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信仰（九）
第三章 薛家村往事
牛铃叮当
骡马成帮
灯笼结在马桑树
照亮阿哥驮茶路
祈求吓跑虎豹狼
天高地远
土司称王
薛家村里没余粮
谁敢强行掳牛羊
家家户户有猎枪
土地革命
贺龙整军
贺家台建苏维埃
剪刀峡留英烈魂
碧血丹心映山红
……
神奇的地方，一定有神奇的山水；神奇的山水，一定上演过神奇的故事。
号称湖南屋脊、邻近北纬30º、介入湖南石门南北镇与湖北鹤峰县走马镇之间、平均海拔千米之上的薛家村，虽谈不上历史悠久、文化璀璨，但这处村落自明清以来就开始了刀耕火种的田园生活。数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土家儿女，在征服自然、改造山河、奔向文明、翻身解放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推陈出新，演绎出一出出新旧传奇。
2012年10月3日，王新法和孙景华在曾德美的陪同下，不远千里，来到了这个不乏神奇的薛家村，开始了他对薛家村的头一次考察。所到之处，人们争先恐后，为他们讲述了一个接一个悲壮而又神奇的故事。
悲壮剪刀峡
考察当日下午，王新法夫妇在曾德美、薛家村主任贺顺勇的陪同下，首先来到邻近薛家村的清官渡支书漆开渊家。当时，漆开渊的兄弟卢志亚和卢志辉，早已赶到哥哥家等待王新法一行。
其实，这漆开渊之所以与兄弟异姓，是因为其父入赘卢家，他随父姓，两兄弟则随了母姓。他们自幼成长于这山沟里的这哥仨，许是因为天性和缘分使然，在繁重的生计之余，除了舞文弄墨和好一口烟酒外，就再无他所好了。尤其是老三卢志辉，对文学不只停留在爱好上，听说在前些年，还获得过当地的一个文学奖，一时成了远近闻名的笔杆子。久而久之，这哥兄仨就被村民们誉为了卢氏三支笔。后来，加上与这哥仨志趣相投的薛家村主任贺顺勇，他们四人又顺理成章的被村民统称为当地土家文学“四大金刚”。
细究起来，这个贺顺勇也算是他们哥几个尚未出“五服”的表兄弟。可别小看这“四大金刚”，虽然他们不像体制内作家那样潜心于创作，但他们的文笔功底不但不次，而且在某些领域还有独到的研究。比如，他们在对当年贺龙开创的湘鄂边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解放前发生在眼皮底下的68名跳崖烈士历史的挖掘整理，就可见一斑。
见到盼望已久的远方来客，这哥兄几个免不了要客气一番，一时间又是筛茶，又是打烟。当漆开渊将一根烟递到王新法跟前时，王新法只是连连摆手，此时不等他开口，灵泛有余的曾德美赶紧解释起来：“王总是不抽烟的，酒也一般不喝，硬是霸蛮，也会出于礼貌喝一点。你们不要见怪！”
“曾老师，不见怪，但王总是我们这里难得来的贵客，今天的晚餐就请在寒舍里将就一顿了。”说完，漆开渊就直盯着曾德美和王新法。曾德美微笑着看了看王新法和孙景华，然后直截了当地回应说：“本来这晚餐已安排好在我三哥家吃的，你这么一将军，就只好先如你意了，我给三哥说一声就是了”
“客随主便，感谢盛情。我们早就听了你们几位的大名，曾老师曾经多次提到你们，讲到过你们这里的山水人文，今天就向你们几位讨教了。”
这时，走南闯北几十年了的王新法，眼见这清官渡的支书漆开渊如此热情，也就少了许多客套话，直接点明了此行的主题。此时，才给三哥打完电话的曾德美又接着插言：“对了，漆书记，今天你们哥儿几个就跟王总和嫂子讲讲那68位红军在剪刀峡跳崖的故事吧！”
看到王总和曾老师早已迫不及待，漆开渊一下便打开了话匣，于是， 面对王新法和孙景华侃侃而谈。
1930年5月的一天，在湘鄂边根据地薛家村剪刀峡顶，一名手持驳壳枪的红军游击队长，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狠狠地将枪砸向崖顶，尔后，转身朝向战士们，悲壮地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同志们，不想当俘虏的，就跟我一起去找贺师长去吧！”不等说完，便朝向崖下的万丈深渊纵身一跃，瞬间便消失在这枪声之后的深渊里。
