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长河中的三位老警
时光虽然已经悄然逝去几十年了，但他们的形象依然镌刻在我的记忆长河里。身为警中一员，时常会想起自己和“警察”这个职业的情缘。而这份情缘的渊源，也许冥冥之中决定了我对职业选择的最终走势。
说情缘，话情缘，我就先不说孩提时经常吟唱的那首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面”脍炙人口的儿歌了，也不说少年时观看过的《羊城暗哨》《今天我休息》《斗熊》等一大批公安题材的电影了。这些文艺作品中机智神勇、和蔼可亲的警察形象虽说也令我感动，但在情感接受度上基本是属于“熏陶与教育”。如今，就来说说我心目中最初对警察这个职业，以及从事这个职业的个体的那份真切感知吧（这种“原始”的感知，应该就是所谓的情缘吧。）它，来自于三个曾经在我早年生活圈中出现过的老警察。
第一位警察姓郭，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已记不得了，只晓得大家都热情地叫他老郭。他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家的邻居。那时我家住在10室，老郭家住在1室，户主老郭是杨浦公安分局长白新村派出所的一位户籍警。那时长白派出所坐落在靖宇东路与延吉东路路口，印象中的老郭总是穿着一套蓝色的警察制服，整天笑呵呵地奔走在派出所和长白新村之间。最初我并不知道老郭是个警察，只知道他在新村里说话很有“力道”。邻居之间发生纠纷了，只要请老郭出来摆两句闲话，矛盾就会很快平息。新村里再蛮横的流氓阿飞，只要有人对其大喝一声：“老郭来了！”立马就不敢发声，老老实实地躲到一边。当然，也有的会嬉皮笑脸地向老郭示好几句：“老郭警察，侬辛苦了，来，抽支香烟！”而此时老郭则会严肃地呵斥对方：“侬太平点噢，不老实的话，括台风奈侬括进去。”当年，公安局经常“括台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严打”。
“晓得了，阿拉拎得清的。”那些平日里飞扬跋扈的小流氓，见到老郭简直就是“一帖药”。
“爷叔，迭个人哪能嘎结棍？”一天，我悄悄地向一个年长的邻居问道。“啊呀，小赤佬，侬伐晓得啊，伊是老派里厢做的呀！”
老派？老派是做啥事体的？邻居的回答让我一头雾水。后来才晓得，所谓的老派，就是指派出所。当年上海滩的老百姓都喜欢将派出所唤作“老派”。哪个小孩调皮捣蛋，人们就会说“奈伊捉到老派里厢去关几天。”因此，我们只要听到大人讲：“老派里厢来人了，”脚骨就会发抖。“老派”不仅是派出所的简称，也是警察的代名词。
顺便说一句，称派出所为“老派”，似乎还可以理解。但让我直到如今还搞不懂的是，虽然从市级机关的派出机构序列上来说，各区有公安分局、工商分局、税务分局等等，但长期以来，只要你说一句“我是分局的”，别人马上就明白他是警察，绝对不会把你误认为是工商分局或者税务分局什么的。尤其是那些企图做坏事，或者图谋不轨的人，你只要对他喝道：“我是分局的，”他立马“心领神会”，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老派”，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真的，很灵的。“我是分局的”这句话，几乎就等于说我是警察，这其中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社会心理，还是一个蛮值得研究上海风俗的学者关注一下的有趣语言现象。当然，如果你不是一个警察，就千万不要在大庭广众随便说：“我是分局的，”否则一不小心就触犯了“冒充人民警察”的法律啦！
七十年代初期，正是文革的鼎盛时期，在砸烂“公检法”的浪潮中，老郭被下放到上海热处理厂接受“劳动改造”。以后随着我家的搬离，也就不知道老郭的情况了。只是后来听老邻居说，文革结束后，老郭提前退休，被其从农场返沪的小儿子顶替进杨浦公安分局工作。也不知这个老郭警察现在是否还健在，他是我在日常生活中第一个零距离接触的警察。
第二位警察叫莫文杰，他是我父母的同辈人。听母亲说，莫文杰和其父母早年居住在南市区的王家嘴角街时，和我外婆、外公是关系很好的老邻居，与我外婆、外公、母亲很熟。后来他到杨浦公安分局当了一名警察，而我家居住在杨浦区，也就免不了和他产生一些联系。父母经常和我说，莫文杰对他们很关心，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难题，也时常会向他讨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困难找警察。父母时常感念：“小莫这个警察，真正是人民警察为人民。”
曾经在父母家见过莫文杰几次，那时我还小，好像也没和他说过什么话。印象中的莫文杰是个斯文儒雅的中年人，从外表上看根本就看不出是个警察。可是，当他穿上威严的警服，骑着自行车到辖区里巡查时，那些调皮捣蛋的小流氓，见到他个个都拔脚开溜，唯恐被“莫老派”盯住后被训上几句。而周围的阿姨爷叔见到他，就像见到自家的亲人般一个劲儿地小莫长、小莫短的，他总是笑呵呵地听着他们叙述，为他们解忧排难。后来听说他当领导了，担任过好几个派出所的所长，在工作中屡创佳绩。这个“马天民”式的好民警，为辖区的一方平安，做出了一个老公安的贡献。如今的莫文杰，早已退休在家，安享晚年。
第三位警察叫章承煜，曾经担任过杨浦公安分局五角场派出所所长和大桥警署署长。巧的是，莫文杰是章承煜在五角场派出所时的前任，章承煜到五角场派出所当所长时，接的正是莫文杰的班。说起章承煜这个警察，只要是在长白地区居住过、年龄在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对他都不会陌生。七十年代中期，他从外地插队落户回到上海后，成为了长白派出所的一名普通的户籍警。由于他年纪轻，个子小，干劲足，所以居民群众都称他“小章”。
