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琐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人间自有真情在。谨以此文献给一直关爱培育我成长的恩师们。
——题记
前些天应朋友之约在外小酌，偶遇一位四十多年前的初中同学也参加了聚会。席间，同学说起初中班主任老师快要满八十岁了，问我去不去。我说那是必须的呀！恩师贺寿，岂有不去之理？
说到恩师，搜百度注释，乃学生对老师之敬称也。唐·韩愈《师说》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按此理解，但凡对自己有过教益，或多或少教过些许知识技能的师尊长辈，均应尊称之为恩师。照此说来，恩师既可能是个别，也可能是群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想必就是最好的诠释。
回首几十年走过的艰辛坎坷之路，虽读书不多，却有恩师不少，其中几位已在记忆深处打下了深深烙印，难以忘怀。
（一）
陈柳舒，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女老师，是我小学时期的第一位恩师。假如依然健在，应该是耄耋老人了吧，自从小学毕业离开学校就再也未见过她了，后来也不知何往，现在更不知该用“想念”好，还是“缅怀”更贴切。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我们这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们，就连读书求学都是一种奢望。因此，我的求学经历也就历尽了坎坷，遭受了诸多磨难。最近火爆热映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其主人公“宋运辉”的读书经历几乎与我如出一辙，触景生情，一下子就在我心底砸开了记忆的浪花——
记得刚到读书年龄，我兴高采烈地背起小书包，扯着母亲衣角，蹦蹦跳跳来到就设于我们生产队的“颜坪村校”，报名读一册，可无论我母亲怎么求情，校长硬是死个舅子都不同意，被拒了，冠冕堂皇之理由，说我还不够学龄。当时是陈柳舒老师接收这个新招的班，母亲又转身去找陈老师，看能否打开另一道门。陈老师说她作不了主，也得请示校长。陈老师和蔼地摸摸我的头，就去找校长了，转了一圈儿回来，无可奈何地对着我母亲摇摇头转身而去。我母亲明白了一切，我和母亲都是哭着回家的。后来得知，与我同龄的贫下中农子女都顺利入学了，就我这地主崽崽被拒之门外。儿时的许多事儿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唯独此事一直都释不了怀，只因印象太过深刻，创伤太难愈合了哇！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孩子大了，读书受教育是无论如何也耽误不得的，这是母亲当时最基本的想法。无奈之余，母亲叫来我的堂兄，用箩篼挑着，把我送到离家几十公里外的我叔父所在的学校，开启了我求学的艰辛历程。
读小学三册那年，母亲想把我转回“颜坪村校”插班，一则孩子大了不宜久离母亲的管教，天天看着儿子在身边晃悠，母亲心里似乎更踏实些，多一个人在家自然也会热闹一点儿，少些寂寞；二则也可帮助母亲做些诸如照管弟弟、割草喂猪、扫地看家等力所能及的琐事，为母亲减轻一些负担。春节过后刚开学，母亲就带着我去“颜坪村校”找到校长。校长不屑一顾，说转学插班哪有你想咋干就咋干的道理。见找校长无门，母亲就把希望寄托在了我要插班的班主任陈柳舒老师身上，就看她敢不敢收了，但愿菩萨保佑能够如愿以偿，也许母亲心里就这么祈祷着。