“共产党万岁，找贺师长去！”此时，剩下的67名“红军”见状，没有过多的悲伤，他们也呼喊着口号，一个接一个的从剪刀峡顶纵身跃下。一时呼号声在剪刀峡谷久久回荡，响彻云霄。顿时，逼近剪刀峡顶的敌人们看到眼前一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个个呆若木鸡。此刻，68位红军战士，血溅大地，呼声渐微，68朵生命之花转眼间便陨落于剪刀峡底，化作68座千古丰碑……
次年二月，春风化雨，花红别样。人们发现，在原本光洁透亮的剪刀峡崖壁中心凸起处，竟然比往年多出了一团怒放如火的映山红，连同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交相辉映，形成了一道奇特的血色风景。此后，当地的人们便将这处奇特的风景，称之为“红军魂”。
故事是这样的，这年的五月，乘贺龙领导的红四军主力实施东征、暂时离开湘鄂边之际，当地白匪头子陈金次、陈孝道和刘昆山，率领数百个敌人，偷袭了泥沙苏维埃区政府。当时在泥沙古镇（今壶瓶山镇）执行任务的清官渡农会主席彭金堂（革命烈士，《石门革命烈士录》中有载），在与敌人的激战中负伤被俘，残忍的敌人，便将彭金堂用铁丝穿掌，将其押往罗坪乡的长梯隘一带的民团所在地。
当年，贺龙率领的红四军主力转移东征后，在“贺家台”根据地一带，只留下了由唐占益带领的约一个混编营的留守红军。后来这些留守下来的红军，又多次与敌人展开了围剿与反围剿战斗，伤亡惨重，减员过半。为了保存红军势力，保留革命火种，这支红军只好化整为零，深入民间，一方面继续组织扩大红军力量，一方面伺机与敌展开有限斗争，尽可能保护已所剩无几的苏维埃政权。当时，活动于高水田一带的红军杜参谋和盛联雄，在听说了农会主席彭金堂被捕的消息后，不禁义愤填膺，心如刀绞。因为此前，陈金次的兄弟陈星全等人，也冲击过清官渡乡苏维埃政府，还杀死了赤卫队员陈中容，并将该乡苏维埃主席彭金堂的母亲残忍杀害，然后投入正在焚烧中的彭家老屋“火化”。 天理不容，人神共愤。敌人的行径早就令人发指，岂容敌人再猖狂，这次说啥也要将农会主席彭金堂救出来。
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派出一支由红军骨干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执行营救彭金堂的任务。而在当时，敌人民团的兵力足有千余人枪，且长期盘踞鹤峰走马坪和石门罗坪一带的反共头子陈金次，系惯匪出身。红军与敌兵的悬殊显而易见，要想救出彭金堂，必须实施出其不意的突袭，方可奏效。
黎明时分，这支红军游击队在当地向导金自高、金善成的带领下，悄然出发了，他们沿着峡河的悬崖峭壁，翻山越岭向目的地摸去。天亮时，营救队伍来到了敌人据点旁边的密林里，可眼前的情景，让营救队的战士们惊呆了，敌人已经将彭金堂杀害，将尸体悬吊在操场旁一棵大树上示众，并派有匪兵看守。一红军战士见状，怒不可遏，失去理智，朝着看守的匪兵就是一枪，随着这声枪响，看守的匪兵当场毙命，但这一声枪响同时也暴露了红军的行动。匪兵头子陈金次立刻指挥手下向红军开火。
游击队长见偷袭失败，当即命令还击，于是双方在长梯隘一带展开激战。敌人见红军不足百人，立刻嚣张起来，于是更加疯狂地逼向红军，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只能且战且退，不觉中已经撤退了两三个山头，眼看就要撤到剪刀峡这个鬼门关了。为尽可能的保存革命势力，争取最后的撤退机会，游击队长于是命令担负向导任务的金自高、金善成，赶快寻路回清官渡报信。
不待两个向导撤走多远，敌人又凭借优势兵力与兵器，再次向红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同时凭借风向，开始点火烧山，直至将这队红军逼上了剪刀峡绝境。此时，反共头子陈金次为了多留几个活口，以获得更多的战利，便命令这群占尽天时地利的敌人喊话，意即只要红军投降，除保证不杀外，每人还可赏得十块大洋……孰料，这队当年受到过贺龙精神武装起来的红军，哪会如此贪生怕死！结果，回应他们的只有仇恨的子弹。
没讨到便宜的敌人，眼见红军不但软硬不吃，而且又打死几个同党，于是组织了更加猛烈的火力进攻，此时退至悬崖绝壁上的红军，早已山穷水尽，插翅难飞了。于是人们便看到了开头的那一幕场景。
