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痛的跪姿
曾经学生时代的背馍成了无数人铭记于心的人生记忆，有的思念，有的留恋，有的回味。而我总不想触及背馍的话题。不愿提及，并不代表那段时光不在我记忆的长河里闪现。只是，背馍的每一个片段在我脑海里闪现的时候，总会让我悲催和伤感。尤其母亲跪在木凳上，几乎是伏在案板上为我做馍的情景，往往会引起我一阵阵心痛，撕心裂肺的那种，好长时间不能褪去……
一九八二年的秋天似乎来的更早。时令还是伏天，太阳就没有了酷夏的猛烈，照射在人身上，已经感觉不到那样的刺痛和灼热了。不过，老屋门前那片杨树林里的知了依旧撒着欢儿鸣叫，紧紧地揪着夏天的尾巴。只是，它们的叫声已经没有先前的清脆和刺耳了。
拿到盖有红印的手写的礼泉一中录取通知书，我几乎是连颠带跑地从仪门寺学校跑回家的。兴冲冲地推开院门，“妈、妈”地连叫了几声，却没有母亲回应的声音。院子很静，回荡着我的叫声。常常，乡村就是这样一种寂静。有时感觉很美好，很惬意，有时却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担心和害怕。
或许因为我的声音急切而响亮，竟惊动了南隔壁的二姨。她拿着围裙不知啥时候已经站在我家的门口，说道：“你妈在你二姐家呢。”
我到现在都没有明白，老屋那十几户人家，为什么建了一排坐西向东的宅子。冬季，院子里几乎见不上一丝阳光，下一场雪，好多天都融化不了；到了夏天，阳光能把整个院子铺满，找不到一丁点的阴凉。还好，各家门前都栽种着数十棵的白杨树，连成一片，竟成了郁郁葱葱的小树林。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这片小树林，也成了村子一道靓丽的风景。
二姐其实是大堂哥的妻子。大堂哥在门中棑行老二。
把嫂子称呼为姐，是我们村子固有的传统。起源于何时，我无法知道，也无从考证。我只知道，这样称呼，让人感觉更加亲切和亲近。
二姐家在我家北边东西向的一排，院门朝南，离我家也就二三十米远的距离，站在我家门前就能看到她家的院子，当然，是在院门大开的情况下。二姐是啥时候嫁到我们村子的，我不知道。因为那时还没有我。二姐的大儿子也比我大两岁呢。我只知道，自我记事起，二姐就和母亲很亲近，来往的也亲密。家长里短，几乎无话不说。母亲常常念叨，二姐为人好，心底善良。那会，二哥在咸阳一个厂子上班，家庭情况好，手头也宽裕。我家困难时，常常得到二姐的接济。
二姐家院门开着，我几乎是跑进了二姐家的院子。
院子的梧桐树下，铺着一大张芦苇席子，母亲和二姐在席子上一针一线地缝合着被子。
家里的被子已经用了好多年，每次拆洗被子，母亲头疼的就是把那一片一片的棉絮用针线连接在一起，缝进被子里。二姐常常帮着母亲一起缝合。由于太专心致志，我来到她们跟前时，她们竟然没有发现。
“我考上高中了。礼泉一中，重点高中”。我激动地说。
母亲和二姐才抬起了头。母亲停下手中的针线活，取下头顶上的蓝道道头帕，擦了擦脸上的汗珠。母亲看了看我，满眼的赞许和期待。
那年的秋雨特别多。一连多日，下个没完。天空总是阴沉沉，雾蒙蒙的。老天似乎端着一盆倒不完的雨水，随时要从人们的头顶泼下。母亲就是在这雾蒙蒙潮湿湿的天气里，在那间低矮的黑忽忽的充满了烟雾的土坯灶房里，为我烙了两个锅盔，切成三角形或者四方形的小块，装进了用土织布缝制的暗红色格子的布袋里。
那会，家里的粮食也不充裕，日常吃的不是苞谷就是红薯的杂粮，很少能吃到麦子做成的面食。母亲想尽千方百计，为我上学烙的锅盔尽量少掺点苞谷面粉。
“你在外上学，要吃好点。我们在家，咋都好说。”母亲常常这样说道。
我知道，儿行千里母担忧。我更明白，儿子只要离开母亲的视线，也一样担忧啊。
去礼泉一中上学是哥哥送的。
天雨一直下个不停，门前的小路被踩的泥泞不堪。找了一块塑料薄膜包住被褥，用绳子扎好，绑在自行车的一侧。哥哥推着自行车，在泥泞不堪的小路上艰难前行。我背着馍袋，手里拿了一根短树枝，不时要戳掉自行车瓦圈里塞满的泥巴。从我们村子到礼泉一中，也就十五华里的路程，我们走了整整两个多小时。
老天的淫威似乎永远发泄不完。连阴雨一直下个不停。从家里背来的锅盔两三天工夫就长了绿色的茸毛。班主任郑老师就住在学校后面的一间平房里，她叮嘱同学们，谁的锅盔长毛了，发霉了，就拿到她家去，放在她家的蜂窝煤炉子上去烤。说是这样说，却没有同学把锅盔拿到老师家的炉子上去烤。
我们不是用手指扣掉锅盔上的茸毛，就是用铅笔刀刮掉发绿的霉点。然后，把锅盔掰成碎块，泡在从水房打来的开水里，就着从家里带来的自家腌制的咸菜，或者切碎的绿辣椒，狼吞虎咽的去吃。至于从开水房打来的水开了没有，有多少度，很少有人去问，只要泡开坚硬的锅盔就好。
