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凡女人的温暖故事
——谨此献给国际劳动妇女节
世间最完美的爱情无非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两个人牵手走过花开花落的四季,走过艰辛坎坷的人生。亦如湘江承诺:两心相许,心手相牵,享受一份包容的美丽,直到生命以远沧海桑田。人生苦短,也许只有山水之间地老天荒的相依相守,耐得住岁月最仔细的阅读!
望岳麓山,看湘江水,山是那样的翠绿,水是那样的幽蓝。水,映出山的倒影。山,送来水的源泉。山,绿得耀目。水,蓝得晃眼。山因水更绿,水因山更蓝。山离不开水,水离不开山。山和水编成这丰富多彩的乐园,水和山织成这五光十色的世界。夫妻不正如这山和水吗?彼此依托,互为映衬,便显示出无限的生机。
于是我敞开心扉,亮出肝胆,用真情用赤诚,写下这文字,献给那些已经做夫妻和准备做夫妻的年轻朋友们。希望他们从中有所启迪!
——题记
第一章 小河边,两心相知一线牵
1979年10月22日,我和她结婚了。当时我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因为我曾立下誓言:不出书,不成名,不结婚。而这年,恰恰是我在事业上受挫最重,成绩最微的一年。我和创作组组长曹一心(曹逸兴)老师躲在桃花源共同创作的长篇小说《春柳湖》,在眼看要出书,要成功,鲜花和阳光同时含情微笑的时候,突然遭到变故,只能深深地锁进自己的书柜。这种失败的痛苦,熬细了血气方刚的躯体,熬陷了乌亮有神的眼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懂。我重整其鼓,再战沙场,中篇、短篇,一篇接一篇的外抛,依然奋斗不止。
国家二级作家、湖南韶光医院原副院长陈双娥近日于巴拿马Anton峡谷留影
“我们结婚吧!”她在小河边对我说,一字一句,小河般荡漾。碧水般温柔,我吻她,像小河上的浪花卷在一起。立刻,我推开她,“不,不出书,不成名,不结婚。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言而无信。”我迷茫地望着小河,望着河那边的大山。她抓住我的双手,捏得好有力。平时,这双手在我印象中是那样柔弱,纤细。她说:“你要相信两双手的力量。”
婚后,她对我的气质、经历和思想感情,以及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更熟悉,更了解。当时,整个国家拨乱反正,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错误和惨痛教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覆盖了文坛。我担心给党的脸上抹黑,我害怕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不忍心那样写。所以,我的作品难以发表。她根据这些情况,建议我先将小说创作放一放,全身心地扑进火热的现实生活,熟悉新的人物,掌握新的素材,以写作报告文学和散文为主。那时,她二十二岁,一个果敢的决定,为我后来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帅大姐回故乡》《零点零一》《帅孟奇的入党介绍人》《更比当年雄赳赳》《揭开水鱼生长的秘密》《戴笃伯嫁女儿》《是为了报答吗?》《朝鲜归来情似火》等一批报告文学和散文,相继在《桃花源》《湘江文学》《儿童时代》《中国财贸报》《湖南日报》等省内外报刊上发表。这就像一支支强心剂,给我的创作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勇气。
一盏寒灯,两个身影。
我的每一篇作品,每一个文字,都渗透了她的心血,都包含着她的汗水。从创作冲动的萌发,到构思,到成篇,直到抄正、投邮。全过程中,我吃的苦,她吃了,我没有吃的苦,她也吃了。我每当有了创作一篇作品的打算,就讲给她听,征求她的意见.她如果点头,如果微笑,我便信心十足。于是,我俩一起咀嚼生活素材,一起构思,一起布局。满意了,或是再想不出更高的绝招了,就由我动笔写初稿。当全文画下最后一个句号或省略号或感叹号时,不论她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厨房,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会迫不及待地将她拉进书房,逐字逐句地念给她听。抑扬顿挫,出神入化,彻底忘我。此时,她为了上下左右邻居的宁静,为了保护我的嗓门,会不失时机地笑着提醒:“轻点!轻点!”我念完,她那棱角分明的嘴唇轻轻启开时,我立刻觉得是一座智慧的闸门朝我洞开,是一道恩爱的河流向我涌来。坦率、中肯、切中弊端,绝没有一丝敷衍。她常说.她视我的作品如她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我吸收、消化她的意见,认真仔细地进行修改。又全文念给她听,直到她满意为止。这时,她习惯地接过稿子,一边字斟句酌地润饰,一边一笔一画地誊写,凡编辑过我的作品的编辑,都会给予一致的赞扬和肯定。时间长了,我才可怕的发现,我离开了她,就没有创作激情。我离开了她,就写不出好作品。她是我的第一个忠实读者。她是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不!她是我亲密的战友。当我初到武汉大学作家班提笔创作时,总觉得内心和身边缺少了什么,有种沉甸甸的失落感,但又不能不写。我只好将同室的同学、来自滇东红土高原的青年作家吉成假设为她。吉成心好,十分理解我,像她一样地耐心听,像她一样地认真提意见。只是不要吉成抄正,我用快件寄回家中,由她像往日一样润饰、誊写,再投编辑部。
