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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信仰(九)

来源:网投 作者:李万军

第三章  薛家村往事

牛铃叮当

骡马成帮

灯笼结在马桑树

照亮阿哥驮茶路

祈求吓跑虎豹狼

 

天高地远

土司称王

薛家村里没余粮

谁敢强行掳牛羊

家家户户有猎枪

 

土地革命

贺龙整军

贺家台建苏维埃

剪刀峡留英烈魂

碧血丹心映山红

……

神奇的地方,一定有神奇的山水;神奇的山水,一定上演过神奇的故事。

号称湖南屋脊、邻近北纬30º、介入湖南石门南北镇与湖北鹤峰县走马镇之间、平均海拔千米之上的薛家村,虽谈不上历史悠久、文化璀璨,但这处村落自明清以来就开始了刀耕火种的田园生活。数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土家儿女,在征服自然、改造山河、奔向文明、翻身解放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推陈出新,演绎出一出出新旧传奇。

2012年10月3日,王新法和孙景华在曾德美的陪同下,不远千里,来到了这个不乏神奇的薛家村,开始了他对薛家村的头一次考察。所到之处,人们争先恐后,为他们讲述了一个接一个悲壮而又神奇的故事。

                       

悲壮剪刀峡

考察当日下午,王新法夫妇在曾德美、薛家村主任贺顺勇的陪同下,首先来到邻近薛家村的清官渡支书漆开渊家。当时,漆开渊的兄弟卢志亚和卢志辉,早已赶到哥哥家等待王新法一行。

其实,这漆开渊之所以与兄弟异姓,是因为其父入赘卢家,他随父姓,两兄弟则随了母姓。他们自幼成长于这山沟里的这哥仨,许是因为天性和缘分使然,在繁重的生计之余,除了舞文弄墨和好一口烟酒外,就再无他所好了。尤其是老三卢志辉,对文学不只停留在爱好上,听说在前些年,还获得过当地的一个文学奖,一时成了远近闻名的笔杆子。久而久之,这哥兄仨就被村民们誉为了卢氏三支笔。后来,加上与这哥仨志趣相投的薛家村主任贺顺勇,他们四人又顺理成章的被村民统称为当地土家文学“四大金刚”。

细究起来,这个贺顺勇也算是他们哥几个尚未出“五服”的表兄弟。可别小看这“四大金刚”,虽然他们不像体制内作家那样潜心于创作,但他们的文笔功底不但不次,而且在某些领域还有独到的研究。比如,他们在对当年贺龙开创的湘鄂边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解放前发生在眼皮底下的68名跳崖烈士历史的挖掘整理,就可见一斑。

见到盼望已久的远方来客,这哥兄几个免不了要客气一番,一时间又是筛茶,又是打烟。当漆开渊将一根烟递到王新法跟前时,王新法只是连连摆手,此时不等他开口,灵泛有余的曾德美赶紧解释起来:“王总是不抽烟的,酒也一般不喝,硬是霸蛮,也会出于礼貌喝一点。你们不要见怪!”

“曾老师,不见怪,但王总是我们这里难得来的贵客,今天的晚餐就请在寒舍里将就一顿了。”说完,漆开渊就直盯着曾德美和王新法。曾德美微笑着看了看王新法和孙景华,然后直截了当地回应说:“本来这晚餐已安排好在我三哥家吃的,你这么一将军,就只好先如你意了,我给三哥说一声就是了”

“客随主便,感谢盛情。我们早就听了你们几位的大名,曾老师曾经多次提到你们,讲到过你们这里的山水人文,今天就向你们几位讨教了。”

这时,走南闯北几十年了的王新法,眼见这清官渡的支书漆开渊如此热情,也就少了许多客套话,直接点明了此行的主题。此时,才给三哥打完电话的曾德美又接着插言:“对了,漆书记,今天你们哥儿几个就跟王总和嫂子讲讲那68位红军在剪刀峡跳崖的故事吧!”

