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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员与作家从维熙的难忘岁月

来源:作 者 作者:张 明

一个是大作家,一个是北京普通民警;一个的被管理者,一个是管理者,两个人在国家的非常时期相遇。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又彼此的眼界学识和开阔的胸怀,谱写了一曲难忘的友谊之歌,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

 

 预审员老董

无意中翻开《中华文学选刊》,见里面选载了作家从维熙在《十月》杂志写的一篇纪实文章《走向混沌》,主要回忆1957年反右运动时,他被打成右派在团河农场“劳改”时的情景。文中有一大段内容提到负责管理他们劳动和生活的劳改局指导员。按他的话说,这位指导员并没有从人格上贬低被关押的右派,反而很关心他们,就是朝他们发火时,也是重在说理,因此在“老右”心目中很有威信。

有一年春天,从维熙和几个人在菜园劳动,为了防止早春寒将蔬菜冻坏,要用秫秸杆扎成篱笆墙将菜地围起来。干活时,指导员来到篱笆墙边,一个叫何修俭的人听到脚步声,便告诉维熙等人,说指导员正偷看我们干活呢,那意思是提醒大家别光顾站着,赶紧干活。此话被指导员听见了。他绕过篱笆,进了菜地,叫大家停下手里的活。他说:“你们是人,又是人中的知识分子。我有什么必要非要偷偷看你们干活不可?你们中的谁这么讲,本身就是自轻自贱。磨道上的驴子,才要有人看着呢!如果这些话出自那些流氓、扒窃之口,我用不着这么认真。你来自石油学院,你是有文化知识的大学生,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何修俭低下了头。这是从维熙第一次见指导员发火,而且发得有思想深度,他们觉得指导员说得深刻,又有道理。因此,他们觉得这个身为警察的指导员很有水平,甚至到右派被平反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仍与这位指导员保持联系。从维熙在文章里说,指导员名字叫董维森。

巧的是,这位董维森指导员在三十年之后,是我调到西城区公安分局预审处工作时最直接的老师。老董比我大二十多岁,属于我父母那一代人。他平时的表情很严肃,不爱说笑,长得很像电影《红日》里的一位演员。老董最大的特点就是工作时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按照工作上的分工,老董是预审员,我是记录员,很像法院的审判员和书记员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值班备勤时在一个房间睡觉,审讯犯罪嫌疑人在同一个审讯室,甚至调查取证时一起骑自行车外出。

对预审办案人员来说,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阅读案卷。如果案件简单,那么案卷材料也相应的简单;如果案件复杂,那么案卷材料就特别的多,有时候一个经济案件,它的文字材料可以多达几百册,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对于刚刚接触预审工作的我来说,对案卷中的“法律手续”、“羁押手续”、“案犯口供”、“事主陈述”、“旁证材料”、“物证材料”、“前科材料”、“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等等,等等,茫茫然不得要领。有时侯,针对案件中的同一件事情,事主这样说,案犯那样说,旁证又是另外一个说法,弄得你都不知道相信谁的?

遇到这样的难题,我就请教老董怎样才能在阅卷过程中掌握要领?老董说,人们的记忆往往有个毛病,就是爱先入为主,我们在阅卷的时候也会犯这样的毛病,先看到的材料容易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框架,用来去套后看到的材料,所以,我们既要避免这种先入为主的情况发生,又要照顾到这种特有的记忆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先从事主(或被害人)反映的材料开始阅读和记忆。因为一般来说,事主反映的情况要客观一些,其次是旁证,最后才是案犯的口供。比如说一件盗窃案,家里的钱被偷了,有多少钱被盗?这些钱放在什么地方?往往是事主最清楚,而案犯有时避重就轻,会有意隐瞒。阅卷时,事主在材料中提到的情况在案犯口供里没有的,这也就是我们审讯的重点。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事主有时也会记错,这就要求我们要反复对照,反复询问和讯问,直到把事情弄清楚为止。