她不像我,不是专业创作员。她有自己热爱的财会工作,她有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她还有我们共同创造的儿子,有我们共同需要的家庭。这一切,全靠她那不算结实的肩膀承担。改稿,抄稿,这一切烦琐、辛苦、劳累的工作,都只能在夜间和节假日进行。一个普通女人,一个妻子,应该得到的欢乐、轻松、消遣,对她来说实在是太少太少。
1981年8月,湖南省第二届儿童文学笔会在风景秀丽的南岳衡山举行。她收读湖南省作家协会邀请我参加笔会的通知后,心情分外矛盾。当时,我大病初愈,身体极度虚弱。照医生的嘱咐,往后再不能从事复杂的脑力劳动,只适宜做轻松、简单的体力工作。让我去?还是不让我去?她仔细观察,发现大病后的我与过去的我比较,并没有什么两样。一切需要准备的东西,她都为我准备好了。稿纸、笔墨、换洗衣服和人参蜂王浆。我真正挎着包要出发时,我才想到了医生的嘱咐,想到了刚到这个家庭报到落户的儿子。我犹豫了,眼睛痴痴地望着她,手上的包缓缓地往下放。她推了我一把,朝门外坚定地努努嘴:“人生难遇几次好机会。当机会来临时,就要紧紧抓住不放。”尽管我知道她是一个有头脑、有修养的女人,但这番话出自她的口,我还是有几分诧异。她抱着儿子,送我上车。她反复叮嘱:“你写完一章,就赶紧寄回来一章。我给你抄正,又给你寄上山。”我的眼睛模糊了。
登上南岳衡山,心境像松树一样静。我牢记她的话,适当节制自己,每天一章,四五千字,写完就往家里寄。那时,邮件传递比现在迅速、准确,从南岳山庄到汉寿县城,一往一返,平信只需八天。笔会为期一个半月,我抓住头二十五天,完成了十一万字的中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她润饰、抄正这十一万字,吃的苦头,付出的心血,不知超过我多少倍。盛夏八月,日平均温度摄氏三十八九度。即使坐在电风扇下,也是浑身汗水淋淋。每日晚,那些娇宠的妻子,不是赶当风处纳凉,就是品味男人从冰厂买回的果露、酸奶,其情趣、乐趣、画趣兼而有之。而她,白天上班八小时,洗衣、做饭、奶孩子。晚饭后,给儿子洗完澡,擦上痱子粉,就放上床睡觉。将一台唯独的落地电扇调到适当档次,对着儿子悠悠旋转,她便坐到写字台前,右手握笔,一笔一画如走龙蛇,如卷风雨;左手抓条湿毛巾,不时抹掉脸上、身上的汗水。她脚下是两桶凉水,防蚊叮、驱炎热。她每夜抄完一章,第二天一早寄还给我。在那段日子里,她每天顶多睡四五个小时。
我收到她修改、抄正的最后一章,恰如看见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人造卫星发射上天,心潮激荡难平,身颤颤,手颤颤,信封怎么也撕不开。与会青年作家安敏见了,一手接过,启开,不仅抽出厚厚的一叠稿件和复信,还带出一根亮闪闪的针,一卷黑油油的线,一颗硬邦邦的钉。安敏不解地打量这些小玩意。我内心明白她寄这些东西的用途。平时在家,她每抄完一篇稿件,就要亲手装订得整整齐齐。她说男人的手粗,装订出来歪歪斜斜,编辑部见了会皱眉头,影响对作品的看法。此次,她在洞庭湖畔,我在南岳山庄,远隔数百里,没法,只得让我自己装订。她寄来这针,这线,这钉子,就是装订稿件用的。顿时,安敏比我还激动,噙着泪花,连声说:“有这么好的妻子,难得!你一定要成功。你一定会成功。”
好多作家愿意写稿,不愿抄稿。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抄比写,更吃亏。《欢笑的碧莲河》从成稿到发表,到出书,小改无数次.大改七八遍。她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抄写了三遍,加起来共三十多万字,握笔的指头磨起了米粒厚的一层茧。
那日,她收到我的责任编辑刘霄老师寄来的样书20册,兴冲冲送进我的书房,我正欲抓住她的手,说句感谢的话,她一转身,急匆匆走了。我手捧样书,想起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想起今后要走的路,我激动难捺,平时不抽烟的我,此时点然一支,在房里踱来踱去。忽听前面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我好惊诧。这时,她带着儿子走进来,连声向我表示祝贺。她不像平日那样节俭,一下燃放了四挂鞭炮。作品发表,出书,都只署有我的名字,荣耀的是我,风光的是我,她吃尽苦头,饱尝了辛酸,却默默无闻。
我和她讨论、研究作品,也并非绝对的一致,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这都是因为我暴躁,我冲动。每遇这种时候,她就采取冷处理的办法,等我冲动过后,再细声细语地说服我,最后取得一致的意见。
