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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典小说重新搭起脚手架,甚至攀登路线

来源: 文学报 作者:张悦然

  
       作家张悦然,如今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讲师,在教学的创意写作课上,她将自己多年阅读写作经验,转化成了这本《顿悟的时刻》。从人物、视角到冲突、情节,以创作的框架构筑阅读的王国;从乔伊斯、契诃夫到门罗、波拉尼奥,截取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瞬间,淬炼成小说独异的配方。

  对于书中15堂课自己所下论断,她说,“所有文章中的论断,必然显示出我的种种局限,有的局限或许会在日后流变,化成另外样态的局限,有的则可能伴随一生,作为自我实践中的守持之物。作家与自我局限的相处是相当复杂的问题,若想自我安慰,可以说就像井底之蛙也可以将自己托付给头顶的一小块天空,既然它几乎花了所有时间去仰望它,希望在其中找到宇宙的奥义。”

  大部分作家或许不太愿意和读者公开谈论写作的技巧,但作为创意写作课程的教师,却是必须的功课,张悦然在这本书中,分析了写作者们最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比如是什么促使作家动笔写一篇小说?是什么让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开始了思想的跋涉?大众小说为什么能感动更多的人?次要人物为什么同样要丰满?

  “其实我也不确定它们是否会对写作有所帮助。带着再精良的装备上路,在写小说的时候也一样会迷失,那时候就会明白有些装备是身外之物,有可能还是负累,于是再把它们一件件丢弃。”

  今天夜读,为大家带来其中一堂创意写作课,因为来自其他丰满的作为“敌人”的角色,作家笔下的某些主人公才如此深入人心。

  敌人的馈赠

  在面对小说中的众多人物的时候,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并没有那么多善与恶、对与错,有的只是不同的立场。好莱坞超级英雄式的电影里,随处可见那种以摧毁我们的英雄为唯一目标的大恶人,但是在伟大的小说里,这种恶人很少见。19世纪,在很多人还相信小说承担着教化功能的时代,我们还能找到一些,比如《双城记》里的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贝姨》里的贝姨和华莱丽。到了现代小说里,他们几乎销声匿迹。 前面我们提到,在一部小说里选择一个或几个人物作为主人公,并非因为他们比次要人物更善良和高尚,而是因为我们和他们的情感连接最多。然而,我们也应该让小说里的每个人物拥有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是由他的出身、过往、情感和性格建立的,表现为他的诉求和欲望。这个立场越牢固,我们的人物就越有尊严,也越有魅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之所以成为最伟大的复调小说,正是由于它的任何一个声音都不能压倒另一个。它们势均力敌,谁也不能打败谁,因为每个声音的立场都很牢固,都在阐释一种存在的本质。罗洛·梅曾在《爱与意志》一书里,用雅各与天使角力的故事来描述创造这一神秘的过程。雅各与兄弟交恶,兄弟发起战书,明天要与他决一死战。当晚雅各一个人走到河边,陷入沉思。一个魔鬼忽然跳出来与他搏斗。他花了一整夜,终于战胜了魔鬼,但自己的大腿也受了伤。那个魔鬼其实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这个漫长的夜晚,可以看作雅各所做的一次思想斗争。罗洛·梅认为,创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天使人格与一个魔鬼人格的搏斗。最终若是想胜利归来,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因此,创作的本质也就是与自我角力的过程。这个角力既存在于对艺术边界的超越,也存在于不同立场的交锋。

  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

  《爱与意志》封面

  如果小说里的人物没有固守他的立场,就很容易被情节裹挟和卷走。情节不应该是一个个耳光,抽打着人物,让他从东到西,疲于奔命,然后把他赶去早已为他准备好的结局。我们使用情节,目的是展现和揭示复杂的人性。在情节的推演中,我们必须时时关注人物内心的需要。这个需要根植于他们的立场。在小说里存在着一种民主,即便是那些次要人物,也拥有他们的立场和诉求。 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为了让故事更清晰,我们会不自觉地把一些人物固定和简化,以便留出来更多空间给你的主要人物。但是我们会慢慢发现,那些被固定和简化的人物也开始移动,变得丰满和复杂。这些是从他们的立场和诉求里生长出来的。

  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理查德·耶茨的《革命之路》。《革命之路》里的主要人物是一对美国夫妻。男的叫弗兰克,女的叫爱波。弗兰克是公司职员,爱波是家庭主妇,两个孩子的母亲。30岁这一年,他们搬到了一个叫作“革命之路”的中产社区,过上了一眼可以望到尽头的庸常生活。可是这对夫妻非常自命不凡,觉得邻居全都滑稽可笑。他们幻想着可以去巴黎,过上一种艺术家的生活。在筹划离开的过程中,两个人的分歧渐渐产生。弗兰克没有爱波那么理想主义,对于是否要抛弃稳定的生活始终有点犹豫不决。随后,他获得了加薪升职的机会,上司好像对他变得很器重。他的内心变得更矛盾了。偏巧这时爱波怀孕,于是弗兰克借此为由,认为他们必须留下来。爱波却希望打掉孩子,继续他们的计划。但那个时候,堕胎并没有合法化,那么做是很困难的。弗兰克开始占据道德高点,攻击爱波想杀死孩子的念头有多么冷酷自私。巴黎的计划只好搁浅。幻灭的爱波,在一天目送弗兰克去上班之后,为自己实施了流产手术。这是相当危险的,她当然知道,但她不希望她的孩子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最终她因大出血而送命,弗兰克则像是变了一个人,沉默寡言、失魂落魄,一个人带着孩子搬离了“革命之路”。