在这68位烈士英勇牺牲后不久，当年薛家的一些村民，冒着杀头的危险，将这68位烈士的遗骸，偷偷地运到靠近薛家村峡河一带，分散在五处旷地，草草地掩埋了这些烈士……当地村民经过代代相传，都知道这些无名无碑的乱坟、就是八十多年前那些为了信仰、不得不从剪刀峡跳崖壮烈牺牲的英灵。
八十多年来，每逢清明，不时会有村民带领自己的子孙后代，前来祭奠和拜谒这些身份不详的英烈……
在倾听中，王新法和孙景华不禁泪光闪闪，喉头哽咽，心中有如万箭穿心。没等漆开渊的话题完全停顿，王新法便急切地追问起来：“这比当年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我们河北易县的狼牙山的五壮士还要悲壮！如此英勇的行为，这么好的故事，难道当地党史军史会没有记载？”
“类似的侧记有点，但没有主体内容，只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农会主席彭金堂的历史，当年红军游击队活动的轨迹等情况，是能够找到依据的。我们哥们几个，根据石门县志和‘石门革命斗争史’的记载，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求证，但主体的内容，只能根据我们的爷爷奶奶辈，或个别老村民的相传故事整理了。”这时，坐在一旁的卢志亚，针对王新法的提问赶紧进行了补充回答。
“真令人遗憾，也幸得这种遗憾呀！否则，你们这里可能比狼牙山还热闹，今天也就轮不到我来考察了。”说完，王新法不无沉痛又不无调侃的这样说道。曾德美和孙景华等人则跟着苦笑了起来。
“当年，由于红二六军团、红三、四军经历了几度转隶和革命转移，由贺龙一手创建的贺家台等苏维埃政权，都相继沦陷过，加之年代久远，很多档案资料大多毁于战乱，这68名烈士，除了舍身跳崖的情景得已留传，其余的身份档案，除了张大状、徐老幺和杨亭海3名烈士有据可查外，其余的也许只能永远的留在墓地里了。”薛家村主任贺顺勇，接过话茬后，作出了上述告白。
这原本就是一份足可震憾当代国人的悲壮与惨烈，是一份本不该被党史军史忘却的忘却。遗憾归遗憾，好在史海钩沉，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有志可查的史记汗牛充栋、仁人志士灿若星河，而且自西汉太史令司马迁撰写《史记》以来，从官方至民间，从不缺少“史记”志愿者。
实际上，这“四大金刚”就是这样一批不畏艰难、不计个人得失的“史记”志愿者。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打小起就听惯了自己的爷爷奶奶，或伯伯阿姨们讲述的革命故事，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他们见官方的所有史料典籍中，都没有搜集整理到这段历史，于是决定自发发掘整理，还通过商议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想“集资”一万元左右，为这68位烈士就地修个墓、立个碑，以示敬重和纪念。
在初次与王新法的交流中，村主任贺顺勇，将他们这个设想向王新法和盘托了出来。王新法沉吟了半晌后，实话实说：“这个方案太毛糙了点，对烈士仍显失敬，这可不是一般的革命英雄，我想应该给予这些革命先烈们最高的礼遇和最好的安息之地。同时，觉得这段历史，也要加紧抢救整理，力争早日填补党史军史空白。详细的方案，待我下次再来与你们商定。还有一个疑问，当年烈士们呼喊口号跳崖时，提到的那个贺师长是谁？”
贺师长是谁？
“贺师长是谁？我知道。”
一直没插上话的卢志辉，听到王新法问起了贺师长，一下子就来了精神，他连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就用他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正儿八经地为王新法一行讲起了贺师长的故事：