    看到王总和曾老师早已迫不及待,漆开渊一下便打开了话匣,于是, 面对王新法和孙景华侃侃而谈。

1930年5月的一天,在湘鄂边根据地薛家村剪刀峡顶,一名手持驳壳枪的红军游击队长,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狠狠地将枪砸向崖顶,尔后,转身朝向战士们,悲壮地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同志们,不想当俘虏的,就跟我一起去找贺师长去吧!”不等说完,便朝向崖下的万丈深渊纵身一跃,瞬间便消失在这枪声之后的深渊里。

“共产党万岁,找贺师长去!”此时,剩下的67名“红军”见状,没有过多的悲伤,他们也呼喊着口号,一个接一个的从剪刀峡顶纵身跃下。一时呼号声在剪刀峡谷久久回荡,响彻云霄。顿时,逼近剪刀峡顶的敌人们看到眼前一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个个呆若木鸡。此刻,68位红军战士,血溅大地,呼声渐微,68朵生命之花转眼间便陨落于剪刀峡底,化作68座千古丰碑……

次年二月,春风化雨,花红别样。人们发现,在原本光洁透亮的剪刀峡崖壁中心凸起处,竟然比往年多出了一团怒放如火的映山红,连同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交相辉映,形成了一道奇特的血色风景。此后,当地的人们便将这处奇特的风景,称之为“红军魂”。

故事是这样的,这年的五月,乘贺龙领导的红四军主力实施东征、暂时离开湘鄂边之际,当地白匪头子陈金次、陈孝道和刘昆山,率领数百个敌人,偷袭了泥沙苏维埃区政府。当时在泥沙古镇(今壶瓶山镇)执行任务的清官渡农会主席彭金堂(革命烈士,《石门革命烈士录》中有载),在与敌人的激战中负伤被俘,残忍的敌人,便将彭金堂用铁丝穿掌,将其押往罗坪乡的长梯隘一带的民团所在地。

当年,贺龙率领的红四军主力转移东征后,在“贺家台”根据地一带,只留下了由唐占益带领的约一个混编营的留守红军。后来这些留守下来的红军,又多次与敌人展开了围剿与反围剿战斗,伤亡惨重,减员过半。为了保存红军势力,保留革命火种,这支红军只好化整为零,深入民间,一方面继续组织扩大红军力量,一方面伺机与敌展开有限斗争,尽可能保护已所剩无几的苏维埃政权。当时,活动于高水田一带的红军杜参谋和盛联雄,在听说了农会主席彭金堂被捕的消息后,不禁义愤填膺,心如刀绞。因为此前,陈金次的兄弟陈星全等人,也冲击过清官渡乡苏维埃政府,还杀死了赤卫队员陈中容,并将该乡苏维埃主席彭金堂的母亲残忍杀害,然后投入正在焚烧中的彭家老屋“火化”。 天理不容,人神共愤。敌人的行径早就令人发指,岂容敌人再猖狂,这次说啥也要将农会主席彭金堂救出来。

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派出一支由红军骨干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执行营救彭金堂的任务。而在当时,敌人民团的兵力足有千余人枪,且长期盘踞鹤峰走马坪和石门罗坪一带的反共头子陈金次,系惯匪出身。红军与敌兵的悬殊显而易见,要想救出彭金堂,必须实施出其不意的突袭,方可奏效。

黎明时分,这支红军游击队在当地向导金自高、金善成的带领下,悄然出发了,他们沿着峡河的悬崖峭壁,翻山越岭向目的地摸去。天亮时,营救队伍来到了敌人据点旁边的密林里,可眼前的情景,让营救队的战士们惊呆了,敌人已经将彭金堂杀害,将尸体悬吊在操场旁一棵大树上示众,并派有匪兵看守。一红军战士见状,怒不可遏,失去理智,朝着看守的匪兵就是一枪,随着这声枪响,看守的匪兵当场毙命,但这一声枪响同时也暴露了红军的行动。匪兵头子陈金次立刻指挥手下向红军开火。

游击队长见偷袭失败,当即命令还击,于是双方在长梯隘一带展开激战。敌人见红军不足百人,立刻嚣张起来,于是更加疯狂地逼向红军,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只能且战且退,不觉中已经撤退了两三个山头,眼看就要撤到剪刀峡这个鬼门关了。为尽可能的保存革命势力,争取最后的撤退机会,游击队长于是命令担负向导任务的金自高、金善成,赶快寻路回清官渡报信。

