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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信仰(十)

来源:网投 作者:李万军

英雄父子仨

2012年10月4日上午,村主任贺顺勇引领王新法夫妇一行,瞻仰了68位烈士和拜谒贺锦斋烈士之后,在回程的路上,接着又为他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悲痛不已的就义惨案:

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革命进入了低潮。武装斗争不得不由城市转入农村。同年5月27日,石门反动县长刘夷,亲率军警团匪,与地方豪绅纠合在一起,大开杀戒,并叫嚣要“招尽天下刀客,杀尽共产党人。”

但无论敌人如何叫嚣,无论戮杀多少志士仁人,我党在石门的地下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那时担任中共澧县县委组织部长的李光文,为了躲避澧县国民党反动派的抓捕,为了将革命的火种传播到石门贫苦山民心间,他以教书为名、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清官渡(那时的清官渡含薛家村),办起了私塾。他白天教孩子,晚上教大人,夜以继日地为村民灌输革命理想,传播共产主义信念,并在清官渡一带秘密建立起了党的组织,他亲自担任起清官渡的支部书记,并发展和培养了一批农民党员和革命骨干。前面提到的清官渡农会主席彭金堂,就是经李光文一手发展和培养起来的革命骨干。

1929年8月,石门的大革命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在临近湖北一带的石门西北角,很多村寨都纷纷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那时,李光文也当仁不让地兼任起了泥沙(今壶瓶镇)、古罗坪(今罗坪乡)和高水田(今清官渡和薛家村)这三个区的苏维埃政府指导员。之后,又出任了石门县苏维埃政府委员,经常参与了石门的苏区建设。为了革命事业,李光文经常东奔西走,协调联络多地积极分子,不时开展地下武装斗争,根本无暇顾及家庭和孩子,后来只好将两个年幼的孩子,寄养在进步农户家里。

夺取政权不易,保卫政权更难。

当年在清官渡和薛家一带的革命斗争是十分残酷的,前面提到的1930年5月,68位红军战士跳崖壮烈牺牲的故事足可说明,这个时期这里的白色恐怖,丝毫不亚于大上海和北平。尤其是1931年秋,白匪头子罗效之纠集了万余人,对湘鄂边苏区进行了大“围剿”,且重点攻陷了由贺龙一手创建起来的贺家台和高水田苏维埃政府,但越是这样,就越发激发了李光文的革命斗志。他始终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工农一定能翻身,革命低潮只是暂时的。

在最困难的时期,他只好化名杨溢,继续以教书作掩护,开展地下活动。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留守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在经历了像“剪刀峡”“高水田”这样一系列挫折后,仍然顽强的生存了下来。他们不仅只是为了求得生存,坚守革命阵地,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1931年5月,以剩下的留守红军为基础,石门一带又成立起了红军第三游击大队,李光文又出任该大队的政委。他常常亲率游击队保卫苏维埃政府。1932年6月,李光文担任了石门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也就是在这之后的8月的一天,李光文连同他两个年幼的孩子,不幸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虽然周总理都曾经说过,干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可对于当年牺牲在薛家村瓦屋场的李光文仨父子来说,这样的牺牲实在是太大太惨烈了。

那一天,李光文带着两个孩子到敌占区罗坪开展地下活动,在返回清官渡途中,不慎被陈金次的匪兵发现。李光文被敌发现后,只好就近抄走经剪刀峡至清官渡的那条羊肠小道,意欲抛开敌人的追捕,好让两个孩子脱离险境。可依当年的情况,几乎毫无可能,因单凭李光文的身体条件和斗争经验,或可另说,但由于这两个孩子,小的只有八岁,大的也不过十岁,要想摆脱敌人追捕谈何容易。但至今令人惊叹的是,在当时的枪林弹雨中,这父子三人竟神奇地翻过了剪刀峡,直至越过了两年前那68位红军跳崖牺牲的坟地,逃到了传说中的瓦屋场,才被敌人逮住。

时年36岁、参加革命多年、已非一般身份的李光文,料定此番在劫难逃,他自己绝对是毫不畏惧的,但看到身边两个年幼的孩子,便感到心如刀绞,不觉泪如泉涌。少顷,李光文替两个孩子擦干眼泪,抬起头,挺起胸,面向敌人,以为人父亲的口气和身份试探敌人说:“我是你们早就要杀的地下党,我死不足惜,只可惜了两个孩子,能否不杀他们,或者抓走也行?”