这个贺师长，本名叫贺锦斋，本就是贺龙的堂弟，自幼起跟随在桑植洪家关教私塾的父亲混饭混学，他自小就特别喜欢习字吟诗。可自从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后，整个洪家关的乡民均受到牵连，就别说他这个名副其实的贺龙堂弟了。当年他才14岁，不得不只身一人，乘着星夜逃离洪家关，躲到一户家境殷实的人家，当起了长工，受尽了千般苦，遭遇了百般罪，还时常是衣不蔽体，饥不果腹；有时稍不小心，就会挨打受骂。1919年，眼见长大成人的贺锦斋，听说贺龙的队伍打回了石门和桑植一带，就毅然离开了这个恶东家。几经辗转，最后追踪至泸溪和沅陵一带，才找到贺龙的部队，当了一名士兵，后又在贺龙身边当上了卫士。由于他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又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很快深得贺龙的器重，五六年里，即从战士、排长、连长、营长一路晋升到了团长。他这个团长，可不是随便靠贺龙这个堂兄的裙带关系照顾的，而是靠一仗一仗打出来的。
1926年5月，贺龙响应北伐军北伐，率部从贵州铜仁出发，沿沅水而下，直捣常德、桃源，进驻常德后，贺龙的部队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此时，贺锦斋仍为贺龙属下的一个团长。改编没几天，他便请命进攻澧县，可当面之敌，却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的一支精锐，几次强攻都没能凑效。
一天，贺锦斋亲自带领身边的几名手下化装侦察，他们忽然看见，前面正有几个挑鲜鱼担子的农民大摇大摆地朝城门口走去，便笑着拦下问道：“仗打得这么狠，你们怎么还能像没事一样的来去自由，俺真的佩服你们不怕死哩！”
见问者像是个替老百姓说话的，这几个挑鱼担子的其中一名年长者，便凑近贺锦斋，咬着耳朵如实相告说：“仗打得太久了，现在这城里头的百姓和部队早就是有粮无菜了，不从外进点鸡鸭鱼肉吃，部队憋得慌哩。于是这阵子，城防司令就下了令，只要是进城贩卖鸡鸭鱼肉的，都可以放进城里。”听了鱼贩的这番话，贺锦斋顿时有了主意，便立即从身上拿出了所有的银元，将这几个鱼贩的鲜鱼全部买下，尔后，同几个便衣战士也大摇大摆地挑起鱼担就进了城里。他们边走边看，逐一记下重点工事和兵力薄弱部位。
不出当晚，贺锦斋便带领百余名战士，乘着夜色翻越城墙，炸开了几处防守薄弱的部位。这缺口一开，随之而来的先遣部队，便紧随着贺锦斋的号令，一举攻克了澧县县城，活捉了这个“鱼肉百姓”的城防司令。
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后，武汉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昭然若揭，多次公开阻挠贺龙的部队回师武汉，企图在河南一带消灭贺龙部队。贺龙与贺锦斋等约在一起，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不惧阻挠，坚决把部队带回武汉，并将从湖南等地转移出来的一大批农会干部编入队伍，扩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当时，年仅26岁的贺锦斋，被任命为该军第一师师长。同年8月1日，贺锦斋紧随贺龙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为这次起义立下了赫赫战功。起义不久，革命再次遭遇挫折，南征途中，贺锦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7月，贺龙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贺锦斋任第一师师长。8月25日，贺锦斋随贺龙部队抵达石门；9月初，他率部昼夜奔袭180里，袭击了澧县大堰当和王家厂一带的团防武装，但当他从王家厂返回渫阳的次日，红四军遭到了敌第十四军教导师及多股团防的包围，死伤惨重。参谋长黄鳌也在此次战斗中壮烈牺牲。贺锦斋随同贺龙突出重围后，不得不在围追堵截中退往泥沙（今壶瓶镇）枫香坡一带，为了掩护贺龙率领的红四军精锐继续突围，此战中的贺锦斋，已经作好与敌决一死战的准备，并就此给他弟弟写下了最后一封家信和最后两首绝笔诗。
