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翔：为森林关上“天窗”的人
我忍不住问他，森林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
他依在树下，眼望着天空说，最美的风景是没有“天窗”的森林.
杨凤翔：为森林关上“天窗”的人
侯国龙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走进一片森林。而我在这片北方的森林里遇见的第一个人就是杨凤翔。
杨凤翔有着一副典型的东北汉子的魁梧身材。他不善言辞，也不大爱笑，一脸的严肃、认真劲儿。东北人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在他这里似乎很难找到。刚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落定，他就面露难色地说，我都50多岁了，也没干出点儿啥，就别写我了吧。
办公室不大，一张桌子一个沙发，门背后摆着一副老式铁制洗脸架。这些家伙，都是前任队长留下来的。一个印着红双喜的洋瓷盆很是打眼。那还是当年杨凤翔送的随礼。两人曾在地方公安上共事，前任队长因为自身原因离开了公安队伍，留给杨凤翔的除了这几件家伙，还有一堆烂摊子。杨凤翔接手的时候，单位还欠着外债。刚上任没几天，就有老百姓拿着以前盖有公章的借条找上门。杨凤翔二话没说，拿出工资先垫上。他说，老百姓的钱怎么着都要还，咱能省就省，什么都不要丢、不要换。就这样，那个洗脸盆又接着用了十来年。
在他的办公桌上，留存着几张林相图。最早的一张是84年出版的。林相图上用各种数字、图形标注着林班、小班线。这是森林的户口信息。在他眼里，林子里的每棵树都是辖区的居民。既然做了它们的片儿警，就得掌握它们的生长情况和具体方位。他说，如果连某户人家有几口人，是哪个村哪个组的，家里有什么困难和需求都搞不清楚，怎么开展工作？
我们大多数的谈话是在林子里进行的。他总提醒我注意脚下，扎好裤腿。严肃的他难得跟我说了一句玩笑话：“你们南方人的皮肤跟白桦一样，比我们白嫩，禁不得虫子咬。”
进了林子，他的话才多了起来。林子里的树都像他的熟人，他像邻里打招呼一样，都能叫得出名字。他给我介绍什么是松，什么是杨，哪片儿是种植林，哪片儿是自然林。他还如数家珍地给我重点介绍哪棵是紫椴，哪棵是水曲柳。
“这都是宝贝树啊。”他指着一棵紫椴说，这些都是濒危物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他坦言，要是搁在十几年前，他也未必能叫得出这么多树种的名字。那个时候他还在地方公安呢。他打交道的都是集镇上的居民。人可不比不会说话的树，今天谁跟谁闹了点儿事，明天谁又惹了谁，谁醉酒跟谁打架了，哪里丢了羊丢了鸡，这都得找到他那里给说道说道。
说理这事儿可难不倒他。在参加公安工作以前，他是一名小有名气的小学老师。那个年代的小学，一个班级就一位老师，他既是班主任又是语文、数学老师。有一天，县公安局领导上门“挖”人才，问他愿不愿意当警察。就这样，他一下“跨界”到了警营。
刚当“杨警官”的第一天，所长让他处理一起打架纠纷。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大街上没有任何视频监控，谁先动的手、怎么动的手，也没有什么痕迹物证可提取。他就靠着两条腿，沿街走访，通过固定现场证人证言和当事人的笔录，硬是把一起普通纠纷办得人人叹服。
同事都说他是个认真惯了的人。他从普通民警到派出所所长，从吉林省劳动模范、优秀政法干警到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无论是民生小事还是刑事大案，他总有着一股热乎劲儿，什么事情都上心。
他说，其实，啥事多琢磨一下就不一样了。他一思考问题，额前就会弯出几道“小溪”来。
接手森林公安大队后，面对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他白天走访农户、勘查盗伐现场，晚上钻研刑法、森林法里的相关法条。有些盗伐嫌疑人辩称自己因为不认识珍贵树种，属于“误砍”。他就主动上门到检察院、法院探讨“明知”“非法”等关键定罪情节的认定问题。为了达到“明知”这个行为效果，他又到电视台、广播站，请求协助广泛地宣传；同时带着全队人马、带着宣传资料，一个村一个组地发放。一开始，村民一听说不让砍树、开荒，就围住他们不让走，宣传资料也不让发。他和同事们一商量，白天不行就晚上来，在村口、路口等显著位置张贴。