听到眼前这个死到临头的地下党开口说话,匪兵中间的一个长满胡须的刀疤脸,凑近李光文说道:“可以,但有个条件,你必须给我们说出石门和澧县苏维埃政府所有党员和革命骨干的名单,否则,我们只能执行‘就地格杀,斩草除根’的命令!”

此刻,李光文算是彻底明白了,跟豺狼说人话,等于白搭!于是他转而对两个孩子说:“伢子,把眼闭了,反正是死,一了百了,不要让这群豺狼看笑话,下辈子我们若再成父子,我会把欠你们的都还上。”两个听话的孩子“嗯”“嗯”了两声之后,就真把双眼闭上了。

“动手吧!先杀孩子,我死前不能让孩子们看到他们的父亲变成无头鬼,苏维埃万岁!……”李光文的话未落音,这群迫不及待的和刽子手们便手起刀落:“嚓”、“嚓”、“嚓” ,随着三声沉闷的屠刀响起,三颗英雄的人头陨落大地,顿时,大地玄黄,苍天流泪,一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一连数天,整个瓦屋场都沉浸在一片血红中。

听完这段史诗,王新法几度流泪,其他的陪同,除了落泪便是沉默,除了沉默便是落泪,就连这新开不久的陆风越野,也一时间跟着车上的人们喘起了粗气,发出了一阵接一阵的叹息。

直到回到曾德美三哥家,王新法方才开始打破沉默,问起了身边的贺顺勇:“李光文烈士的这段历史,石门“史书”中有记载没?”

“有,我在新近出版的《石门县红军将士谱》一书中看到过,但也不过廖廖两百来字!”贺顺勇如实回答道。

“这不是遗憾呀,也不是挂一漏万,这是无视!无知!无耻!像如此重要的革命史诗,怎能缺席‘史记’列传哩!”王新法几乎是发出了怒吼。而这种怒吼,是多年跟在他身边的亲人、朋友和战友们鲜有所闻的,包括二十多年前,在面对那些以莫须有罪名审问他的对手时,也不曾发出过这样的吼声。

 

闲话薛家村

       也许人们习惯于听美丽的传说,但薛家村的有一些传说却并不那么美丽。2013年12月,彻底办完了退休手续的王新法和曾德美带领助手杨联合,再次来到了薛家村。

俗话说:凡事预先则立,不预则废。此次来到薛家村,虽然早已作出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但是王新法心里明白,磨刀不误砍柴工,必要的调研,仍然是初来的工作重点。

次日一早,他便向前来打招呼的薛家村支部书记覃遵彪,提出头一个请求,请他帮忙找几位村里主过事的老同志,开个座谈会。面对远方来客提出的请求,这位被薛家村民俗称为“彪书记”的支书,配合积极,连续打了几个电话,便落实了王新法的请求。说起这位“彪书记”,一看就是个膀大腰圆的土家汉子,但他人粗话不糙,在平素里,包括开会时,一般话语不多,实际上,他自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农村工作法,在很多情况下,他的内心深处,就好比这千山万壑的薛家地貌一般,自有他的百转千回。

比如当下,他对王新法来到薛家扶贫帮困的做法,就是抱着一种谨慎欢迎和观望的心态。这也难怪,因为这位年过五十、已当了十四五年支书的“彪书记”,虽然只是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天空下的一个最小的书记,但早已见识不短,也曾接待过不少前来薛家帮扶的领导干部和老板客商。这进进出出的,有谁会真心愿意留在这鸟不拉屎的薛家村哩。所以此番对待王新法来村扶贫,他和一部分村民的心态基本相同,那就是:“是骡子是马,先溜溜再说。”

不出一小时,几位七老八十的老者,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他们分别是老支书林昌义、王成梅,村民代表张昌后、覃章权和在薛家一带远近闻名的堪舆人漆开毅。不一会儿,村主任贺顺勇和曾德美也主动赶来参加了这次座谈。