学校正在上课，我和母亲满怀希冀地站在办公室门外候着。“当，当，当！”等了好久，下课铃声终于响了。只见一位身材瘦弱剪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女老师，沾满着粉笔末的双手托着一摞书本，急匆匆朝办公室走来，还未等她跨入门槛儿，母亲就赶紧迎了上去。母亲是认得陈老师的，同住一个生产队地盘儿上，偶尔也会打上些照面的，尽管出身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不同，也不是很熟，但毕竟都是女人，沟通起来总是要容易得多。听完我母亲的请求，陈老师转过头慈祥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走进办公室拉开抽屉，拿出几张纸，奋笔疾书般出了几道算术题递给我母亲，叫我就在办公室做好，她又匆匆上课去了。
等下课回来，陈老师认真看了我的作业，似乎还很满意，连连说不错不错，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慈爱的微笑，如一缕春风吹入了我的心田，顿觉全身都暖洋洋的。陈老师说你们等一下，我这就去找校长。校长先是不同意我插班，但压制不住陈老师要想收我的决心，最终还是默许了。此次插班，如不是遇到陈老师热心鼎力相助，恐怕也是徒劳的。
颜坪村校是没收一大地主庄园改建的，规模不大，教学设施亦非常简陋，课桌是用三块石板拼砌搭建的，仅有的一个乒乓台也是泥土石板堆砌而成，学生坐的板凳完全自带，只有我们一个公办班，其余还有四五个民办班。按照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五七指示”精神，当年的小学学制已缩短为五年制，我在那里读完了剩下的三年半课程，耗费了四年半左右的时间，其间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停课闹革命耽误了一年多吧。好不容易熬到了复课闹革命，重新回到了简陋的教室，却没有教材，每人发了一本“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天天读天天背，以至把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等五篇哲学著作背得是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以至五十多年过去了，有的段落句子至今也还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可见其学风之扎实、功底之深厚哇。
就在我们学习《反对自由主义》那一阵儿，陈老师找来一些硬纸板，将自由主义的种种表现，与每个学生的性格弱点对照，选出一种表现形式用毛笔抄写于硬纸板上，弄根麻绳栓起来，挂在学生脖子上，要求上学放学都必须背着，上课时间放于课桌左上角，随时对照督促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记得给我挂的牌子是“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我的天哪！居然是如此之贴切啊！细细想来，我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之人，又岂敢去开罪谁呢？明哲保身也许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是这样，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出工干活儿，胸前都要挂上一面譬如“地主份子XXX”的标识牌，还要在“XXX”的名字上划一个大红叉叉，明确告知革命群众监督，也警示自己自觉遵纪守法，绝不煽阴风点鬼火乱说乱动破坏社会治安。给学生挂“警示牌”这一招法，不知是上面的要求，还是陈老师别出心裁之创举，也不知是否侵犯了小学生的人格荣誉权，时代久远，已经无法追究也无从追究了，至少老师是出于督促学生自己对照纠错，出发点似乎没有问题，照现在看来，其方法与形式确实值得研究商榷，可我们不能脱离开当时的时代背景说事儿吧。还别说，这一招还真够灵验，尽管我们都还处于十岁前的孩提时代，还是懵懵懂懂的糊涂少年，对一些做法与道理似懂非懂，但毕竟还是受益匪浅的，同学们的确也或多或少地自觉对照改掉了某些陋习，达到了老师预期之目的。
