易被不切实际的幻想所吸引。

康永乐了解到,王某平时的表现多为顺从别人,很少提出反对意见,也很少发脾气。康永乐与他交流时,他表现出的也是不爱发表意见。康永乐判断王某属于平和型人格。此类型人喜欢平和、舒适的生活,不喜争端,他们会通过延迟决策来压抑内心需求,会因为被忽视而产生愤怒或报复心理。

从作案动机出发,基本排除了黄某作案的可能,调查重点落在陈某和王某身上。在对两个人进行测谎后,陈某通过了测谎,但王某的测试结果反映出了一些问题。王某的嫌疑逐渐增大,正当公安机关准备进一步加大对王某的调查时,意外出现了!

陈某突然主动承认案件是他所为。康永乐结合陈某的人格特征和讯问情况,以及测试结果,认为陈某所说的不是实情,他不是作案者。康永乐坚持认为案件是王某所作,建议属地公安机关对王某进行调查,可陈某咬定案件是自己所为。

第二天,办案民警带着陈某对现场进行辨认,很多细节陈某都说不清楚。随后,康永乐在传唤时间即将到期的时候进行审讯甄别,经一个小时的讯问,陈某主动交代,“反正你们认为是我们三人中的一人作的案,我还小,才19岁,替我姐夫(黄某)或好友(王某)顶罪,我觉得值得”。

随后,专案组把审讯的重点转移到王某身上。最终,王某交代了。原来,他与黄某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工厂,长期受黄某无理指责,便制作炸弹企图报复黄某。

判定人格的方法有很多,除了应用范围较广的“九型人格”理论外,在侦破案件时,针对特定类型犯罪人的人格判定,至关重要,甚至会影响案件的侦办进程。在这方面,康永乐同样走在了前面。

2016年11月某日凌晨2时许,S省R县一24岁未婚小学女教师马某被蒙面男子持刀入室强奸,该案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经过侦查,警方抓获了嫌疑人李某。由于各种原因,该案侦办陷入僵局。办案单位遂发邀请函,请康永乐指导侦破该案。

康永乐对李某进行了调查,总结出了其作案的特点:作案前都反复踩点,熟悉掌握被害人生活规律及现场周边人员分布等情况,然后选择被害人凌晨熟睡时段伺机作案。其反侦查意识非常强,表现为事先准备充分,通过暴力手段胁迫受害者,用语言威胁对方不得报案,现场冷静销毁证据等。

基于李某无视法律法规和社会规范,无视监所教化,无视亲情友情,漠视别人的痛苦,撒谎成性,并对暴力和破坏情有独钟,犯罪手段恶劣等一系列表现,康永乐判断他属于典型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

针对此类型人格的嫌疑人,在审讯时,不能依照常规。之前的审讯之所以效果不好,正是因为对其人格的判定存在偏差。

康永乐知道,此类型人虽然无视情感,却是有功利心的,也会有诉求,只会通过“利益”交换达成目的。

第二次审讯,李某从口袋里掏出了写好的状告信,告诉康永乐,他在服刑期间,被两名押解的民警推下火车(实情是他跳火车企图逃跑),恳求康永乐帮他主持公道。康永乐抓住这次李某提出诉求的机会,先对他状告信所述内容提出质疑,李某马上发誓内容肯定属实。于是,康永乐佯装认同他,然后提到侦查中发现其涉及的一起入室抢劫案,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了他的指纹,请他也如实说说:“我愿意相信你反映的材料,但对你的人品有所怀疑,你先说说这事……”在强大的交换态势下,李某交代了犯罪事实,警方借此形成了证据链。

“当你对人格的形成及特征足够了解,对人与社会、人在情感中的动力模型等有足够认知时,识别审讯对象其实并不难。”康永乐说道。

“潜意识”读出动机

在一些精神分析理论看来,人的意识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人们内心想法的主体位于“潜意识”当中,无法直接接触。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的内容无法被提取进入意识,除非是在某种极端情况下。然而,“潜意识”内容决定了人的许多行为。理解“潜意识”对行为,尤其是对变态行为的影响,是理解精神分析理论的关键。