人员一到齐,主持座谈的彪书记,就把王新法简明扼要地介绍给大家,同时,也一一将各位座谈人员介绍给了王新法。王新法则很快接过彪书记的话题,作起了开场白,他说将大家请来,绝不是开什么会议,要说是,顶多也只能算是个务虚会,没有什么大的主题,也没有什么议程,就是想请大家围绕薛家的风土人情,拉拉家常,侃侃大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薛家贵人

在王新法上回来薛家考察见过一面的漆开毅,已知王新法不同于一般的蹲点干部,自不认生,先入为主,首先发言:“我就给王总讲讲咱们薛家村的由来吧!”他一打开话题,便一发难收。

相传,在明末清初年间,有一薛姓家族为了逃避战乱,由薛家长老率领族人,靠牛拉马驮,肩扛篓背,从所街起,就沿渫水溯源而上,沿途凡有炊烟升起和五谷六畜兴旺之地皆不停留,就这样找了十天十夜,终于来到了这处荒无人烟的山谷。歇脚之时,这位长老眼见这处“鬼见愁”的山谷,虽然看起来鸟不拉屎,但所到之处无不是山环水绕,群山巍峨,物产丰饶,别说养活一个薛家、就是养活几个“薛家”都不成问题。而最令他满意的一点,就是这里几乎完全与世隔绝。强盗和兵丁,一般也不会来此劫掠或歇脚,于是就决定把他们的新家扎到了这里。

这个薛姓人家,自打落脚这处世外桃源之后,确是在此丰衣足食了几十上百年,甚至还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薛氏祠堂。要知道,在过去,配建祠堂的一般都是雄居一方的大家族。由此可见,当年的薛家一定是香火兴旺、发达有余的。

可令人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大约到了清朝末年,这薛家有一族人娶了一名龚姓女子为媳,因这名龚姓女子的家境很差,不如薛家,自嫁到薛家后,就不被看好,甚至经常被欺受虐。一天,这龚姓女子又被丈夫打骂了一顿,一气之下就寻了短见。之后,这龚姓人家不甘示弱,告了官,结果自然是薛家输理败北。但令薛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回,这龚家人得理不饶人,还乘势将龚姓女子的遗体葬到了薛氏家族的祠堂里。此后,这薛家人的日子便没法过了。

当年,也不知从哪冒出来一位道士,专程来到薛家指指点点说:“这名龚姓女子的坟墓刚好压着了薛家的“中脉”,薛家要想翻身,除非把这龚氏女子的坟从薛家祠堂迁出,否则,薛家难有翻身之日。其实这个道理玄机,谈不上有多高深,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与薛家结了梁子的龚家,自从将这名龚姓女子葬在了薛家祠堂起,便派来了几户田姓人家,从此世代守坟,天天监督着薛家人的一举一动,硬是活生生地将这薛家人盯死看牢了。

迁坟不成,打斗不赢。这薛家的日子每况愈下,薛家人万般无奈,不得不举家迁移走,甚至连坟墓都没留下一座。至于这薛姓家族后来迁到了何方,已无从考证。只是从此后,这“薛家村”里,既没有姓薛的人,也没有姓薛的坟;从此后,无论这“薛家村”的贺姓、覃姓、漆姓等,包括为龚姓看守“怨坟”的田姓人家,如何勤劳,怎么努力,也无法拔掉穷根,致富翻身。

“今天,您带着锅碗瓢盆来到我们薛家村扶贫,这是我们薛家村的荣幸。但愿你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将要改变我们薛家村面貌的贵人。”

王新法见这位姓漆的堪舆人,根本不像他想象中的那般冥顽神秘,而且还不失几分天真几分新潮。很快,他不但不讨厌贺顺勇特意推荐的这位薛家傩文化代表,而且还对他起了几分敬意。见他一说完,他赶紧回答:“不敢当,不敢当,我只不过是响应习主席的扶贫号召,想与你们一起同甘共苦,为薛家村办点实事、在有生之年、不想坐等终老而已。今后的工作,还得靠你们支持哩!”

