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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记

来源:北京文学 作者: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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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竹院公园

来到北京后,到过的第一个公园是紫竹院公园。

那是四十年前,1980年的9月上旬,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从学校门口乘坐332路公交车,在白石桥站下车,走几步就到了公园的门口。同学们站成一圈,听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介绍这次活动的具体安排。

这是第一次校园外的班级活动。

初秋时分,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暑热已经稍稍减退,蓝天白云,阳光明亮,树叶熠熠闪光,清新得像被水洗过。今天时常袭扰京城的雾霾,那时还没有踪影。

团支书是一位北京女同学,端庄大方,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微笑着提示大家游园的注意事项,一点也没有我刚刚告别的家乡中学里的女同学们那种扭捏羞涩的样子,让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类似的感受,其实这几天中已经反复出现过了。当时入学刚刚一周,除了住在同一宿舍的,大多数同学相互之间还叫不出名字。一帮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来自全国各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看什么都新奇,兴奋活跃,还有几分懵懂。

这次班级活动也是如此。一进公园门就是大片的竹林,茂盛浓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植物。往公园深处走去,小路曲折纵横,经过树林和小丘、长廊和亭台,眼前是一大片辽阔清澈的水面,微微泛着波浪,水岸边荷花绽放,远处湖面上小船摇晃……这些景观,是当时刚刚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半天转下来,眼花缭乱,没有记住一处具体景点的名字,一路看到的那些风景画面,相互叠加起来,铺展开来,在脑海里交织成一大片跳荡的色彩,形成了一个鲜艳葱茏而又缤纷繁复的印象,让我眩晕。不久后,我有机会观看法国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时,产生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感受。

这种微醉般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来由。

在那时,一个人考取最高学府的荣耀感,今天难以想象。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高考几乎是青年学子拥有美好前景的仅有的可靠途径,因此竞争远比今天激烈。那些有幸考上的,都会被视作天之骄子。戴着白底红字的校徽,走在街上,迎面投来的都是极为羡慕的眼光。得意也好,虚荣心也好,对于当时还不满十七周岁的我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相信不少同学也和我一样,尽管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但时时会意识到左胸上方衣襟上那个长方形小铜牌的存在。

因此,今天回想起来,对于1980年秋天的我来说,来到京城后第一次走进的这个公园,就仿佛是他彼时生命的一个隐喻,存放了快乐和满足、梦幻与向往,虽然那时自己还不能意识到。一个小地方的懵懂少年,因为幸运,一脚迈进了首都,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的魅力就像早晨天上的霞光一样闪耀。在这个秋天,他的生命刚刚绽放自己的春天。

那个年龄,正是最容易将可能性和事实混淆的年龄。我不知道也不曾想过,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展开,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却深信一切都会十分美好,就像此刻映入眼帘中的风景,阳光明亮,绿意葱茏,碧波荡漾。这种信念甚至不是一种意识,而只是一团感觉。

我当然更不会想到,将近四十年后,我会频繁地走向它,在它的林间和水畔徘徊,被它的气息环绕裹挟。它将成为我的人生后半场的一个主要的陪伴者和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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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公园/老张摄

想象从这个地方拉出一条线,向东南方向延伸,穿过众多的街衢巷弄,止歇于陶然亭公园。它是第二个给我深刻记忆的京城公园。

这段距离其实并不算长,十公里出头。但我的脚步到达那里时,已经是四年之后了。

毕业参加工作,单位的大楼是一座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风格的建筑,与对面的前门饭店、斜对面的工人俱乐部、东边的友谊医院(最早名为中苏友谊医院),成为一组风格相近的建筑群,在以平房为主的平民集聚区的南城,是一个特异的存在。站在报社六层的楼顶上,俯瞰远近广大区域内一片连绵的平房屋脊,喧嚣的市声仿佛尘土一样飘浮上来。

单位距公园不远,15路公交车坐两站就到它的正门东门,但我更喜欢步行。更多的时候是穿过纵横交织的小胡同,从它的北门走进公园。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五年,一直到成家搬离集体宿舍。算起来,它应该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那几年主要上夜班,晚上九点多钟开始工作,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下班,白天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种日子隐约有着某种虚幻的特质,连我自己有时都能感觉到,仿佛飘浮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与周遭的生活若即若离。