不待两个向导撤走多远,敌人又凭借优势兵力与兵器,再次向红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同时凭借风向,开始点火烧山,直至将这队红军逼上了剪刀峡绝境。此时,反共头子陈金次为了多留几个活口,以获得更多的战利,便命令这群占尽天时地利的敌人喊话,意即只要红军投降,除保证不杀外,每人还可赏得十块大洋……孰料,这队当年受到过贺龙精神武装起来的红军,哪会如此贪生怕死!结果,回应他们的只有仇恨的子弹。

没讨到便宜的敌人,眼见红军不但软硬不吃,而且又打死几个同党,于是组织了更加猛烈的火力进攻,此时退至悬崖绝壁上的红军,早已山穷水尽,插翅难飞了。于是人们便看到了开头的那一幕场景。

在这68位烈士英勇牺牲后不久,当年薛家的一些村民,冒着杀头的危险,将这68位烈士的遗骸,偷偷地运到靠近薛家村峡河一带,分散在五处旷地,草草地掩埋了这些烈士……当地村民经过代代相传,都知道这些无名无碑的乱坟、就是八十多年前那些为了信仰、不得不从剪刀峡跳崖壮烈牺牲的英灵。

八十多年来,每逢清明,不时会有村民带领自己的子孙后代,前来祭奠和拜谒这些身份不详的英烈……

在倾听中,王新法和孙景华不禁泪光闪闪,喉头哽咽,心中有如万箭穿心。没等漆开渊的话题完全停顿,王新法便急切地追问起来:“这比当年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我们河北易县的狼牙山的五壮士还要悲壮!如此英勇的行为,这么好的故事,难道当地党史军史会没有记载?”

“类似的侧记有点,但没有主体内容,只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农会主席彭金堂的历史,当年红军游击队活动的轨迹等情况,是能够找到依据的。我们哥们几个,根据石门县志和‘石门革命斗争史’的记载,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求证,但主体的内容,只能根据我们的爷爷奶奶辈,或个别老村民的相传故事整理了。”这时,坐在一旁的卢志亚,针对王新法的提问赶紧进行了补充回答。

“真令人遗憾,也幸得这种遗憾呀!否则,你们这里可能比狼牙山还热闹,今天也就轮不到我来考察了。”说完,王新法不无沉痛又不无调侃的这样说道。曾德美和孙景华等人则跟着苦笑了起来。

“当年,由于红二六军团、红三、四军经历了几度转隶和革命转移,由贺龙一手创建的贺家台等苏维埃政权,都相继沦陷过,加之年代久远,很多档案资料大多毁于战乱,这68名烈士,除了舍身跳崖的情景得已留传,其余的身份档案,除了张大状、徐老幺和杨亭海3名烈士有据可查外,其余的也许只能永远的留在墓地里了。”薛家村主任贺顺勇,接过话茬后,作出了上述告白。

这原本就是一份足可震憾当代国人的悲壮与惨烈,是一份本不该被党史军史忘却的忘却。遗憾归遗憾,好在史海钩沉,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有志可查的史记汗牛充栋、仁人志士灿若星河,而且自西汉太史令司马迁撰写《史记》以来,从官方至民间,从不缺少“史记”志愿者。

实际上,这“四大金刚”就是这样一批不畏艰难、不计个人得失的“史记”志愿者。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打小起就听惯了自己的爷爷奶奶,或伯伯阿姨们讲述的革命故事,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他们见官方的所有史料典籍中,都没有搜集整理到这段历史,于是决定自发发掘整理,还通过商议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想“集资”一万元左右,为这68位烈士就地修个墓、立个碑,以示敬重和纪念。

在初次与王新法的交流中,村主任贺顺勇,将他们这个设想向王新法和盘托了出来。王新法沉吟了半晌后,实话实说:“这个方案太毛糙了点,对烈士仍显失敬,这可不是一般的革命英雄,我想应该给予这些革命先烈们最高的礼遇和最好的安息之地。同时,觉得这段历史,也要加紧抢救整理,力争早日填补党史军史空白。详细的方案,待我下次再来与你们商定。还有一个疑问,当年烈士们呼喊口号跳崖时,提到的那个贺师长是谁?”

