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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还走失的亲情

来源：作者作者：谢沁立

他们是谁？

他们不知道自己来时的路，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也不知道亲人们是如何费尽周折却遍寻不到他们。

他们只是按着自己的想法走，走到哪里就是哪里。

一

他们是谁？

当民政局提供的数百个“无名氏”的图片、资料摆在天津市公局图像侦查和技防监管总队二支队民警面前，让民警通过最新技术手段辨别出他们的身份时，几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民警面面相觑，这么多人会不知道自己是谁？

他们是从家里走丢的人。天津市民政局的数个救助站里有很多这样不明身份、但得到政府救助的残疾人。他们衣食无忧，生活起居规律。但他们多数精神障碍，没有情感表达。

他们在救助站登记的名字是数字代码，代表的是人们发现他们的年月。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帮助他们找家，用各种方式找，在公开媒体、网络上发布信息，有一丝线索，就去追踪。但因为没有线索，他们又不会用语言表达，也不会写字，能够找到家的人微乎其微。

2017年10月的一天，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报警，说有一名聋哑男子在街头露宿，捡拾垃圾吃。民警出警，将衣衫褴褛的男子带到派出所，一边安顿他吃上热腾腾的饭菜，一边走访周围群众，看有没有人知道男子的身份，同时，联系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准备将男子送到附近的救助站。

恰好，天津市公安局图侦技防总队的民警协助一起案件的侦破工作，正在派出所搜集视频资料，就为男子拍摄了一段视频，带回总队应用数据分析甄别男子的身份。

成立于2015年1月的天津图侦技防总队，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将天津街头两抢的破案率从不足10%上升到91.8%。仅17年一年，他们应用视频监控记录的照片和图像进行了近四千件盗窃电动自行车案件的侦破。

应用新技术手段，民警王志红很快便从浩瀚的大数据库中，找到十几个与这名男子相像的人，几位民警再次鉴别，他们确定男子是山东济宁人。经过与当地公安、民政部门联系、辨别，确认这个男子就是他们那里走失的人。男子走失了一个月，是智障、聋哑人，家人在当地一直寻找他，却不知道他已经走到异乡。

为丢失人员找到了家！这个消息让公安机关和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很兴奋。公安机关能不能应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手段，为救助站数百名无名氏找到家呢？

2017年11月，天津市公安局图像侦查和技防监管总队和民政局负责同志一拍即合，为这些走失人员找到家。

民警王楷华负责这项工作的最初接洽。他指导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为每一名需要辨别身份的被救助人员拍照、录像。角度、距离、清晰度都有要求。

二

第一批50名走失人员的图片资料送到了图侦技防总队。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25岁，有的智力残疾，有的精神障碍，有的是聋哑人员。

编号为“2556”的是一位老年女性，微胖，六十多岁的样子，聋哑人，不会正规的哑语，不会写字，智力低下。她喜欢穿红色的衣服，无论是棉袄还是夹衣，只要是红色，她就高兴得手舞足蹈。

她在救助站住了十年。十年，三千多个日夜，她不想回家吗？

图侦民警杨宁，根据“2556”的图片资料，通过在全国人口数据库中搜索比对，确定“2556”是北京市平谷区人，名叫周桂兰。但图像比对是否准确呢？

民政系统通过查询，辗转找到周桂兰的儿子。儿子看了“2556”的照片说，我妈十几年前走丢了，那时候她很瘦，而照片上的这个人比较胖，看上去像我妈又不像我妈。周桂兰的女儿也无法确定。兄妹俩一商量，无论是不是咱妈，去天津当面辨认一下，别错过这次机会。

在救助站办公室，工作人员把“2556”领进来。看到兄妹俩，她并没有显出多么兴奋，而是拘谨地摆弄着自己红衣服的衣角。

救助站工作人员打着手势让“2556”面对兄妹俩，观察她神态变化。“2556”只是瞥了一眼，立即“啊呜，啊呜”地低下头，她拒绝与别人对视。妹妹说，哥，我觉得好像不是咱妈。哥哥仔细看了看说，我也觉得不是。干脆，即便不是咱妈，她不也没有找到亲人吗，咱们接回去吧，当妈养着。

兄妹俩最终觉得这不是自己的妈，非常遗憾地准备回北京。但临出门前，妹妹说，哥，我忽然想起来咱爸说过，妈妈后背上有一个红色的痣。撩起“2556”的衣服，她的背后赫然有一枚红色的痣。“2556”就是周桂兰。兄妹俩与母亲抱头痛哭。

十二年前，周桂兰在儿子婚礼上走丢。她穿着红色的衣服，走了十二年。十二年来，儿女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哑妈，他们不知道她的冷暖。在救助站住了十年的周桂兰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奶奶和外婆。