这样的状态,正适合在公园里置放和展开。

清代康熙年间,这里是南城外的郊野荒凉之处,一位朝廷官员在建于元代的慈悲庵旁,修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陶然亭,源自白居易的一联诗句:“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此后便成为文人墨客聚会之所,因而各种诗文题咏留下了很多,我曾经有意识地搜集过一些,记在小本子上。像这一副楹联,“烟藏古寺无人到,榻倚深堂有月来”,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书写的,题写在陶然亭正面的抱柱上。还有几位不记得名字的诗人的和韵诗里的句子,如“萧萧芦荻四荒汀,寂寂城阙一古亭”、“斜日西风浅水汀,芦花如雪媚孤亭”等等,很能渲染出一种孤寒荒僻的氛围。

到了民国时代,这里依然是外地来京文人们的必游之地。在俞平伯的名篇《陶然亭的雪》中,它还是那么荒凉,旷野之上,到处是累累的荒冢,被茫茫落雪覆盖。而郁达夫在《古都的秋》中,谈到“陶然亭的芦花”时,是与“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相并称的。

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今天这里已经是热闹异常,晨昏时分,许多周边居民来此运动健身。公园中亭子众多,山丘上、湖水边,走不多远就会遇到一座。记得当时一处名为“华夏名亭园”的园中园刚建成不久,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历史名亭,完全按照相同的样式和大小建造,有兰亭、沧浪亭、醉翁亭、独醒亭、浸月亭,等等。在它们之间行走,我时常会感觉到自己遁入了时间的深处。

与那些亭子上的楹联所透露的萧散气息相比,镌刻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年轻革命家高君宇墓碑上的文字,则完全是另一种精神气质。墓地位于将湖面分隔为东西两部分的湖心岛上,锦秋墩北麓的小松林旁侧。“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一首他剖白心志的短诗,被石评梅刻在墓碑上,同时也刻上了自己的心声:“君宇!我无力挽住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因为悲伤过度,她不久后也撒手人寰,被安葬在高君宇墓旁。这一对恋人生前未能合卺,身后始得并葬。两座方锥形的大理石墓碑,紧紧相邻,仿佛两条伸出的手臂,向苍天指认他们的爱情。这样纯粹的、贯穿生死的爱,正适合那个年龄对于爱情的理解,又因为每次去岛上都要从墓地旁走过,因而对这个地方的印象也最为深刻。

但对于我来说,最真切的撞击来自那些刻在墓碑上的语句,它们激烈而悲壮,仿佛具有超越死亡的力量。某个时候我想到,他们的事迹固然可以镌刻于青史,但倘若不曾留下这样的文字,很难想象会有现在这样感人至深的效果。与这一理解同步,让自己的生涯与文字建立起关联,是那个时候开始逐渐明晰起来的信念。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的春末夏初,坐在西湖北岸、澄怀亭东侧的一条长椅上,头上是一棵枝条披拂摇曳的垂柳,我读完了当时出版的沈从文的全部作品。眼前湖水潋滟的波光,让我的思绪飘向湘西,飘向那一条流入洞庭湖的、“美得让人心痛”的千里沅江。那么多残酷而美丽的故事,发生在这条河流的水边和船上。正是从这里,少年行伍的作者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和体味这个世界,阅读“人生”这部大书。

那个年龄有着不知餍足的好胃口,域外同样也进入了我的阅读视野。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位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还有蒲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这两部作品鲜明的感性风格启发了我,一向混沌粗糙的感受仿佛骤然间被磨亮了。在两个漫长的夏季,我仔细观察大自然的种种表现,涉及光和色、声音和气味,感官能够触碰到的方方面面,并记在一个本子上,期望将来某一天以此为素材,写出一本书。“夏天的美丽”——我甚至连书名都想好了。

那时社会上已经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周围一些机灵活泛的同事和朋友,开始议论下海之事,甚至有所行动。但一种自我封闭,同时也是不切实际的秉性,却让我对这些视而不见,而沉湎于某些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事物,自得其乐。对于这样的气质,在种种可能的诱引中,文学显然极具优势。