有了老董的这些经验,我也就养成了习惯,接到案件后,阅卷时先从事主陈述开始,掌握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审讯是一门科学,甚至是一门艺术。预审员不仅要掌握案情,更要懂得心理学和社会学。我师从老董,从没有见过他对犯罪嫌疑人大喊大叫,而是和风细雨政策攻心,效果反倒更明显。老董常对我说,有理不在声高,案犯也是人,虽然他犯了罪,我们仍然要尊重他的人格,不能侮辱他。但案犯又都存有侥幸的心理和隐瞒、避重就轻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与他斗智斗勇,讲求方法,运用策略迫使他讲出实情。

记得有一次审讯一个专在高层住宅区入室盗窃团伙的主犯。从他选择的作案地点、时间和手段上来看,肯定是个惯犯,而且这个人曾有过犯罪前科,被处理过一次。审讯时,他端着个架子,什么也不说。后来,老董摸到他的脾气,知道这小子是“吃软不吃硬”。老董烟瘾很大,一天吸一盒烟。在审讯室审讯时,这个犯人的烟瘾也不小,但只要老董吸烟,就肯定给他一支,弄得整个房间乌烟瘴气。有时候审讯时间长了,耽误了吃饭的时间,老董还要我去食堂给这个犯人打饭,弄得我很不情愿。后来,我发现,这个犯人很听老董的话,交代了许多我们并不掌握的盗窃行为,经过调查核实,还真破了十多起盗窃案。事后老董告诉我,好吃好喝的供着他,为的是要他的口供,预审任务之一,就是要深挖犯罪,只要他肯交代问题,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每个人有不同的脾气秉性,我们要注意观察,对症下药。还是邓小平那句话:“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从老董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老董曾和我提起过当年他在劳改局管理那些“右派知识分子”劳动的事,也提到过作家从维熙。老董说,“右派”被平反之后,特别是从维熙写下轰动一时的“大墙文学”之后,有不少单位请从维熙去讲课或作报告,但从维熙忙,很多时候顾不上去,但只要老董请他来公安机关讲课,那他肯定要来。言谈之中,高兴的情绪溢于言表。我想,尽管在反右期间,老董与作家从维熙是一种十分尴尬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但他们却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已经超越了时代的局限。

老董退休后不久,就得了不治之症,已病故多年了。后来,我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看到作家维熙先生写的回忆老董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对社会对生活有着深刻见解的人去世了。”

这个评价十分恰当。

老董,走好。

 张明头像.jpg

作者简介:张明,1955年9月28日出生,汉族,祖籍山东海阳,大学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艺促进会理事,全国公安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会员,北京市西城区作家协会理事。著有小说《女儿树》,《活着真好》,《金鼎的故事》等,其中《女儿树》收入中国小说学会选编的《中国作家代表作集》;散文《汤池小镇》收入《中国散文大系》;并已出版散文集《写意人生》,探案文学集《报案的女人》和军旅小说散文选《我的青春我的歌》三部

 

走向混沌(节选)

从维熙 

挖湖造山的记忆

在团河农场的日历牌中,没有比这一段日子,更具有英雄主义色彩了。 

在凤河边上浪漫了不久,我们便开始了一项名叫“人工湖工程”的艰辛劳动。那是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 

那里远离团河宫,而在总场场部的一侧。死了诗情的风景线,同类们又回到了过去的日子。开挖人工湖动员会上的报告很简单:团河是个经常接待外国人参观的模范监狱(南区皆为犯人),为美化环境之需,要开挖一个开阔的人工湖,把挖湖的土,堆成一座山——有山有水,将为农场增光增色。当然,这里边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让右派们在艰苦的劳动中脱胎换骨。中队长高元松是个讲话简短的人,没有虚词废话。

在我的记忆中,这项工程是在我担任第四小队队长之后的一、两天内开始的。由于我们要到离开三畲庄很远的地方去挖冻土,因而每天要带上锹镐等许多工具,列队前往工地。也正因为路远,中午不能回来吃饭,伙房要把饭菜送往工地——在露大的冬日荒原上吃午餐,十分艰苦。此外,同类们需要把一筐筐挖出的稀泥,运往几十米之外的地方堆积成山,这之间的距离,足以使懦夫怯步。 