“潜意识”理论被康永乐很好地应用到了审讯办案中,让许多看起来几乎无法破解的案件,拨云见日,真相大白。

2014年8月某日凌晨4时许,家住H县M村的陈阿婆发现10个月大的孙子小志失踪。她和儿媳妇淑玲发动亲戚四处寻找,无果后报警。警方迅速介入调查。5个小时后,在陈阿婆家的化粪井里发现了小志的尸体,上面还盖上了井盖。

通过调取周围的监控视频,侦查人员未发现有外人进入陈阿婆家。因此甄别陈阿婆和淑玲成了侦破该案的关键。

在审问遭遇瓶颈的时候,康永乐接受任务,紧急赶赴事发地公安机关。他在认真查看完现场,接触陈阿婆后,认为淑玲作案的可能性较大。据了解,淑玲长期患有精神病,案发时可能处于精神病发作的状态。侦查人员在前期讯问时,淑玲经常喃喃自语,但对关键问题只字不提。面对可能处于精神病发作状态的人,如何让她说出真相呢?

康永乐从淑玲的成长经历入手,获知一件改变她命运的重要事件。淑玲父母曾是西部某大学的同学,两人恋爱,结婚,生了她。在淑玲10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发现母亲有了外遇后,因抑郁症自杀。她被带回了S县老家,寄养在叔叔家。

按照心理学理论,人的记忆属于语言型记忆,3岁会说话,可以记起的也是3岁以后的事,但3岁前的事是可以被感觉到的,如伤痛、快乐,这些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被“潜意识”调动。如果婴幼童在这一阶段遭遇严重创伤,就会埋下患病的种子,“创伤越早,患病越重”。如果以后的人生阶段再次重复类似的创伤,人就可能会爆发相应的心理疾病。

康永乐分析,现在淑玲的孩子长到10个月了,当年她自己10个月大时经历的痛苦感受,开始从潜意识里冒出来,她觉得孩子跟她一样不应该活着,因为活着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潜意识”的角度分析出了可能导致悲剧的动机,但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面对淑玲,康永乐非常细心,他知道一不小心,自己的言语便会刺激到对方。与淑玲交流的过程中,她大部分是以不说话或简单几个字应对。谈话中,淑玲一直说自己头疼。这时,康永乐意识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淑玲,可能出现了命令性幻听。

既然淑玲在语言交流上出现障碍,不妨变换一种交流方式试试,康永乐选择了书写。

“我知道你不敢说,也不好说,你可以写……”康永乐轻声地对淑玲解释着。很神奇,交流的通道就这样被打开了,淑玲脑中的“小人儿”出现了,“他”向淑玲发出指令。

纸上,淑玲:最近头疼……

纸上,康永乐:我理解你,我知道你的痛苦。

纸上,淑玲:没有吃药……耳朵里有时候骂我,有时候……

纸上,康永乐:是他叫你做的吗?你讨厌他?

纸上,淑玲:抱着孩子……

一来二去,8张A4纸上,与案情有关的信息断断续续被淑玲写了出来。淑玲把近期停药后,大脑里出现指令性幻听,凌晨4点抱着孩子出门,将其扔到化粪井里并盖上盖子的过程和盘托出。至此,该案顺利侦破。

康永乐有个学习的“小圈子”,圈子里大多是知名的心理学专家学者,以及他学习心理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每当他在外办案遇到典型案例,尤其是具有特殊心理特征的人时,他会召集“小圈子”的人聚聚会,大家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剖析犯罪人的人格特征和犯罪心理。专家们会从学术和临床等角度进行分析,这完全不同于康永乐办案的视角。如此一来,他便能够跳出固有思维惯性看问题,自己的认识也更全面、客观了。随着知识的积累,即使面对看似奇怪的作案动机和行为,康永乐也能清晰地揣摩出其背后的心理机制。