来去公园的路上,经常会从中央芭蕾舞团的门口走过。这一间高雅艺术的最高殿堂,却是一座毫无艺术色彩的老旧楼房,矗立于一片杂乱的平房屋顶之上,让人不免有一种错位感。那些挺拔美丽的姑娘走过时,像一道阳光,瞬间照亮了逼仄暗淡的小巷,梦幻一般。在我那时的感知中,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就仿佛她们和这片街巷的关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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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渊潭公园

玉渊潭有比陶然亭更为开阔的水面。

第一次来这里,是参加工作后不久。大学同宿舍的一位要好的同学,按照当时的政策,被派遣参加单位讲师团赴山西吕梁一年。临行前相约来到这里,租了一条小船划向湖面深处,一边吃着面包、火腿肠,喝着北冰洋汽水,一边交流工作以来的感受,勾勒未来的打算,一些今天看来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梦想。事先向单位同事借了一台相机,拍照留念,照片上的自己清瘦黝黑,一头乱发,胡茬好几天没有刮了。

再次来到这里,已经是几年后了。那时已经成家,住在西城区百万庄,妻子家提供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的生活轨迹,变为在城区西北与东南之间的往返。百万庄离玉渊潭公园不远,婚后头两年,没有拖累,时间充裕,因此每到周末,经常两个人结伴骑车来这里。

游泳是最主要的目的。这里水面阔大,没有障碍,吸引了众多野泳爱好者,一年四季都有他们的身影。和陶然亭公园一样,这里的湖面也被分作东西两部分。我通常是在东湖的北侧码头一带下水,每次游上大半个小时。有几次独自游到靠近湖中间的位置,平躺在水面上,肚皮被水草轻柔地摩挲着,十分惬意。四顾茫茫,空旷无际,感觉身体与水和天融为了一体,整个城市似乎都变得遥远虚幻。也曾经到什刹海游过泳,但在那里显然没有这种感觉。坐在岸边石头上等待的妻子担心了,站起身来摇晃手臂,要我游回去,身影望上去缩小了许多倍。

后来有了女儿,再来这里时更多是带她玩耍,与水有关的活动也改为坐鸭子船了。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东湖南侧码头后面的坡地,那里有一个儿童游乐场。年龄相仿的年轻爸爸妈妈,领着孩子爬滑梯、骑木马、荡秋千,表情中混合了开心骄傲和担心牵挂。

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位大学同学,另外一个系的,但有几门大课是一同上。一次坐在一起,交谈中得知彼此籍贯相邻,属同一地区,在那个渴望乡情慰藉的年龄,倍感亲近,此后多次去对方宿舍聊天。毕业后头两年还时常通个电话,后来联系就少了。上一次见面,还是几年前在琉璃厂秋季古籍书市上,记得各自都抱着一摞民国版万有文库丛书的散册,有些已经卷曲缺损,发散出一股霉味。这个细节之所以记得清楚,还因为这正是他的专业范围,当时围绕这套丛书他说了很多,神情陶醉。如今在这个场合见面,当然是出乎意料,互相问问工作和生活情况,相约多联系,但此后再无消息。又是近三十年过去了,不知他近况如何?

我们彼此成为了对方人生中的过客。青年时期的那一抹记忆,很快被新的经历覆盖,如此层层叠叠,几十年时光呼啸而过。曾经鲜明的画面渐渐模糊漶漫,甚至踪影全无。生命旅途中遭逢的绝大多数的人和事,其实都是如此。

这个地方又经常被称为八一湖。据说周边部队机关较多,60年代清理湖中淤泥,他们贡献巨大,使环境大为改善。当时受最高领袖畅游长江影响,部队经常在公园中最南边的那个湖上进行游泳训练,它因此被命名为八一湖。曾经读到过一本部队大院子弟们写的回忆文章的结集,好几个人都写到小时候在这里游泳、打群架、摸鱼捉虾的往事,如今他们中最小的也已经步入花甲之年了。他们隔了多年后走进公园,觉得既熟悉又陌生。时光缓慢而不动声色地改变了许多,这里添加一点,那里抹去一点。