          

贺师长是谁?

   “贺师长是谁?我知道。”

一直没插上话的卢志辉,听到王新法问起了贺师长,一下子就来了精神,他连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就用他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正儿八经地为王新法一行讲起了贺师长的故事:

这个贺师长,本名叫贺锦斋,本就是贺龙的堂弟,自幼起跟随在桑植洪家关教私塾的父亲混饭混学,他自小就特别喜欢习字吟诗。可自从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后,整个洪家关的乡民均受到牵连,就别说他这个名副其实的贺龙堂弟了。当年他才14岁,不得不只身一人,乘着星夜逃离洪家关,躲到一户家境殷实的人家,当起了长工,受尽了千般苦,遭遇了百般罪,还时常是衣不蔽体,饥不果腹;有时稍不小心,就会挨打受骂。1919年,眼见长大成人的贺锦斋,听说贺龙的队伍打回了石门和桑植一带,就毅然离开了这个恶东家。几经辗转,最后追踪至泸溪和沅陵一带,才找到贺龙的部队,当了一名士兵,后又在贺龙身边当上了卫士。由于他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又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很快深得贺龙的器重,五六年里,即从战士、排长、连长、营长一路晋升到了团长。他这个团长,可不是随便靠贺龙这个堂兄的裙带关系照顾的,而是靠一仗一仗打出来的。

1926年5月,贺龙响应北伐军北伐,率部从贵州铜仁出发,沿沅水而下,直捣常德、桃源,进驻常德后,贺龙的部队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此时,贺锦斋仍为贺龙属下的一个团长。改编没几天,他便请命进攻澧县,可当面之敌,却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的一支精锐,几次强攻都没能凑效。

一天,贺锦斋亲自带领身边的几名手下化装侦察,他们忽然看见,前面正有几个挑鲜鱼担子的农民大摇大摆地朝城门口走去,便笑着拦下问道:“仗打得这么狠,你们怎么还能像没事一样的来去自由,俺真的佩服你们不怕死哩!”

见问者像是个替老百姓说话的,这几个挑鱼担子的其中一名年长者,便凑近贺锦斋,咬着耳朵如实相告说:“仗打得太久了,现在这城里头的百姓和部队早就是有粮无菜了,不从外进点鸡鸭鱼肉吃,部队憋得慌哩。于是这阵子,城防司令就下了令,只要是进城贩卖鸡鸭鱼肉的,都可以放进城里。”听了鱼贩的这番话,贺锦斋顿时有了主意,便立即从身上拿出了所有的银元,将这几个鱼贩的鲜鱼全部买下,尔后,同几个便衣战士也大摇大摆地挑起鱼担就进了城里。他们边走边看,逐一记下重点工事和兵力薄弱部位。

不出当晚,贺锦斋便带领百余名战士,乘着夜色翻越城墙,炸开了几处防守薄弱的部位。这缺口一开,随之而来的先遣部队,便紧随着贺锦斋的号令,一举攻克了澧县县城,活捉了这个“鱼肉百姓”的城防司令。

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后,武汉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昭然若揭,多次公开阻挠贺龙的部队回师武汉,企图在河南一带消灭贺龙部队。贺龙与贺锦斋等约在一起,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不惧阻挠,坚决把部队带回武汉,并将从湖南等地转移出来的一大批农会干部编入队伍,扩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当时,年仅26岁的贺锦斋,被任命为该军第一师师长。同年8月1日,贺锦斋紧随贺龙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为这次起义立下了赫赫战功。起义不久,革命再次遭遇挫折,南征途中,贺锦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7月,贺龙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贺锦斋任第一师师长。8月25日,贺锦斋随贺龙部队抵达石门;9月初,他率部昼夜奔袭180里,袭击了澧县大堰当和王家厂一带的团防武装,但当他从王家厂返回渫阳的次日,红四军遭到了敌第十四军教导师及多股团防的包围,死伤惨重。参谋长黄鳌也在此次战斗中壮烈牺牲。贺锦斋随同贺龙突出重围后,不得不在围追堵截中退往泥沙(今壶瓶镇)枫香坡一带,为了掩护贺龙率领的红四军精锐继续突围,此战中的贺锦斋,已经作好与敌决一死战的准备,并就此给他弟弟写下了最后一封家信和最后两首绝笔诗。

