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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痛的跪姿

来源:壮美昭陵 作者:袁峰

曾经学生时代的背馍成了无数人铭记于心的人生记忆,有的思念,有的留恋,有的回味。而我总不想触及背馍的话题。不愿提及,并不代表那段时光不在我记忆的长河里闪现。只是,背馍的每一个片段在我脑海里闪现的时候,总会让我悲催和伤感。尤其母亲跪在木凳上,几乎是伏在案板上为我做馍的情景,往往会引起我一阵阵心痛,撕心裂肺的那种,好长时间不能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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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的秋天似乎来的更早。时令还是伏天,太阳就没有了酷夏的猛烈,照射在人身上,已经感觉不到那样的刺痛和灼热了。不过,老屋门前那片杨树林里的知了依旧撒着欢儿鸣叫,紧紧地揪着夏天的尾巴。只是,它们的叫声已经没有先前的清脆和刺耳了。

拿到盖有红印的手写的礼泉一中录取通知书,我几乎是连颠带跑地从仪门寺学校跑回家的。兴冲冲地推开院门,“妈、妈”地连叫了几声,却没有母亲回应的声音。院子很静,回荡着我的叫声。常常,乡村就是这样一种寂静。有时感觉很美好,很惬意,有时却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担心和害怕。

或许因为我的声音急切而响亮,竟惊动了南隔壁的二姨。她拿着围裙不知啥时候已经站在我家的门口,说道:“你妈在你二姐家呢。”

我到现在都没有明白,老屋那十几户人家,为什么建了一排坐西向东的宅子。冬季,院子里几乎见不上一丝阳光,下一场雪,好多天都融化不了;到了夏天,阳光能把整个院子铺满,找不到一丁点的阴凉。还好,各家门前都栽种着数十棵的白杨树,连成一片,竟成了郁郁葱葱的小树林。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这片小树林,也成了村子一道靓丽的风景。

二姐其实是大堂哥的妻子。大堂哥在门中棑行老二。

把嫂子称呼为姐,是我们村子固有的传统。起源于何时,我无法知道,也无从考证。我只知道,这样称呼,让人感觉更加亲切和亲近。

二姐家在我家北边东西向的一排,院门朝南,离我家也就二三十米远的距离,站在我家门前就能看到她家的院子,当然,是在院门大开的情况下。二姐是啥时候嫁到我们村子的,我不知道。因为那时还没有我。二姐的大儿子也比我大两岁呢。我只知道,自我记事起,二姐就和母亲很亲近,来往的也亲密。家长里短,几乎无话不说。母亲常常念叨,二姐为人好,心底善良。那会,二哥在咸阳一个厂子上班,家庭情况好,手头也宽裕。我家困难时,常常得到二姐的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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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家院门开着,我几乎是跑进了二姐家的院子。

院子的梧桐树下,铺着一大张芦苇席子,母亲和二姐在席子上一针一线地缝合着被子。

家里的被子已经用了好多年,每次拆洗被子,母亲头疼的就是把那一片一片的棉絮用针线连接在一起,缝进被子里。二姐常常帮着母亲一起缝合。由于太专心致志,我来到她们跟前时,她们竟然没有发现。

“我考上高中了。礼泉一中,重点高中”。我激动地说。

母亲和二姐才抬起了头。母亲停下手中的针线活,取下头顶上的蓝道道头帕,擦了擦脸上的汗珠。母亲看了看我,满眼的赞许和期待。

那年的秋雨特别多。一连多日,下个没完。天空总是阴沉沉,雾蒙蒙的。老天似乎端着一盆倒不完的雨水,随时要从人们的头顶泼下。母亲就是在这雾蒙蒙潮湿湿的天气里,在那间低矮的黑忽忽的充满了烟雾的土坯灶房里,为我烙了两个锅盔,切成三角形或者四方形的小块,装进了用土织布缝制的暗红色格子的布袋里。

那会,家里的粮食也不充裕,日常吃的不是苞谷就是红薯的杂粮,很少能吃到麦子做成的面食。母亲想尽千方百计,为我上学烙的锅盔尽量少掺点苞谷面粉。

“你在外上学,要吃好点。我们在家,咋都好说。”母亲常常这样说道。

我知道,儿行千里母担忧。我更明白,儿子只要离开母亲的视线,也一样担忧啊。

去礼泉一中上学是哥哥送的。

天雨一直下个不停,门前的小路被踩的泥泞不堪。找了一块塑料薄膜包住被褥,用绳子扎好,绑在自行车的一侧。哥哥推着自行车,在泥泞不堪的小路上艰难前行。我背着馍袋,手里拿了一根短树枝,不时要戳掉自行车瓦圈里塞满的泥巴。从我们村子到礼泉一中,也就十五华里的路程,我们走了整整两个多小时。

老天的淫威似乎永远发泄不完。连阴雨一直下个不停。从家里背来的锅盔两三天工夫就长了绿色的茸毛。班主任郑老师就住在学校后面的一间平房里,她叮嘱同学们,谁的锅盔长毛了,发霉了,就拿到她家去,放在她家的蜂窝煤炉子上去烤。说是这样说,却没有同学把锅盔拿到老师家的炉子上去烤。