当我还在中学读书时，小章已是我们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了，老师经常把他请到学校里来给我们“训话”。学校中的那些不良少年，只要听说“老派”里的小章来了，马上就会规矩起来。而在我的青春记忆里，与小章有关的有这么两件事印象特别深刻。一是，抓吃香烟的人。当年，青少年抽烟是一种被视作必须“严打”的恶习，学校里是不允许学生抽烟的，如果哪个学生抽烟，一旦被老师发现，那就是一起性质严重的违纪事件。尽管如此，还是有学生偷偷地抽烟。于是，学校就时常请小章这个校外辅导员出场来吓唬那些抽烟的学生。他们一听说“老派”来学校抓“坏人”了，顿时吓得屁滚尿流，把香烟一扔，逃之夭夭。二是，组织校外巡逻队。小章成为长白地区安图中学、图们中学的校外辅导员后，便把这两所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利用课余时间在辖区内进行治安巡逻。他像个孩子王一样，经常率领我们穿行在大街小巷。其实，我们这些“儿童团”并不清楚巡逻是为了保一方平安这个大道理的，只是觉得屁颠颠地跟在“老派”的人后面逛马路，雄赳赳气昂昂地太好玩了。以后，随着我走上工作岗位，和小章也就没有了联系。
想不到，数十年后，我居然会和小章成为“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不过此时的小章，已经是一个管理几十名警察的章所长了。那年，我看到一份杨浦区五角场派出所携手五角场地区驻军，开展军警民联合治安巡逻，并得到公安部领导批示表扬的简报后，当即来到五角场派出所采访。没想到，这个先进经验的创造者竟然是当年的小章。当我和章所长在“老派”里厢重逢时，彼此紧握双手，连连感叹：“有缘分，有缘分，想不到你也当警察了，我们又‘混’在一起了！”
一个“混”字，道尽了我们之间的情深意长、岁月嬗变。这里还有个插曲，采访结束时，章所长让派出所内勤邬建平带我到食堂去就餐时，我和邬建平左看右看，总觉得彼此很面熟，细细一问，原来我们竟是1976年4月8日上午乘坐同一艘双体客轮，前往崇明岛跃进农场且一起分配在农机连的兄弟。
正是太巧了，又是一份情缘啊！文笔不错的建平兄，以后陆续给我写了不少接地气，反映基层民警心声的稿子，我在“警务札记”栏目编发后，受到了广大一线民警的欢迎。
今年春节前夕，我意外地在黄浦区卢工邮币市场偶遇章承煜。他笑哈哈地说：“我已经退休好几年了，现在业余时间玩玩邮币卡，为晚年生活增添乐趣。”握着他的手，我不禁暗暗感叹：虽说廉颇老矣，但他的嗓音依然宏亮，他身上那股警察的精气神依然还令人荡气回肠。让我情不自禁想起，我撰写的那篇记述侦破震惊全国的魏广秀“敲头案”的长篇报告文学《神秘的敲头幽灵》中的章承煜“形象”。发生在1997年的那起系列“敲头案”，时任五角场派出所所长的章承煜，他的一个“布置”，为案件的侦破起到了重要作用。
“敲头案”接连发生后不久，在共青森林公园又发生了一起袭击一对来公园游玩的老人的惨案。当晚，杨浦公安分局领导立即在全区范围内布置落实控赃工作。晚上9时，章承煜所长从分局开完会后，回到所内立即召开全体民警会议，再次落实在辖区内对控赃范围内的金银饰品修补行业进行查漏补缺。
4月15日上午，民警曹学军来到朝阳百货商场金银饰品柜台了解情况。修理工庄某告知曹学军，一个小时前有人来此修理过“明月”两字的鸡心挂件。他立即回所将这一重要情况向章承煜所长汇报。
经深入了解，此人系一外地民工模样的男子，剽悍强壮，操一口并不纯正的普通话，身着紫红色茄克衫，且不止一次来此修理、重铸金银饰品。这一消息，犹如晴天惊雷，迅速反馈到市局专案组，神笔张欣立即绘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拟像。当晚，专案组侦查员通过技术手段，终于从5个可疑的窝点中确定淞南镇华浜二村某号202室为犯罪嫌疑人魏广秀的落脚点。一支由时任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重案支队支队长刘道铭率领的特别行动队直扑淞南，一举将魏广秀擒获。
岁月荏苒。日前，当年安图中学、图们中学校外巡逻队“儿童团”的几个兄弟和“小章”重逢时，回忆起魏广秀“敲头案”的侦破和中学时代跟着他走街串巷参加治安巡逻时的如烟往事，时光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感念如上所述的三位老警察，总让我心潮澎湃。在我们国家“警察”这两个字前面是有前缀的，叫人民警察。面对老郭、莫文杰、章承煜这三位为人民鞠躬尽瘁了一辈子的警察，当我“一不小心”也成为“业内人士”后，不仅是梦中的那份情缘，更是让我读懂了“人民警察”这四个字背后的酸甜苦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警察肩负着维护一方平安的重任，默默奉献着鲜血和生命，人民警察永远是改革开放的守护神。老郭、莫文杰、章承煜都是令我尊敬的前辈。
至此于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我向三位公安前辈，致以崇高的敬礼。
作者简介：刘翔，全国公安文联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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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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