“王总,莫客气!我知道你是代表党来的贵人,当然不会信我这糟老头子的胡说八道。但我们薛家确是需要遇到像你这样的贵人了,尤其是在脱贫致富的路上,也确是需要打个翻身仗了。不瞒你说,你去年考察走后,大多数的村民都说你没看上俺薛家村,不可能再来,只有曾德美、贺顺勇和俺等相信你一定会来哩!”说到这里,年过七旬的漆开毅开始有了几分得意之色,脸上也露出了少有的微笑。

“言重了,漆大哥,薛家这么好的风水,我哪会看不上哩!只是在这里,我有个请求,请你们以后不要叫我王总,就直接叫我王新法好了。以前为了生计,我确是注册过公司,也做过一些小本经营,生意上有赚有亏,不算什么老板。再者,我来薛家村绝不会将投资作为首选,而是想同大家共同探索一条彻底脱贫致富的路径。”接上漆大哥的话茬后,王新法顺势开宗明义,点明了他来薛家村的目的。

薛家村党支部书记覃遵彪听到这里,似有所悟,但疑惑仍在。他接着王新法的话着重强调说:“我完全赞成,以后我们就改称王总为王大哥吧。王大哥的钱来之不易,听说他这次带来的64万元,并不是从生意场上赚来的,而是他多年来的工资积蓄。这钱如何投?怎么花?完全由王大哥自己作主。同时,考虑到工作便利,经我与村主任贺顺勇商量,今后,就主要由他负责与王大哥接洽工作。下面,还是请大家继续为王大哥多介绍一些感兴趣的风土人情。”

 

乾隆侍卫

“彪书记,我还没讲完哩!”漆大哥见彪书记好像要催着大家往下走,一下急了,于是赶紧说自己的故事还没讲完。

“不要紧,漆大哥你接着讲吧!”王新法和彪书记几乎异口同声的对漆开毅表了态。于是,这漆大哥一发难收,又接着讲起了那半吊子“乾隆侍卫”的故事。

在薛家村的东南角、剪刀峡的东北面、安沟与峡河两水碰头后的后坪中部,一处杂草丛中,静静地散落着几座非比寻常的坟冢,它们不高不低,不偏不倚,坐拥西北,朝向东南,仿佛在向后人们诉说着他们的前世今生,等待着有缘之人来解读他们生前的荣耀。

可是上百年来,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这处墓群是一位明朝的进士之冢;有说这处墓群是李自成起义失败后,归隐夹山时,遣散的一位将领之冢;有的说这处墓群是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违规”特赐的的一位侍卫之冢。根据漆开毅的讲述,他比较倾向于第三种说法。理由和原因是,它与薛家的来由和乾隆的生世及帝王风格基本吻合。

史上有载,乾隆皇帝一生六下江南,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因为治国理政的需要,是当时的形式所迫。但老百姓却宁肯信其野史,不愿信其正史。因野史上说乾隆下江南,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汉人生母,传说乾隆是雍正与一名南方汉女所生因当时清政府满汉通婚视为违禁,所以乾隆一出生,便侍从抱回宫中抚养而他的生母一直隐藏在民间。因此,在乾隆的潜意识里,似乎一直就有江南寻访生母”的冲动。至于乾隆帝下江南,是不是为了饱览江南的山川美色,或视察水利,或解决水患,或效仿康熙,或笼络人心等各种原因,人们才没兴趣深入去研究了。

反之,人们相传得最多的是,是在乾隆皇帝第四次下江南时,终于得到了有关“生母”的下落,有人说他的“生母”不仅健在,可能就在古澧州(今澧县)一带,过着十分俭朴的农家生活……得到如此重要的线索,不管真假,乾隆自然不会放过,于是立即改变了原定直下苏杭的行程,转道来到了湖南澧州,面见了一次自己的“生母”,并留下了一名江西吉安籍的彭姓侍卫,和两名宫女保护和侍候“生母”。可没过几年,乾隆的所谓“生母”,就因病辞世了,于是彭姓侍卫和两名宫女,便顺理成章的提出了回宫的“申请”。

可此时的宫中,对乾隆皇帝寻找“生母”的谣言四起,文武大臣们,对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动因也颇有微词。当年,乾隆作为已年过不惑的“一代名君”,不可能为了这等隐私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实情,等于公开承认自己破坏满清禁令,触怒满朝文武。因此,这位江西籍侍卫和两名宫女的“申请”,自然也就不可能得到乾隆的恩准。但为了补偿这名彭姓侍卫和两名宫女的伺母之恩,乾隆便赏赐给他们金银万两、布匹千缎、钱粮百斗,还特意口谕了一道圣旨,秘密派人送给了这名侍卫和两名宫女。乾隆在赏封这名彭姓侍卫为“御前侍卫”的同时,还“恩准”他们三人同结百年之好,可生儿育女,但永远不得再开打道回宫之口。