学“语录”挂“警牌”，对于我们这些糊涂少年的人生观世界观之形成，不能说没有重大的启迪作用。好不容易盼来了新教材，可当老师把散发着油墨芬芳的新书发给我们的同时，随即吩咐大家拿出墨盘磨好墨汁，叫翻到几页几页，把某篇文章或某段某句用墨汁涂掉，说那些都是封资修的毒草，唯恐毒害了大家。好好的一本书，就这样被涂得花花踏踏残缺不全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被涂掉的是些啥东西，才读三四册的小学生识字量有限，读不通，也来不及读，就被活活涂掉了，真够可惜的。
在班上，我是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也该算作是乖乖学生之一，出身成份不好之重负，压得我几乎都喘不过气来，总是受同学们的歧视欺负，整天都抬不起头，哪还有狗胆调皮捣蛋呢？就怕给戴着地主帽子的母亲添乱，也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说到歧视，有时候真的是相当怄人的，比如有一学期报名，我工工整整地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上了“职工”，但一转背就被经手的老师给改成了“地主”，我发现了立刻又改回“职工”，等一转背，又被他改成了“地主”。我的“家庭出身”填“职工”，是有依据的：我的父亲刚解放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是一央企流动单位职工，常年奔波于省外，只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鞭长莫及，无法协调处理农村那些个烂事儿。“家庭出身”填“职工”，主要是想规避“地主”这个敏感字眼儿，企图避免招致歧视，求得安稳与心理平衡罢了。后有老师告诫说，“职工”不属于“出身”的类别，我也就只好作罢，地主就地主，反正我又不反党反社会，一幅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但心里还是堵得慌。陈老师从来都不会歧视她的每一个学生，在她的心里及教学过程中，对每一个学生都是一视同仁，还培养我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我的胸前，更照耀在我的心里，这对于我们这些所谓“五类份子”之后代，无疑是莫大的鼓舞与鞭策，似阳光温暖着我的幼小心灵，似雨露滋润着我茁壮成长。
1972年夏天，我们完成了小学学业，按照当时的升学制度规定，升学不兴考试靠推荐，不看成绩看出身，只有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后代，才有缘继续升学求知，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成绩好孬，都一律靠边站，与升学无缘，读初中就成了我的一种美好向往。
四五十年时光一晃而过，童年的记忆早已化成了碎片模糊了往事，努力拼接都无法完整呈现了，但每每回味起陈柳舒老师给予我的关心与关爱，心里仍是暖暖的。
恩师，您可好？
（二）
张光武，笔名“止戈”，一位满怀作家梦的语文教师，当之无愧为我的第二位恩师。止戈老师马上就八十高龄了，身体近况如何不得而知，他老人家七十大寿曾去拜过，后因琐事缠身，已有十年未曾拜访，想必一切安好？只等八十庆典，定去拜望贺寿。
成为止戈老师的弟子，是从1974年春天开始的，我是叔父通过泸县宋观小学任校长的一位同学关系，从泸县桐兴农中转学过来插班的，从初中二册读到毕业，时间跨度为一年半。
1972年我小学毕业未能如愿升学上初中，辍学回家，要么背着个割草背篼，要么提着个拾粪箢篼，一天到晚遍山转悠，或割草交队上喂牛，或捡狗屎积肥，一句话就是挣几个工分。家乡方圆十几里的山山水水几乎都被我踏遍了，光秃贫瘠的山梁土坎早已被成群结队的镰刀刨红了，也未能割到几根草捡到几坨粪挣得几个工分，倒是看着别的孩子背着书包快乐上学的情景，自己的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很不是滋味儿。