吾弟手足:

我承党殷勤的培养,常哥多年的教育以至今日,我决心向培养者、教育者贡献全部力量,虽赴汤蹈火而不辞,刀锯鼎镬而不惧。前途怎样,不能预知。总之,死不足惜也。家中之事,我不能兼顾,堂上双亲,希吾弟好好孝养,以一身而兼二子之职,使父母安心以增加寿考,则兄感谢多矣!当此虎狼当道,荆棘遍地,吾弟随时注意善加防患,苟一不慎,即遭灾难,切切,切切,言尽如此,余容后及。

 

                                                     兄绣

1928年9月7日于泥沙(今壶瓶镇)

 

绝笔诗二首:

云遮雾绕路漫漫,

一别庭帷欲见难;

吾将吾身献吾党,

难能菽水再承欢!

忠孝本来事两行,

孝亲事望弟承担;

眼前大敌狰狞甚,

誓为人民灭豺狼。

当夜,贺锦斋将这封家书和两首绝笔诗写好后,即派警卫员李贵卿送往洪家关。9日拂晓前,贺龙已率主力成功突围,此时敌人企图穷追不舍,为了给突围主力赢得更多的时间,贺锦斋向贺龙主动要求带领警卫营和手枪连断后,与敌激战了约四个小时,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于今壶瓶镇至东山峰的枫香坡。卒年27岁。

讲到最后,尤其是当卢志辉背诵起贺锦斋的两首绝笔诗时,他的声音明显的低沉和喑哑了起来。听到这里,王新法似有无限感慨,一时失语,半晌无声。直到好大一会才缓过神来,对着卢志辉赞道:“你的记忆力真强,讲得真好,我前面的功课还做得不够,远远不够呀!看来,中国革命的摇篮不仅仅只在井冈山的竹林里、在延安的宝塔山上、在陕北的窑洞里。还应该加上:在石门的马桑树上。你们这里不愧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老区,是一块真正的红色沃土啊!不知那个枫香坡和贺锦斋烈士牺牲的地方离这里有多远?”

“不远,解放前的泥沙就是现在的壶瓶山镇,贺锦斋牺牲的地方就在东山峰一线的S303公路边,壶瓶山镇大概离这里约25公里左右,枫香坡离我们这最多十二三公里路程。”曾德美见王新法若有所思,于是又抢答了他的提问。

其实,刚才王新法所说的“前面的功课做得不够”这句感叹之语,在这拔人中,只有他妻子孙景华能够听懂,其他人肯定是不明就理的。2010年6月,孙景华就曾随同曾德美来过薛家村探望过她生病的母亲,且孙景华一回到石家庄,就对王新法谈起了薛家印象:山好、水好、人好,就是山高路远,鸟不拉屎的,太穷了”当时王新法只是点了点头,啥也没说。此后,在王新法的授意下,孙景华又去过两次,算是为王新法成行薛家村投石问路了。

王新法来到薛家考察之前,他就通过打听一些湖南籍的朋友,搜集相关的资料,对湖南、常德、石门,一直到南北镇薛家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风土人情状况,作了些大致的了解。他首先着重了解湖南人的性格了解湖南省主要领导人石门县委政府的理念了解到石门县自南北朝设置石门郡开始,是个有1400多年的历史的古老县城。凑巧的是,王新法曾经所在的舟桥团驻地靖远县,也有个石门乡,且这个石门乡的历史,远比石门县的历史长多了。河北的石家庄还曾经差点儿更名为“石门”哩!