吾弟手足：
我承党殷勤的培养，常哥多年的教育以至今日，我决心向培养者、教育者贡献全部力量，虽赴汤蹈火而不辞，刀锯鼎镬而不惧。前途怎样，不能预知。总之，死不足惜也。家中之事，我不能兼顾，堂上双亲，希吾弟好好孝养，以一身而兼二子之职，使父母安心以增加寿考，则兄感谢多矣！当此虎狼当道，荆棘遍地，吾弟随时注意善加防患，苟一不慎，即遭灾难，切切，切切，言尽如此，余容后及。
兄绣
1928年9月7日于泥沙（今壶瓶镇）
绝笔诗二首：
一
云遮雾绕路漫漫，
一别庭帷欲见难；
吾将吾身献吾党，
难能菽水再承欢！
二
忠孝本来事两行，
孝亲事望弟承担；
眼前大敌狰狞甚，
誓为人民灭豺狼。
当夜，贺锦斋将这封家书和两首绝笔诗写好后，即派警卫员李贵卿送往洪家关。9日拂晓前，贺龙已率主力成功突围，此时敌人企图穷追不舍，为了给突围主力赢得更多的时间，贺锦斋向贺龙主动要求带领警卫营和手枪连断后，与敌激战了约四个小时，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于今壶瓶镇至东山峰的枫香坡。卒年27岁。
讲到最后，尤其是当卢志辉背诵起贺锦斋的两首绝笔诗时，他的声音明显的低沉和喑哑了起来。听到这里，王新法似有无限感慨，一时失语，半晌无声。直到好大一会才缓过神来，对着卢志辉赞道：“你的记忆力真强，讲得真好，我前面的功课还做得不够，远远不够呀！看来，中国革命的摇篮不仅仅只在井冈山的竹林里、在延安的宝塔山上、在陕北的窑洞里。还应该加上：在石门的马桑树上。你们这里不愧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老区，是一块真正的红色沃土啊！不知那个枫香坡和贺锦斋烈士牺牲的地方离这里有多远？”
“不远，解放前的泥沙就是现在的壶瓶山镇，贺锦斋牺牲的地方就在东山峰一线的S303公路边，壶瓶山镇大概离这里约25公里左右，枫香坡离我们这最多十二三公里路程。”曾德美见王新法若有所思，于是又抢答了他的提问。
其实，刚才王新法所说的“前面的功课做得不够”这句感叹之语，在这拔人中，只有他妻子孙景华能够听懂，其他人肯定是不明就理的。2010年6月，孙景华就曾随同曾德美来过薛家村，探望过她生病的母亲，且孙景华一回到石家庄，就对王新法谈起了薛家印象：“那里山好、水好、人好，就是山高路远，鸟不拉屎的，太穷了。”当时王新法只是点了点头，啥也没说。此后，在王新法的授意下，孙景华又去过两次，算是为王新法成行薛家村投石问路了。
王新法来到薛家考察之前，他就通过打听一些湖南籍的朋友，搜集相关的资料，对湖南、常德、石门，一直到南北镇薛家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风土人情状况，作了些大致的了解。他首先着重了解了湖南人的性格，了解了湖南省主要领导人和石门县委政府的理念，了解到石门县自南北朝设置石门郡开始，是个有1400多年的历史的古老县城。凑巧的是，王新法曾经所在的舟桥团驻地靖远县，也有个石门乡，且这个石门乡的历史，远比石门县的历史长多了。河北的石家庄还曾经差点儿更名为“石门”哩！
石门不但是湘西北的门户，而且因有座连绵起伏且海拔高达2098.7米的壶瓶山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湖南屋脊。自秦汉以来，石门境内农民起义达数千次之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贺龙元帅率领红军曾3次转战石门，扩军8000余人，经历大小战斗200余次。完全可以说，石门的星星之火，曾经比井冈山还早。他还明白，来到石门，还有一座不可不知的始建于唐朝的夹山寺，还有一段不可不传的关于李闯王的归隐夹山的传说。对此，有着坚定马列主义信仰的王新法，对这位明末年间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是否真的归隐于此，兴味不大，也不想深入研究。他更感兴趣的是更具原始气息的南北镇，是更为封闭落后的薛家村。