知我者，莫过于母。母亲看着我整天就这么混着也不是个办法，毕竟才十四五岁的少年，理应读书求学受教育，不然长大了就文盲一个，怎办呢？不是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吗？母亲虽读书不多，却深知读书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于是，母亲就托自己教书的小叔子（我的叔父），几经周折于1973年秋期，在离我家几十公里外的泸县桐兴农中，“开后门”让我挤进了初中一册，圆了我的读书之梦。但终究离家太远，诸多不便，母亲又要求叔父托关系，走马灯儿似地把我转到了宋观小学止戈老师班上。
我们这个初中班属于小学带帽性质的班级，其生源来自泸县顺江公社“梭罗民校”、得胜公社“仁和民校”两所学校各一个小学毕业班。将该初中班建在宋观，是泸县文教局采取的一个折中办法，当时如在顺江、得胜两公社各招一初中班，生源都不足，必然造成教学资源浪费。合招一班比较合适，如办班于顺江，仁和学生太远；若办班于得胜，梭罗学生又太远，县文教局索性就将此班建于顺江、得胜之间的宋观小学，如此，梭罗学生离家仅几里路，完全可走读，只需中午自带口粮在校蒸盅盅饭搭伙一顿就行；仁和学生离家约20里左右，走读稍显远了一些，可借宿学校，两边孩子都往中间走，总要方便一些。
我的老家与“仁和民校”仅一条小溪相隔，而且我也在这个班插班鬼混过大半学期，目的也是为了考升初中。插这个班，是1972年春节后的事儿，当时我出任泸县桐兴二校教导主任的叔父得知升学凭考试成绩的好消息后，又了解到离我家最近的仁和民校正好有一小学毕业班，仿佛看到了我升学的希望，就专程赶回来找到该校相关熟人，安排我插进去了。可录取通知下来，就连考0分的同学都榜上有名，就我这名列前茅的学生却名落孙山了……因此，该班上每一个同学我都非常熟悉，自然也就划归于仁和学生纳入了住校范畴，每个周末或中途大家结伴回家一两趟，取些口粮或生活用品。住校真好，不仅减轻了上学放学长途奔波的劳苦，更是增加了课余时间与止戈老师接触沟通的机会，这是梭罗同学所未享受到的特权，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这对于推动我们的学习与成长，尤显重要。
跟止戈老师当学生，甚是荣幸。止戈老师当年也就三十多岁吧，男性，个子不太高，理着寸头，精神焕发，充满着朝气，给人的感觉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身上没有其他某些老师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傲气，讲课风趣幽默，很有吸引力，师生之间似乎不存在距离感，凡是学生的疑问，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发现哪个学生有困难不给他讲，他知道后也会主动关心帮助。谁要是惹得他发起怒来，两只眼睛鼓起比鸽蛋还大，怪吓人的，每当此时，同学们也就只好乖乖地勾着头，悄无声息地看书写字，都不敢抬头正视老师一眼。止戈老师平日里最常见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走路或没事儿之时，总爱用拇指和食指拈拔自己的胡子，哪怕那些胡子看不见也摸不着，但一只手总是贴着下颌滑过去滑过来地摸索着，若是碰到一根胡子伸出肌肤了，就一定要将其拔出来，有时甚至偏着头拔得非常认真的样子，看上去显得很有趣。
记得刚转学插班那会儿，止戈老师总是要求我们要多读书，多读些读些课外书籍，不识的字就自己查阅字典解决，搞懂其用法含义。那时我的拼音基础相当差，几乎都认不得，查字典也拼不出来，没法，只有自己悄悄学，还不敢告诉止戈老师。止戈老师得知后，就把我叫到办公室或宿舍，耐心细致地讲解辅导，直到搞懂为止。学查字典也是，当时父亲给我弄回一本四角号码查字法的字典，我确实就搞不懂也玩儿不转，止戈老师又耐心地给我讲方法，叫我背查字口诀，直到完全会用了才离去。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却折射出了止戈老师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与职业责任感。
