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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吴天标

来源:警界散文 作者:张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败,妄图“反攻大陆”,不断派遣特务潜入内地进行破坏活动。据记载,仅在某山区就曾先后空投特务四批,共29名。其中28名陆续被击毙或抓获,只有1名至今下落不明。

吴天标,这是个虚构的名字,或者说,是一个符号。

想来他当然有真实的姓名。他不是孙悟空,不是通灵宝玉,由天地精华孕育而生。他有父母,有兄弟姐妹,还可能有妻儿,甚至会有一个庞大的家族背景。然而他的那些真实,我却不想去刻意寻找,仿佛那种真实,反会破坏沉浸在我脑海里的另一种真实。

若是下些功夫,不是找不到的。在海峡那边,英烈祠中一定会有他的照片和简历。甚至他还会有一座衣冠冢,埋着他的些许遗物,一支笔,或一件背心。在海峡这边,公安机关的档案室里藏着已经泛黄的老档案。为了寻找他的下落,当年他的同伴一定会被反复地审讯过,他的姓名和体貌特征,甚至性格特点,会反复出现在他们的口中,最终落到纸面上。严厉的钢笔会划破粗糙的预审记录纸,留下斑驳的墨迹,把他定格在历史的册页中。还有,他的同伴们会按下鲜红的指印,以保证自己供词的真实。

今天,当初的指印想必已呈陈年的暗红,却在无精打采中固执地坚持着他们对他的描述。

但是我仍然愿意使用一个虚构的名字来称呼他。这个名字是我为他起的。当我第一次听说他的经历时,这个名字就莫名地跳出了我的思维,在我眼前很生动地铺展开一个活灵活现的故事。它使我从中捕捉到一种感觉,这种感觉符合他那谜一样的人生,也给了我写作的冲动。面对电脑,我在他的故事里徘徊,我用我的思想填充着故事的细节、情绪和猜测,我要轻声询问:吴天标先生,你这位至今下落不明的国民党特务,你到底在哪里呢?

寻找吴天标的工作当然进行过多次,甚至,应该是持续了多年。

那座横亘在安徽、湖北和河南交界处的莽莽大山,曾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与军事重地,有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曾在那里发生。蒋介石先生的目光,毛泽东先生的目光,都曾经在军用地图上投射到这片用红笔反复圈下的区域,并且像两把剑客手中的利刃,在那里发生过激烈的厮杀与碰撞。熟悉这里丛林沟壑的蒋先生,把“反攻大陆”的梦想和他的部下一起空投到这里,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只是始终不明白,他为什么只安排了29名“壮士”,连个30的整数都没凑足。是他手下已经无兵可派?还是他认为29个人就足以颠覆共产党的天下?

他的精心安排策划,显然从开始就有着蚍蜉撼树的悲壮和空虚,而他却不能不为之。处于心情极其复杂状态的蒋先生,当然更想不到,也不愿意想,他的计划与痴梦使许多人的命运粗暴地被制订了新的走向,甚至在之后划下了休止符。

吴天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到了故乡。

我并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是在松花江边长大的东北汉子,还是江南水乡孕育出的青年才俊。而于无奈蜇居台湾的他来说,大陆就是他的故乡,思乡之情于他来说当然是切肤之痛了。但他大概不会想到,他会以这样的方式跳进黑夜,降落在他完全陌生的深山里。

当然,他也许就是这大山里出生的娃娃,是从小就在这山坡上放过羊、割过草的农民孩子。他的上司在挑选潜伏人员的时候,大概也会考虑到他对降落地点的熟知程度吧。但在那茫茫深夜里,再熟悉的山也会向他显示出另外的一面,残酷的一面,他降落了,但从此再无消息。

广袤而深沉的祖国大地,接纳了他,也吞噬了他。

在刚刚听到他的故事时,我曾经猜测,他会不会在降落的那一瞬,就不慎跌落到了深不可测的崖下,所以我们才会找不到他。但当地公安机关的同志摇头说,不会,因为他的降落伞也没有被找到,没有丝毫的痕迹。