一篇作品,改的次数多了,往往会产生一种厌烦情绪,宁可扔掉,也不愿再改。1981年春天,我写了散文《鳖园,绿了》,投出去,退回来。我又改,我又投,几投,几退,一颗心凉了半边。我怒气冲冲地要把它烧掉。她一把夺过,鼓励我再下工夫修改。我不听,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她明亮的眸子一转,突然将稿子扔到我面前,一反往常的温柔,大声对我说:“这点耐心都没有,算什么男子汉?有什么作为,烧吧,烧了我还省得再抄。”经她这一激将,我又鼓起勇气再改,终于有了新的突破。四千字,她一夜抄正,寄给《儿童时代》,老编辑苏玉孚慧眼识珠,安排在1982年《儿童时代》第7期头条位置上登载。
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寒梅放清香。这是哲人总结出来的哲理,但生活中却有许许多多的相反的情形。1983年我创作了长篇小说《洞庭丽人》,她每晚抄三千字,连续作战,毫不松懈,国庆放假,人们都休息去了,她将儿子送到乡下爷爷奶奶家,自己闭门不出,每天抄写十个小时。作品抄完,她的手臂肿得通红,无法抬起。这样一部凝聚着我俩共同心血,并且自认为十分满意的作品,(注:《洞庭丽人》201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8年改名《春涌洞庭》阿里文学网连载)。
陈双俄与家人合影
第二章 突然袭击,保温瓶里藏秘密
没有迎亲的车队,没有满房的家具,也没有大红的喜字,我们结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简单。在汉寿县委会一间简陋陈旧的木板房里,仅有一张简易木板床、一张三屉桌和一个摇摇晃晃的洗脸架,还是我参加工作时从单位领到的。我俩用的、穿的,和平时没有两样。当时,我月工资35元,除了负担小弟上中学的一切费用外,还得按月抽出25元给家里买粮食。结婚时,我还欠账300元。从恋爱到结婚,已近三年时光,每到一起总是谈文学、谈未来,从未谈及家庭情况,就连我家有多少人口,经济状况如何?这些人与人之间交往时最容易涉及到的话题,她从不沾边。我感到奇怪。我不能隐瞒。办领结婚证之前,我把一切都向她说了。她莞尔一笑,说:“我只要你人好,事业心强,我就心满意足了。”
婚后,我俩的月工资加起来才58.30元,生活清贫。
但很甜美。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每当我要坐下写作时,她就替我擦净桌子,泡好浓茶。抽烟、喝酒她是绝对不容许的。我一次在外喝得半醉回家,口干舌燥,昏昏糊糊.叫喊着要她递水。她不但不理,反而将开水瓶统统倒干,并强迫我做事。经她这一整,我不得不吸取教训。如今,经济收入高了,生活优裕了,有时不免萌动抽烟、喝酒的念头。她坚决不肯。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在武汉大学作家班上学的日子,往返途中,枯燥无聊,偶尔抽烟。回家被她发现,不是撅着嘴不理,就是一顿严厉地批评:“你抽烟,就是背叛我和儿子的开始。”她还把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发动起来,结成统一战线对付我。家里来客,我若是陪一支烟,儿子会闪电般扑上来缴走,用教训的口气对我说:“爸爸!你要听妈妈的话,爱惜自己的身体。”
我每次外出参加笔会,都是她亲手替我清理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检查旅行药盒,如果缺了哪种药,她立即到药店补齐;皮鞋即使油亮闪光.她也要重新擦油,催我洗澡,为我吹发。这种时候.她对我,简直像对待一个不懂事、不会生活的孩子。
我习惯熬夜,睡得迟,起得晚,早餐给她带来很多麻烦。她每日六时起床,为儿子烙蛋饼,冲牛奶。等儿子上学后,又为我煎两个鸡蛋,煮一碗面条。我多次坚持要到市面上随便买点东西吃,她高低不肯,说:“脑力劳动消耗大,光付出,不吸收,时间长了,铁打的汉子也会累垮。”她总是根据我和儿子的喜爱,调理家中的饮食。从不为她自己着想。她长时间的观察发现,餐桌上,我和儿子满头大汗,就说明饭菜合我父子胃口。若有一餐不冒汗,她便不安,想方设法再补偿。
我患那场重病时,恰逢春节。她为了减轻双方父母的痛苦,将真情全部隐瞒。冰天雪地,她艰难地移动怀孕八个月的身子,从机关到医院,往返五六里,一日三四趟为我送饭送水,端屎端尿。大年三十,人们都回家吃团年饭,大街空荡荡。她手提做好的饭菜,孤独地向医院移步,凄怆之感,袭满心头,泪水不禁哗哗流出。她毕竟是女人。她毕竟是妻子。她毕竟是孕妇。即使是钢铸铁打的汉子,也会承受不住。当她走进病房,走到我床头时,她那憔悴的脸上却全是温柔的笑意。她端起鱼汤,一调羹,一调羹喂进我口里。她善于说笑话,给我讲了一个又一个。住院的头十天,我每天24小时输液,只能静静地仰卧,大小便全靠她端,吐口涎水也要她接。病人往往容易烦躁。有一天,她回家取饭,因处理单位的事,占去了许多时间。我责怪她来晚了,她没解释,悄悄躲到走廊上流泪。医生、护士见了,都深为感动,对我表示不满。她深情地说:“他不是对我有意见,他是离不开我。”十天后,我能起床了,我要她夜里回家睡觉,她固执地摇头。她生怕我出什么差错,硬要跟我一起挤在二尺宽的病床上。半月后,我带药出院。主治大夫夏治华对我说:“患你这种病的人,能恢复得如此快,在我们医院几十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例,搭帮你妻子对你的精心护理呀!”