在当年国家经济基础捉襟见肘的年代，学生住校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可谓困难重重，譬如住处、伙食等等一大堆难题，就摆在止戈老师面前，样样都离不开他去运筹并想办法协调解决。宋观小学是在一个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大剧场旧址改建的。进得学校，正面是一古典式大戏楼，雕梁画柱，高大气派，宏伟庄严，只是墙壁、挑梁、天花板等早已破损脱落斑驳褪色，显得破旧不堪了。戏楼两侧各立着一排一楼一底式穿枋全木结构古建筑厢房，楼下是教室，一排就有五六间，楼上是教师宿舍或杂物用房。厢房末尾正对着戏楼的空地上，新建了一栋砖柱木结构的二层教学楼，共有16间教室，楼下正中间是一间大办公室，办公室楼上对应的不适合用于教室的空房间，就是我们的宿舍。说是寝室，其实什么设施都没有，就用些谷草席地铺好，再铺上各自的草席蔑席，挂上蚊帐就成了一间一间的床铺，20几个同学就蜗居那里，人多了倒也闹热，其乐也融融。
住校最难之事，莫过于解决同学们的伙食问题。那时家家户户都粮食紧缺，腰包也是瘪瘪的，同学们吃饭完全靠自带口粮，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里蒸盅盅饭度日。各人每餐吃多吃少想吃什么，完全依据各自家庭的口粮与经济状况而定，哪季粮食出来了就以其为主，有的能吃上米饭，有的却只能蒸些红苕、发酵的麦粑充饥。吃饭自然是没有蔬菜的，大家从食堂取回自己的盅盅饭后，一般都端回寝室，翻出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瓶瓶罐罐，挑出些许盐或辣椒之类和着，噗嗤噗嗤地就这么过一顿，哪像现在的学生食堂，美食佳肴琳琅满目啊。
办学生食堂真是令人伤透了脑筋，首先得雇请工友，卖煤作燃料，这些都得花钱啦，可学校拿不出一分钱补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啦！面对种种困境，止戈老师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已经摊上了这帮穷学生，已成为了这帮穷学生的衣食父母，没办法，没退路！老师与衣食父母之双重责任，强烈地驱使着止戈老师责无旁贷地担起了教育好、照顾好孩子们的重任，千方百计组织学生自力更生办食堂。资金筹措是利用劳动课时间，组织同学们去十多里外的顺江公社山里石灰厂，挑回石灰交宋观的商店，换得些许散碎银两支撑食堂开支，廉价雇请了一位孤寡老人做工友，组织同学们沿着弯弯曲曲坎坎坷坷十多里山路，去顺江公社山里煤厂挑煤回来烧锅做饭，想方设法节俭压缩食堂运行成本，不浪费一分钱。每次挑煤挑石灰，止戈老师总是身先士卒勇挑重担，绝不是空着双手指手画脚，这要是放到当今时代，有几个老师能够做得到呢？难说。劳动是艰苦的，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些才十五六岁的孩子，姑且不说要身负几十斤重物，就是空手走一个来回也是三四十里，就已经够呛了，但同学们在止戈老师带领下，硬是咬紧牙关蚂蚁搬家似的挺了过来。好在同学们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孩子，在家里勤劳节俭惯了，一些肩挑背磨的粗活儿也能胜任，自理能力也很不错，虽都处于好动年龄，但总体上还是算比较听话的，老师管理起来倒也显得不是太吃力。这些有益的劳动，表面看似解决自办食堂的燃眉之急，而更深层面的积极意义，却是锻炼了同学们的体格，磨练了意志，培养了吃苦耐劳之劳动观念与艰苦奋斗之创业精神，这是何等可贵之财富呢？师生合力劳动创造，有时候也会有点儿余钱，止戈老师就会安排工友买些小菜炒起，为同学们改善伙食。这些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着实难为了我们的恩师张光武先生！