2017年,康永乐受S县公安机关邀请,侦破一起11年前的命案。这不是一起孤立的个案,嫌疑人曾某已经到案,只不过不是因为11年前的命案,而是因为2017年在S县Y村实施的一起故意杀人案。

2017年的这起案件证据确凿,曾某在大量证据面前,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然而,在这起案件发生的11年前,同样是S县Y村,黄老伯夫妇在家中被人残忍杀害,黄老伯用于经营砖厂的几万元钱被盗。现场几乎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痕迹物证。11年间,当地公安机关从没放弃过对该案的侦办,各级专家均前来进行过侦破指导,办案人员追随线索到过全国23个省市,可都无功而返。

时隔11年,同一个村庄,同样残忍的杀人手法,同样的作案动机。黄老伯夫妇被害案,曾某的嫌疑比任何人都大。其实,11年中,曾某也进入过警方的视线,当年有目击者见到他在案发时向案发地方向而去,并且有充足的作案时间,因此被列为重点嫌疑人之一。可是,他巧妙躲过了现场关联,甚至顺利通过了警方的测谎,所有的讯问也都不起作用。阴差阳错,他的犯罪嫌疑被排除了。

因杀害王某被警方抓获后,曾某态度坚决地否认11年前的案件与他有关。康永乐他结合两起案件的诸多细节,通过审讯很快掌握了曾某的人格特征和当前的心理状态。

康永乐分析,此前,曾某多次触犯法律法规,一次拘役、两次判刑,有多次与公安机关打交道的经历,逃避打击的经验丰富。11年前的案件距离现在的时间较长,作案时间越长,被抓获后的侥幸心理也越强。同时,曾某此次犯下的罪行是杀人,属于严重犯罪,畏罪心理、对立心理非常重。如果认下11年前的案子,其必死无疑。曾某的对抗使工作陷入困境。

对生的渴求,对死亡的恐惧,是曾某最主要的供述障碍,那么,如何消除这种障碍呢?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于本能,本能是推动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人类最基本的本能有两类:一类是生的本能,另一类是死亡的本能。生的本能,包括性欲本能与个体生存本能,其目的是保持种族的繁衍与个体的生存。当生的本能起作用的时候,个体就会爱和建设,为了生,可以付出极大的代价,忍受巨大的痛苦;死的本能,是促使人类返回生命前非生命状态的力量。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是生命的最后稳定状态,生命只有在这时才不再需要为满足生理欲望而斗争,不再有焦虑和抑郁。

那么,通过“潜意识”,弱化“生的本能”,调动“死的本能”,让曾某正视死亡,放下心结,才有可能让他说出实情。

于是,康永乐找来曾某的亲人,让他们通过书信和录音留言等方式,让曾某对他最挂念的亲人放心,不要牵挂,告知会照顾好他们,让他勇敢地面对法律。说起来,这就像是亲情感化,但是背后的用意更加深远。

奇迹发生了,第二天,曾某便如实交代了11年前,他因没钱结婚,从家里持斧头到黄老伯家,砍杀夫妇俩后,抢走6.1万元现金的犯罪事实。

“心理疗法”读出真相

当今,犯罪心理学家将他们对犯罪行为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几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认知的方法。康永乐说,很多时候办案,接触嫌疑人,就是在做心理治疗,找到嫌疑人最本真的人格问题或心理问题,有的放矢,通过改变认知,寻求动机,揭开案件真相,最后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们解决认知扭曲的问题,早日回归正常的人生轨道。

2014年6月的一天早上9点,何力准时起床。他走出屋子,看到母亲张辛兰站在妹妹何芳的房门口,嘴里念叨着“两个都死了,两个都死了……”何力走上前去查看,屋里的情景吓了他一大跳,妹妹何芳和外甥小东都已死亡,于是赶忙报了警。