按照医生的嘱咐,我必须放弃创作。要失去自己心爱的事业,我痛苦,她更痛苦。我是家中的长子,上面除了老实本分的年近六旬的父母,还有双目失明的祖父、体弱多病的祖母。她明白我在这个家庭中的责任。要把我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必须是事业、家庭两全其美。于是,她想方设法为我补充大脑营养。她有生第一次求人开后门,为我买了一斤优质天麻。她每日四更起床,取指头粗一截天麻,切成纸薄的细片,用小碗盛了,敲上一只鸡蛋,冲进两调羹蜂蜜,搅匀,放小火蒸烂。让我天亮前服下,睡一觉,再起床,这样才有疗效。天麻坚硬,要切成纸薄的细片,极难。一次,锋利的刀口一偏,切破了她的指头,不禁发出“哎哟”声。我忙问出了什么事,她笑着遮掩过去。悄悄撒点云南白药,缠裹一层胶布,又忍痛忙碌。当她送天麻蒸蛋到我床头时,还把那只受伤的手藏在背后。
这些年,家里的琐碎事她从不让我沾边,做饭、洗衣、拖地板、管教儿子,她全部承担。有时我过意不去,争着去干,她嫌我笨,嫌我慢,碍了她的手脚。她说:“你去看书,你去写作吧!那才是你的天地。”一般男人在家里必须承担的重活,她也不让我干。买煤、买米、吊窗帘、装电扇……都是她一马当先。夏天常常停水,要从机关食堂往三楼上担。我每去做,她就阻拦,说:“你忘了医生的话。干重体力活,有震裂脑血管的危险。”她抢走水桶扁担,独包独揽。她出身干部家庭,从小喝糖水水长大。她能干这样的重活、累活,外人很难相信,而她的的确确这样干了。
我是放牛娃长大,地道的农民气质,生活、消费,跟不上时代潮流,对购衣选物之类的事,毫无兴趣。好多细心的男人外出,总要替妻子捎回一两件、甚至更多的可心物,可我不会。恋爱时,她一次嘱我买凉鞋,一次嘱我买围巾,我都未能完成,她盯我一眼,笑我“小气”。时间长了,她了解了我的个性,从不见怪于我。有时,实在需要趁我外去之机添置点什么,她便开出清单:规格、型号、价值、大约在什么商店购买。有次,她嘱我购买两件75公分的白乳罩,我直奔目的地,只有70公分和80公分的。我不知怎么才好,请教营业员。这是个年轻漂亮的妹仔,以为我不怀好意,狠狠给了我一个白眼。我好害怕,额头暴汗,赶忙掉头就走。回家对妻子说了,她笑出泪花。她拿起穿得不能再穿的旧乳罩缝缝补补又将就着穿上。我也曾真正给她买过两次衣服。那年冬天,我和一位好友出差,各自为妻子购回了一件海狐绒大衣。好友的妻子一嫌贵,二嫌穿着做事不方便.就卖了出去。她也有同样的看法,但她舍不得卖,每到过春节时,她都要穿几天。当别人夸这衣服质地好,款式新,如今很难买到这样货真价实的东西时,她就赞许地看我一眼,酒窝里装满醉心的笑意。另一次是我应国家地质矿产部邀请,深入福建省地矿战线体验生活。抵达福州时,福建女作家、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的责任编辑刘霄带着我逛商店,发现一种新颖时髦的女式风雪衣,在她的参谋和鼓励下,我给妻子买了一件寄回家中。她收到后,以十分高兴的心情给我回信:“感谢你给我买了衣服,我试穿过了,很合适,很好看。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聪明了?!”可见,我给她的太少,她给我的太多。
我们朝夕相处,耳鬓厮磨时,她对我的爱,她对我的情,无时无刻不表现出来。我们分居异地,天各一方时,这种爱,这种情,似乎更浓烈,其表现形式也更特殊。
那年,我从汉寿县文联借调到湖南省《小溪流》编辑部工作,她除了每周给我两封信外,每隔三五天还要打一次长途电话,千叮咛,万嘱咐,天阴了,要加毛衣,秋季,要多吃鲜鱼,多吃扁豆炒肉,不要因物价贵舍不得花,身体是本钱。一日凌晨,电话铃响,我正伏案写作,忙抓起话筒,一听是她的声音,以为家中出了什么大事,心儿跳到喉咙口。其实是她对我突然袭击,检查我是否照她规定的每晚不超过十二时睡觉。我撒谎:喝多了水,起床小便。她才没往深里追究。我爱吃鱼,爱吃辣椒,爱吃花生米,她用瓶子、盒子装了,不断托人捎到我手中。她单位的小车司机小何,简直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一日,阳光正好,我小弟杨远泰驱车300多华里从汉寿来长沙办事,跨进编辑部,迎面递给我一只保温瓶,我奇怪,打开一看,里面满满的盛着热气腾腾的清炖鳜鱼。汤汁雪白,香味扑鼻。小弟说:“姐姐给你搭来的。要你趁热吃。”他们尊敬她,不叫嫂嫂,叫姐姐。知我者莫过于妻子,爱我者莫过于妻子,只有她才知道我最爱吃清炖鳜鱼,只有她才想到我单身在外,没有锅灶,将现存的,热腾腾的捎给我,立竿见影,一饱口福。鳜鱼,在长沙几乎见不到,在洞庭湖,在鱼米乡,也极少有,不在农贸市场转十圈八圈,是不可能遇上的。为了给我一丝清甜,为了给我一份幸福,她花了多少心血,费了多少功夫呀!