我这个小队长的差事,本来可以不参加劳动的。但是受一种使命感的支配,我从不借此逃避劳动——正好相反,哪儿活累我往哪儿跑。记得有一次,四个小队举行抬土的擂台比武,当时土山已堆到几十米高,比赛的项目是看谁能抬土最重,而且要不歇脚地。一口气把泥筐抬到山的最高峰。我自告奋勇充当了这个角色,与我同抬一筐重约五百多斤泥土的人名叫王玉珊,是来自北师大的大力士。泥山的路滑滑的,我们仍蹒跚着艰难地向上迈着双脚,走着走着,只听得叭地一声巨响,我们肩上的硬木扁担,被压成了两截。 

土山上下,响起一片欢呼声。我和王玉珊双双跌倒在了泥山上。

参加开湖造山劳动的只有我们清一色的老右(被打成右派的人。下同),有在工地巡视的高元松队长。高元松这个人有个特点,无论天气多么冷,他总是不戴帽子,寸头下的那双耳朵,被冬天的刀子风割得通红通红。就在我和王玉珊压断了扁担的那一天,他把我叫到了一个避风向阳的角落,先让我披上棉衣(我当时只穿着一件单背心),然后提示我说: 

“中队派你当小队长,不是让你玩命的。你的工作任务是关注你活段的全局。” 

我说:“劳动已成为我的本能,我没有浮肿病,有力气干活。”

“董(维森)对说了你的情况,中队是有意识地让你脱产。你明白吗?”

“我……我……我不能不干活。今后我更注意全局就是了。” 

“你听清楚,今后再也不能这么干了。”他说,“万一扭伤了腰腿,你老母亲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她会在夜里做恶梦的。” 

说完这句话,他就走开了。 

他的最后这句话,使我牢记了半生。因而在1990年的冬天,我重访团河农场时,特意提出要见见高元松。场长把他找了来,我们坐在一起叙旧。他老了,我也老了,惟一没有老的,是团河农场上空的那一轮骄阳。我们去了当年挖湖造山的老地方,山没有了,水也寻觅不到(原来是准备引进凤河水来造湖的),眼前只有一个大大的圆土坑,它的四周是一堆堆的乱土。 

记得,徐继和在那段日子里,还演出过震动了所有同类的一幕戏剧。有一天,他实在感到肚饥难耐,去伙房偷吃了一些白面馒头还嫌不够,他居然敢到干部办公室,去吃董指导员桌子上的葡萄。他偷吃完了之后,还在董的桌子上,留下这样一张纸条:我又犯了错误,把您的葡萄给吃了。我自知这是十分错误的,但是我无法管住我这张嘴。您批我斗我我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是知识分子留在那个年代的真实印迹。这个十分奇特的事例,虽然在同类中引起了不小的非议,但是董对这一问题,并没有过于认真。在例行的小队长会议上,他说: “徐继和是二小队的,王贵峰你应对他进行批评。一个人最可怕的,是没了自尊自爱——他一来到这儿,我已经对他说过这一点了,在垃圾堆上捡烟屁股抽,这不像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过了不久,在工地上吃中午饭的时候,徐继和又当众出过一次洋相:他与同类打赌,说他的肚子是无底洞——就像人工湖的坑,有多少馒头他都能揣下去。同类中不缺喜欢逗乐的人,便想办法给他节约下十几个馒头,看这个大肚汉的表演。最后馒头倒是吃光了,但是肚子却胀得解不开裤腰带了。没有办法,几个同类还要帮他去解腰带——因为他急于要去大便。此事,引得同类们大笑不止。成了徐继和留在人工湖的一则《笑林广记》。 

此事,也传进董的耳朵,但董对这件事没有过问。我想,一定是董对饥饿后遗症渐渐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才有了对徐继和的这种宽容。按说,当时的粮食定量是不少了。在劳动工地上,中午每个人四个馒头一碗菜,可是仍然有人觉得填不饱肚皮。与我一个小队的刘士康、郭锷权,几乎每天都要从我手里要走一个馒头,我实在不知他们的肠胃与我的有什么不同——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每天都要挥动锹镐,与他们耗费着同样的热能。

 

