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契阔 ——广州市强制医疗所纪事
是的，“死亡”。此时，在这里，在这座全广东省惟一，或者说全国仅有几家的强制医疗场所。
这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生老病死，只要是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的活物，就不得不面对。
哇哇落地生之喜悦，悲悲戚戚死之难舍，人之常情，世之至理。
生之尊严死之体面，是人之为人追寻的理想境界，也是拷问人性与良心的一把尺子。
而在这里，我所熟悉的一双手，一双眼，一个个人，都与这“死亡”两字有着千丝万缕的粘连。
一双手的温度
一双手。看起来圆润饱满，灵动而富有张力。握住它，一股温温的暖流迅速传递过来。同时传递过来的，还有一种笃定安静的力量。
这是一名中年男子的手，暖和而洁净。
这也是一双抚慰生活，熨烫心灵的手。
当我第一次见到这双手时，以我饱经风霜的目光判断，这是一双能够令一颗烦躁彷徨忐忑茫然迟疑不定的心，瞬间平静安定蛰伏下来的手。
果不其然，随后发生在这双手身上的事情，一次次佐证了我的这个论断。
不远的一次，公元2016年1 月1 日，新年的钟声尚在彻夜狂欢的人们耳际间徘徊不舍，一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89岁的曾老头，却在回响的钟声中撒手人寰，驾鹤西去了。
曾老头于1982年夏暑奥热的一个黄昏，在广州一个时称花县的乡郊僻野自家门口，持刀将同为曾姓的邻居砍死。经司法鉴定，曾老头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此以后，曾老头与广州警方结下不解之缘：在广州强制医疗场所收治，直至病故老去。
当其时，曾老头的在册联系人，是其侄子，现也已垂垂老矣，年逾古稀了。其在世嫂子，更是耄耋之年。近两年，探视时，侄子带来一位侄孙与曾老头相见，算是对亲情的一个交代，免得这条联系的纽带突然间断了。
凌晨1点多，曾老头在新年的脚步声中悄然离去。几个钟头之后，天边露出鱼肚白时，我至熟悉的这一双手，本来怀着一元伊始新气象的愉悦心情兴冲冲回来单位接班，得悉消息之后，立马收拾心情，随后，开始了送走曾老头的各种忙活。
这双手，开始忙碌拨电话，联系曾老头侄子侄孙，联系广州市殡仪馆，协商遗体告别及火化种种问题。
这双手，又抓着汽车方向盘，走三乡行六里，去到乡下派出所，去到户籍办证大厅，帮忙办理死亡销户手续。正值元旦公众假期，要赶在殡仪馆工作人员下班之前将诸多火化手续办齐全，还真是颇费一番周折。
期间，曾老头70多岁的老侄子，跟着这辆车，一直在车上静静地等着。他有信心，这双手能够帮他将一切事情办妥。
整整忙到太阳西坠。黄昏时刻，看着曾老头的遗体妥妥当当地被送入他该去的地方，这双手才终于舒了一口气，合了合掌：
“去往极乐！一路走好！”
这轻轻一合掌，有着千钧的重力。任谁都明白，新年大吉利是，鸿运当头，按民间习俗，那是很避忌此类丧事白事的，更遑论与之非亲非故，却需帮忙甚至主理操持这一切。
“殡仪馆去得太多了。像这个，还算办得顺利的，亲属也来了。有些病人亲属，长年不联系的，或者根本就找不到的，那才叫难。”
这双手，他见识多了。
有几次，这双手，鞍前马后奔波，在殡仪馆帮忙办妥一众事务之后，来到小小的遗体告别室，耳闻前后左右其他遗体告别房间传出来的亲友悲痛嚎啕，哭声一波赶一波，一浪激一浪。又望着眼前却是空无一人前来哭送的病人遗容，孤零零的，很是凄凉，突然于心不忍，悲从中来，双手肃立，静静地向遗体鞠了三个躬。
“很可怜，走的时候，连一个亲人都没有。”
伶伶仃仃，孑然一身。这悲凉的人生，终于抵达彼岸。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对这双手可说是很熟悉的。工作人员见着这双手的主人，一个着警服沉实稳健的身影闪进来，就会像老朋友般打招呼：“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其实，也就是那么熟络默契地一问，彼此已老朋友般，对那答案早熟了于胸：“又是一个没有亲属来的。”
有好几次，这双手就这样，独自静静地捧着小小的骨灰盒，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不是亲人的病人。
7 年间，这双手亲自送走的正常离世的此类精神病人，就有15人。
“每年都有几个。”
有一次，有亲属抱着骨灰盒子，不肯走的。那是姓史的逝者，生前病发时杀了自己老婆。病危时，其哥哥、弟弟、女儿，均从外地赶过来，晚上在医院见了一面。翌日一早，这双手开车送他们去火车站坐车回家。
谁知这一天还没过完，这亲人前脚刚走，后脚那史病人就病故了。当其时，史哥尚未抵家，商量后，又乘火车折返广州。
还是这双手，又跑去火车站，接上人，又送到殡仪馆，办完诸事后，将骨灰盒郑重地交到史哥手上。
然后，再一次把史哥送到火车站。
在火车站广场，史哥捧着红布扎紧了的装着小骨灰盒的布袋子，迟疑着没有挪步。
“没吃饭，饿了。”史哥吞吞吐吐的声音。
“我去买饭吧。”
这双手来去匆匆，递过来一盒热饭。
“这400多块钱车票，能不能帮忙解决？”欲言又止，更低更细的声音。
这双手，一时也怔住了，接，还是不接？
左右为难！“有时感觉很窝囊，还要好声好气地劝说。”
当然，最后还是想方设法帮史哥解决了盘缠窘困，而且还帮史家女儿捐了一笔助学金。是时，她快要参加高考了，学习成绩很好，放弃上大学太可惜。
2016年4月13日上午，这双手的主人，用一种男性沉稳瓷实的声音，低低地讲着。
“对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宽进严出，这是我们工作中要面对的一个头痛棘手难题，中外警界无不如此。在这里，基本上年纪大的病人，都要由我们来送终。即便家庭条件较好的，也大多不会接回去了。”
所以，遇到病重、病危、火化等重要节点，都要及时与病人亲属沟通，保证手续齐全，录像存据，从没有家属有异议、起冲突的。
“有些病人家属从外地赶过来的， 对七七八八的火化手续也搞不清楚。我们能帮就帮。按广州的习俗，办完丧事，要封个利是图个吉利的，也就一两块钱的事，用小红纸包着，外地来的大多不懂这个，我们也不说，也不去深究。”
这双手，它骨节有力，筋脉饱满，出生并成长于湖北当阳闻名遐迩的长板坡三国古战场，在来到这里之前，属于广州军区兵种训练基地上，一名负责战区装甲兵业务培训的英气军官。那是一双挥洒青春热血，驰骋沙场，在号角声中生龙活虎，大展雄风的手。
18年后，这双手随着它的主人，告别了激情燃烧的军营，转业成了一名人民警察。
这双手，他平淡无奇了？他轻描淡写了？他习以为常了？他失去激情与力量了？
不！生与死，一接一送之间，闪烁的是人性的光辉。
这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超越。
对于逝者，对于逝者来或没来送别的亲属，这双手，就是一双神圣的手。
一双做善事的手。
一双有温度的手。
一双给人依赖，传递力量的手。
