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逸梅：读书是件快乐的事

来源：现代大学周刊作者：

　　郑逸梅　(作家、文史学家)　

　　读书、看报、写书，每天，书就是我最忠诚的伙伴。我把一生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献给了它们。同时，它们也为我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欢乐。我与书本之间这样不可分离的关系，真可谓是，“不可一日无此君”了!

　　在我的一生中，从我开始识字起，书便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读书和写书，成了我生活中的常规，成了我的必修课。在我看来，有书读，有书写，是人生一大幸事。世上有许多人不识一个字，一生没有读过一本书;也有的人，虽然识字，但几乎不读书，这些人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呢?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的生活离不开书。每天必读，而且读得广而杂，可以说是博览群书了。但我一直偏爱读旧体诗，特别是唐宋的诗，我很早就能背诵了，但我还是一有空就翻上几页读一读。古代诗人那精湛的诗句，巧妙的用词，以及优美的韵律，读后犹如品尝到一杯美酒，能使我忘掉生活中的不少烦恼，把分散的思想集中到写作中去。读旧体诗，更重要的还为我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虽然我没有成为一个大诗人，但偏爱读诗，还使我结识了许多近代的大诗人，如诗人柳亚子、朱大可等。这些朋友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素材。除了爱旧体诗外，我还爱读历史书。我收藏了许多有关历史的书。我读书的方法与一般人似乎不尽相同，不做札记，也不做卡片，全凭着自己的记忆，把重要的，或感兴趣的记住。要记住这些历史上的大小事件，人物的一些细节，就得经常地翻阅读过的书，并随时加以整理，使它们在记忆上烙下印记，并及时地在写作中应用上。这样自己写文章时就更有说服力，更有知识性和趣味性了。读历史，也是我自身修养的必要，从历史中，我看到历代杰出的文人都是爱国的，敢于揭露社会的不公正，为广大劳动人民写作的。他们那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曾深深地鼓励着我去伸张正义。当《民权报》反对袁世凯的阴谋诡计，大兴挞伐时，我便马上写文章大骂袁世凯，骂得淋漓尽致。某年，哈同花园执事者，仗势凌人，被人控诸法院，他竟纳贿获胜。我便在自己编辑的《金钢钻报》上登了一幅沈延哲对此案所绘的讽刺画。事后，我遭到了罚款处分。这纯粹是混淆是非，我忿然离职。柳亚子为此赠诗道：“肯将笔札媚公卿，激浊扬清有不平。”

　　读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休息时，翻翻书，读读报，也是我每天生活中不可少的内容。当我读书或写作累时，我就会随手翻阅一些杂书。在翻阅的过程中，我便明白，哪些书需要认真读一下的。哪些只需略略看一下就行了，哪些内容将来可能有用的。这样我以很短的时间，把一下子来不及看的书分了类，并把它们放在一定的位置上，用时就能随时找到。从中学阶段开始我就剪报。当时，我十分喜爱读《民立报》和《民权报》。这两份报纸都有副刊，而且篇幅很大，上面登有小说、笔记、诗词，以及杂体文等，篇篇文章无不风趣有致，引人入胜。我就整版地收集起来。通过阅读这些文章，我获得了意外的营养，自己作文中的词藻丰富起来了，思路也开阔了。剪报使我尝到了甜头。在《民权报》停刊后，我就剪其他报纸中的好文章，把它们订成一本本的小本子。这些剪贴本与书相比，更为我所喜欢，因为，它们中每一篇文章都是我喜欢的，而书刊不能达到这一要求。因而可以说这一本本剪贴本是文章中的精品集。我时常拿出自己的剪贴本翻阅，一遍又一遍地阅读那些我早已熟知的文章，但每次重读，我都会从中获得不少新的体会。剪贴本还是我收集写作素材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我写《上海旧话》等书时，剪贴本曾给了我许多帮助。可惜，“文革”中，把我从中学起就精心剪贴的几十本册子都毁了。“文革”后，我又开始了剪贴，直至今日，我仍很喜爱做剪报这一工作。然而，95岁的我现已是时不我与，力不从心了。写作的任务那样重，从报上剪下那些文章后，没有时间和精力把它们整理和贴好成册了，只能折叠在那里，等以后再说了。

　　词典也是我几乎每天要翻阅的书籍之一。我特别地爱买词典，它们是我不出门就能请到的“老师”。这些词典受到我优厚的待遇。我书架上再挤，也不会把它们放在地上。我特地买了一架大的玻璃书橱，我把词典一本本地，十分整齐地排列在架子上。我先后买下了日本出的40本的《汉语大词典》，我国出的《辞海》、《辞源》、《中华大字典》、《辞通》、《美术字词典》、《中国人名大词典》等，整整地放满了一书架。它们成了我阅读、写作的最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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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