石门不但是湘西北的门户,而且因有座连绵起伏且海拔高达2098.7米的壶瓶山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湖南屋脊。自秦汉以来,石门境内农民起义达数千次之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贺龙元帅率领红军曾3次转战石门,扩军8000余人,经历大小战斗200余次。完全可以说,石门的星星之火,曾经比井冈山还早。他还明白,来到石门,还有一座不可不知的始建于唐朝的夹山寺,还有一段不可不传的关于李闯王的归隐夹山的传说。对此,有着坚定马列主义信仰的王新法,对这位明末年间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是否真的归隐于此,兴味不大,也不想深入研究。他更感兴趣的是更具原始气息的南北镇,是更为封闭落后的薛家村。

素有“一脚踏两省”俗称的南北镇,若以303省道起算,离石门县城145公里,距常德240公里。她的身后是壶瓶山和罗坪乡,身前是湖北鹤峰县的走马坪和五峰县的六峰乡。她自古以来就是湘鄂客商往来必经之地,是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典型的“边贸口子乡镇”。

明末清初,在南北镇西北部与湖北交界处的一条小溪边,横生着一棵人样粗的大柳树,因她形似一张天然的板凳,离地又不过一米,过往闲人喜欢坐在她身上歇脚乘凉,或就近下到小溪里捧上几捧山泉水解渴,故此地,也曾一度被人们称为“懒板凳”。后来又被人以讹传讹为“南北墩”。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虽经历了多次区划和更名调整,但最终还是回归于她“一脚踏两省”的本真形象,从此就叫南北镇。

这个位处武陵山脉延伸至东南腹地的南北镇,九成是大山原野,平均海拔多在1100以上,具有较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境内峰峦叠嶂,地势险峻,怪石嶙峋,地质灾害常见,属于中亚热带向亚热带过渡的季风湿润气候区,适宜于多种珍稀动植物生长繁衍,可谓物华天宝,尽在南北。

在笔者看来,此地并非人类理想的宜居之地。但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武陵区片区扶贫攻坚力度的逐年加大,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逐年改善,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致使这片原本封闭落后的“深山老寨”,逐渐容光焕发,日新月异。以2011年为例,南北镇的人均生产总值就达到了16043元,居于石门县第五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也达到了5005元,也远在国家规定的贫困线之上。

但是数据背后的情况却不容乐观,比如薛家村,由于交通闭塞,产业单一,同年的人均纯收入还不到2000元。王新法之所以不远千里考察薛家,或许就是带着这种疑问和啃硬骨头的心态来的。

此外,在王新法看来,湖南的经济发展情况不但不比河北差,而且在某些领域还要略胜一筹,相对而言,河北比之湖南,需要帮扶的贫困乡村可能更多,但不能不说,王新法在河北24年的蒙冤历史,会对他没有丝毫影响,所以他想走得更远,换个环境,换种活法,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生命可能会更有意义。就拿当初决定要找一处农村扶贫之前,王新法也并没有将选择扶贫的重点放在湖南的薛家村,而是放在相对偏远落后的云、贵、川、藏等西部地区,且都逐个进行了考察。百闻不如一见,这次考察薛家村,应该算是他最后的决断罢。

沉吟片刻,王新法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又抬头瞅了一眼厨房,然后转头对曾德美和贺顺勇说:“今天是晚了点,明天上午,我想请你们陪我先去瞻仰一下那68位烈士坟地,尔后再去拜谒一下贺锦斋师长牺牲的那个地方怎样?”

“没问题,王总,我长这么大,还真没见过像您这样,对革命先烈如此敬仰的领导干部哩!”据说,这个平素言语不多的村主任,这次见了王新法,竟像找到了知己一样,胆子好像一下变大了,言谈也较平时多了不少。

“谈不上,只是出于本性,在当前的形势下,若我们这些人都不敢带头坚守正义,坚持信仰,我们怎好向后辈们交代。”说到这里,王新法特别地加重了一下语气,似乎也是本能地强调他未来的使命一般。这时,已经做好了晚餐的漆支书老婆,笑呵呵地走了出来,招呼大家就餐了。这时,王新法一行的话题,也正好接近尾声。于是,大家收起话题,将交流重心很快就转移到了餐桌之上。

第二天,应王新法的请求,村主任贺顺勇和接待考察的主角曾德美,只得调整了一下考察日程,都陪王新法和孙景华瞻仰68位跳崖烈士和拜谒贺锦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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