临终关怀，拷问的是人心人性，折射的是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文明程度。
上善若水，善莫大焉！
目送之光芒
一双眼。一双啃过厚厚医学书籍的近视眼，又是一双穿透到精神病患者心里去的眼。
这是矛盾的统一。统一体是一个略显单薄的书生身体，举止斯文沉静，言语无华，质朴而不事张扬。
读了5年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专业的这双眼，步出象牙塔，走入人民卫士行列，成了一名天天接触“武疯子”，眼里尽是疯言疯语的另类警营医生。
这一注视，就注视了二十载二十个春秋。
所以，这双眼在我们这里，是属元老级的，有着极尊崇的地位。
这双眼它就是一本书，记录的点点滴滴，就是我们这里的发展史。
“快20年了，感情很深，与这里的病人，与他们的家属，都很熟络，经常打交道的。”
正所谓医者父母心。收治在这里的病人，经过长时间医治之后，有的已经病情缓和好转，希望能够早点出去。
然而，这都是一些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他们能否走出这强制医疗场所，关键还得看法院的判决，以及患者家属的意愿。
这双眼看出了那些或迫切或烦躁或悲观的心，也明白他们的不容易，有些病人被收治差不多40年了，从刚进来时的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如今皱巴巴的一个糟老头。
岁月就是一把杀猪刀。
这双眼的主人，于是有时就不得不说些“善意的谎言”，劝他们要配合医生，听医生的话，安心治疗，早点治好才能出去。
悲哀的是，大多数精神病是没有治愈的，几乎伴随一生，很多时候需要用药物来控制，需要心理调节来自我调适，让病情有所缓解。
“我们也只能这样说，没敢打击他们的信心，这些病人是随时都有可能做出自杀的过激行为的。”
其实，收治在这里的，大都是曾经做出严重暴力行为的精神障碍患者，有的年纪大了，也适应这里的治疗环境了，许多是不会再出去的。有的本人或亲属也明白，或许出去之后，治疗和照顾还不一定能及这里好。有的父母已故，只余兄弟姐妹也已各自成家，能够定期来看望一下，就已经很不错了。
且长期服药之故，这些病人的身体，体质都较差，特别是肝肾脏器受损，有时好好的突然就昏倒一个，让人措手不及。去年夏天，病人突然一拨一拨地发烧，就要不停地将他们隔离，调换病房。
在这双眼里，他们就如一群听话的患病小儿或老儿，偶尔“调皮”一下。只不过，这种“调皮”的强度和危险性，有时还是挺吓人的。曾经就有一个护士晚上给病人派药时，受到病人的偷袭。这类患者发起病来，突然就会爆发出一股惊人的“无情力”，有些平时看起来连走路都有气无力的老家伙，发起狂来，三四个人都摁他不住。
“又不能打他，只能想办法放倒了，把约束带给他带上。”
这种风险对这双曾经沧海的眼睛来说，也是见得多了。这双眼他每天追随医生查病房，与病人谈话，望闻问切，知道什么状况什么方法什么措施最管用。对于危险的预知和处置，时刻保持适当的警戒，这双眼决不会让病人躲开于自己的视线之外，防止来自背后的偷袭，这是读精神病学时老师就特别强调了的。
这双眼笑笑说。
做这项严重精神病患的工作，有些人会感觉害怕，但这双眼是过来人，因理解而无惧，因了解而无畏，虽然社会上或多或少对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歧视和误解，这双眼却坚持将他们当病人来看待，来照顾，而在心底里彻底原谅了他们发病时杀过人放过火造过的孽。
“他们是发病了，自己没办法控制了。他们也后悔的，也不想的。”善恶只在一念之间，人类有时，也是蛮脆弱的。
吃了药，病情稳定，时间长了，甚至，他们间中还会对自己是否即将发病有微弱的先兆感知，比如睡不着觉，总是怀疑他人将对自己不利，怀疑人家吐口水瞧不起他，人家一个动作他就想入非非，这叫被害妄想症。还有的会出现幻听幻觉，幻听到人家在说他坏话。如此种种而引起精神烦躁。
每当到了那个时刻，有些病人就会愿意想起那双眼，那双能够给他们带来宁静，带来安全的眼。上两周，一名收治在这里差不多十年的雷姓患者，就在一楼轻病区主动向这双眼吐露，要求移到三楼重病区去，他感觉自己就快发病了，要求被严加看管，上约束带，以保护他人，也防伤到自己。试过有位病人，就把自己睡的枕头、被子塞到窗棂上，然后猛拉不出来，自己反倒摔了个头破血流。
“容易自杀的，情绪有变化的，就要多注意，看管得严一点。”
就是这样，这里大大小小的200多名病人，不要说百分之百，也有绝大部分病人的基本情况，是这双眼所充分了解的。在病区里，虽然个子不高，眼睛不大，这双眼巡视到哪里，哪里就有着极大的威慑力。
既是民警，又是精神专科医生，在病人家属的内心深入，最熟悉最信赖的，当属这双眼无疑了。
在这双眼的记忆中，曾有一位三十多岁的病人。其发病时，趁着父母不在家，把亲妹妹打死并火烧。父母为某高校教职工，父亲每次探视都来，母亲就没来见过。十年前，这位病人病重即将离世的前一天，父亲赶过来见了他最后一面。母亲之后来了，哭天抢地，涕泪难已，痛悔自己没能见上儿子的最后一眼，也怨责自己这么多年没来看儿子一眼。她说没想到儿子会走得这么快。
这悲怆的一幕，泣血的哭诉，让这双眼不忍铭记。“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母亲，感觉她对儿子还是很有感情的。她是不敢来看儿子，是怕自己一看就会勾起那些痛苦的记忆。”
可怕的记忆。那种痛，痛彻肺腑，撕心裂肺，令这位母亲情绪激动失控，令她整个人颤抖。
问世间，几多疾苦几多愁，不是不见，争如不见。
我本善良。天意弄人。绝大部分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实施暴力行为时，亲亲相害的极多。这些人间惨剧的制造者，夺走的，戕害的，往往是自己至亲至爱的生命。
能不怆然泪下？能不扼腕痛悔？
如果人生可以推倒重来，如果荒谬可以删除重置，如果失误可以忏悔挽回，如果……
可惜，大错已铸孽已生，人生没有如果。
往往，生活的粗砺乃至丑恶的部分，也是我们不得不感受及承受之处。
每一位病人身上沾满的，裹挟的，是残酷的血泪和痛苦。
而这双眼送出的，永远是善意，是温暖，是救助的光芒。
二十年如一日，善行无迹，润物无声。
室有兰香
一个妹子。一个朴素能干的客家大妹子。
剪着齐耳短发，是那种老老实实没有啥花俏儿痕迹的短发。鼻梁上架着的一副黑框老式眼镜，跟时尚也一点儿沾不上边。
说话干脆，直爽。做事迅速，利落。散发着生她养她的一方乡土的芬芳。
她的淡定，来自于监所工作经验的丰富，得心应手，以及处理突发事情技巧的娴熟。警校科班出身的她，毕业之后，在看守所一干就是18年，在收教所又干了6年。岁月沉淀垒积下来的，是对她辛勤付出的回报。
两年前，2014年1月，她跨入了这里，成了女患者病区的日常管理者，9位女警的带头人。
一年前，2015年4月，女艾滋病患者阿钟也踏进了这里，成了她要照看的病人之一。
“病”之一字，岂敢言轻。眼前的患者，虽是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严重精神障碍者，却不同于以往自己看管的在押人员，首先是病患，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犯人。“是病人就应该当她是病人，多照顾，多关心，多爱心，多细心。”