素有“一脚踏两省”俗称的南北镇，若以303省道起算，离石门县城145公里，距常德240公里。她的身后是壶瓶山和罗坪乡，身前是湖北鹤峰县的走马坪和五峰县的六峰乡。她自古以来就是湘鄂客商往来必经之地，是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典型的“边贸口子乡镇”。
明末清初，在南北镇西北部与湖北交界处的一条小溪边，横生着一棵人样粗的大柳树，因她形似一张天然的板凳，离地又不过一米，过往闲人喜欢坐在她身上歇脚乘凉，或就近下到小溪里捧上几捧山泉水解渴，故此地，也曾一度被人们称为“懒板凳”。后来又被人以讹传讹为“南北墩”。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虽经历了多次区划和更名调整，但最终还是回归于她“一脚踏两省”的本真形象，从此就叫南北镇。
这个位处武陵山脉延伸至东南腹地的南北镇，九成是大山原野，平均海拔多在1100以上，具有较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境内峰峦叠嶂，地势险峻，怪石嶙峋，地质灾害常见，属于中亚热带向亚热带过渡的季风湿润气候区，适宜于多种珍稀动植物生长繁衍，可谓物华天宝，尽在南北。
在笔者看来，此地并非人类理想的宜居之地。但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武陵区片区扶贫攻坚力度的逐年加大，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逐年改善，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致使这片原本封闭落后的“深山老寨”，逐渐容光焕发，日新月异。以2011年为例，南北镇的人均生产总值就达到了16043元，居于石门县第五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也达到了5005元，也远在国家规定的贫困线之上。
但是数据背后的情况却不容乐观，比如薛家村，由于交通闭塞，产业单一，同年的人均纯收入还不到2000元。王新法之所以不远千里考察薛家，或许就是带着这种疑问和啃硬骨头的心态来的。
此外，在王新法看来，湖南的经济发展情况不但不比河北差，而且在某些领域还要略胜一筹，相对而言，河北比之湖南，需要帮扶的贫困乡村可能更多，但不能不说，王新法在河北24年的蒙冤历史，会对他没有丝毫影响，所以他想走得更远，换个环境，换种活法，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生命可能会更有意义。就拿当初决定要找一处农村扶贫之前，王新法也并没有将选择扶贫的重点放在湖南的薛家村，而是放在相对偏远落后的云、贵、川、藏等西部地区，且都逐个进行了考察。百闻不如一见，这次考察薛家村，应该算是他最后的决断罢。
沉吟片刻，王新法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又抬头瞅了一眼厨房，然后转头对曾德美和贺顺勇说：“今天是晚了点，明天上午，我想请你们陪我先去瞻仰一下那68位烈士坟地，尔后再去拜谒一下贺锦斋师长牺牲的那个地方怎样？”
“没问题，王总，我长这么大，还真没见过像您这样，对革命先烈如此敬仰的领导干部哩！”据说，这个平素言语不多的村主任，这次见了王新法，竟像找到了知己一样，胆子好像一下变大了，言谈也较平时多了不少。
“谈不上，只是出于本性，在当前的形势下，若我们这些人都不敢带头坚守正义，坚持信仰，我们怎好向后辈们交代。”说到这里，王新法特别地加重了一下语气，似乎也是本能地强调他未来的使命一般。这时，已经做好了晚餐的漆支书老婆，笑呵呵地走了出来，招呼大家就餐了。这时，王新法一行的话题，也正好接近尾声。于是，大家收起话题，将交流重心很快就转移到了餐桌之上。
第二天，应王新法的请求，村主任贺顺勇和接待考察的主角曾德美，只得调整了一下考察日程，都陪王新法和孙景华瞻仰68位跳崖烈士和拜谒贺锦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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