1988年,我考入武汉大学作家班,离她更远了,团聚的时间更少了。这对她对我,都是痛苦,都是折磨。但为了事业,为了理想的人生,我们不能不作出这种选择,不能不承受这种痛苦。她害怕我在洋学堂里显得窝囊,她不愿高等学府里的人嫌我土气,时新款式的毛衣毛裤织了一件又一件,高级西服添了一套又一套。我反对。她瞪大眼,说:“男人衣,家中妻。丈夫是妻子的一面镜子。你要丢我的丑是不是?”我的同学们尝了她做的腊鱼、腊肉、油炸鱼、辣椒酱、扎辣椒、咸鸭蛋,无不啧嘴称赞。
我和她的这种情,这种爱,是从恋爱时逐步发展起来的。1977年秋天,我躲在西洞庭湖畔一安静处所闭门写作。她工作的地方离此二十华里,乘机动船一天可往返两回。她克制见面,目的是不干扰我。姑娘的爱情,总是要有所表达,她到一家梨园,亲手从树上选摘一百只硕大金黄的香梨,为防止腐烂,用一只箱子装了,撤了层层谷壳,密封、钉牢,托人转我。艰苦的创作中,这一百只香梨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源泉。不久,她得知我的创作告一段落,便电话约我去红星大队看彩排。这台节目,由我编创,由她导演,初次登台与观众见面,我和她的心情是同样激动的。我们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能得到观众的承认。我抄近路步行十几华里,赶往演出地点。中间,要横过那条两华里多宽的大美河。时近傍晚,已不见渡船的影子。我正彷徨间,忽见晚霞映照的河面上,荡起一圈圈涟漪,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唤着我,是那样清脆、柔情。她游泳过来接我了。此时此刻,我什么都没有想,我什么都不用想,一纵身扎进了大美河。这条大美河,当年曾多次迎来隐居附近赤山的范蠡、西施游览赏景,垂钓采莲,也因此而得名。我和她在河心相会。我们笑着,我们闹着,我们一起挥臂,我们一起劈浪,我们一起游过了大美河,我们一起登上了堤岸。
这种浓情,这种蜜意,并没有因结婚,因有了孩子而减弱,反而更发扬光大。我从武汉大学回家,有时误了车,只得中转,每遇这种情况,只要她事先得知,必定驱车接我。一次,我乘车进站已是凌晨二时,她和司机已等候两个半小时。她见到我,只说了一句话:“总算平安归来了。”跨进家门,儿子在床上熟睡,可厨房里烟雾迷漫,她为我蒸在灶上的饭菜已经烧焦。我们都吐了吐舌头。这就是我们的爱情,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第三章 名落孙山,集资保重点
她本可以成为诗人,她的歌词《会计的歌》《放心吧,乡亲们》,曾在《湘江歌声》《文艺生活》上发表。她本可以成为小说家,她的小说《未成功的报复》《鲤鱼风波》曾在《小溪流》《文学报》上发表,并获得《小溪流》举办的首届优秀小说奖,被选入《湖南新时期儿童文学选》。她本可以成为书法家,她写的字工整秀丽,洒脱大方。凡和她接触,和她交谈过的人都知道,她善于捕捉、描述,可以把一件平淡无奇的事叙述得妙趣横生,可以把一个普通平凡的人描绘得栩栩如生,时而幽默诙谐,时而妙语如珠。凭她的灵气,凭她的才气,凭她的独特感觉,她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然而,她仅仅是一位会计师。
她把那一切,都作出了奉献。
她把那一切,都作出了牺牲。
我们相恋时,神州大地,春风乍起,高校招生考试重新恢复。她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她有一两个月时间复习,作好迎考的准备。不巧,当时我正有几篇作品急于脱手,日夜兼忙。她见了,放弃复习,帮我改,帮我抄。我不忍心。她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如今有创造的机会就不应该放过。”在她的帮助下,《湖滨春暖》《心怀红日看得远》《水鱼生蛋的故事》《湖风,多么清甜》等一批散文、小说相继在全国各地发表。我有了小小的名气,而高考结果公布时,她却名落孙山。她没有气馁的表情,她没有失望的神色,脸上的笑答有增无减.她似乎得到自己满意的结果.