她这样对自己说。
由是，女病区的11名患者，幸运地得到了她无微不至的照顾：梳头，剪指甲，检查卫生，询问身体状况，督促服药，谈话开解心绪……其中当然也包括阿钟。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尤物，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而她们，这些女患者，虽是精神病患，毕竟是女性，还是爱美的，爱干净的。服了一段时间精神治疗药后，她们的思维、思路、需求，也趋于正常。
“我要把她们正常的生活管起来。”她这样去做了。
以前，是男性物业管理人员来张罗女病区的卫生检查，作为公安人员，她只要负责她们的安全就行了。但她觉得这样还是不太好，女孩子嘛毕竟比较特殊，还是要日常生活管理细腻点才好。看她们头发长了指甲长了，帮她们剪一剪修一修。看她们服药一两年之后，病情缓解吵着要出去，可家里人又不接受，就要与她们多聊天，多方开解开解。看有些病人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就以适当的奖励，让身体好的精神较稳定的年轻病患，去多照顾一下身体差的。
她鼓励、发动女病人，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洗好自己的衣服，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极力培养她们向正常人靠拢的能力。天气好时，会带她们去院子里晒晒太阳，打打球，散散步。
50多岁的叶某，刚来到这里时，身体差得几乎不能动弹，连伸手拉扯一下被子都乏力，去厕所得扶着墙壁艰难挪步。现在，都可以自己走来走去散步了，自己洗衣、吃饭，自己搞好卫生。
对于艾滋病患者阿钟，照顾起来就要比叶某更为费心思了。
她还记得，那时，院子里满目葱翠，鸟语花香，春意浓郁，却突然传来一个消息：有个艾滋病人要进来了。顷刻，整个病区炸开了锅，气氛瞬间变得很紧张。在那之前，生活、工作在这里的人，从上到下，从物业到保安，从医生到病患，绝大多数是没有接触过艾滋病人的。“好毒的！她发病时会弄到我怎么办啊？”很多人忧心忡忡，心里感觉很恐惧。
她很淡定，之前在看守所工作时，接触过此类病例，这种情况不算什么。做足卫生安全措施之后，她走进了阿钟的单独病房，跟她聊聊天，问问她的病情，督促她吃药，给她配制特别餐。
慢慢的，刚开始避之唯恐不及的，不敢踏进去的，也慢慢踱过步来，与阿钟聊天，帮搞卫生，照料，扶其下床，散步……阿钟的身子逐渐好了起来，精神也比较稳定了，丈夫也时不时来探视她。
一年过去了，曾经的那个瘦骨如柴的精神病艾滋病患者阿钟，整整胖了不止30斤。知道的人，无不惊诧于她的变化。
“工作可以做细一点就做细一点，能为病人去做的就尽量去做，这也是一种积善行德。”她心里这样想。
人之初，性本善。
有一位医治之后出所的女病人，她也记挂着，时不时打个电话联系一下，了解近况。“我看能不能去家访看看她，她说不是很方便。今年春节 ，我又打电话给她妹妹，说是身体恢复得挺好的，定期有去法院、派出所汇报情况，定期吃药。”
“我也就放心了，只要病人的生活能够回到正轨，就好了。”一个良善之人的心愿，很简单。
紧记乡下老父亲“一定要好好干活”嘱咐的这位客家大妹子，有的是苍天厚土的无华和朴实。
病区里，墙上贴着书画，环境平和、宽松。她说：“愿阳光洒向人间每一个角落。”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父亲给她起的名字中，有一个“兰”字。宛如一株幽幽散出沁人香韵的兰芷，纯真质朴，“虽无艳色如娇女，自有幽香似德人。”她的清美，给沉闷的病室带来生气；她的芬芳，浸润着干枯的心田。
大美不言。大爱无疆。
我的前世今生
这一双手，一双眼，一个妹子，你认得了吧？
他们，是我这里一群人民警察中的一员。
那么，我是谁？
我住在洋洋繁华大都市的广州城之一路向西向北，城市尽头之偏僻一隅。
倘若某天，偶然地，有某个人，突然想起我，而兴起要来探望我的念头，我就会这样给他指路：
从广州城的西出口，跨过一座金沙洲大桥，经过一段近年矗立起来的，干净整洁时尚的新地产旺区，拐入一道渐已年久失修的乡镇小路，沿着一条不知名的缓缓流淌的小河，顺着一排树干笔直枝叶肆意伸展的老树，在种满一畦畦菜地的乡野田间，与略显荒凉的一个城郊工业厂房之间左右穿插，当眼帘终于跃入一排排的铁栅栏时，那么，恭喜你，你算是成功抵达目的地了。
这里行政区域隶属于广州市白云区，跨出门，却又是佛山市南海区了。但凡来到这里的人，摸出手机，都会发现一个怪现象：手机信号若有若无，走在院子里，忽儿信号显示在南海，忽儿又显示在广州。这里的人开玩笑说，这啥时候有信号有啥信号，还得看风的意志。这一阵风正好吹过来，信号就浮现了，等风嗖的一声过去，信号也就跟着走了……有点看天吃饭的味道。
偏安于此一隅，甚少有人知道我，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据说就连城市最勤快的快递小哥，都挺难找到我的。今天，在这资讯异常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按图索骥是条件反射，但又据说，网络上的电子地图竟然也是搜索不到我的。对于这一点，我也只能呵呵了。
我就是这样的不为人所知。
正式的说法是，在那广州市与佛山市接壤交界的一个地方，有一群人，日夜看管着照顾着一群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那就是我了。
我的大名是：广州市强制医疗所。属于广州市公安局预审监管支队的一员。
一个陌生的名字？
陌生且带点儿拗口吧。
不过，倘若你有空儿，不妨来瞅瞅我，听我讲些有趣的事儿。
春回大地之际，在南方，万物齐欢唱，莺歌又燕舞。姹紫嫣红中，一眼望去的，尽是无限的生气和美好。踏入我的院子，来到我的小园林，也必定会为我的青葱绿意和暗香浮动而陶醉。
在这个占地3万多平方米的花园式院落，绿化面积占了近一半。几十上百株小叶榕树齐刷刷立于环院路两旁列队欢迎，枝干伸展，绿叶婆娑，来到这里，你就完完全全投入一片绿色的怀抱了。小径曲幽，小亭静立，小鸟呢喃，此刻，站在院子里，环顾四周，除了南方高高低低的各种常绿植物为您带来视觉上的愉悦和身心上的舒适外，还有岭南的各色佳果可以期许，这不，芒果、荔枝、龙眼、杨桃、黄皮，绒绒碎碎嫩嫩娇黄的树花儿已缀满了枝头，迎风摇曳，站近一点，说不定还能闻到它们调皮玩耍的脆脆笑声呢。
正是人间四月天，芳菲满园，一派勃勃生机。
绿树掩映中，有病区4个，康复楼1栋，门诊楼1栋，办公楼1栋，床位500张。
这就是我，和我生长的地方了。
其实，对于我的年龄，我自己也是有点儿说不清的。
我的前身，仿似滴水汇入大海，砂砾融入沙漠，散落在跌宕起伏的历史长河里。记得有一份资料是这样记载的：“鉴于一般医疗机构不收治杀人、强奸、放火、爆炸等以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的精神病患者，1975年，广州市公安局从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出发，设置了广州市精神病管治中心。”