从西三环路上的公园西门到西湖北岸,有一大片樱花园。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日关系解冻,当时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上千株樱花,其中不少就种植于此地。其后数十年间又陆续引进了二十多个品种,树木多达几千株,成为公园的特色和亮点。每年的3月底4月初,在春天明亮的阳光下,盛开的樱花闪耀着梦幻一般的光彩,如同晴雪浮云,轻盈而灿烂。树下是蜂拥而至的游客,摩肩接踵。

樱花绚丽,但花期短暂,旬日之间即告凋零。一个有心人望着樱花飘坠,也许会想到这些:乐极生悲;热闹的事物难以持久;美的极致总是临近了毁灭;最炽热的爱让人窥见死亡的面容……天道与世情、物理和人心,原本相通相证。当然,赏花的人们大多数不会这样想,他们正忙着摆出各种拍照的姿态,表情夸张,笑声连连。天气已经有点热了,额头上很快就沁出了一些微汗。

这一座公园也是有历史的。它始建于辽金时代,是金中都城西北郊的游览胜地。《明一统志》这样记载:“玉渊潭在府西,柳堤环抱,景气萧爽,沙禽水鸟多翔集其间,为游赏佳丽之所。”数百年间,一代代的游客走过,然后消失。那么,如果依照博尔赫斯的观念,眼前这热闹非凡的景象,从本质上讲,也不过是同一幕场景的无数次再现之一,而今后这一过程也还将继续重复下去,无尽无休。

90年代中期之后,从公园中的任何地方向西面望去,都可以看到西三环旁边高耸的中央电视塔。它是整个西部城区的地标,也是当时北京城最高的建筑,有着一种慑人的气度。清朗的日子,它投进湖水中的倒影,它后面更远处西山山脉灰黛色的影子,都在印证着这座城市雍容端庄的气质。

又过了十几年,北京地铁9号线开通,有一段就从东湖中间位置的地下穿过。单独地看,樱花、电视塔和地铁,这些数十年间次第出现的事物,当然都新奇而富于魅惑。但如果把它们放置在广漠的时间背景上看,对于这座自辽金时代就蹲伏于此的园林来说,这些变化,也无非是加在一大幅画面上的一道线条,一笔晕染。

不算不知道,又有好几年没有走进这座公园了,虽然每天上下班都要驾车经过西三环,望得到通往八一湖的昆玉河的粼粼波光。我还可能再回到东湖游泳吗?

这好像不是问题,只要我愿意,也没有听说过那里近来严格禁游,但肯定不会与二十多年前一样了。不仅仅是哲学意义上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更主要的是心境不同了。当年,我很佩服一拨六十岁上下的老人,每次去游泳时都能看到他们,言谈中有一种不服老的豪迈,而今天的我也很快就会是他们的年龄了。

我想象我可能遇到的情形。我仿佛看到,某一个年青人,得意于自己充沛的体力,更为等待在前面的无限丰富的日子而隐隐激动。他用一种尊敬但略带怜悯的目光,看了看正在做热身动作的我,然后转身跃入水中,向着湖心处游去,他的身体犁出了一道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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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公园祈年殿

十五年前,单位搬到了东北方向两公里外的地方,邻近著名的天坛公园,于是得以经常走进这座明清两朝皇家的园林。出单位门口,穿过马路,走上不到十分钟,就是公园的北门。

与前面几个公园相比,这座园林的功能决定了它的特殊气质和气势。进门后,沿着笔直的中线甬道向南边走,穿过或绕过北天门、皇乾殿、祈年殿、丹陛桥、成贞门、皇穹宇,一直走到圜丘坛。走过这段一千多米的漫长道路的时间,正是内心的敬畏感迅速产生和积聚的过程。这种效果,足以表明仪式的重要性。

祭祀皇天,祈祷五谷丰登,一代代专横暴戾的帝王只有在这里才稍稍显出些许谦卑虔诚。核心场所祈年殿、圜丘坛中的各种建筑,其数目都是九或九的倍数,象征着天的至大至高。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世界文化遗产……这些桂冠不是轻易能够得到的。置身这样的地方,显然有助于获得对传统文化的具体而形象的认识。千百年来,与这座园林密切相关的许多知识和规制,其实是或显或隐地作用于每一位国人的生活的。

