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三四十年前的高考
想起三四十年前的高考
新中国成立后到1966年，每年的高考一切正常。
从1966年到1976年，没有进行高考。这十年，大学新生都是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而不是通过高考。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
1977年8月6日的一次会议上，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说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是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当时，邓小平插话：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邓小平问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刘西尧回答：“来得及!”
邓小平说：“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題。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众所周知，李克强总理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2014年，李克强在浙江大学和学生交流时说起自己的求学生涯，他说，当时人人求知若渴，只想“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
让李克强念念不忘的77届，究竟经历了怎样一次高考：这是历史上唯一的在冬天举行的高考;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570万名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参考，甚至有父子一同参加高考的;这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最后仅录取27.297万人。
今天看来，怎么褒奖当年的恢复高考之举，都不为过。
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
当年的老三届、新三届，不管是否考上了大学，他们都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悲喜，和共和国的命运，和共和国的悲喜，重叠在一起，令人唏嘘，令人扼腕。
现在，我们看看那一年的语文考试试题，看看你能得多少分。
三十五年前，我也是高考学子中的一员。要说我们那时高考的压力大不大，同样大。因为录取率太低。但我们那时的高考并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也没有哪个家长接送;我们的想法也简单，能考取就行，不管重点大学还是普通大学，不管是大专还是中专，有个学校上就行，毕业后都一样分配。
我曾经写过一篇《高考补习生》的短文，看看能否唤起同龄人的回忆和共鸣：
1985年夏天，我第一次走进高考考场。三天的考试如做了一场噩梦，醒来后自然是一声叹息。
那年头的高考真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够考取大学的和如今考不取大学的人差不多，相当一部分人是补习了几年才跌跌撞撞地挤进去的。像我这样的二流中学的二流学生，在“处女考”中无非就是练练兵而已。
很多人在分数尚未公布时就做好了补习的准备，我在学习上从来都是一副弱智的德性，对来年是否有戏基本上没有什么信心，只是看到其他人一个个像模像样地走进补习班时，心想自己好歹也得去补习一年，否则就显得太没志气了。
我找到了一个离家不远的补习班，在县城的一个角落里。当时它的名气很大，校舍却如寺庙般荒圮。
班主任是个干瘪老头，看上去连路也快走不动了。他在一个黑咕隆咚、散发着尿臊味的办公室里，用枯枝一般的手接过我的成绩单，一遍一遍地看着，一口接一口地往地上吐粘痰，然后不停地用脚踩，每踩一下，就发出“吱”的响声。
我知道他不愿意收我，他一定认为我这样成绩的学生来年肯定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无奈之下我扭头便走。不料老头又叫住了我，他是否又在想：我不收他，别的补习班照样收，那我的补习班岂不流失了一笔收入?不知道，反正他已干笑着决定收下我了。
教室就在隔壁，一脚跨进大门，第一反映就是：这哪还能算教室，分明就是一辆人满为患的公共汽车。幸好紧挨着门的左前角还有一个空位置，不用问这就是我所能享受到的最高待遇了。
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到来，一个个与我同病相怜的脑袋都埋在小山似的书堆里，不是和尚似的口中念念有词，就是抓头挠耳作沉思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浓烈的高考气息，我觉得现在再想退出已不可能。
教我们的老师都来自附近的县中，都是抽空出来挣两个银子贴补贴补家用的。由于他们刚刚送完毕业班，这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本炫耀他们的弟子，也有足够的资本数落我们。而在当时，我们完全是以一种顶礼膜拜的心理接受他们的数落和炫耀的。他们的讲课也格外卖力，仿佛坐在下面的都是他们的子女。每次看到他们气喘吁吁、挥汗如雨的样子，心想再不好好学习真对不住人家，该明白的事理仿佛一下子全明白了。
高考的日子说到就到，和第一年一样的痛苦不堪，但感觉不像第一年那样懵懂了。那年我考了481分，只比最底分数线多了几分。谢天谢地不算，还真要谢谢那几个老师。
两个要好的补习班同学来看我，他们都已录取了师范院校。过了几天，我也接到了警校的录取通知书。几个人在一起痛饮了一场，一样的开心。只是没有能够上喜爱的师范，后来多少还有点让我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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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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