她从小在洞庭湖水乡长大,稍明事理又随母下放农村,特殊的成长道路,使她熟悉科技人员在逆境中奋起的感人事迹。她多次冲动,欲创作一部反映水乡科技人员不幸命运和一往无前精神的中篇小说。我鼓励她,我说:“我当半年家庭主妇。你当半年创作员吧!”她坐下来,真要动笔了,却站起来,摇摇头,说:“还是集资保重点。我把构思讲给你听,你若认为好,你就写吧!”我想想,也觉可以。于是,有了中篇小说《小甲鱼的“阿姨”》。我将她的名字署在前面,她抄正时一笔勾掉了。我坚持,她不依。读者读到这作品时,只看见我的名字,读者夸奖这作品时,只提起我的名字。而她的名字,却不为人知,而她的功劳,却被埋没。
1987年,她考取了广播电视大学。需脱产、离家学习三年,且学的是她正在从事而又深受她喜爱的财会专业。到,报了;费,交了;书,领了;课,也开始上了。恰在此时,《小溪流》编辑部要调我去工作。夫妻都走了,东西各一方,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谁来管教?谁来照料?家中谁来支撑?严峻而又平常的问题摆在我和她面前。怎样抉择?怎样行动?我毅然作出决定:此次再不能让她做出牺牲。这是她人生旅途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让她去学知识,让她去拿文凭,日后晋职称,升工资,都将大有好处。过了此村无好店。丈夫的品质,丈夫的力量,就是在关键时刻闪光。我提笔,给《小溪流》主编谢璞、副主编金振林、邬朝祝回信。讲明我的情况和苦衷,请他们另选良将。我瞒着她,悄悄去投邮,正欲出门,她跨步拦在门口,矜持地说:“你莫搞小动作了。”我假装不明白她的话。她一手插进我口袋,将信夺走,咯咯笑着,撕碎。
“告诉你,电大我不上了。”
“不!这次决不能依你。”我眼里噙满泪花,坚持。她拉住我的手,走进书房,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小溪流》指着,深情地对我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你。这是为了给千千万万少年儿童增添丰富的精神食粮。”
寥寥数语,拳拳忠心。一个普通的女性,一个平凡的妻子,一个杰出的母亲。
临尾,她又安慰我:“我还年轻,以后上大学的机会还会有的。”
我希望是这样。
但事实偏就不是这样。阴差阳错,大学的大门向她关闭了,却向我敞开了,因为向我敞开,于是向她关闭。我考上了武汉大学作家班。她和儿子高兴得为我举杯庆贺。她从眼前的情况,考虑到我毕业后的工作,便彻底打消了她日后脱产上大学的念头。报考了湖南省第十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行政管理专业》。凡种种原因过去耽误了上大学,如今在职的青年人,谁都想补上这人生的一课。社会之大,人口之多,弥补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凭关系,有的凭本事,有的凭金钱,把席卷中国大地的文凭热推向了高潮。中国的大学,进门难,出门易,这是现实,应该承认。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则是进门易,出门难。没有刻苦钻研的劲头,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没有分秒必争的学习精神,休想拿到文凭。在这支报考大军中,多数是因为没有关系,没有后门,也包括没有金钱,才入这道门的。唯其如此,他们可算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她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她体现了这支队伍的精神。她吃的苦,是很难描述的。从她给我的信中,就可略见一斑:
到校顺利否?情随你走,梦随你迁,真是情也长,梦也长。你带走了我的情,却留下了这长长的梦。不管是在白日还是黑夜。
为了迎接自考,我每天学习到午夜,强迫自己入睡。不能,又爬起来继续看书,笔记。没办法,人活着就是要奋斗嘛!昨夜鸡叫时才迷糊睡去,早上八时欠一刻仓促起床,来不及穿袜子,从床上抓起儿子骑上单车就往学校送。一路上眼睛惺忪看不清,生怕碰撞着行人……转回身来又给儿子送衣服和吃的。看来,紧张的强记不适应我,还是要慢慢地磨。人过三十就像太阳过了午,那种垂直的凝聚力减退了。
这个季节虽然美好,可冷热悬殊大.你又特别容易大汗淋漓,稍不留意就会感冒。因此,我最不放心。你担任作家班的党支部书记,更使我牵挂不完。你办事认真,工作大胆,原则性强,这是好的。不过,遇事要冷静,不能急躁、激动。要时刻想到自己是作家,是文人。
等考试完了,再给你写信。
儿子想你。他说跟爸爸在一起下棋、散步、放风筝最有味。我也无限地想你。再见时,我吻你。
代问你的老师、同窗好!
她以辛勤的汗水,浇出了知识的硕果。当我在课堂上收到她的电报,看到她令人满意的考试分数时,我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我当即回电:“举南岳杯,盛洞庭酒,庆贺爱妻,苦夺丰收。”
她的行为,她的精神,鼓舞着我,鞭策着我。毕业时,我各科成绩平均88分。考试论文《情感,文学大山的小路》《我的茶馆,我的小刀》《我和湖水,我和鱼虾》分别在《理论与创作》《少年世界》上发表。还利用课余时间修改、定稿了我和她共同创作的长篇小说《险走洞庭湖》,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并荣登“新儿童小说百家丛书”。我还修改了长篇小说《春柳湖上》,还创作了几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
我发表出版了二百多万字的作品,有的被多家报刊转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15篇作品获全国和省、市创作奖。随之,经济收入也比过去丰厚了,她可以适当地享受了,然而,她再次做出了奉献,她再次做出了牺牲。