给我讲述吴天标的故事时,这位同志正在驾车。他刚刚从机场接到来参加活动的我。事后我想,他迫不及待地在路上给我讲了这个谜一样的陈年往事,大概也是出于对一个人诡秘命运的关注吧。

是的,那张巨大的降落伞应该是最醒目的目标。看来,吴天标先生在落地后从容地收起了他的降落伞,并把它藏好,好到至今都没有人能发现那顶乳白色的伞。

看来,他还是个很细心的人。我用从容来形容他当时的状态是准确的,他当时绝没有慌乱。在落地后,他迅速而准确地判断了形势,辨别出了东南西北,然后不慌不忙地处理了一切,甚至,销毁他的足迹。他那顶妥善藏起的伞有力地为他证明了他的冷静。

我有点佩服他了。看来即便处于绝对的劣势中,蒋先生的麾下也还有些所谓精英,即使是凤毛麟角。

但是,在藏好降落伞之后他去哪儿了呢?他在接下来的哪个环节上不幸失了手?

从今天看,应该说,他算是失踪。失踪是人生中最残酷的一种命运安排。

吴天标的同伴们,有的被当场击毙。那大概是因为在面对追捕的大陆民兵和公安人员时,敢于负隅顽抗。国民党也有忠实的追随者,他们登录在海峡那边的英烈名册上,也算当之无愧。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立刻就举手投降了的。是早就有心弃暗投明?还是厌倦战争心灰意懒?抑或就是单纯的贪生怕死?这些人,在熬过了刑期之后,或隐姓埋名,在大陆度过余生,或在多年之后辗转回了台湾,与家人团聚。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只属于他们自己,是他们的选择,也是变化多端的世事在选择他们。

只有吴天标,从此杳无音讯,至今杳无音讯。

可以肯定地说,他也想不到这样的结局。但是话说回来,谁又会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呢?

我还是猜想,他是不是在降落到地面的时候,噩运就同时降临到了他的身上。这不是我残酷,而是现实就是这样的冰冷。他可能掉到了湍急的河水里,和他的降落伞一起被卷进了某个不知名的溶洞。他更可能在藏好了他的伞之后才掉到了悬崖下面。也许,他的尸骨至今还在某个人迹罕见的崖底,被一层层的枯枝败叶掩埋,任凭着经年的风吹雨打,叹息着自己的人生和自己的命运。

在海峡两岸,人们也都只能用失踪来描述他的去向。

回想起来,在我不算长也不算短的生命里,有三位失踪者的故事曾让我心有所动。有两位是我的父执,另一位则是我的堂亲。堂亲是个很游手好闲的人,旁人的鄙视和辱骂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唯一疼爱他并且不嫌弃他的,是他的祖母。于是在祖母逝世后,他便也消失了。很久之后亲属们才得知,他竟然悄悄地瞒过众人,带走了祖母的骨灰。而李先生是在得知自己患了绝症之后悄然离开的,他的绝情让他的妻子哭泣着咒骂了他好长时间。最可悲的是姜先生,在“文革”的牛棚里他上纲上线地揭发批判自己,只希望能落下个好态度,早日脱身。可他的自我革命过于凶狠了,以至于后来竟然脱不了身。他泼在自己身上的脏水成了洗不掉的刺青。于是,他在彻底绝望中出走。我曾经想,这三个悲凉的故事是代表了三种情感的,或者说是三种心态。堂亲带走的,是他仅有的亲情。而李先生的绝决,细想其实应该是为了让爱妻早日摆脱痛苦吧,说来应该算是爱情。至于姜先生的悄然离去,表现出的是自尊被摧殘后的自尊。失踪于失踪者和失踪者的亲人们来说,都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是与命运抗争失败后的最后一搏。

而吴天标先生,应该与他们不同。他的失踪其实是对生的追求,他是怀着对活下去的渴望而堕入这种失踪状态的。

落地之后,他大概在第一时间就判断清了自己面对的险恶形势,知道了临行前上司所说的一切都是欺骗。是的,是欺骗,上司说大陆人民在盼星星盼月亮地盼国民党归来,他们一落地,迎接他们的一定是欢呼,是鲜花,是奉若救世主般的渴望。而可怜的吴天标先生,脚还没有沾地,就听到了“抓特务”的吼声。

