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利比里亚维和的日子（五）
同饮一江水
在维和之前，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利比里亚这个西非国家。等到维和的正式通知下来后，我才开始在百度上关注。从度娘里了解的信息，这个国家不大，从地理环境看跟咱们浙江一个省差不多，从人口看跟咱们台州一个地级市差不多。度娘告诉我，这个国家战乱时间比较长，一直到现在，国内还驻扎有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我们维和警察。受此暗示，我一度以为，在这么一个战乱的国家，咱们中国人应该蛮少的。谁会吃饱没事干去一个战乱的国家呢？直到到廊坊维和培训中心上课后，老师告诉我们，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居然生活着数千中国人！然而蒙罗维亚是该国首都，人数多点可以理解。我们驻扎的格林威尔，只是利比里亚下面一个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州中心还不如中国一个乡镇集市繁华，居然也会遇到中国老乡。
3月27日，作为政宣队员，我随同执勤小组外出。这天的任务是到格林维尔营区附近的一个木材厂进行走访。初时我并不理解，走访应该到这个州人口相对集中的社区，为什么选择木材厂这个地处偏僻的小厂？据我所知，格林维尔地区除了零星的居民房之外，大部分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我曾经跟随过倒垃圾的勤务，除了一条颠簸的泥路外，几乎没有可供车辆开进的小路。泥路两边全部都是原始森林，杂草丛生，不知名的动物藏匿在草丛中，就算是当地人也不敢轻易进出。
车子很快在距离营区4公里左右的一条岔路上停了下来。这是一条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路，在茂密的野菜中隐约可见土黄色的印迹，估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本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与旁边高大的灌木相比，也只有茂密的草丛能走出一条小路。我们用棍子边走边探路。这是一种驱蛇棍，在脚落地之前，必须用棍子拍打前面的草丛，如果草丛中有蛇，被棍子一动必然逃去。格林维尔毒蛇繁多，我在营区里就看见过不下3种蛇类，一律都是三角形头部，这些蛇类有剧毒，在医疗极度缺乏的任务区，被它咬上一口，几乎可以放弃治疗了。
我们就这样慢慢探索着前行，逐渐小路变得开阔。随着从林荫中走出来，前面廓然开朗，一座小型的木材厂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今天勤务的目的地。看见我们过来，木材厂的工人马上热情地迎了上来。都说非洲人与中国人友好睦邻，这话一点不假，他们放下了手中的活计，纷纷走过来与我们碰拳击掌，并且在周围用本地发音很重的英语与我们交流。正当我用摄像机拍录时，镜头中忽然出现了一个黄皮肤的亚洲人。这是我到格林维尔地区后看到的第一个黄种人，心情难免激动无比。我赶紧上去用英语问他是日本的，韩国的，朝鲜的，还是东南亚国家的？谁知道他用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回答我，他是来自辽宁的。他乡遇故知，我给了他一个结实的熊抱。
这位中国老乡告诉我，他姓赵，是这家木材厂里的机器维修师傅，来利比里亚工作已经有些年头了。这是一家中国与印尼合资的木材厂，总部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格林维尔是一个分部。木材厂总共有400多员工，其中中国人占了十分之一左右，基本上都是属于蓝领的技术工。从第一支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到格林维尔执勤开始，就一直不间断地对木材厂进行巡逻，这么做的目的不仅是日常勤务，更是为了保护中国同胞的合法权益。自从格林维尔地区有了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之后，他在工友中的地位就非常高，因为其他的黑人工友都羡慕他可以流利地与防暴队员沟通交流。每次巡逻结束后，黑人工友会持续几天用羡慕的眼神看着他。
当我们结束巡逻返回营地的时候，赵师傅紧紧拉住队员的手舍不得松开，送了一程又一程。
每月工作3000美元，这是赵师傅从中国来到这里工作的最大动力，虽然工资比国内高出数倍，但人身和财产安全却是家人最为担忧的问题。初到利比里亚的时候，赵师傅心里忐忑不安，因为这是个刚结束战乱不久的国家，百废待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幸亏这几年中国派出了维和警察防暴队，让他的心里多了几分底气。“格林维尔地区也有其他国家的防暴队在驻守，与咱们国家的防暴队比，他们的装备、精神都远远落后于你们，人更是没有咱们的小伙子们神气。每次看到黑色的中国警察服装（注：其他国家的防暴队都是以草绿色服装为主），我的心里都有一种自豪感，感受到祖国的强大，我希望你们多过来巡逻。这是我从老家带来的一点土特产，请你们收下吧！“赵师傅热情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大堆的零食，但遭到了队员婉转的拒绝。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在国内大力提倡，在国外，更需要我们不折不扣地执行，树立好中国防暴队形象。
临走的时候，赵师傅依依不舍地送别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我们几次告诉他不用送了，他都不依，在他心里，似乎已经预感到这一次告别，可能以后再难相见了。在异国他乡看到黄皮肤的中国人，是比亲人更亲，况且是祖国派出来保护他们的警察。4月18日，根据防暴队安排，我从格林维尔归建到蒙罗维亚，自此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赵师傅了。