前面提到,我出身贫寒家庭,兄弟姊妹多,忠厚本分的父母,榨干身上的血汗,把我们养大,传给我们的仅仅是勤劳、是忠厚、是善良、是忍受一切苦难的精神,没有财产,没有金钱。成家立业,全靠自己。我的两个弟弟,一个从部队复员,一个从学校落榜,要就业,要生存,没有权势,没有后门,莫看中国之大,要寻一处立足糊口之地,难于上青天。“只要勤劳,就不会饿死。摆个书摊吧!吃,住,暂时跟我们挤在一起。”她提议,她调摆。于是,我们的客厅,成了两个弟弟的卧房和工作室。两个大男人,一点也不会收拾,臭袜子,脏衣服,床头桌上四处扔,订书单,包装纸,房里房外遍地丢。她给他们洗,她给他们收。书摊摆开,一个跑外面进书,一个守摊子销书,摊不能离人,人不能离摊。做嫂嫂的,一日三餐,除了给他们弄熟,还要往返两里多路给他们送到书摊,无论吹风下雨,飘雪结冰,从不误时。她单位的个别当权者见了,不但不理解平民百姓的苦衷,反而在会上转弯抹角地批评她参与经商。她忍受满肚子委屈,没发一句怨言。“摆摊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好谋个安定的场所,才会有大的发展。”她向我吹枕头风。我们几经合计,终于决策:建房。两个弟弟目瞪口呆:我俩没有钱呀!她毫不犹豫地将我们结婚以来的全部积蓄分文不留地掏出。她好心的朋友奉劝:“陈双娥你好蠢!他弟弟们的事,与你有何相干。人生几十年,作为女人,好时光就那么几年,手头有钱,该穿的得穿,该戴的得戴。等到老太婆了,有穿有戴,也毫无意思了。你不听我的劝,到时候没有人会记得你的好,没有人会感谢你。”她笑而不答。她有自己的主见。两个弟弟建了房,有了安居乐业的场所,结婚、生育,幸福美满,她至今没有收回投资。她至今没有得一分一厘的好处。在金钱高于一切的时代,这是难能可贵的。
此后,我们手头又有了一点余钱剩米,我提议为她搞点基本建设。她摇头,说:“你莫糊涂。祖父祖母都八旬的人了,说走就要走的。父母年迈无能,我们是长子,我们有责任承担。”祖父祖母相继去世。这种费用,那种开支,她掏得干净利索,我用得放心大胆。记得报告文学《追踪九指母》发表时,稿费恰好买只金戒指。我瞅准了式样,正欲下手。她伸手要过钱,说:“你买的我不爱,我要自己买。”她骗我,她根本就没有买。当时,我的外甥女招工到一家新办企业,不集资两千元,就不让报到上班。姐姐姐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将那笔稿费塞进我姐姐手中,解了燃眉之急。我外甥女需用的被褥蚊帐、洗漱用具、箱桶瓢盆,包括头一个月的饭菜票,都是她花钱备办。金钱在她眼里,看得太轻太轻,而情、而意、而精神、而品质,却看得很重很重。这是有头脑、有修养的女人才会具有的。
她为我作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无私奉献,难道就没有得到过我一次报偿吗?应该说,她也曾得到过。
1987年8月,我和她共同付出心血的中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荣获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大奖。评委会负责人谢璞、金振林特邀她出席授奖大会。当我从著名作家陈伯吹手中接过大红烫金的获奖证书时,当我听到省委书记刘正赞扬和鼓励我时,我发现她那俊俏的脸蛋涨红,美丽的嘴唇颤抖,明亮的眸子里盛满了泪水。散会,回到房间,她一头扑进我怀里。我摩挲着她那满头乌云似的齐肩秀发,一丝一丝地点数,就像点数她平时对我的一次次无私奉献,我点不完,我数不清。
箸名夫妻作家陈双娥、杨远新2018年12月于巴拿马留影
第四章 能屈能伸,天空中的两朵白云
1982年,是我在创作上出现转机,取得较好收成的一年。然而,忧和乐相跟,苦与甜伴随,我如同一叶扁舟,在苦海忧浪里搏击,穿行。我能穿过苦海,我能战胜忧浪,多亏妻子这把桨叶,给我力量,为我导航。在这场搏击中,我也深深体会到,是忧和乐延长了作家人生的旅途,是苦和甜缩短了作家情感的历程。作家离不开忧和乐,作家少不了苦与甜。忧乐越强烈,苦甜越丰富,作品越撼魂。
春天,我们搬进了三室一厅的新居,这是她单位干部职工投票的结果。从此,我们一家三代再也不会拥挤在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过日子了。从此,我有了书房,成才要有起码的条件,事业需要安定的场所。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有了条件可以更好地上。我坐在当窗的写字台前,呼吸着洞庭湖上送来的甜润空气,思潮滚滚,笔底哗哗,一天下来,万字有余。中、短篇小说《沅水哗哗》《湖水眨着迷人的笑眼》《虾公背》《春柳湖上》,论文《点燃农村孩子热爱生活的激情》《好像真的活的人物一样》等,就在这个时期产生、发表。我感激她的单位和她单位的群众。
我正痴情,我正狂热,突然,她怏怏走进书房,难过地对我说:“他们要俺跟X主任换房。”“哪个X主任?”她单位的正、副主任可以坐两桌。“新来的那一个。家属己农转非,很快要进城,非三室一厅,不住。”当权者是这种口气,当权者的家属更是这种口气。我们让房未尝不可。“他住五楼,每日上上下下,不怕吃亏。”我为X主任着想。“一楼老张搬五楼,他住老张那套。”她回答干脆。“老张与他同样年纪,他难上,她就不难上?”我奇怪,我问。“老张是一般干部。”她答。我哑口了,我又想,三室一厅的不是还空着两套吗?只挂了两位副主任的名。其中一位副主任还一再声明,他不要,他妻子单位有房。可是,就偏要给他留着,空着。我们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天天叫喊着清房查房,不准两头占房,不准多处占房,对眼皮底下发生的事,难道不知道?
我越想越糊涂,不等我想明白,突然接到湖南省作家协会通知,我的中篇小说《小甲鱼的“阿姨”》入选《湖南中篇小说童话集锦》第二辑,出书在即,速去长沙定稿。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她催我快走,让房之事,她来应付。我想:也只能这样。我不是她单位的人,不便出面说话。唉唉!谁叫中国的文化单位都这么穷,不然,我就不会寄人檐下。临别时,她顽强地对我说:“我不能让你失去书房!”