看到周桂兰找到亲人的视频，杨宁的眼圈红了，通过自己的工作，为失踪群众找到家，他为自己自豪。

三

每当坐在电脑前，33岁的文职杨津都会立即投入到图像的甄别中，忘记屏幕外面的一切，仿佛电脑屏幕显示的内容才是他的世界。

那里的确是他的世界。经过几年的学习、实践、打磨，成千上万帧视频图像在他脑海中一一走过，这样的积淀让他成长为图像甄别的佼佼者，他能够很快从视频监控的模糊图像中比对甄别出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为办案民警破案提供有力线索。

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给每一位公民确定了唯一的专属坐标，而无论技术多么先进，责任心永远是它的催化剂和安全阀。

杨津给自己的工作定了一个准则：大胆想象，严谨比对。每一次鉴定甄别，即使所有特征都吻合，如果还不能确定，一定自己否定自己，重新来。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物特征都能证实，但只有一个特点比对不上也要全部否定。

这次，杨津电脑屏幕上显示的一个女性，四十多岁，无名氏。民政局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说，她是2012年被救助的，当时她睡在路边，浑身脏臭。她表情木讷，从不说话，无法提供自己的姓名和家庭住址。民政局通过媒体找寻她的家人，没有结果。她因为精神障碍，每天只是呆坐着。她一直在医院里住院，有专人照顾。

杨津确定无名氏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叫李娟娟的人。但人口信息库显示，李娟娟已死亡，户籍已经被注销。杨津推翻自己的鉴定结果，重新鉴别。但他仍然肯定救助站的这名女性就是李娟娟。

难道是被认定死亡并已被注销户口的人还活着？所有人都感到疑惑。

但，当身在保定的李娟娟的姐姐看到救助站工作人员手机里无名氏的照片时，稍一愣怔，就捂着嘴大哭起来。照片上的人正是走失了八年，被家人确定死亡的李娟娟。姐姐用颤抖的声音将这个消息告诉老母亲。娟娟，我的女儿，你还活着！娟娟的老母亲一遍遍喊着女儿的名字，笑着哭着。

李娟娟还活着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全村。

2017年12月8日，娟娟的家人来到救助站，妈妈、哥哥、嫂子、姐姐，一大家子人。呆坐着的娟娟看到妈妈，站起身来，伸出了双臂，努力喊出一个字“妈！”

四

王志红是二支队的一名年轻民警，接到为走失人员找家的任务后，面对数百名人员的图片资料，她恨不得立即辨别出他们的身份，为每一个人找到家。

每天孤独地面对电脑，无论是从模糊不清的图像中辨别犯罪嫌疑人，还是一次次在浩瀚的信息中大海捞针，王志红都是平和、专注和宁静的，她知道，平静的电脑屏幕后面，有巨大的信息库支撑着，有公安科研人员辛勤付出着。

2015年3月，派出所民警将一位年轻男子送到民政局大港救助站。男子二十多岁，患有精神发育迟滞，不能正常与人沟通。大港救助站一直没有放弃为他寻找家人，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家住河南的老葛夫妇，只有一个宝贝儿子晓勇。晓勇出生时因为难产，大脑受到伤害，影响了智力。虽然晓勇身有残疾，但老葛夫妇没有抛弃自己的孩子，反而更精心地照顾他。2012年夏天，晓勇突然找不到了。老葛夫妇骑着自行车，找遍了十里八乡，但都没有晓勇的影踪。冬天到了，夫妇俩背着孩子的棉衣寻找；夏天，妈妈总会记得将孩子戴过的太阳帽放在自行车筐里。他们找了一年又一年，过了一冬又一冬，但晓勇依然杳无音信。

在晓勇走失的第五个年头，晓勇妈妈去世了。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成为她一生的遗憾。

老葛一个人，继续骑车去找自己的孩子。七年，自行车轮碾过了三万多公里路程，孩子，你在哪里呀？

经过鉴定和信息比对，王志红认定，一名胡子拉碴的年轻人，就是河南户籍的晓勇。对，一定是他。王志红坚信自己的判断。

得到公安局的鉴定结论后，民政局工作人员第二天就联系到了老葛。老葛看到照片，泪水纵横，儿子，终于找到你了！

2017年12月9日，滨海新区大港救助管理站将老葛日思夜想的儿子晓勇护送到了身边！

老葛一手搂着高大健硕的儿子，一手捧着妻子的照片，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2017年11月、12月，图侦技防总队民警为民政系统154名不明身份的走失人员进行了身份甄别，为52人找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