归建到蒙罗维亚自由港新营区后，接触到的中国人更多了。自由港新营区原来是尼泊尔防暴队的营地，只能供120人居住。而我们的队伍有140人，这就意味着在他们营地原有的基础上，必须加建集装箱板房；考虑到马上要面临勤务，必须有专门的训练场，营地的地面要浇筑水泥；营地地处繁华地区，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岗亭和掩体也要加强。在经过综合考虑后，防暴队徐晓伟政委和队部一班人在当地寻找建筑商进行修建新营地。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经过排摸，当地做建筑工程的中国企业居然有13家！而且规模都不小。
在经过层层筛选后，中国青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了中标企业，过来负责营地实际建设的是一个叫老田的“包工头”。老田是山东人，他手下有十多个蓝领工人，全部都是山东过来的。老田很憨厚，不管有事没事都喜欢跟我们坐在一块聊天。老田告诉我们，他在利比里亚做工程已经有七八年了，刚过来的时候，语言不通、交流不畅，工程做起来速度很慢。老田还清楚记得，在出国前，老是在担心语言交流的问题，因为像他这样文化不高的底层小包工头，不要说英语一窍不通，连普通话也是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出国做工程不像是电视上经常看到的出访，不可能长期带着翻译，手底下几十号人，都是技术上的蓝领，剩下的工作是聘请的当地人，需要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技术工人要对他们进行指导。所以工程接到后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们确实比较痛苦，不是这里出了问题，就是那里出了岔子，责任谁都不能怪，要怪就怪语言不通、词不达意。幸亏都是小问题、小岔子，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正当老田为了英语交流的问题苦恼时，一件偶然的小事改变了他的困境。
憨厚的老田在认真地工作。长期漂泊在外的老田，一直孤独地生活着。我们过来后，让他心里重燃了希望，对于我们营区的每一个物件，他做得非常用心仔细。对于他来说，希望活计永远干不完，直到送别我们的那天。
老田手下的当地劳动工人中有一个叫“阿杜”的，一天跑过来找老田，结结巴巴告诉老田，想让老田教他中国话。老田很奇怪，这个连英语都带着浓重非洲口音的本地人，学中国话干什么呢？阿杜告诉老田，他学中国话，一来是为了方便与老田等师傅们的交流，工作中少犯错，二来是阿杜非常敏锐地意识到，随着国家内战结束，以后会逐步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开放的程度也会越来越大，中国过来做生意的人会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能说中国话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当地人讲中国话，就好比国内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那会，能说英语的中国人在街上随便飚几句就让人感觉很牛逼，好像“假洋鬼子”一样处处高人一等。所以为了在家人朋友中倍有面子，阿杜必须得学中国话。老田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这同时也给了他一个启发，与其自己痛苦地学英语，不如教会当地人中国普通话，双方互惠互利。就这样，在老田手底下干活的当地人，基本都能操着一口比较流利的山东话。请注意，山东话，不是纯粹的国语，而是饶舌的山东话。尤其是阿杜，还当上了老田的助手，从一名普通的工人被提拔为组长，步入了当地的“金领”阶层。
当得知这次过来承担的是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的营建任务后，老田很兴奋，这是他第一次在国外为中国人干活，于是决心要在我们面前抖抖威风，他要求当地工人看到我们的队员一律要用“你好”进行问候，下班要跟营区警卫说“再见”，看到装备整齐的队员要立正敬礼——尽管从我比较专业的角度，好几次看到都是歪歪斜斜的——但这是老田间接表达了对我们的一种尊重。
“看到你们年轻的脸庞我感到一种安全与亲切，听到营区内到处充满了中国话更让我有一种家的感觉，我希望工程不要结束，一直到你们撤离的那一天。”憨厚的老田笑眯眯地说。
（图片提供/李小飞）
作者简介：李小飞，籍贯广西平南，毕业于广西警察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7月入伍，现任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办公室主任，曾任中国第四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战斗队员。在《啄木鸟》、《中国作家》等各类媒体发表作品60万字，荣获首届边防文学奖一等奖，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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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苏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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