这名江西籍的彭姓侍卫转念一想,自己虽然曾经在乾隆皇帝面前鞍前马后,眼前又有伺卫“皇母”之功,按说理应回京享受荣华富贵,但如今皇帝亦有难言之隐,今又如此这般,也算做到有情有义了,况且这两名宫女,此前与他表面上情同兄妹,但内心深处早都有意相许了。于是便很快顺了皇帝的旨意,不日就拜堂成亲了。

但这位有其名无其实的“御前侍卫”,很快也明白过来,他们这一家,实际上已是“虎落平阳”,不但昔日的威风不再,而且还随时会有性命之虞。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这一家人于是乘人不知、鬼不觉时,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溯澧水而上,进入渫水,又溯渫水而上,经皂市、所街、泥市,一路进入到了这处鸟无人烟,且与湖北交界的世外桃源。从此繁衍生息,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也从此与世隔绝。

“真的假的?”听到这里,王新法忍不住微笑着提出了疑问。

“不能确认!但广为人传。”刚讲完薛家传说的漆开毅,见王新法提出质疑,也只好回给他一个未置可否的回答。

“就怕只有你堪舆人一人在传说哩!”当王新法再度质疑时,这个漆大哥便不再强辩,而是忍俊不禁大笑,其他人见状,也大多跟着笑了起来。

 

硝洞传说

此时,在这木板屋里,有一人很例外,此人就是张昌厚。当大家都在跟笑时,他却是一脸的严肃。等到大家笑声过后,他就不紧不慢地开始了发言:“刚才,漆大哥讲的这个乾隆侍卫墓的传说,要说编造,也不会是他一人能够编造的,多少都有些根据,至少我小时候就曾听到过这种说法。相差无几哩!借今天这个机会,我也想为远方来的贵客讲一个!”

“欢迎,您就开讲吧!”早已收敛了笑容的王新法,很快就做好了倾听的准备。这个年近七旬的村民张昌厚,绝不像一般没见过世面的农民那般怯场,他很快便操起一口流利的薛家方言,展开了他的叙事——一则有关薛家“硝洞”的传说:

几十年来,不时会听俺“屋里(老婆)”和她那边的亲戚说起“硝洞”的事。

“屋里人”名叫孙双年,年纪比俺还大点,是个湖北人。在薛家村这个地方,说起湖南与湖北,除了心底里有个省份的界别,其他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区分,两省边界上的村民,好像从古至今,不仅在工商畜牧渔等农业领域贸易频繁,而且两地村民,在民俗民情与婚姻家庭方面的交往,也是源远流长,络绎不绝。比如,俺“屋里”虽说是湖北鹤峰万寺坪的,但实际上,离俺薛家的硝湾也不过就十几里地,且处于同一条山脊线上。俺到她家走动几十年了,听到最多的一个人是“林子成”,听到最大的一个矿叫“万寺坪”,听到最深的一个洞叫“硝洞”。

传说清朝末年,万寺坪就发现一处“铅铜锌”矿,当时的地大物博的清政府,尽管也知道它的重要性,但囿于当时的治国水平与技术条件,根本就没把它当一回事。因此,这处矿藏的开采,那时完全处于无政府主义。自发现以后,万寺坪至薛家村一带村寨,就一直处于土匪出没和动荡不安的状态。经过几番血流成河的争斗后,长期混迹于湘鄂边腹地的一个叫林子成的土匪,俨然胜出,成了主宰这一带矿藏的龙头老大。这个本来就鱼肉乡民的土匪,自开始主宰这处后,就近抓来了数百村民,充当矿工,实施日夜开采,对这处矿藏进行猖獗掠夺。俺岳父大人的爹,当年就被抓去这里当过矿工。