后来，随着法治社会前行的脚步，2000年10月，广州市政府决定成立广州市安康医院，2003年10月建成投入使用后，命名为“广州市公安局精神病管治所”。2013年，根据公安部有关文件精神，更改为现名“广州市强制医疗所”，负责公安机关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及法院决定强制医疗精神病人的执行工作。
根据广州市政府有关会议精神，强制医疗所一直按照“安全管理由公安负责，医疗保障由民政负责”的工作模式运作，病人日常治疗生活费用及强制医疗所日常工作所需经费，均由市财政承担。
这就是我的出生纸，我的前世今生，以及我的身份和职责了。
“疯人院？”“武疯子？”“看管傻子？”
故事讲到这里，有人不禁要咋舌了。
在这里，人们都小心翼翼，避讳说一些跟“疯”、“傻”有关的字眼，就怕一个不小心，触动了精神病人的某根神经，“他们是很敏感的。”
然而，在这片土地上，确实生活着这样一类人，他们可怜又可悲。可怜，是因为他们是病人，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可悲，是他们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之下，实施了暴力，触犯了刑法。
他们将自己那双原本该用来创造幸福生活的手，鬼使神差地置之于恶魔的罪恶漩涡里，杀父弑母、砍妻剁女、无故殴打砍伤路人，制造了一桩桩惨绝人寰的血泪悲剧，怎不叫人悲叹。
凡尘俗世，芸芸众生，有在阳光下璀璨怒放的天之骄子，也有躲在阴暗角落里，自舔伤口的瑟瑟失败者。
毋庸置疑，我病区里的这些病人，当属于后者。他们当中，有被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也有被决定强制医疗的。有病情反反复复不稳定的，也有经治疗后病情缓解，悔恨懊恼，渴望找回真挚情感的。
这些错置的人生，这些迷失的灵魂，需要救治救助！需要大爱之心！
而此时，向他们伸出援手的：
是那一双双强有力的手！
那一双双带着暖意的眼！
那一个个亲切的声音！
那一声声熟悉的脚步！
托起破碎崩塌的家庭！
拯救漂泊迷茫的灵魂！
这就是我要做的——
走近他们！帮助他们！
他们和她们
这一双手，他的主人，石晓军。
这一双眼，他的主人，王自高。
这一个妹子，钟美兰。
其实，这一双手，这一双眼，他可以是属于石晓军、王自高，也可以属于张三、李四。这一个妹子，她可以是钟美兰，也可以是阿莲、阿珠、阿云……
只要是在我这里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在这块土地上洒下热忱和汗水，他们和她们，就是我此刻所讲故事的主人翁。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这里工作的民警，往往开始是有些不大愿意让别人知道的，因为看“傻佬”的工作，并不好听，在这世俗的眼光里，也不算多么高大上，也非多么令人愉快。
可是，在这里，如果不小心擅自走出去一个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那是比跑出去一只大老虎，甚至一个杀人犯还要可怕的，不可知不可控之下，人心惶惶，什么皆有可能。
一本本精神病人花名册上记录的这一串串数字，可窥这里管理难度之一斑：自2003年10月启用以来，共接收精神病人 300多人，其中，从原广州市精神病管治中心转来精神病人90多人，经治疗病情缓解出所70多人，因年老或患疾病正常死亡30多人。目前，在所精神病人200余人，其中，女性11名。病人中有20多个精神病病情反复、不稳定，1人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3人在住院，这3人之中，又有2人处于昏迷状态。
可幸，这是一个拥有强有力战斗经验的警察光荣集体，他们立足实际，开拓创新，前无古人地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勤务管理模式：
管理好病房，是日常工作重中之重，结合强制医疗自身特点，以民警值班巡视和监控二岗合一为主，保安巡视为辅，驻所医护人员负责治疗。实行监控系统24小时全天候运行并由值班民警操作的制度，落实人防和技防相结合的防范机制，密切掌握病人动态，及时发现处理问题。
成效是显而易见的，2003年启用以来，有效防止了10余例病人企图自杀、自残事故，并制止多起病人斗殴事件的发生。2015年2月之后，在充分挖潜的情况下，每天增加一名民警值班，危情时刻，以策万全。
“我的岗位我负责！我在岗位我尽责！”这样的标语，多见诸于这里的办公室、宿舍、走廊、病区，抬头不见低头见。
“这么多年来，天天与这些严重精神病患者在一起，不是许多人做得了的，许多人要过得了自己心理这一关。”2016年4月12日下午，邬剑荣，广州市强制医疗所所长如是道。
在这里，这支公安民警的队伍，经受住了包括心理关在内的各种考验，石晓军、王自高、钟美兰等人，最受人称道，最可贵的一点，按邬所的说法，就是：这是一群连“傻人”都愿意敞开心灵，给予信任的民警。
由于精神病人行为的病态性和法律责任的特殊性，在实际工作中，存在难知、难控、难防、难处理的“四难”困境。为了应对这“四难”困境，他们穷尽各种办法，如经常组织病人进行“拖拉机”比赛、广播操比赛、象棋比赛等有益的文体活动；病人每天上下午定时在康复区进行康复活动，播放轻松舒缓的音乐，减轻病人的精神压力，营造和谐的管治氛围；在病人康复活动的过程中，民警经常与病人聊天，沟通、了解及掌握病人的身体、精神、家庭及各种近况，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存在的困难；民警坚持每天上、下午两次与医生一起巡查病房，最大限度消除安全隐患；民警经常就病人的身体及精神治疗、恢复情况、病人的情绪变化、管理的对策、方式方法等，与医生及时沟通，研讨，寻求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治疗和管理办法，促进精神病人尽快恢复健康。
他们还利用家属探视日、所长接待日，采取电话咨询、现场解答、上门走访、邮寄信件等方式，所长、民警与医生共同解答家属疑问；为病人办理残疾证、社保等相关事宜提供绿色通道；及时通报病人身体的恢复情况；采取“走出去”的办法，走访病人的家属，争取志愿团体的支持。
都说人是灵性的动物，心与心的沟通，在于接近，在于进入，在于融合。
像他们，为精神病人故去，每次“担幡买水”（粤语，为送别故去的人的一些仪式）不厌其烦；正宗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却在这里看守“傻佬”一看廿余载；与女精神病患者，甚至艾滋病精神病人，真诚相伴，梳头剪发穿衣唠嗑解闷儿。
像这样的一些人，一些警官，放眼全中国，甚至全世界，能有几何？