我们不是用手指扣掉锅盔上的茸毛,就是用铅笔刀刮掉发绿的霉点。然后,把锅盔掰成碎块,泡在从水房打来的开水里,就着从家里带来的自家腌制的咸菜,或者切碎的绿辣椒,狼吞虎咽的去吃。至于从开水房打来的水开了没有,有多少度,很少有人去问,只要泡开坚硬的锅盔就好。

那时,偶然也去学校的食堂打碗饭吃。早上大多是苞谷粥,中午基本上是汤面片。我们从家里带来碾碎的苞谷颗粒和麦面粉,交给学校食堂。食堂给我们按斤两换成饭票。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们拿着饭票去食堂门口排着长队去打饭吃。当时,在学校上学的三个年级近千人。下课早的话,拿着饭碗,跑着去食堂门前排队,还能吃到热乎的饭;下课晚了,看到排着长长的队伍,就望而生畏,打消了吃饭的念头。虽然有老师轮换值班,管理着排队的秩序,但时常会出现饭菜窗口叠起的人塔。等你从人缝里钻出来,碗里的饭已撒掉一小半。衣服上、头上没有被抛洒的饭菜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我们一般是礼拜天下午来学校时带上苞谷粒和麦面粉,因为管后勤的老师礼拜一上班后才收,我们就把带来的粮食放在宿舍,然后就急急忙忙去上晚自习。

不知咋的,那些年老鼠特别多。我们怕老鼠钻进馍袋面袋里去吃,就在宿舍四周的墙面上扎上木屑或者铁钉,将馍袋挂在半空。这也躲不过老鼠的侵袭,馍袋经常被老鼠咬得破烂不堪,里面的锅盔也被老鼠啃的不成样子。

记得有次下了晚自习,同学们回到宿舍,打开电灯,看到悬挂在房梁上的面袋上扒着好几只老鼠。它们已经咬破面袋,把头伸进面袋里,尽情地享受着麦子的芳香,露在面袋外面的细长尾巴还摇个不停,真是悠哉悠哉。气急了的同学站在床板上,一把抓住老鼠露在外面的尾巴,把老鼠从面袋里抽出,用尽全力摔在宿舍的地面上。瞬间,老鼠脑浆四溅,一命呜呼。

经常吃发霉变质而且阴干后咬不动的锅盔,让我后来对锅盔不由忌惮。以致于现在去酒店吃饭,很少点锅盔作为主食。

母亲似乎早就知道了我的心思。每到周末,下课以后,我不会在学校吃丁点的食物,哪怕再饿,也要奋力地赶回家里,去吃母亲给我留着的面条。在那个时候,那个点,母亲就站在村外一里多远的拱桥上,踮着脚跟,向着我回家的方向眺望。

“面条在锅里,热了好几遍了。”母亲说。我搀着母亲的胳膊,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

母亲的腿疼症状是在我上高一的后半学期出现的。当时,农村人得了病,很少去医院,都是硬挺着过去的。也不是不想去医院看病,是家里贫困,没有去医院看病的钱。到现在,我也没有明白,母亲腿疼的原因。

母亲穿了件黑色的土织布棉褂,拄着一个磨的溜光的细木棍子,一步一蹒跚地进了灶房,为我上学烙馍。母亲一条腿疼,站在地面上用不上力,母亲就让我搬来木凳,放在案板跟前。她用细木棍子支撑着身体,一手扶着案板,费尽地跪在木凳上,揉面做馍。看着母亲跪在木凳上艰难的揉搓着面团,我的眼泪不争气地喷涌而出。母亲见了,安慰我说,她腿不疼。她只要看到我背着她烙的锅盔,高高兴兴地去上学,她什么病痛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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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情后来变得非常脆弱,看不得别人痛苦受难。我常常孤自落泪,就像央视“等着我”栏目里一个忠实的观众。我怀疑,我总动情流泪是从母亲跪在木凳上为我做馍开始的。

不久,我学会了揉面,学会了烙馍,只为了减轻母亲的痛苦。

母亲病倒了,躺在土炕上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为不能替母亲减轻病痛而时时自责,时时羞愧。

我还在做着我的高考梦。

一九八四年腊月十三,礼拜六,是我人生中最难忘最遗憾的日子。

前几天下了一场雪,满世界白茫茫的。道路还没有融化,虽然太阳竭尽全力折射出它的光芒,却没有温度,冷冰冰的,寒的渗人。往常的周末,放学以后,我就急急忙忙赶回家去,让病床上的母亲放下心来。这天,竟不知怎么了,听了同桌刚娃的劝说:“急着回去干啥呢,多看会书,离高考的时间不长了。”

拿着书本,看了一会,却怎么也看不进去,就想着回家。

骑着刚娃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咯吱咯吱地往家赶。走到宝鸡峡东干五支闸口,隐隐听到家的方向传来哭声。我的心“咯噔”了一下。看见一个堂哥骑着自行车从对面过来,头戴着白布。堂哥见了我,下了自行车,眼圈有点发红,带着哭音:“八妈走了,没有等到你。”我几乎扶不住自行车了,踉踉跄跄地向家里走去……

母亲走了,带走了说不出的遗憾,带走了儿女无尽的牵挂。

按照物质平衡原理,在人间受尽贫穷痛苦的母亲,在天堂理应生活的幸福和快乐!

一想到母亲的跪姿,我就心痛,如刀绞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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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峰,供职于咸阳市公安局,礼泉县药王洞乡仪门寺袁家村人。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市公安文联副主席。曾出版个人作品集《刑警手记》、散文集《往事心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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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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