这些感慨更多是属于昨天的功课了。许多年前,曾经有几次独自或者陪同外地亲友来公园游览,为了不虚此行,仔细阅读过有关资料。但今天做了邻居朝夕相对,心情就变了,懒得再去思考它承载的意义,而更愿意将其当成一个日常生活的巨大容器。

天至高至大,祭天的场所自然也不能狭小。整个公园面积广阔,将近300万平方米。被南北轴线贯穿的建筑群落两侧,是一望无际的草木区域,规模之大让人惊叹。这么多年中,我每次来公园,都是进门后不久就拐向右边,沿着围墙内的第一条小路,走向西北园区的树林和草地。随着脚步迈动,游人越来越少,景观越来越清幽。

不像其他公园中的植物,一看就是经过了人工规划,天坛公园的树木明显呈现出自然的样貌。它们连同其下的杂草,都按照各自的物性滋生蔓长,茂密或疏朗都是天然的姿态,让人不由得想到了在乡野的阡陌田垄间的所见。这并非是园林工人失职,而依然与承袭了历史文化传统有关,有意识地让其自然生长。历史上的祭祀大多在郊野中进行,故而有“郊祀”之说。

公园中有众多古柏树,树龄超过两百年的就有两千五百多棵,都挂着标牌,标注着各自的年份。而总的植物种类,据说超过三百种。在这里,我开始学习辨识一些草木,并有了不菲的收获,能够部分地读懂一本基础的植物分类学书籍。以树木为例,侧柏、圆柏、水杉、油松、银杏、粗榧、胡桃、枫杨……这些树种与这块土地一样古老,让我想到诗经里的吟诵。它们属于大自然,但是当转化为文化的符码后,也是其中最具美感的部分。

作为一名有些资历的养猫者,我的脚步总是被栖息在这片区域里的流浪猫拖住。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从品种到花色都称得上丰富。它们安心地享用着这一处皇家园林,不愁吃喝,总有游客给它们送来,更多的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它们大多都养得胖胖的,多了一种慵懒闲适,少了一份对人的提防。猫也和人一样,你会看到各样的模样和性格。

一年年过去,这些猫们已经换了多少拨。家猫可以活十几年,它们不能比,不过应该比别处无人喂食的流浪猫要好一些。时常会觉察到,某一只熟悉的猫某一天看不见了,此后就再无踪影。或许是去别处了,但也可能是死掉了。比较起来,植物界的夭亡最不引人注目。多少年来,这里的灌木、杂草连同它们的生长姿态,好像都是一个样子,没有丝毫变化,但实际上已然经历过多少次的枯荣了。

其实,人间的消息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刻意关注,很可能觉察不到那个熟悉的舞台上,已经几度幕布暗换。单位工会一年会组织几次活动,大都是来公园竞走,距离不长,时间不限,只要走到终点,就会得到一件纪念品,譬如一件运动衫,一双旅游鞋,实际上是变相的福利发放。这种活动带有娱乐性,也是不同业务部门的人之间不多的交往场合之一。记得有两三次,我意识到某一个人好久不见了,一打听,原来调到别的单位去了,或者已经退休几年了。

离开那些正在舔毛或者打盹的猫们,往西走然后再向南折,就看见公园的西门了。出门右转,紧挨着的就是北京自然博物馆。陈列在里面的那些巨大的恐龙骨架和小巧的鸟类化石,动辄以数亿、数千万年为标记单位。面对它们,无形的时间骤然具有了沉甸甸的重量,意识也在一瞬间变得既尖锐又邈远。

不免又要胡思乱想了:按照这样的尺度,这座公园悠久的历史,也不过是时间长河中的一刹那罢了。越来越觉得,商周秦汉,这些望过去云雾缥缈的朝代,其实也并非十分遥远。就说商代,起始于纪元前1600年,距今3600年了。如果按照常见的说法,以三十年为一代,这段时间相当于人世的一百二十代。以自己如今的年龄算,也不过是六十多度的递嬗轮回。这样的数字真的会让人惊诧吗?这种念头有些荒唐,也许还可笑,但却无端地让我感到受用。