那两位在医院ICU病房抢救的植物人，那两位早已被亲人所厌弃，避之若魔魅的严重精神病患，谁来照顾善后？
那些痛苦地挣扎在命运边缘，迷失在深渊泥沼，被弃之如草芥的人生，那颗千疮百孔，血泪淋漓渴望关爱的心，谁来抚慰填补？
所有的答案都指向一个群体：我们！我们的人民警察！
事后，曾老头的家属抹泪感喟：“没有共产党，没有你们，他怎能活到90岁，有幸成为长寿老人？”
“同情这帮人，付出爱心，同时在工作中，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或许就是他们和她们，之所以可以一直坚持下去的原因。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寻找灵魂的居所
如果说，这世上的每一颗灵魂，都有它特定的安放居所。
如果说，这人间的每一双眼睛，都能回望自己的来处，凝视自己一路走过来的轨迹。
那么，对于一群迷失了方向的灵魂，对于那双迷茫失措的眼睛，他们将往哪里回眸？往哪里寻找家园？他们的父母，亲人，在哪里？
走近他们，何为走近？除了看管，照顾，治疗，送终，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找回家庭？回归社会？
作为一个自然人，情感沟通是基本的心理和社会需求，他应该有亲人有朋友，有兄弟姐妹，有感情维系联结的纽带，有社会的关注和情感堆积释放的空间。
然而，这又是一群如此特殊的人，他们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有的即使看起来头脑灵光一些，本人提供了家庭住址等信息资料，但其实寻找核实起来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家在何方？如何寻找？
“确实需要费很多心思，要很耐心，否则没法沟通。”以带兵、爱兵的真诚交流体验，来面对眼前这些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石晓军还是有他的一套办法的。
“不是一天两天，而是真真正正彻彻底底地跟他们沟通，包括找到他们的亲属。有些人，进来之后，心里有被抛弃的感觉，非常渴望家里人来看他。”
每一位患者及其家属，都有一个痛苦的故事。日复一日大量的接触，在石晓军的心里，装下的故事和泪水，恐怕如一口深井，三天汲也汲不完。
病人阿金，家住广州市白云区的，在以前精神病管治中心时，家里人就一直没来联系。石晓军接手之后，查阅当时登记的户籍卡片，经过比对，发现其原来居住的地方，已划归花都区了。
阿金出生于1964年，脾气暴躁，身体壮实，一般人跟他很难沟通。1983年秋暮冬至之时，他在家放了一把火，烧毁房屋，又跑到外边偷了人家一头耕牛，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于1985年被强制收入所治疗。
几经周折，石晓军找到派出所，找到了阿金的大哥，一位贫困潦倒的老实巴交的农民。第一次约他见面时，是在派出所，当时下着如注倾盆大雨，阿金大哥手里却没有能打一把伞，只是随便搁一块塑料布在身上，浑身湿淋淋，裤脚卷一只，松一只，深一步浅一步地踩着雨水泥泞而来，让人看得心酸莫名。
很不幸，这也是一个贫穷困顿，连自己三餐都快开不了饭的大哥，哪有能力和心情，去关心，去看望闯祸的弟弟？
石晓军的心蓦地被揪痛，他陪阿金的大哥去到村里，找村干部说明情况，反映困难，帮助申请了阿金的残疾证，领取了救济补助金，又帮阿金大哥在村里寻了一份安稳一点的工作。
自此，每到探视时间，阿金大哥总是依约而来，阿金的精神状况也改变了许多，对别人的态度也友善多了，还当上了病房小组长。
随着石晓军与民警们一步步家访的足印，推开了一扇扇紧闭的大门，延伸了一片片心灵碰撞的空间。手里，一份份精神病人的花名册和个人资料，记录越来越详细，由开始的资料不详，无名氏甲乙丙丁，变为有名有姓有出生日月，有户籍有住址有联系人。那些原来冷冰冰的、零零丁丁的资料档案、片言只字，逐渐变得丰满、感性起来了，变得可供触摸，可供追溯，有血有肉起来了。
一句话，他们，眼前这200多名精神病患，他们终于全都有了一个明明白白的身份，有了作为一个社会人存在的最起码的证明。
他们，活了过来了，他们的社会信息全了，他们又找回了社会人的身份。
又有一位病人，家住广州番禺的，没结过婚就进来了，按以前的原始记录，他有一个姐姐。石晓军查阅其户籍资料，却显示为无，该户口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注销。其家庭住址也因城市地理规划的多次变更，已从番禺区一个荒凉落后的农场，华丽转身为南沙区风情多姿的水岸小镇。
是时，这位病人已被送往医院住院，病了许久，生命正处于最后时光。此前，石晓军已通过多种方法，找到了他的姐姐的联系电话，也已跟她电话沟通过，汇报了病人的情况，甚至还找到她漂亮的海边小屋家门口，但是病人姐姐出于各种避讳原因，不肯出来与民警见面。
这位姐姐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家了，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可能也不清楚她有这样一位精神病人至亲的存在，或许她老人家也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
往往，对于病人家属及亲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考虑，而产生的某些顾忌思想和行为，石晓军总是表示十分的理解并配合，他没有过多地去责备或苛求他们。
不见，总有着太多的无奈与痛苦。
毕竟人心是肉长的。
毕竟血浓于水。
见与不见，石晓军尊重家属们的选择。他只是尽自己所能地做好沟通工作，让病人与亲人之间，隔阂的冰冷的两颗心，能够逐渐融化，接近，融合。
然而，这一次，这位病人即将病危，时日无多了。石晓军又一次拨响了病人姐姐的电话，劝说她来医院看他弟弟最后一眼。电话里，石晓军听出老人家还在犹豫，有些迟疑，有些推托，担心路途遥远，又没有人开车送她。石晓军立刻主动表示可以开车过去接她。“我了解她可能是不想让家里人知道。”石晓军说。
医院里，病床旁，几十年不见的老姐弟俩，终于见上了这最后的一面。
姐姐记得弟弟小名阿“牛”，她轻轻地呼唤着弟弟的小名，“阿牛”、“阿牛”……躺在病床上的弟弟，仿佛明白了什么，艰难而又努力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弟弟与世长辞。
为这位病人送终的，当然也是石晓军，病人姐姐签了委托书，石晓军是受委托方的代表。事后，病人骨灰也尊重姐姐意愿做了适当的处理。
又有病人秦某，正当壮年。入所十多年从来没有家属来探视过，写信也不回，电话停机打不通，家里什么情况一无所知，病人非常担心，影响病情治疗。
石晓军与同事，于是踏上了帮助秦某寻亲的道路。在经过飞机、火车、大客车、小面的之后，来到大山脚下，又在村干部的带领下，爬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终于，一间破败的茅屋突兀现于前，这就是秦某的家了。