  电影《革命之路》剧照
       在这部小说里,耶茨以弗兰克的视角进入小说,他是第一主人公。也就是说,耶茨把情感支点放置在了弗兰克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弗兰克的理解超乎寻常。弗兰克的自私、脆弱、虚荣与自负,他的那些隐秘的得意与失意,全部暴露在读者面前。我们可以谴责他,但是我们很难厌恶他。因为他和我们很像,我们在他身上认出了自己。而爱波则是弗兰克的反面,一种理想的化身。可以说,她更接近于一种精纯的理念、一种笼统的符号,她使弗兰克省察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思想,最终,她用她的离去摧毁了弗兰克。在很多小说里,这样的人物是主人公的一种寄托、一簇念想、一个彼岸,并未与主人公发生真正的交锋,因为他们既坚硬又脆弱。坚硬是因为他们是纯粹的、绝对的、没有杂质的;脆弱则由于他们没有完全化为肉身,没有纤细的神经,没有莫测的情绪和幽暗的内心小径。他们没办法和主人公——这个在小说世界里最有能量的人物较量,正如雅各不能和壁画上的魔鬼摔跤一样。当然,我们可以改换比赛规则,我们永远都可以说,壁画上的魔鬼通过某种无形的力量战胜了雅各。不过这样的摔跤比赛好看吗? 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谈一谈村上春树小说里的“恶”。在村上春树的小说里,恶是理念的、抽象的。无论是《1Q84》里的邪教,还是《刺杀骑士团长》里“二战”残留下的恶,无论它们是依托于一群具有魔幻主义色彩的小小人,还是一幅画作,事实上都是一种理念,没有血肉。恶的降临,更像天空中飘落下来的一道符咒,这导致村上春树笔下的英雄们,胜利得并没有那么艰难,因为这场战斗的关键在于辨识和理解恶。但是在村上春树的小说里,恶已经经过了认证,是带着如假包换的证书来的。有时候还自带一份说明书,告诉你如何把它打败,主人公只要照做就好了——《刺杀骑士团长》里正是如此。所以那些英雄并没有真正的成长。从很早的时候,村上春树开始建立英雄历险的小说模式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的英雄需要敌人。这个敌人还不能是因为私仇,那就太狭隘了。所以他开始在现实和历史里为他的英雄物色敌人。他招募到的这些敌人看起来块头很大,其实是空心的,不堪一击。或许是因为村上并没有真正理解那些敌人。他花了一些时间研究他们,但最终还是无法理解他们,这可能很令人沮丧,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作家的天性各异,村上的禀赋显然并不在此。

  让我们回到《革命之路》。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正在于爱波这个人物没有被简化,没有成为功能性的人物。恰恰相反,她是极为有力的女性形象。因为耶茨在浸没于弗兰克这个人物的同时,也在捍卫爱波的立场,每时每刻关注她的需要,使她挣脱了标签和符号,成为一个血肉饱满、元气充沛的女人。小说用大量的篇幅展现两人之间的争吵,那些对话像激烈的对垒,写得非常精彩,因为他们都拥有完备的立场和充分的理由,谁也无法说服谁。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物的冲突,同时也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只有对手强大,才能凸现主人公的强大。爱波这个人物的强大,也使弗兰克的反抗更有力量。结尾的那个堕胎手术,预示着理想的流产,但它不是通过一种抽象的、象征性的叙述完成的,而是通过爱波这个女人,给自己换好衣服,用一堆管子和药剂为她那具鲜活的身体行刑来实现的。在这里,“理想之死”这个理念,有其依托,带来真切的剧痛。 另一个可以与之比较的例子,是约翰·威廉斯的《斯通纳》。和理查德·耶茨一样,约翰·威廉斯一生落魄,直到死后多年,他的作品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对于习惯了圆满结局,或者起码要给一点心理安慰的大众读者来说,两人的作品太黑暗了,是对美国梦的彻底粉碎。也许这是他们无法在他们的时代被接受的原因。当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人们不是直接面对,而是去反思,接受起来就容易多了。《斯通纳》的主人公斯通纳是一个大学教授,他曾经兢兢业业,专注于自己的研究,然而学术生涯和婚姻的双重挫败,使他日渐消沉,郁郁而终。他的妻子伊迪丝,在这部小说里主要承担着摧毁他意志的功能。小说和耶茨的《革命之路》一样,也用了不小的篇幅展示夫妻之间的冲突,但是和《革命之路》里的爱波比起来,伊迪丝显得异常单薄。她缺乏自己完备的价值体系和诉求,摧毁主人公似乎是她人生唯一的目的。她是彻底的恶人。小说里从未有一个时刻,我们可以代入她的立场,去体谅她和同情她。其结果导致主人公也显得很被动,他的绝望变成一种自怜,试图博取读者的同情。当然,我们也能体会到斯通纳是作者约翰·威廉斯的绝对情感支点,他浸没得如此之深,叙述者和人物紧密地贴合在一起。这部作品的力量正在于情感的支点非常结实,作者押上所有的情感做担保,读者几乎没有办法不动容。整部小说,我们都在斯通纳的内部,它激烈而动人,但同时它也是狭隘的。它的狭隘来自单一的价值判断,也来自作者对于主人公的过度保护。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主人公不是完美的,他的价值观当然一定会受到质疑和挑战。所以他需要“敌人”,但“敌人”并非恶人。来自“敌人”的质疑和挑战是一种馈赠,它将会为主人公加深对自己的了解并做出改变提供契机,而我们所渴求的真理也总是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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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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