因为史铁生的一篇《我与地坛》,地坛公园成为一处文学的胜地。但我每次读它时,脑海中却总是固执地浮现出天坛公园的画面。也许他描写的那个地方的整体格局,树木与草地,光线与气味,与这里有不少相似处。史铁生曾经设想有一位园神,与每天坐在轮椅上的他对话,开导他。我不妨也借用一下这个想象——如果此地的上方也有一位神灵的话,在它的视野里,在这片广阔的园林中或走动或歇憩的人们,该和一群群的蚂蚁差不多,倏忽来去,不留下丝毫的痕迹。

我通常在午后造访,寻找一种放松的感觉。结束了上半天的工作,来这里随意地走上大半个小时,在树阴下的长椅上坐坐,比窝在办公室里的椅子上打盹效果更好。阳光和煦,微风轻拂,树木投下淡淡的影子。这幅景象正适合映衬当下的中年心情:哀乐难侵,波澜不惊,很少再有大悲大喜的感觉。

如果哪一天提前到上午,我会在走出公园后,来到对面的街上,找一家饭馆解决午餐。与御膳饭庄、便宜坊烤鸭店等高档次饭店隔不多远,就是经营炸酱面、包子炒肝、卤煮火烧、白水羊头等等民间小吃的馆子,无意中构成了这座皇城的一个隐喻: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周边,就是寻常百姓的穷街陋巷。贵胄和平民,当然差别巨大,但有时也就那么一点儿的距离。实际上,每当王朝覆灭时,都会有一些皇亲国戚流落民间,隐姓埋名地生活下去。王谢堂前,乌衣巷口,这样的东晋故事,数百年后在这座城市也曾经一遍遍地上演。

世事浮沤,人生飘萍,在感知到幻灭的同时,内心深处却也品尝到了一种从容澹定。

与初次见面相隔将近四十年后,我开始频繁地走进紫竹院公园。

出小区门口,沿着昆玉河的支流双紫支渠,向东走到西三环辅路,跨过紫竹立交桥南边的那一架人行天桥,再向东不远,就是公园的西南门了。全程走下来一共十七八分钟。

十五年前,我就搬到了现在的住处,但这么多年中只来过寥寥几次。这两年有了充裕的时间,一个月中走进公园的次数,超过了过去十几年的总和。

这座公园,可以说是我京城生活的一个起点,一处生命梦想最初绽放的所在。四十年后,在接近退休年龄的时候,又回到了这里。首尾相衔,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圆环。这里是开始,但也很可能是结束——如果没有不可预期的事情发生。而我现在看不到这种迹象。

记得当年读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的小说,对其中的一句话大感惊愕:那些二十四五岁、生命中已经没有多少可能性的人。在我当时的观念里,这个年龄生命的大幕才拉开不久,精彩还在后头呢。又过了多年,遭遇了一些坎坷蹭蹬,认识到许多乐观的期盼不过是一厢情愿时,回想起厄普代克的这句话,觉得理解了。是作家敏锐的洞察力,让他作出这样的判断。的确,年轻时固然可以描画关于未来的无穷想象,但真正能够实现的并没有多少。

阳光被树冠筛过后变得细碎,落在地面上,有轻微的晃动。新换的运动鞋透气性好,走起来轻便舒适。多少年不曾有这样酣畅的体验了——悠然,平静,没有牵挂,也无所羁绊。在卸除了职责名分等一干事务后,生活原来可以这般惬意。除了家人,不再需要别人,也不再被别人需要,更不觉得需要被别人需要。

荷花渡、菡萏亭、青莲岛、斑竹麓、箫声醉月、澄碧山房……我开始熟悉并记住了一个个景点的名字和位置。公园大致还是当年的样子,一些建筑和设施的增加与更新,并未影响到整体的格局。

但外面的世界就截然不同了。公园正门外那条中关村南大街,当年叫作白颐路,南北两端分别连接了白石桥和颐和园。路的两边有几排高大粗壮的钻天白杨,被一丛丛灌木间隔开,浓密的树阴将地面遮蔽得严严实实,颇有几分乡村道路的模样,下雨时走在下面也不会被淋湿。上个世纪末,对道路进行大规模改造,几排大树被砍伐殆尽,为一条宽阔的城市主干道提供空间。道路两边飞速矗立起连绵的楼群,彻底隔断了往昔的记忆。