那时的矿工与现在的矿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时发生矿难的概率与处置,与现在相比,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那时,俺“屋里”她爷爷,平常,除了隔一阵子能得到几锭银两,维持生存外,其他的啥也没有,且一旦发生矿难,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几十上百的人,不管死活,都一律被土匪们从“天口”掩埋掉了。俺“屋里”她爷爷,终归没有死在矿里,算运气最好的矿工。当年,老百姓只恨扁担捱不过地脚方,搬起石头打不到天。于是只好给这心狠手辣的林子成,编了这样几句顺口溜:“天见林子成,日夜都不分;地见林子成,草木都不生;人见林子成,等于有死无生。”

一开始,这些被开采出来的“金银铜铁铅”等贵金属,大多被林子成的骡马队,自万寺坪起,沿硝湾(风箱台一线,今属薛家村)、清官渡、东山峰(原名不详)、泥市(今名壶瓶山镇)这条“茶马古道”,驮运至磨市码头转运上船,再沿渫水而下,过澧水、进洞庭,达长江,销往武汉南京和上海等地,有的甚至被销到国外。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暴发,不久后革命遭遇挫折,民主革命先驱、桃源的宋教仁被杀,袁世凯复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

林子成这只狡猾的狐狸看到时局不再,为防不测,同时也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武装起自己的土匪势力,就从国外进口了一批加工设备,着手“自力更生”, 一边尝试着开始炼铜炼铁,一边熬制生产“硝药”。虽然那时万寺坪的矿藏丰富,多如牛毛,但没有硝土。这林子成在一边“进口”的同时,差人七找八找,不知咋就在硝湾的“硝洞”里找到了硝土。林子成喜出望外,亲自出马,深入到这个鬼才知道的深洞里,开始熬硝,土制火药。也有人说,林子成之所以亲自进洞,还不仅仅是为了熬制火药和土制枪支那么简单,更主要的是,为了在洞中隐藏那些仿铸的“袁大头”“铜钱”等假币,以最大限度地夯实钱袋,图谋不轨。至于最后,林子成干了什么,是死是活,就“断片”了。

“不论真假,这几个传说至少都说明了,薛家村除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老区外,还是一个出产很多传说的地方,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我们不能再让她躲在深闺了,薛家村没有发展不起来的理由。”看来,听了这个传说,王新法扶贫薛家村的信心更足了。

 

下放医生

“其实,我们薛家村早就与你们河北人、北京人都有缘分哩!”此时,村民代表覃章权生怕自己被冷落,好不容易接上了话茬后,又给王新法讲述起一对河北医生夫妻下放到薛家村的故事。

1969年初,有一对响应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号召的医生夫妻,就是从河北石家庄先“下放”到常德的,不久又被“下放”到我们薛家村了。他们当年就住在薛家大队书记覃章玉家里。这对夫妻下放时,还带来一个两三岁的女儿,第二年,在薛家村又生了儿子。他们一家四口,在村里至少与我们同甘共苦了两三年才调走。

当年的支书覃章玉,是一位同毛岸英一起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不仅思想觉悟高,而且极具正义感,办事雷厉风行,为了免除村民们对这对“下放”夫妻的嫌疑,也为了照顾好这一家人,当初不仅把他们领进了家门,而且还霸蛮地从三间木板屋里,腾出了一间半屋子来安顿这新来的一家。而自已家里的六七口人,则挤到了剩下的一间半屋里。这几年,他们两家的关系,那真是比亲兄弟还亲。那时,他们夫妻俩,白天同社员们一起搞生产,晚上经常到一些有病的人家去治病,做尽了好事,吃尽了苦头。但这两夫妻也真能吃苦,天天与我们一起开荒种地,春季种水稻,夏至种玉米,冬季种油菜,啥活都一样干。出一天工大概记十分左右的工分,分得斤把多口粮,那时,我们每天吃的主要是杂粮,比如,苞谷、红薯、洋芋等,什么出时吃什么,总之很少吃到纯粹的白米饭。比村民好点的是,他们的工资、粮票和布票,比我们要多点,穿得比村民们稍好点。

那些年,医院里缺少西药,像青霉素之类的西药都很金贵。加之,像我们这样的深山老林里,就更缺医少药了。俺年纪比他们小点,总喜欢赶脚,经常跟随他们到山林里挖草药,像七月花、白三七、野黄莲、血蜈蚣、三百棒和血滕之类的草药,我全是从他们那里学会认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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