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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藏着奋力前行的精神力量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梁鸿鹰

 ——说说我心目中的新中国文学70年

我们这一代人晚于新中国成立十几年出生,在人生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固然没有资格说自己见证了新中国70年以来的文学发展,却可以自豪地宣称,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生活得到了新中国文学的充分滋养。比如说对革命历史和新中国来历的认知,对中华民族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历史的认知,对国家的感情,对飞速进步的时代的感受,对世道人心的领悟,大多来自新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熏陶。由于对文学的热爱和曾经对当代文学如饥似渴的阅读,新中国70年以来的文学之于我,从来就不是抽象的,不单是一部部过目难忘的小说,一首首可以反复吟诵的诗歌,一场场百看不厌的话剧,不单是一个个灿烂夺目的作家、诗人和剧作家,而是颇为宏大而具体、厚重而鲜活的精神性存在,是一座关涉整个民族文化积累、心灵生活的精神宝库。文学,特别是70年以来的新中国文学,将每个中国人与国家、民族、人民、时代和中华文化联系得更加紧密,因为其中蕴藏着奋力前行的精神力量、蕴藏着启示未来的人生哲理,更有一个民族的共同愿景。

在时代进步中进行文学创造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精神,一个民族不能不清楚自己的来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忘记了自己的过去,就不可能很好地面向未来,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彪炳千秋精神力量的鼓舞,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新中国文学所创造的第一次高峰式体验阶段,不少作家以充沛的激情,讴歌了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过程中所凝聚的磅礴力量,激扬起伟大而不朽的精神,无论是《红日》《红岩》《红旗谱》《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三家巷》,还是《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烈火金刚》《苦斗》《漳河水》《战斗里成长》,一部部闪耀于新中国当代文学史册的文学名著,一篇篇深情讲述中华民族斗争史、革命史的传世经典,使人们清晰地看到在过去随时可能献出生命的烽火岁月里,先烈在战火中所付出的伟大牺牲。吸引和感染每个人的,不仅有牺牲和苦难,同样有精神和品格。即使像《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闪闪的红星》等描写战火中少年儿童成长的作品,同样洋溢着充沛的理想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热情,在对全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同仇敌忾的书写中,在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残暴统治不懈抗争的反映中,讴歌了中国人百折不回的民族气节,弘扬了共产党带领人民争取解放的大智大勇,艺术地宣示了新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路径,激励着亿万民众更加意气风发投身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与时代的关系,可能是一个作家写作时带有根本性、原点性的问题。文学不与时代发生紧密的关联,就不可能写出传世之作。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迎来了自己的国家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时代。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追寻中国梦的实践,鼓舞着一代代中国作家投身时代洪流,在时代进步中进行文学创造的热情。

广袤的田野、沸腾的厂矿、草原大漠、边防哨所,作家都曾倾情描写。新中国成立之初柳青扎根陕西农村创作《创业史》,周立波回到家乡记录《山乡巨变》,艾芜深入大企业书写《百炼成钢》,无不凝聚着作家对时代生活的满腔热情。这些作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创作的实践性、时代性,他们在创作中将时代的要求、时代发展的主流融入其中,发挥了引领时代的作用。

《伤痕》《班主任》《天云山传奇》《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人生》《沉重的翅膀》《乔厂长上任记》《抉择》《英雄时代》《大雪无痕》……一部部作品深刻介入时代社会和现实人生:或描绘社会发展、改革建设的图景;或呈现时代发展剧烈变化,反映时代声息与律动,捕捉时代精神变迁;或围绕个体与时代、个体与集体、光明与黑暗展开的较量;或揭示时代社会生活冲突及其背后成因,反映各种错综纷繁的社会矛盾;或解剖复杂人性的同时,有意识地表达民众愿望,传达时代心声,彰显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对社会现实作反思性省察和理想化观照,增进人们思考,有助于人们深度体验现实生活甘苦,提升个体命运抉择的智慧、审视自我灵魂的高度,有助于引领时代风气,增强人民与时代同心,争取美好未来的勇气与信心。

拥有更强烈、更鲜明的人民性

70年来,当代文学真正实现了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而在此前的时代,文学曾经是有钱人、有闲人的事情,只有进步作家才能突破时代局限,体现出一定的人民性。新中国的成立,使得昔日受压迫者扬眉吐气,共产党人以强大的文化自觉,建立起文学和大众之间全新的文化关系,让人民大众在文化上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先进性的又一生动体现。全体人民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权利,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和人民的主体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