我进入创作,就忘记一切,等我把作品定稿,这才想起家中换房的事。我赶忙给她挂长途,通了,一听,传过来的声音不像过去那样清脆、甜润、柔和,而变得嘶哑、粗重、苦涩。我问:“你病了?”“没有。”“情况如何?”“没什么,你安心写作吧!”“你的声音为何嘶哑?你不讲真话,我不会安心。”话筒里一片空白,我正欲追问,她答话了:“他俩轮番威吓我,我和他俩干架了。”
他俩?!他俩都是副主任,可他俩都不安于现状,都想坐正主任的位子。而正主任是功臣,是劳模,是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尽管他俩在背后发起多次袭击,都无法动摇他的位子。凭良心讲,这位正主任是天下少有的好人。我写过他的不少报告文学、散文、通讯,反映他心系农民、心系农村、心系农业的感人事迹,提倡他那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俩早对我暗怀不满。这次,他俩利用换房,一箭双雕:制造我对正主任的意见,把新来的王主任笼络到他俩一边。一场权力之争。我们夫妻成了这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
可惜。我没有权力。如果我有权力,他们也不敢这样为所欲为。平时,我讨厌权力这东西。此时,我觉得权力比什么都重要,创作、文章,根本不能比拟。我第一次感到后悔,当初,我为何不去从政。只要学一点阴谋诡计,我攫取的权力,职位,绝对要高出这些人。可惜,权到用时方恨少。
我没有权力,我想借助权力,以无私的权力制服贪婪的权力。我要给关心人才,爱惜人才,对我一直给予关怀的A副省长写信反映。她反对。“一省之长,忙着呢!不能老是给他添麻烦。天塌地陷,有我在前面顶着。你只管埋头创作!”“嗨!都什么时候了,还埋头创作!”“你要不是埋头创作,我就不会爱你。我爱的就是你这种事业心。”
话语铮铮,掷地有声。字字不假,句句是真。我们相恋时,有位副书记,想要她做儿媳妇,用工作相威胁,用金钱相利诱,十九岁的她,甩掉金钱,不要工作,不顾一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爱情,抛却一切,值得。可眼下为了这房子,再让她承受沉重的压力,值得吗?我作为丈夫,不能保护她,反而给她增加压力,称什么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远看三步棋,深望三尺水。让房!阿Q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拾起了阿Q精神。
当我们搬进西晒的房子,当我们失去书房的时候,她难过。但她又安慰我:只要奋斗,书房会有的,好日子也会有的。
一波过去,一波又起。
1983年10月11日,从小和我一起捉鱼捞虾,一起放牛割草,共经磨难的妹妹美珍,被大队党支部书记逼死。也是因为我讲真话造成的苦果。我看不惯这位党支部书记倚仗权势,横行乡里的行为,向有关部门作了反映。对此,他怀恨在心。他奈何不了我,就对我妹妹借机报复,逼她于死地。事情发生后,我痛不欲生。我当然要告状。这下,触动了他的庇护伞。于是,对我施加压力。我豁出来了。我写状纸,她给我抄;我东奔西走,她伴我不离;我瘦得皮包骨,她熬鸡炖鱼为我补充营养。在中国,乘车难,用电难,上学难,就业难,千难万难,莫过于告状难。结果,笔写干,腿跑断,这位党支部书记仅受到撤销职务的处分。官司是赢了?还是输了?我哭笑不得。她劝我:“如今哭笑不得的事情太多。身体要紧,想开点。”
我不能沉默。这是我的性格。整党会上,我对邪恶势力的庇护伞放了一小时重炮。有好心人连忙将此事告诉了她,要她劝阻我,管住我,少说为佳,免得日后穿小鞋。她说:“为了说真话,失去名利,失去飞黄腾达,毫不足惜。历史会对说真话的人给予奖赏。”
有这样的妻子,我感到幸福,感到自豪。
传统的说法:妻子都是别人的好,作品都是自己的好。我反传统:妻子都是自己的好,作品都是别人的好。我和她的结合,是机遇?是巧合?是命运的安排?我说不透,我道不准。我觉得,我们像天空中的两朵白云,和无数朵白云一起飘荡,游移,忽然,我们两朵结合为一团,很难分出这一朵和那一朵,在蓝天下,在高空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必要的时候,应该的时候,化作春雨,洒向大地,飘落人间,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
那些年,我们虽然失去了许多,但我们最根本的没有失去,这就是人格,这就是精神,这就是事业。
我们潇洒!我们值得!
作者简介：杨远新:湖南汉寿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作家班,获文学学士学位,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理事,湖南省公安厅三级警监,湖南省人口管理与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曾任《沧浪》主编,《小溪流》编辑,武汉大学作家班党支部书记,宁乡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分管刑事侦查副局长兼县严打办主任,湖南省公安厅户政处秘书科长,湖南省公安厅《当代警察》编辑部主任、副总编、副编审,湖南省公安厅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局政治协理员等职。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1680多万字。长篇小说《百变神探》《春柳湖上》《春涌洞庭》《红颜贪官》《爱海恨涯》《拟任厅长》《东追西捕——魔头张君19天亡命录》《特区警官》《惊天牛案》,长篇儿童小说《险走洞庭湖》《雾过洞庭湖》《孤胆邱克》《欢笑的碧莲河》《小甲鱼的“阿姨”》《牛蛙大王》,长篇报告文学《奇人帅孟奇》《岳阳监狱保卫战》《县委书记的十五个日日夜夜》《走进福山福水》《天有巧云》,中短篇小说集《沧浪流水》《今夜,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落空的晚宴》等专著55部。201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卷本880万字《杨远新文集》。曾获国家图书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湖南省首届文艺创作奖、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奖等58次。现为阿里巴巴文学网、中国联通沃阅读、中南大学出版社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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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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