第一次回家探母

大概是这一年的二月,老右中家居北京的有两个人被允许回家探亲,我是其中的一个。能够在专政机构中受此厚待,在我看来完全出自于董和高对我的同情。

那是一个周六的黄昏,我从菜园种菜回来。刚刚走进铁丝网编织的大门,门口值班室的值班员李喜兰对我说:“董指导员叫你马上去他办公室一趟。”她对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神情多少有点诡秘。

我有点奇怪,因为下午董还在菜园巡视,并为了何修俭的一句话,对我们进行过训政。他是常常在劳动工地找老右谈话的,为什么他不在工地找我,而偏偏让我下工之后立刻去他那儿呢?是不是何修俭的事还没算完?!其实,下午发生的事情并不大,但是,董为了这件事动了肝火。我们种菜的菜园,周围是挡风的风障,它是为了防止春寒把菜冻死,用秫秸夹起来的篱笆墙。因为这种透风的篱笆墙是不隔音的,何修俭听见有脚步声,便对同类们说了一句:指导员在扒着篱笆缝儿,偷看我们干活呢!他的意思不外是提醒同类,不要站在那儿给铁锹号脉——快点干活。

此话被董听见了。他拐过风障之后,立刻让我们停下手中的活儿,对我们说道:“你们是人,又是人中的知识分子。我有什么必要,非要偷偷看你们干活不可——你们中的谁这么讲,本身就是自轻自贱。磨道上的驴子,才要有人看着呢!如果这些话,出自那些流氓、扒窃者之口,我用不着这么认真——你来自石油学院,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大学生,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讲了这话,实际上就是自我堕落!就是自我轻蔑!何修俭,回去好好检查一下思想。这对树立你们的自尊自爱是有的放矢。一场大饥荒,饿丢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自尊。

何修俭低下了头。

董维森的脸涨得紫红。

这是我来三畲庄之后,第一次见到董维森对我们发火。因为这个火发得有思想深度,因而同类们并没因为董的发火,而对董有任何非议;正好相反,董在老右之中威信一直很高(我们平反之后,许多路过北京的外地老右,如上海的程海炎,福建的张志华……还特意想去看望董,只是因为董当时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工作,因其工作忙而没能见到罢了。这在中国的劳改史中,是罕见的)。李喜兰的话,让我首先想到的是下午发生在菜园里的事情,董是否在今天晚上,要何修俭在小队做检查?!

我没脱工服,就直接奔向了董的办公室。一件让我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就那么简单地发生了。他说,经过向上级请示,我可以在今天回家,明天晚上按时归队。注意事项就有一条,回到家之后,先向派出所报到——这本来是毫无意义的事,但却是必须例行的公安条例。 

我已经回忆不起来我当时说了一些什么话了;但是由于强烈的感情冲动而引起的狂烈的心跳,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本来我下午去菜园,是专为这件事情而去的。中间出了个何修俭的问题,我就把这件事给忘掉了。现在你洗洗脸,换身干净衣服就走还不算晚,从黄村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大约一个小时的样子。你有买车票的钱没有?”

“我有。” 

“那你就早一点儿动身吧!” 

我向董表示了谢意,急忙出了他的办公室——因为对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当我突然出现在老母亲和小儿子面前时,我难以想象这一老一小会不会认为是在做梦!但是几年劳改生活形成的行为本能,还是让我立刻又走进董的办公室。我说:“是不是有什么手续之类的东西,比如放我回家的证明信什么的……否则派出所会不会认为我是个逃号?” 

董维森笑了,对我说了一句不是玩笑的玩笑话:“我说从维熙,你真是被关呆了,逃犯有自动去派出所报户口的吗?你别在这儿疑神疑鬼的了,公安机关都是一家子,彼此会互通消息的。”

我走了。 我第一次走出劳改队的铁丝网。当我更换衣服的时候,同类们自然羡慕不已。

 《走向混沌》封面.jpg

从维熙.JPG

作者简介:从维熙,1933年生人,当代著名作家。曾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著有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白玉兰》《远去的白帆》,长篇小说《北国草》《走向混沌》。本文选自从维熙《走向混沌》,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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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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