他没有时间去进一步分析形势,更没时间咒骂虚伪的上司,他只剩下了唯一的一个念头,这念头把他的思想脉络瞬间打成了一个死结,那就是,要活下去。

活下去,是我们人类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常常会有的精神支撑,是命运在戏耍我们的同时给我们的唯一安慰。

为了活下去,吴天标先生拼了命在漆黑的丛林中奔跑。树枝划伤了他的脸,石块绊倒了他的脚步,他不敢停留片刻。即使是从小生长在这片山林中,即使他在落地的那一瞬间还是镇定的,但此刻他也不能自制地恐慌了。天是阴沉的,看不到一丝星光。选择这样的天气本来是为了掩护他们的行动,但此刻却成了压在特务们心头最大的阴霾。

这也算命运的一部分吧,精心的谋划也许在实践中却是漏洞百出的笑话,甚至与初衷相悖,是坑人的陷阱。人算不如天算,古人早就给了我们教诲的。

我到这个城市是参加当地一个纪念活动的,顺便也了解当地警察博物馆的建设情况。到机场接我的同志是博物馆的筹备人员,我们在沉沉暮色中驱车进城,一路上他给我讲了很多故事。那些故事,或惊心动魄,或悲壮凄凉,或疑云密布,故事与故事连缀在一起,就拼接出了当地波澜壮阔的历史。他和我说,所谓历史,其实就是故事的连接,还有镶嵌在故事里的人。是人使得故事得以发生,是故事使得人在我们的记忆中丰满。在我们的车程里,故事随着高速路的蜿蜒而默默行走,我感觉到有许多深沉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就在吴天标先生失踪的那座大山里,曾建立有中国革命史上我党最早的公安机构。而那个公安局,在一次掩护大部队转移的过程中,全体人员壮烈牺牲。一座无名公安英烈纪念碑,至今矗立在莽莽林海之中,向后来者讲述着那段鲜血染红的史实。我特别注意到了无名这个说法,故事的讲述者严肃地告诉我:是的,无名。除了时任公安局长,其他的烈士都没有留下姓名。

我没有询问那位公安局长的名字。在思绪里,我把他放在了他的部下、他的战友中间,我希望他在我的记忆里,永远和他们在一起,没有一星一点的特殊,哪怕是在留下姓名这一点上。无名,其实也是一种赞颂,是和英雄的称谓紧紧相联的。

回想当年,我在参与筹建北京警察博物馆的时候,大家为北京公安英烈设计了一部英名录。优质羊皮制作,每一页镌刻一名烈士的生平和照片。有若干英烈是找不到照片的,设计师就用一个花环代替。一个一个的花环,有着比照片更强烈的冲击力,它标志出的是一种彻底的奉献,是这种奉献中蕴涵着的强烈的命运色彩。

无名,大概也是一种失踪吧。在本该春秋万代铭记的史册中,永远失去了一些人不应该失去的名和姓,尽管说,“青山处处埋忠骨”的诗句里有着震撼人心的潇洒,但毕竟扶着门框盼望儿归的老人,总让我的泪水洒满衣襟。

想来在海峡对岸,吴天标先生大概也是如此的境遇。曾有许多许多年,他的亲人也满怀着希望,盼望他奇迹般地归来,尽管当局已经为他开过追悼会,尽管他所获勋章也已经装进了他空空的骨灰盒。

我还想,如果他侥幸躲过了大规模的追捕,那么他将怎样走上之后的险径呢?