警察进行了现场勘查,排除了外人作案。经鉴定,小东系他杀窒息死亡,脖子上的掐痕擦拭提取DNA比对与其母亲何芳DNA分析一致。何芳死后其身上盖着两床棉被,双脚蹬直,鉴定结果不明确。何芳母子俩为何双双殒命?何芳的死因是什么?有没有目击者?案件陷入了谜团。

康永乐介入调查后,了解到何力一直在照顾妹妹和外甥,没有作案动机,结合现场勘查情况,基本排除了何力的嫌疑。那么就剩下了母亲张辛兰。康永乐先从侧面了解了张辛兰的社会背景,发现她性格孤僻,容易同别人发生矛盾,没有朋友。她的身体非常不好,患有高血压,心房微颤,一不小心就会有生命危险。

鉴于老人的身体状况,康永乐没有在公安机关展开讯问,而把地点定在了一家舒适的宾馆客房里。老人是由大女儿和一名女警搀扶着,挪着极小的步子,一点点走进房间的。康永乐让老人坐好后,简单进行了几句问话,每次老人都用浓重的闽南话不客气地答道:“恩载呀”(不知道)。康永乐清楚,这样下去只能维持现状。就在此时,他发现老人不停地用手抓挠胳膊上的一片红色小点。这是蚊虫叮咬造成的。康永乐赶紧找来一瓶风油精,并亲自帮老人擦在每一个患处。此时,老人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小伙子,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

康永乐从老人的表情里见到了细微的变化。他早已从老人的背景、性格、言谈中分析出,这是一个不被关注的老人。真诚的语言、尊重的态度,瞬间拉近了康永乐与张辛兰的距离,聊着聊着,老人放下了戒心。

接着,康永乐利用同理心技术和面质技术,帮助张辛兰消除了心理防御机制。康永乐经观察发现,老人已经产生了极端的厌世情绪,可她并不是毫无留恋,儿子就是她最在乎的人。康永乐告诉张辛兰,应该把事情说清楚,以免连累她的儿子。这句话也触动到了张辛兰。

最终,老人向他吐露了案件真相。原来,在这个家庭里,何芳和母亲张辛兰都是抑郁症患者。何芳认为活着没有意思,经常会有轻生的念头,并多次将这一想法告诉母亲。于是,这对消极悲观、厌恶尘世的母女,相约在同一天自杀。

那天早上,何芳先结束了孩子的生命,然后她用棉被盖住自己的脸,让母亲在最后的时刻帮她捂住。事前,她还买了6节电池,嘱咐母亲,最后可以吞电池自杀。然而,当孩子和何芳相继离世后,张辛兰却没能吞下电池。

熟稔心理学的康永乐,对于案件的结果感到非常惋惜,他清楚,通过积极的干预,抑郁症是可以缓解和治疗的,两条生命就这样逝去,真是一场人间悲剧。

这个家庭之所以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爱的缺失。康永乐把老人的其他几名子女都召集来,同老人一起,为他们做了一个团体心理辅导,主题是“爱的重建”。过程中,孩子们为没有关注、关心过母亲而悔过,全家人抱在一起痛哭流泪。辅导结束,大家达成共识:我们是一个家,我们的家是有情有爱的,孩子们都希望母亲健康长寿。

其实,在康永乐的办案历程中,这样的案件还有很多。有时候,案件办结了,当事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康永乐便会继续想办法,努力让问题从源头解开。

“康永乐好学,对预审工作有极大的热情,善于思考,不断总结。他把系统的心理学知识和方法,结合到了讯问办案中,这是他办案的特点。”康永乐的老师,同为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的周水清对他如此评价道。

一名优秀的警界读心人,是需要通过经年累月的学习、训练、实践,加上对公平正义坚定追求,以及对公安事业的无悔担当,方可成就。

康永乐不改初心,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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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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