有一阵儿，同学们每天早晨去食堂取盅盅饭时，总是发现有两三个盅盅是空的，里面一点食物都没有，也就是说这两三个同学就只能看着别人吃早饭了。大家都很纳闷儿，明明头天晚上都按常规把次日晨要吃的东西，洗净装入盅盅放于食堂案板上了，食堂门也是锁好的，工友清晨五点早起生火蒸饭，为何平白无故盅盅就空了？是被人偷了，还是被工友吃了或不小心打倒了？粮食紧缺生活紧张的年代，一切皆有可能！大家都这么揣摩着怀疑着。为了弄清真相，捍卫盅盅饭，止戈老师便组织几个骨干同学展开了福尔摩斯式的破案行动，同学们三人一组轮换着躲于暗处，密切监视着食堂动静，大有不抓住窃贼绝不善罢甘休之阵势。一天深夜，蹲守的同学闻得食堂传出“乒乒乓乓”之响动，屏住呼吸蹑手蹑脚靠近目标企图逮个正着……哇塞！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万万没想到偷食者竟是一条大黄狗，此刻正站在案板上，专心致志地舔食着盅盅里的米，而且还干得正起劲儿呐，大家就群起而轰之，吓得它夹着尾巴落荒而逃。
如此这般一连数日，黄狗天天晚上如期而至，赶跑了又来，这下彻底激怒了同学们。是夜，它又摇头摆尾地钻进了食堂，同学们见状，赶紧叫来全体住校同学，紧急关掉通往校外的所有门窗通道，就连阳沟阴沟洞都被堵得死死的。同学们将平日的愤怒都聚合于棍棒之上，挥舞着围追堵截于一死角，排山倒海般落在了它的身上。黄狗睁着惶恐的双眼，求饶般紧盯着雨点似落下的棍棒，怎么也不会想到厄运立刻就会降临，等待它的将是世界末日灭顶之灾，还未得及哀嚎几声就七窍出血一命呜呼了。
原来这厮其实也是流浪汉，无主无家，恐怕也是饿昏了才来偷食的，着实死得悲壮，死得惨烈。一场打狗歼灭战很快就结束了，狗的哀嚎与同学们欢庆战斗辉煌胜利的欢叫声，惊动了整个校园，止戈老师闻讯赶来，他没有责骂同学们的鲁莽举动，他深知同学们对这厮所犯之滔天罪行是深恶痛绝的，不可饶恕，这厮的惨死也是罪有应得。见死狗就躺在眼前，扔了埋了多可惜呀，那就不妨物尽其用吧，止戈老师沉思了片刻，便叫两个同学旋即去把工友叫来，然后说了句“明天给大家打个牙祭”，就叫大家赶紧回宿舍睡觉去了。
第二天中午，两大盆红烧狗肉香气扑鼻，惹得同学们的馋虫直往外爬，可以相像，在三两个月都见不到肉末油腥的年月，两大盆香味缭绕的红烧肉摆在面前，同学们将会是何等的激动呢？我想自不必赘述了。
止戈老师是语文教师，其文学功底自然了得，闲暇之余，他也会搞些业余创作，诸如写诗歌小说等等，有时讲课高兴了，也会拿出自己作品念给全班同学欣赏，与同学们一起分享创作的快乐。我记得他曾写过一篇名曰《女瓦匠》的中篇小说，我还拜读过手稿。想想自己今天能喜欢文学创作，是否与止戈老师的潜移默化和培育熏陶有某种关联呢？我想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可以说，止戈老师或许就是带我走上文学之路的第一位重要的启蒙老师吧，这么讲似乎一点儿都不为过的。
与止戈老师相处的一年半光阴，是我青少年时期身心最愉悦的时期，主要是他从未歧视疏远过我这个地主崽崽另类学生，仍同对待其他同学那样，真诚关心帮助我的学习成长，使我的人格尊严受到了充分的尊重，令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师生间的真情与人世间的温暖，在他的精心培育下，我的学业进步很大，特别是对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与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1975年春节刚过，止戈老师徒步20多里来到仁和片区做学生家访，亲临我家后已走出一里多地了，当得知我父亲探亲回来马上到家的消息，立即又折身回来再次登门，这令我十分感动，备受鼓舞。
就在这一年夏天，我们完成了初中学业，眼看就要面临升高中的期待。当时的升学规定依然是推荐，汲取以往屡次教训，我想我们这种家庭状况的学生，多半都是排不上号的，也就别再痴心妄想做黄粱美梦了，好自为之吧。然而，止戈老师却没有放弃，他说一定要奋力一搏努力争取，他就上下疏通左右协调，力图做通基层推荐、招生学校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力保我继续升学读书，将来成为有用之人可塑之材。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面前，他个人的推荐与努力就形如螳臂挡车杯水车薪，显得是如此之苍白无力，榜上无名也就是我最好的宿命。由此，我的求学之路也就再次被堵死、求学之梦也就再次破裂了——那一年，我十七岁。