应该说,当时大陆迎接蒋介石先生那痴人说梦般的动作的,是一种同仇敌忾的阵势。公安机关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由警察、民兵、群众等等组成的队伍,在茂密的山林间展开了拉网式的搜捕。能够从这样的网罗中脱身,除了靠吴天标先生自身的良好素质,还真的需要命运的协助。

我猜测,也许就在一位参加搜山的小民兵因劳累靠在一块石头边瞬间小憩的时候,吴天标胆战心惊蹑手蹑脚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小民兵可能刚刚17岁,嘴边的茸毛还是软的,连续数天的奔波已经让他筋疲力尽。因此,我们不能责备他的困倦,我们只能说是命运给吴天标先生打开了一道门缝,给我们这个故事留下了一个回味无穷的结尾。

他,战战兢兢从这道门缝中挤出去了。

在猜测中,我已经越来越认定吴天标先生是当地人了。不然,他即使侥幸突出重围,也过不了那早已设下的重重关隘,他的外地口音会出卖他,他那掩饰不住的惊慌也会出卖他。他肯定早就准备好了当地的服饰和用品,化妆之后,看上去他与本地的青年酷肖无二。天渐渐亮了起来,他已经可以辨别出方向,在依稀的曙光中,他试探着下山。

他的确是聪明的,他并不鲁莽地去和他的同伴们汇合。也许,他曾目睹他的某个同伴倒在民兵的枪口之下,或者被按倒在山坡上捆绑起来,因而他绝对不敢到处寻找那些也如惊弓之鸟般逃窜着的人们。他屏住呼吸,一步三回头地沿着小路独自摸索。那小路如一根似隐似现的细线,牵着他的脚步,也牵着他的命运。他应该是幸运地寻找到了落脚之处的。那也许是猎户的林间小屋,也许是挖药人歇息的山洞。他趴在小溪边像动物一样地饮水,那清凉的山泉水穿过他的肺腑,湿润了他的思想,也让绝望漫过他的心。他蜷缩成一团,开始无声的啜泣。

在现实中,人们常常会谈论有关命运的话题。在许多人看来,命运是冥冥之中的造化,是上帝之手,是因果轮回,是无法抗拒的秘密,是当下人们热衷寻找的暗物质。在星巴克的小咖啡桌边,在北京后海酒吧的轻声哼唱里,甚至在鸳鸯火锅那热气腾腾的氤氲中,每每会看到或沮丧或迷茫的当代青年人们,在感叹着命运的不公,在表达着对命运的无奈。他们那时的状态,也许只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自怜,却也是他们的一种真实。

但是,想想吴天标先生,你们还能感慨些什么?

其实,所谓命运也是复杂的。不能否认的是,其中也有人类自身的力量。或坚定,或执著,或动摇,或放弃,人类在命运中挣扎,也在命运中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塑造着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我相信,被我以吴天标作为标志的那条性命,今天仍然在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他于降落在那座大山开始的生命时长,却是我们永远不再掌握的秘密。而那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他的挣扎,取决于他对活着的渴望。

生存环境对于他来说,绝对是残酷的。即便逃过了第一关,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危险与艰苦交织的折磨。从时间上我们可以猜得到,如果他从最初的抓捕中逃出来了,那么接踵而至的,就是当时波及整个中国大陆的数年饥荒。不难想象,那个时候吴天标先生该是如何的狼狈不堪。

再往后,还有……还有……。

吴天标早已经没有青年军官的挺拔英俊了。如果有人还记得他从山路上走下来的身影,那么他一定不相信那个身材明显走形,臃肿而肮脏的老家伙曾经是国民党的精英。他的腰弯了,背驼了,目光也因常年蹲在火塘边而显得混浊不清。他抽上了旱烟,因此总是咳嗽不止,一口一口地吐浓痰。他的衣服总是不合身,而且破烂不堪,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总之,后来的他就是个山民,标准的山民,如假包换的山民。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在他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机警,没有了尖锐,没有了当年所有的踌躇满志。如果说还有什么,那只剩下了对活着的一丝渴望。

这种渴望很脆弱。我之所以说我们无法猜测他究竟活了多久,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脆弱的生命线会在什么时候绷断。他是一只地地道道的惊弓之鸟,那座山的胸怀尽管博大。也安抚不了吴天标先生那颗疲惫而惊恐的心。