文学更强烈、更鲜明的人民性,在于把人民群众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普通劳动者的喜怒哀乐、人民群众争取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得到展现,当代英雄和社会主义新人得以塑造,人民群众作为文学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的角色得以确立,文学的时代性、人民性与文学大众化、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得以紧密结合。比如赵树理的那些来自农村生活的小说,写的是乡村普通的农民群众,内容上反对封建愚昧、宣扬民主科学进步思想,艺术追求上则积极吸收和借鉴传统民间文学形式,致力于创造新的、面向不识字群众的通俗文体,取得了不少宝贵经验。《人生》《平凡的世界》等描写普通劳动者崭新生活和时代巨变中的进取精神,在精神气质和艺术风格上与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完全契合。

70年文学发展过程中,作家自觉从人民的真实感受中确立主题内容,寻找典型性素材,使文学获得了更为高远的目标和更为广阔的源泉。而随着网络和多媒体的崛起,网上写作迅速成为风潮。二十多年来,从《明朝那些事儿》《藏地密码》到《大江东去》,民间叙事旺盛,网络文学异军突起,网络写作中的现实题材创作成果丰硕,改革开放条件下的文学创作空间进一步显现。

不断寻找审美创造的可能性

文学的生命在创造,在于对人的命运、情感的特异性表达的执着寻找,在于各种不同风格的确立与探求。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作家在艺术探索的征途上,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

不少作家深深扎根中国大地、现实生活,发扬中华美学精神,沿着古典现实主义和“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传统开拓前行,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追求。而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作家充分汲取世界文学与国际文化的思想艺术资源,不断在吐故纳新中获得创新的力量,在人与历史、社会、现实、文化的复杂关系中不断寻找审美创造的可能性。

回想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少作家以人民性审美形式作为共同追求,力图在浓郁的乡土气息中凸显社会化的冲突,以塑造新社会新潮流中的新人形象,描绘出20世纪民族命运与革命运动的精神图谱,具有极强的认识价值与思想文化价值。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能隐约窥见一些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潜在的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关怀、对爱情价值的肯定,以及对现代主义的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伤痕》《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灵与肉》《北方的河》等作品,以及舒婷、杨炼的诗歌,徐迟、理由、黄宗英的报告文学,20世纪90年代《白鹿原》《废都》《最后一个匈奴人》所代表的陕军东征……每一次文学风潮,每一部作品,似乎都形象诠释着文学重新回到自己位置上爆发出的力量,宣示着摆脱了瞒与骗、摒弃了“假大空”之后,文学回到与时代、生活真正密切联系之中的力量。文学讲真话,为时代代言,深深植根于共和国文学的现实土壤,与千百万人的理想、事业、生活和爱情息息相关。文学猛烈控诉专制蒙昧主义对人性造成的戕害,对国家民族造成的伤害,呼应着人们内心的质疑、反省和思考,文学着力开掘民族精神,在对改革开放、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人性问题进行一次次热情的探究中,实现着文学自身的价值。“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等轮番上阵,中国当代文学似乎再度与世界文学建立起一种普遍而深层的联系,很短的时间内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实验。多种文学思潮、多种创作风格同台竞技与百花争艳的同时,文学在寻找民族文化的根脉,挖掘传统资源。莫言、格非、余华、孙甘露、马原等作家,以先锋文学作品绽放出新的姿态,在创作风格上呈现出完全新异的面貌,当代文学更加多样化和独特化。

随着文学的雅俗分化加剧,市场和文学共谋更加紧密,出版方、书商、媒体对纯文学造成冲击。但是这不仅没有泯灭部分作家的艺术探索,反而激起他们对创作的倍加珍惜。作家对读者趣味的深刻把握、对时代审美特点的认识,共同造就着优秀之作的别样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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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199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硕士。曾在中宣部文艺局、中国作协创研部工作。2014年任《文艺报》总编辑。出版有评论集《守望文学的天空》(2009年)、《文学:向着无尽的可能》(2012年)、《向道与叩问》(2014年)《写作的理由》(2017年)。有散文及译作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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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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