跨进低矮的屋内，尽管此前大家已有心理准备，眼前的情景，还是令石晓军他们倒吸了一口冷气：父亲残疾站立艰难，母亲也是“武疯子”一个，用绳子拴在石磨上，嫂子涎着长长的口水，站在一边傻笑，一看也是精神不正常的。那屋里，唯一一个正常的大哥，却因重体力活致腰椎盆突出，正趴在一张旧竹床上，一动也不能动。
说明来意之后，民警送上秦某的近照，并放了其生活视频，大哥热泪涟涟：“不是我不想去看望弟弟，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家是什么情况，我也是无能为力啊。弟弟在你们那里得到政府的关心照顾，我也就放心了。请你们转告弟弟要安心养病。”
临走之前，石晓军他们联系了当地政府，请求给予这个屡遭厄运，苦难深重的家庭，给予政策上的相应照顾。回去之后，又将相关情况告知秦某，让他好好养病。
泪水，在秦某眼眶倾注滚动。
家访，在民警与病人及家属三方之间，架起的是一座座沟通理解、关心关爱的桥梁。找到病人家属之后，各种强制医疗及救治的法律手续及措施，也得以签署、知照、执行。
“以前，强制医疗的患者，绝大部分是广州本地人，现在是大部分为外地人。”石晓军说，“这一帮人，绝大部分是要在这里送终的，我们明知道是要做好这项工作的，就要事先与病人家属沟通好，签署好各种手续。这几年，这是我们支队及所领导重视、支持，以及做得非常好的一项工作。”
家访，寻找的是那些迷失灵魂安放的居所，彰显的是人民警察的一种社会担当，谱写的是一种大爱的情怀，闪耀的是人性的光环。
石晓军和他的同事，几年来，走访病人家属的脚步，踏遍大半个中国。
日月如梭，步履如印。
印在岁月上。
印在人心头。
这也是一种日常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古代社会描述的一种日常。
朝九晚五，来去匆匆。这是现代上班族高节奏脚步下的一种日常。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古之圣贤站在时间长河上的感慨。
眼睛一睁一闭，倏忽间走完人生全程。这是人们对现代紧张生活的喟叹。
而在我眼里，我常常会看到另外一种日常。
一种时间，光阴，仿佛凝固了的日常。
看他们，乖巧如孩子般，安静听话，日复一日地，在病区里生活、作息。在康复花园里放松、锻炼。在院子里散步，三三两两，搭着肩扶着背，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树荫下围着石凳摆开架式玩牌下棋，高招频现，聪明绝顶。在这方面，他们总有着许多令人叹服的表现，纯粹而快乐。
可有时，他们又失魂落魄，狂呼怒号，任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们会因半夜三更睡不着摸摸索索起来洗漱，吵到病友而发生纷争打闹。还会好好的突然就晕倒。由于长期的服药控制精神病情，他们的身体脏器各部位会受到不同程度甚至严重的药物损伤，带来一系列突发病症。尤其是常服精神类药之后，他们会产生一种神经性的肌肉功能反应，吃饭很容易打嗝，噎住。这种危险的时刻，就需要立即将病人抱住将其身体整个倒立过来，猛拍其后背。
精神病人都有拚命扒饭抢食的习惯，也因此，这里的病号饭，是肯定要煮得特别绵软的，不能有半丁点儿的骨头刺儿。
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病人、医生、护士、民警，都对这种日常熟悉无比。
“不因善小而不为。”许多细枝末节的照顾，许多琐屑微小的感动，就像这年复一年的日子一般，流淌在这样的一个个日常里。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四周用大红灯笼装饰着的强制治疗所三区一楼的康乐活动区，呈现一片喜庆的节日气氛，全所180多名病人，集中在这里，整齐有序地坐着，台上摆放着花生，糖果，日常用品等奖品，这是一年一度的年终总结表彰会，对一年来积极配合医生治疗，认真遵守所里的相关规定，表现好的病人进行颁奖；对积极参加“拖拉机比赛”、“象棋比赛”、“广播操比赛”等有益活动，获得名次的病人进行颁奖，对于病情比较稳定，主动帮助照顾年老多病的病人的人进行表彰；对长期没有亲人关心和问候的病人给予适当的生活物品奖励。所有的病人用期待及殷切的眼神望着这些奖品，聚精会神地听读名单，试图从中听到自己的名字或居室号。掌声，欢笑声，一浪高于一浪。获奖的病人，用痴痴的、满足的笑容，口齿不清地说：“谢谢！谢谢！”这一刻，我感受到了普通而又熟悉的感觉：温馨，和谐。掌声和欢笑声，既是对病人一年来努力表现的肯定，更是对强制医疗所的所有民警职工员工和民政局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及护士，长期辛勤劳动，努力付出的表彰。温情关怀，融化了精神病人心中的那座冰山。
这是来自钟美兰的一篇工作日志。
这个在同事们眼里办事爽快利索，有点女汉子风范的客家妹子，其实内心细腻温和，与女病人聊天时轻声细语，透着女性的款款柔情。蕙质兰心的她，用她那颗柔软易感的心，记下了这里的一个个日常。
又是一个艳阳天，今天是病人家属集中探视的日子，一早就有家属陆续地从不同地方，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扶老携幼、大包小包地赶来等待会见。会见从早上8：30分开始，病人和家属坐在一起聊天，一起吃东西，有的说，有的笑，有的哭……那场面，像是赶集一样热闹。潘某某，男，40岁，2013年10月因故意伤害被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其父亲83岁，母亲86岁，下肢瘫痪，在家属探视的当天，其母是其姐用轮椅推着来探视的，潘某某见到母亲后，跪在母亲面前，一边用纸巾抹去母亲眼中的泪，一边笑着大声地（其母年纪大，耳聋）对母亲说：“妈妈，我很想你。你想我吗？”其母不断地点头，和儿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看着这情景，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在我的眼中，看到的只有父亲、母亲及儿子，他们也需要亲情和温情啊！亲人的拥抱、父母的眼泪、儿子的笑容，在他们的世界里，是多么的珍贵而又来之不易！
这种蘸满亲情和泪水的日子，每两个月，就会在这里上演一次，那是我们定期组织的大型探视活动。到了那一天，这里必定会变成一个欢乐的海洋，荡漾着亲情，洋溢着笑泪。
“闹哄哄的一个上午。家属来看病人，来开申办残疾人证的证明，来问病人身体状况，等等，等等，都排着队等着来咨询呢。”石晓军笑着说。
这是病人最盼望的一天。但也几乎有一半病人的家属，因种种原因，是不能来或不愿意来探视的。
命途多舛，对这些病患，石晓军和他的同事们，总是倾注更多的同情、爱心和悲悯。
陈猛莲就是其中的一位女同事，清瘦平凡，出身农村，种过田养过牛，膝盖伤痛多年，刚做过手术，带病坚持上班。那些日子，女艾滋病患者阿钟入所不久，旁人掩鼻趋避，陈猛莲却拖着两条病腿走过来，劝阿钟不要自暴自弃：
“两天没吃饭了？不吃，咋行啊？身体要紧。”