“特别是那几年，粮食价格上涨，一棵玉米可以卖一块钱。老百姓悄悄扩地边、开荒，不处理怎么办？”提起那段艰难的日子，他忍不住地叹了一口气。“一棵成林木少则也得40年，一锯下去十来秒钟，卖也只卖得百十来块钱。”
他曾以市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加大打击处罚力度的议案。在议案里，他以林地流失的数据为依据，用饱含深情的文字阐述了一棵树与一片森林、一方生态系统的存亡关系。
就在他全身心投入到新的战斗岗位时，病魔却悄无声息地缠上了他。2005年4月的某一天，他出现了小便便血。他以为是老毛病肾炎犯了。在出完勘查现场后，他突觉走路很吃力，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一个人坐火车到了沈阳，医生起初还以为他是病人家属，就把肾癌的实情告诉了他。
蒙了一阵之后，他对自己说，生死由命，管它啥癌，爱啥癌就啥癌。手术切除了他身体右侧的整个泌尿系统，在术后的第十天，他就带着药回家了。他每天上午到医院打针、换药，下午到单位处理事情。一个多月后，他就又上山下乡了。
一开始亲友们不理解，也劝过他。劝得多了，他也懒得回答了。
有一年，在他带弟弟、弟媳回老家上坟的路上，弟弟向他诉苦说孩子上学交不起钱了，能不能托人办个低保。弟媳也帮腔说，别人家也是种地的，办了低保，孩子就可以免学杂费。他知道弟弟、弟媳的意思，也知道他们家里的困难，但他没有回答，不能回答。
回到家，他上银行取了几千块钱，交到弟弟手上。在推让之间，他知道弟弟是理解他的，他愈发感到愧疚。但规矩是他定的。他接手以来，全大队民警无一人利用职务便利承包林地、堰塘。哪怕是种点儿树苗、安排亲属到林场工作这样“顺便”的事，也无一人掺和。
他又掰着手指头给我聊起民警的困难。民警陈尧，在山上执法的时候，突发心绞痛，送到医院时心梗已达90%。媳妇没工作，孩子上小学，岳父得了癌症，一家人至今还住在没有装修的房子里；大北派出所的孙所长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也是一家子的顶梁柱……
我们一路走一路聊着，手机信号逐渐消失。走一段山路，就下一阵雨。林子里跟蒸笼似的，闷得人直喘气。他扒拉了一堆树叶，招呼我坐下喝水。
猛然间，他发现了灌木丛里有一处伐根。应该有些时日了，伐根已经发黑、脱皮了。他起身走近上下端详，用手摸了摸伐根的截面，像在勘验一枚指纹。
“是个老手，用油锯干的。油锯纹路粗、锯口宽，手锯细、平。应该是先拉的下楂，确定树倒的方向，再拉上楂，靠树干的自身重量放倒，树干不劈。”
伐根和卫星图都是重要的证据。这些都是杨凤翔平日里喜欢研究琢磨的东西。
在龙王庙村，他们曾办理过一次特殊的集体非法占有林地案。几处山凹曾被40余户人家毁林开荒种地。从卫星图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原本的一片“墨绿色”被“土黄色”取代了，像茂密的森林打开了“天窗”。杨凤翔和同事忍着辱骂，一天不行就3天，3天不行就一个星期地推进查办工作。最终换来了40余人集体投案自首的战果。
其中有一户毁林十余亩，已够刑事处罚了。但嫌疑人家里有一个智障媳妇，还有80岁的老母亲和不满3岁的孩子。怎么办？杨凤翔一边组织警力实施抓捕，一边买来米和油送到嫌疑人家里，还给那位老母亲留了一千块钱，及时解决了嫌疑人的后顾之忧。
类似这样的“纠结”，杨凤翔和同事遭遇了很多次。全大队20来号人，管理34万多公顷的辖区，所辖13个林场、17个林业站、3个木材站。他们平均一年有200多天在山上，每天开车50来公里，走十来里路。因为路途偏远，他们的警车后备箱里常备着方便面、矿泉水，还有民警的血压药、急救药。
历经十余年的不懈努力，舒兰市森林公安大队在他的带领下，共收回林地20余万亩，约合1.8万公顷，足足可以种植6000万棵树。为了这6000万棵树的生存之地，他们经常被围堵、被打破了头、被咬破了胳膊，但他们始终用饱满的情感坚守着法律的尊严与公平，一步一个脚印、一天一天地努力着、奋斗着。
我忍不住问他，森林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他依在树下，眼望着天空说，最美的风景是没有“天窗”的森林。
他还告诉我舒兰是果实之乡、林蛙之乡、水稻之乡。这都是因为水土好，这是他们森林公安的骄傲。
作者简介：侯国龙，武汉市公安局民警，鲁迅文学院第二期公安作家班学员，武汉市第十届签约作家。
如转载请注明信息来源！
责任编辑：张国庆
热门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