那么,这些曾经存在过的事物,只能指望依稀留存于当事人内心了,譬如曾经一同在那个秋日踏进这座公园的同学们。和我一样,当时他们自然不会想到这样的变化,也无从预知自己生命未来的方向。那位团支书女同学,毕业几年后就出国了,现在的身份是加拿大联邦政府税务局的高级电脑专家。她每年都会回国探望父母,在京的同学们有时也就借机见面——这也几乎是如今聚会的最主要的理由。这样的场合,每次的谈话总是散漫随意,但大致都会说到当年的校园往事,具体内容取决于餐桌上的某个随机的话题或疑问。她还会想起当年在公园门口,自己向陌生的新同学们所作的介绍吗?应该不会。记忆也是有选择的,在那些浩如烟海般的往事片断中,一个人只会记住些许对自己有意义的。

我走在湖边的小路上,努力把头脑放空。说不定在某个时刻,忽然间,会有某一件往事的影子浮现在脑海里,触动它的可能是映入眼帘的一个风景画面,飘进鼻孔的一种气味,树林深处练习声乐的人的一句歌声。在那个瞬间,过去和今天叠加在一起,带来一阵轻微的晕眩。

沿着湖边走路的人们,或顺或逆,有着各自的时针方向。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我的目光更多是投向那些迎面走来的年龄相仿的中年同性。这与在陶然亭公园时瞩目年轻女性,在玉渊潭公园时留意别人家的孩子,大不一样。目光在进行比较,心情也随之波动。有时得意,因为感到自己要比对方显得健康年轻;有时羡慕,因为对方的体魄活力明显超出自己。这让我越来越相信一个说法:我们的情感和思想,不过是身体状况的曲折表达。

第一次遭遇至亲的死亡,也与这里有关。那个春天的傍晚,正行走在湖北岸,接到母亲带着哭声的电话,正在看电视的父亲忽然不省人事。匆匆赶回家,叫了急救车送到医院,确诊是脑溢血,马上实施手术抢救。但终因卧床时间过久得了并发症,导致多个器官衰竭,在住院五十天后,父亲离开了人世。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有归途。对这句话中的沉痛悲凉的意味,我开始有了深切的体会。死亡是以最鲜明和最悖谬的面孔,显示时间的存在。于是自那以后,在公园中游憩时的感受中,又加入进去了新的成分,有了某种隐约的急迫感。仿佛一个贪吃的孩子,嘴里一边含着,一边数点兜里的糖果还剩多少块。

生老病死,成住坏空。最初,它是我们需要加以理解的事物,然后,它成为我们置身其间的日常状态。最后,我们又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一次对它们的阐释和印证,虽然并无新意,也没有人关注。

不过眼下更应该做的,还是仔细品赏一番眼前的秋色。又到了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尽管雾霾已经给它打了不少折扣。我从公园西南门走进来,沿着湖南岸一直向东,经过拱形的梅桥,又顺着中山岛南边伸进水中的白色石桥,走到南小湖北侧,望着湖中间那个被高大纷披的树木和灌木丛遮掩的袖珍小岛。小岛周边的水面上,长满了荷花和睡莲,风景极为清幽。

一只鸭子带着一群毛茸茸的小鸭子,看上去不足一个月,在荷叶下穿梭觅食,这里看看,那里啄啄。有一只扑棱着翅膀,竟然跳到了一片低矮的荷叶上,弄得荷叶摇晃起来。下面是睡莲圆圆的叶子,密密麻麻地紧贴着水面,有成群的小鱼儿探出头来,唼喋有声,荡出微小的涟漪。

我盯着它们看,不觉忘记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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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彭程,光明日报社领衔编辑。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入选者,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等。出版有散文随笔集《漂泊的屋顶》、《急管繁弦》、《在母语的屋檐下》、《第七只眼睛》等数种。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冰心散文奖、报人散文奖、人民文学征文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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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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