升学无望，止戈老师不仅当时扼腕惋惜，就是后来我都参加工作了，每每谈及此事，他老人家依然叹息不止，说当年如能升上高中，估计现在就不是这样了。我说，上苍刻意如此安排，也许这就是最好的吧，只有随缘了，阿弥陀佛。
（三）
刘笃奇、万绪珍，泸县喻寺中心校数学、物理、化学教师，也是我的恩师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改革了高考招生制度，如一声春雷响彻华夏神州，似一阵春雨滋润着我早已枯竭的心田，重新唤起了我读书求学之梦想。1977年恢复高考，我连续两年跻身考场，都以名落孙山告终。1979年春节刚过，父母下定决心一定要我去我叔父任教之学校，脱产系统复习半年，集中精力，排除干扰，打牢基础，背水一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定要战胜万人挤过独木桥跳出“农门”。在父母看来，我的前途命运似乎只能从读书打开突破口。父母之命难违呀，我只得收拾行囊，插入了该校初中毕业班，与刘笃奇、万绪珍等老师，结下了师生之缘。
刚开学，毕业班就已全面进入了紧张复习阶段，各科老师按部就班地或讲些例题与复习重点，或布置些作业强化训练，学习氛围显得不是很紧张，同学们的学习姿态也参差不齐，成绩好想升学的同学在努力拼搏，成绩差不想学的同学上课也在捣蛋，根本就不把老师当回事儿，教学秩序乱哄哄的，显不出紧张的氛围。又或许是因我整个人心理状态还未实现从农民到学生的角色转换，跨出校门三年半又回坐教室，在广阔天地跑野了的心，一时半会儿还收不回来,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种感觉。二则就是自己的自满情绪有所抬头，蒙蔽了对自身实情的正常判断。抬头的依据就是我初中毕业回乡务农三年之后，1978年匆忙应考都考出了较好成绩，甚至超过了当年“录取线”三四十分，位列全公社往届考生第一，自我感觉底子不错，甚至还有些沾沾自喜。再则，各科老师对我这个插班新面孔也不熟悉，一不知来路，二不知功底，只知是奔着升学考中专而来的，不以为然。所有这些主客观因素之综合影响，直接导致我根本就察觉不出潜在的紧张拼搏的学习气氛。刚插班那阵儿，我也只是按部就班地上课、完成作业，顺其自然，应付了事，总以为通过一学期的系统复习，巩固一下基础，考个学校应该不成问题，思想上的弦也就还没有绷紧。
有一天下午放学，窗外春风荡漾春光明媚。两个同学拉着我，叫去学骑自行车，我开始不同意，但经不住他们的蛊惑与想学骑车的诱惑，我还是去了。我们正玩得嘻哈翻天忘乎所以兴致盎然之时，碰巧刘笃奇老师路过操场，见我们几个同学玩得正欢，就拉开嗓子喊了两个同学的名字，说“你们还耍得高兴哈！”然后又走过来扯着我的耳朵，说“你们还有闲心玩得安逸呀！”
刘笃奇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兼数学、物理老师，临近升学考试尤其要管好同学们的学习，这不仅仅是班主任的职责所在，也是各科任老师的职责所在。第二天下午一上课，刘老师就给我们每人发了几张卷子，然后放下一句话：想升学的，自己做，不准翻书偷看别人的，做完就放学；不想升学的，请自便。然后端一根板凳坐在讲台边上，静观着同学们的表现。
我迅速浏览了卷子，共8题，数学5题，涉及分式化解、列方程解应用题、几何证明等内容；物理2题，光、动、力、热、电，样样都不缺；化学1题，列化学反应方程式解浓度问题。我赶紧做了初步评估，感觉题量倒是不大，但难度确实不小，我敢断定，基础好的人估计问题倒不大，基础差的人就难说了。不到一小时，我就把5道数学题解完了，自我评判准确无误。然对理化3题，我简直“丈二尺和尚——摸不着头脑”，如狗啃刺猬般找不到下嘴之处，卷子翻烂了，笔杆儿咬破了，头脑晕晕乎乎旋转着，如坐针毯般难受。我磨皮造痒地偷偷环顾了一下教室内外，天已暗下来了，人也散得差不多了，唯独我还在“坐飞机”。大概是刘老师大发慈悲心肠，或许也是摸透了我的底细，轻轻说了声回去吃饭了吧，就起身走了。我也不知道我的卷子交没交，反正我是狼狈不堪地离开教室的。