其实,那座著名的山是美丽的。

那是一种雄浑之美,也是一种俊秀之美。它东西绵延约380公里,南北宽约175公里,最高的峰巅近1500米左右。在今天的旅游图册上,它被标注为红色旅游圣地,并且总是会被特别强调说,这里不仅仅有着红色的历史,而且有着非常美丽的自然风景。山林湖瀑,都有着不同凡响的秀美。而从吴天标先生空降到此至今,时间的车轮已经碾过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而这座山仍然不老,它挺拔而庄严的身姿依然神采奕奕。

说起来,我和这座山也有着一段特殊的缘分。

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的花甲寿日会在这座山的怀抱里度过。我本想我应该是在自己的家里,和妻女一起吹蜡烛,吃蛋糕,女儿也许还会玩笑着给我带上那顶蛋糕店赠送的廉价花纸帽子。我想我应该以这样温馨而松弛的方式,开始我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了。但是单位一纸庄重的通知,却让我重新穿上收藏在衣柜里的警服,和战友们一起走进了这座山的腹地,让这里清新的空气,重新灌满我的胸腔。

我坚定地相信,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因为就在那一天,北京召开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重要会议,我们在当年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的这座大山中,聆听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每个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在那一刻我就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对我的一种精神召唤。不然,为什么一生从未到过这里的我,会在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上,第一次走进了这莽莽丛林,并在这里领受到这样的教诲?

那时,我还不知道吴天标的故事。

现在,回想吴天标先生可能的人生经历,我认为,在这样一座有着红色历史,有着博大胸襟的大山中,尽管生活条件艰苦,而他的精神世界,也一定会有着脱胎换骨的历程。

人,是会改变的。

听着红军的悲壮故事,看着红军留下的斑驳标语,他会不会一点一点地回顾起他们的蒋先生在训诫时说过的每一句话?他会不会对那些时而激昂时而低沉的话语产生出迷茫的感觉?他会不会对自己的命运抉择而感到那么一点悲哀?

这座山,即使是他的故乡,对于他来说,也是陌生的,他在这里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都是让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碰撞和洗刷的过程。也许,当他战兢兢地拔开灌木丛的枝叶,远远望着水库工地上的红旗飘飘,听着那热烈的乡音与歌声时,他会悄悄地潸然泪下。

那个时候,他一定想到要去自首了。

可是,命运总是有绝情的一面,当年他从命运的门缝处悄悄溜开的幸运,现在已经不复存在,门已关闭,路已走到尽头,吴天标先生,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他为什么没有迈出那一步,大概就是为了让我们今天对他的故事回味无穷?

我希望他还活着。如果他活着,他当然已是风烛残年,意识大概也已模糊,他应该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到这片土地的,也不会再为过去的什么事情而感慨。最好的结果,他大概正躺在某养老院的阳光下,享受着一个无名老人的幸福老年。当然,我也说过,他应该是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的故事应该已经结束,那么留给我们的,就是永远猜不透的谜语。一个人的命运走到这个时候,一切都已归于平静,意气风发的棱角,早在岁月的研磨下成为没有情绪的圆滑。吴天标先生的故事,现在只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对于我来说,我和这座山那偶然而神圣的缘分,是我关注消失在这座山的吴天标先生的一种起因,一种动力,一种情绪。行文至此,我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回顾我这篇不成体统的小文,发现命运这个词反反复复地出现在字里行间,我像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老人,把这个应该具备着神圣感的字词咀嚼得不成样子。我的手放到了删除键上,我真的想把这些文字消灭得无影无踪。我不想再打扰九泉之下的吴天标先生了,就让他的一生融化在人类命运史的这座熔炉里吧。而此刻,我的一位台湾朋友刚刚打来电话,说是要飞来北京看我。我知道他是真诚的虚伪,因为他的影视公司正在北京发展得风声水起,他找我当然是有事情的,大概又是要我出面邀请某位圈里的朋友吧。我佩服这位台湾兄弟已经相当熟练的京片子,我想吴天标先生若是活到今天,他该使用的是哪里的方言呢?人在哪,家就在哪,也许归宿也就在哪。命运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总在划着一个又一个的圆,回到终点的那一刻,也就回到了我们最初的希望所在。于是我没有删除我的文字,我愿意为虚构的吴天标先生在命运的终点留下一点痕迹。哪怕,只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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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策,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委员,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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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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