那时，偶然也去学校的食堂打碗饭吃。早上大多是苞谷粥，中午基本上是汤面片。我们从家里带来碾碎的苞谷颗粒和麦面粉，交给学校食堂。食堂给我们按斤两换成饭票。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们拿着饭票去食堂门口排着长队去打饭吃。当时，在学校上学的三个年级近千人。下课早的话，拿着饭碗，跑着去食堂门前排队，还能吃到热乎的饭；下课晚了，看到排着长长的队伍，就望而生畏，打消了吃饭的念头。虽然有老师轮换值班，管理着排队的秩序，但时常会出现饭菜窗口叠起的人塔。等你从人缝里钻出来，碗里的饭已撒掉一小半。衣服上、头上没有被抛洒的饭菜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我们一般是礼拜天下午来学校时带上苞谷粒和麦面粉，因为管后勤的老师礼拜一上班后才收，我们就把带来的粮食放在宿舍，然后就急急忙忙去上晚自习。
不知咋的，那些年老鼠特别多。我们怕老鼠钻进馍袋面袋里去吃，就在宿舍四周的墙面上扎上木屑或者铁钉，将馍袋挂在半空。这也躲不过老鼠的侵袭，馍袋经常被老鼠咬得破烂不堪，里面的锅盔也被老鼠啃的不成样子。
记得有次下了晚自习，同学们回到宿舍，打开电灯，看到悬挂在房梁上的面袋上扒着好几只老鼠。它们已经咬破面袋，把头伸进面袋里，尽情地享受着麦子的芳香，露在面袋外面的细长尾巴还摇个不停，真是悠哉悠哉。气急了的同学站在床板上，一把抓住老鼠露在外面的尾巴，把老鼠从面袋里抽出，用尽全力摔在宿舍的地面上。瞬间，老鼠脑浆四溅，一命呜呼。
经常吃发霉变质而且阴干后咬不动的锅盔，让我后来对锅盔不由忌惮。以致于现在去酒店吃饭，很少点锅盔作为主食。
母亲似乎早就知道了我的心思。每到周末，下课以后，我不会在学校吃丁点的食物，哪怕再饿，也要奋力地赶回家里，去吃母亲给我留着的面条。在那个时候，那个点，母亲就站在村外一里多远的拱桥上，踮着脚跟，向着我回家的方向眺望。
“面条在锅里，热了好几遍了。”母亲说。我搀着母亲的胳膊，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
母亲的腿疼症状是在我上高一的后半学期出现的。当时，农村人得了病，很少去医院，都是硬挺着过去的。也不是不想去医院看病，是家里贫困，没有去医院看病的钱。到现在，我也没有明白，母亲腿疼的原因。
母亲穿了件黑色的土织布棉褂，拄着一个磨的溜光的细木棍子，一步一蹒跚地进了灶房，为我上学烙馍。母亲一条腿疼，站在地面上用不上力，母亲就让我搬来木凳，放在案板跟前。她用细木棍子支撑着身体，一手扶着案板，费尽地跪在木凳上，揉面做馍。看着母亲跪在木凳上艰难的揉搓着面团，我的眼泪不争气地喷涌而出。母亲见了，安慰我说，她腿不疼。她只要看到我背着她烙的锅盔，高高兴兴地去上学，她什么病痛也没有了。
我的感情后来变得非常脆弱，看不得别人痛苦受难。我常常孤自落泪，就像央视“等着我”栏目里一个忠实的观众。我怀疑，我总动情流泪是从母亲跪在木凳上为我做馍开始的。
不久，我学会了揉面，学会了烙馍，只为了减轻母亲的痛苦。
母亲病倒了，躺在土炕上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为不能替母亲减轻病痛而时时自责，时时羞愧。
我还在做着我的高考梦。
一九八四年腊月十三，礼拜六，是我人生中最难忘最遗憾的日子。
前几天下了一场雪，满世界白茫茫的。道路还没有融化，虽然太阳竭尽全力折射出它的光芒，却没有温度，冷冰冰的，寒的渗人。往常的周末，放学以后，我就急急忙忙赶回家去，让病床上的母亲放下心来。这天，竟不知怎么了，听了同桌刚娃的劝说：“急着回去干啥呢，多看会书，离高考的时间不长了。”
拿着书本，看了一会，却怎么也看不进去，就想着回家。
骑着刚娃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咯吱咯吱地往家赶。走到宝鸡峡东干五支闸口，隐隐听到家的方向传来哭声。我的心“咯噔”了一下。看见一个堂哥骑着自行车从对面过来，头戴着白布。堂哥见了我，下了自行车，眼圈有点发红，带着哭音：“八妈走了，没有等到你。”我几乎扶不住自行车了，踉踉跄跄地向家里走去……
母亲走了，带走了说不出的遗憾，带走了儿女无尽的牵挂。
按照物质平衡原理，在人间受尽贫穷痛苦的母亲，在天堂理应生活的幸福和快乐！
一想到母亲的跪姿，我就心痛，如刀绞一般。
作者简介：袁峰，供职于咸阳市公安局，礼泉县药王洞乡仪门寺袁家村人。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市公安文联副主席。曾出版个人作品集《刑警手记》、散文集《往事心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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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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