“不吃。饭我吃不了，要吃面包。”阿钟有气无力地回应。
面包来了之后，阿钟说要4个。
陈猛莲有点担心，怕她饿过头，一下子塞太多，反而容易出事。“先吃一个吧，等一会我再给你一个。”
隔两个钟后，陈猛莲又走过来，给她一个面包。
就这样，两条病腿，在病区走廊上来来回回的走。
等到4 个面包吃完，阿钟美美地入睡了，陈猛莲也才放下了心。
以前在看守所工作时，陈猛莲曾被突然扑过来的女艾滋病疑犯掐过脖子。面对艾滋病人，她有经验：“没什么可怕的，你越怕，她越调皮。”
“我叫她：阿钟，吃药了。她说：我没病啦，吃药干嘛？就是这样，有时肯吃有时不肯吃，劝她多了，有时她烦了，还会顶我：你这么啰嗦干什么？”陈猛莲说，“我就当她小孩一般，能哄就哄，一时哄不了就慢慢哄。”
悉心照料之下，以前瘦到行路都让人心惊，看起来50岁都不止的阿钟，如今简直变了一个人，仿佛30岁都不到，高大、醒目、反应快，脸色红润。
阿钟的故事，在这里传播。
还有“一百块钱”的故事，也在这里成为美谈，温暖地流淌着。
一位湖北籍的病患，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身体壮实。刚进来一年多，因为家穷，平时话又比较多，又不会讲粤语，同病房的人嫌他啰嗦，多有排斥，于是他经常与别人发生矛盾。石晓军给他多次换病房，关心他教导他，令其逐渐融入大家庭。有一次，在康复区锻炼时，他兴冲冲地跑过来对石晓军说：“看您脸色不大好，下次我爸来，让他给您一百块钱，您买只鸡补补身子吧。”
其实，石晓军知道，小伙子的家里很穷，他爸也很可怜，上次来家属会见探视时，见他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身体却已显羸弱老态，走路一瘸一拐的，眼睛也好像受了伤。那情状，看着都让人于心不忍。
可这孩子的爸爸，也还真的就拉着石晓军的手，一张沧桑老脸上满含赧赧之色，诺诺地说：“您看，咱这家里也穷，也没能给您带个东西啥的。”
每次来，父亲都这样表达他的歉意。作为一个病人家属，对精心照顾好他儿子的人，我们愿意相信，那份歉意是真心的，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父亲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儿子那个“一百块钱”的愿望。
而这个愿望，却在病区里传开了。听到的人，无论医生护士，还是民警，他们都笑了。这个笑，也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充盈着人间温暖的愉悦，激荡在人们心头。
今天，“一百块钱”的故事，依然被津津乐道。它并没有随着日子的流逝而湮灭。
小伙子也依然，在见到石警官时，一次又一次地提起要给“一百块钱”。那股执着劲儿，可堪比祥林嫂。
石晓军，也依然每次在听过之后，对着他微笑。
这温暖，宛若一把小木桨，在每一个日常，在每一片心海，轻轻地划开水波荡起涟漪。
一如生命纤细的血脉，静静，而又不息地流淌。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在这世上，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地变老。”
曾经，这句话，在网络上大为流传。人们用种种文字，种种画面，种种情感，诠释这种陪伴的伟大和弥足珍贵。
然而，想象一下，如果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陌生又惶恐，让人心存惊悚的世界：
有的眼瞪瞪地看着你，目无表情，似笑非笑；有的呆呆地傻笑，笑得你心里发毛；有的像机器一样重复着一个动作，像是要赶走心中的魔影；有的却在不停地高声朗诵语录，宣誓效忠……正是这些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犯下了放火、抢劫、故意伤害和杀人等重大恶性案件，给家属和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你将如何处置？如何陪伴？
面对这样千奇百怪的表情和动作，如何理解？如何容忍？
恨不得快点逃离？
这是与我们的正常生活，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而陪伴，就发生在这里，一天又一天。
病人阿华，当年发病时，携菜刀到网吧砍人，致他人一死两伤。或许是精神的严重刺激，出事之后丧失语言功能，到现在都讲不了话。进来这里之时，整个人摇摇晃晃，想要独立迈出一步都难。
在这里，经过日常精心的照顾、治疗和锻炼，阿华的生活起居有了很大的改善，可以慢慢扶着墙行走了。
半年后，阿华的姐姐来探视，惊诧，感动，痛哭。她本以为，弟弟已是废人一个，早已病入膏肓。
阳光下，姐姐一边剥着橘子给弟弟吃，一边擦眼泪。
弟弟就傻傻地对着姐姐笑，一边开心地吃着橘子。虽然，他还是不能开口说话。
后来，母亲也过来看阿华，一家人相抱大哭，悲喜交集。
这种情景，在这年复一年的陪伴中，对于石晓军、王自高等民警们，可谓熟视无奇了。
然每次，目睹此情此景，他们还是要情不自禁，心为之动：“不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感动了，而是真的看着他们太可怜了，有时看着他们孤零零的，没人陪伴，就只有我们了。”
心念至此，每次安排家属会见，如果病人较为正常的话，他们就会尽量让其本人自己给家人写封信或自己打电话跟家人沟通，创造多点和家人接触的机会。
可阿华讲不出话来，于是每次都是石晓军、王自高他们代为联系沟通，“见一次面不容易，会尽力为他们安排好。”这是民警的真心。
在这里，这种陪伴，考验的是爱心与耐心。
“有时也很烦。同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可以每天问你十几次。”
一个问题，重复再重复。
一个日子，重复再重复。
“没有爱心，没有耐心的话，真不知怎么样坚持下去。”
况且，这种坚持，这种付出，还极大可能是单向的。
毕竟，与精神病人的情感交流，没那么容易。为他们所做的事，许多病人自己也不可能明白，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感知，在情感上给予施惠者反馈，感恩。
“他们不知道。我们就是把工作做好就是了。有些事也还真不能让他们知道。比如有时我们虽然做了大量沟通及家访工作，但病人家属还是不愿意来探视，或者有其他原因不能来，这些我们就不能让病人知道，免得又刺激到他们。”
一般来说，民警需要做的是病人家属的工作，通过专门的家访沟通，劝说他们来见病人。但也有一些特例，是反过来的。民警需要做的是病人工作，让他们肯面对家人，接受家人的关爱。
有一个壮小伙，一米八几的块头，脾气大。小时候由于发病被家里人用铁笼锁起来好多年，因而极度憎恨家里人，不让他们来看他。还说那个爹不是他的亲爹。石晓军就问他，那你亲爹是谁？他说，日本天皇。他还说，日本天皇过两年就会来接他。石晓军就跟他打赌，如果到时没来接的话，就要听我们的话，允许姐姐来见他。
2005年春节，这个打赌的最后期限到了。他知道，天皇没来接他。春节后，小伙子终于拿起了笔，给他姐姐写信。
往后的日子，在这小伙子身上，会有多一份亲情的陪伴。
我们为之欣慰，为之抚掌。
而这种陪伴的日子，有可能很长，也有可能很短。
又一天。2016年4月14日上午，豪雨如注，倾盆而下，在这南方的晚春，实属罕见。大清早，广州病人阿明的家姐和姐夫，就在雨瀑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这里。
上个星期，阿明家姐接到王自高医生电话，告知细佬阿明从医院医治回来了，可来探视。“我昨晚4点钟、5点钟，起床几次，睡不着，想着早点来。”家姐成晚心挂念，辗转反侧。
细佬因肺结核住的院，治了两个月了，病情稍有好转。“他做仔时很听话的，好纯，也不食烟。”家姐沉浸在过去中，无限感慨：“亲人人丁单薄，越来越少了。”
出事后，阿明是家姐心中的一大牵挂。“14年了，对病人的照顾越来越好。”家姐常常拎着牛奶、葡萄糖来探视，安慰细佬：“这里的医生、教官都很好，环境也像度假村一般，所以才送你过来医病。如果在自家里，家姐可能都没办法照顾得了这么好。”
“广州有这样一个治疗所，对我们来说，真是太幸运了。”一头卷短发，早前是广州一工厂质检员的家姐又感慨：“好多家庭，撇开经济能力不说，像我这种，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不怎么好，没什么精力照顾了，这里，政府这么好，教官这么好，照顾这么好。”
“他们的照顾，比家人还认真。”家姐继续道：“我们每次来，朱所都会主动来问候，打声招呼，大家沟通一下情况。细佬正常的话，王医生不会来烦我们的。细佬有什么事，王医生就会打电话来告诉我。彼此已经很熟稔了。十几年来，大家一起来照顾病人，已经将心连在一起，视如自己家人一般。”
阿明家姐口中的朱所，是指这里的副所长朱锦成。
朱锦成，一名晋升了二级警长却依然选择留在这里的警官，业务熟练，管理细致，实践经验丰富，是这里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名优秀管理者。
往往，在这样的探视中，朱锦成会提前让病人家属签署好一系列户籍资料和管理手续，不厌其烦地讲清楚，并叮嘱家属：“要注意配合我们的管理和治疗，避免病人情绪大波动，伤害到自己或其他病友。”
“人总有做错事的，总也希望别人给自己机会。在这里，我们最大限度保持他们的健康，目的就想让病人更好。等到他们自然辞世时，能够安心送走。”
“很多病人出不去，肯定在这尊老。”
朱锦成说这话的当儿，他的办公桌上，一盆水养的绿萝正长得水灵青翠，窗外，一株高大的香樟树，新叶娇嫩，碧绿亮眼。
生命的驿动，在此间浮现，张扬。熙和的春光打在鲜亮的香樟树叶上，如此一个美好的午后，我们要讨论的，却是一个“尊老”的话题。
“尊老”是这里的一个专有名词，也是这里的民警嘴里经常要提到的。
“人都有一生一死，对生命的尊重，让他们走得体面一点，帮买套寿衣，买个骨灰盒，给他体体面面地送走。怎么说他们大多在这里也有几十年了，大家相处久了也有感情，病人百年归老，走得太寒碜我们看了也过意不去。”
在这里，心痛与感动，总是时不时来袭，伴随着这样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日子，伴随着这样一群言语、认知、情感上异于常人，甚至不讲卫生，不修边幅，行动缓慢，大脑迟钝的病人。
生活泥沙俱下，磨砺和粗砾，时时硌痛我们的心。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相伴，这样的清风明月，他们适应了，习惯了，熟知了，包容了。
“你们警察都是傻的，你们傻才会来看管我们的。”说这话的女病人，因产后忧郁，将丈夫杀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女警官钟美兰会带着她出来晒一晒太阳。民警们听到了这句话，也就微微一哂。
大家都不以为忤。可，毋庸讳言，接触这个群体，毕竟面对的，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灰色的还是会较一般人多很多。那么，看管这些傻子，会不会真的也把自己也看傻了呢？关心民警的人，确实也有着这样的一份担忧。
“以前，做这个工作，遭人白眼，冷落，歧视，有不解，有委屈。如今这个社会，精神卫生及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多了，人们多少知道一些，也理解一些，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了。”几十年从事的这项工作，在王自高眼中，还是充满乐观的。
可不，眼前这一片枝繁叶茂，树影婆娑，小亭楼榭，静谧如园林胜景的庭院和病区，不就是从光秃秃一棵树都不见的一片空旷荒野之地，冷清清一把风扇一台空调一栋砖楼也都没有的无人之境，发展起来的么？
一步一步来，虽平淡生活，虽安于平凡，然，集腋成裘，滴水穿石。
时间，总是最好的评判。
或许，这里有可能是不被人知，不被社会了解，但滚滚红尘中，倾注心血，真诚相守，用另一种方式维护着社会的安宁，为国为民为家排忧解难，这份工作对得起社会，对得起良知。这，是屹立民警心中的信念。
也有风雨也有晴，总有朗朗艳阳天。
眼前，草木葱茏。透过绿叶缝隙，这暖阳，正丝丝缕缕飘洒而下。
此际，天地蕃秀，万物华实。柳絮飘过了，桃花开过了，果子挂上了枝头，太阳更温暖了。
热烈的夏季已然来临，我们的故事依然继续。
故事忧伤而温暖，平淡而珍贵。
死生契阔。
岁月静好。
作者简介：倪少英，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新闻编辑，全国公安文联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公安分会会员，广州公安文联会员。扎根公安新闻宣传及公安文学创作，触摸人性温度，讲述警察故事，讴歌时代精神，传递正能量。报告文学、纪实作品、散文诗歌、主题撰词、脚本创作等被多种文集、书集、期刊及大型文艺活动选用。入选广州市新闻奖一等奖、全国公安传媒协作年会好作品一等奖、广东省“金盾”公安文学优秀作品铜奖、广东省法制新闻优秀作品二等奖、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好新闻一等奖等奖项。现供职于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宣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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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编辑：夏晓露
责任编辑：张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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