第三天清早第一节课，刘老师就秋风黑脸地站在讲台上批评开了：我看有些同学年纪恐怕不小啦，妈老汉儿送你们来读书，就是希望你们考出好成绩，升所好学校，找个好饭碗儿，有出息，光耀门庭。现在离升学考试越来越近了，火石儿都落在脚背上了，可你们倒好，还不知道自己是来干啥子的，自己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儿，自己都不知道吗？居然还有闲心出去玩儿得开心，别把你们妈老汉儿的干饭咬扁了，你们对得起那个，对得起自己，还是对得起妈老汉儿呢？咹？！句句教诲似钢针猛刺我的心尖儿上，仿佛心都在滴血，我的脸更是红一阵白一阵地发烫，简直无地自容，我想刘老师的批评似乎完全是针对我的，是对我开的斗争大会，只是顾及我的脸面没有点明罢了。刘老师话语尖酸刻薄，却句句都饱含着他作为人民教师的职业操守，也道出了老师恨铁成钢的美好心愿。仔细想来，假如老师不负责任，学生学不学得好，考不考得起，前途命运到底如何，与他又有何干？反正他的铁饭碗是稳稳当当的，他也不会伸手到学生的锅里去抓饭吃，学生要怎么学怎么耍，他是完全可以睁只眼闭只眼视而不见，或听之任之放任自流的，站满课堂就完成了使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又能说得了他些什么呢？但刘老师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老师，是属于既教书又育人的那种好老师，他容不得学生贪玩不求上进没有自知之明，他甚至希望每一位学生都能百炼成钢，以勤奋好学创造辉煌前程。自己的学生一旦出人头地了，作为老师，脸上岂不是很有光吗？心中也就会油然升起一股自豪感和成就感。老师图个啥？仅此而已。
俗话说得好哇，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说实话，我人生之路的重大转折，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刘老师的功劳。刘老师的批评字字似针尖，句句似炸雷，把我给彻底刺醒了也炸醒了，使我真正看清了自己的短板所在，我赶紧找来1975年的初中理化教材（我当时还珍藏着的），与1979年插班时的教材作对照，这才知道两个教材差异甚大，一则，1975年初中学制两年，内容相对简单，加之我丢书已三年有余，学的东西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二则，1979年初中学制已改成三年，内容丰富多了，学过的知识点早已忘了，未学过的知识点完全不懂，而这两科又是必考课程，总不能交白卷吧？这下我真的慌了，高考正步步逼近，眼看着就剩下四个月左右了，况且还有语文、政治、数学等必考课程，科科都得系统复习强化基础，科科都不能落下，怎么办？我扪心自问。
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此言甚是精辟。面对自己人生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挫折，又一次激发起我向往成功的无限憧憬，又一次激发起我战胜失败挫折的顽强斗志与精神动力，向着成功的道路迈开铿锵的步伐，我就不信我闯不出一条血路来！学，从头自学，必须得这么办！我的内心有一个强大的声音回答着。老师都不熟悉，请教老师，一是内容太多量太大，不知老师们对我的求教将持何种态度，帮与不帮，完全是个未知数，实在不敢轻易冒昧打扰；二是自己既无脸面也无胆量去请教老师，怕老师骂我啥都不懂还学个啥呢？引出一番笑话不说，就怕大家都很难堪。求人不如求己，就自己老老实实地学吧，我暗自下定了决心，定了自学计划，合理安排每天各科的复习时段。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忘我血拼迎考的宝贵日子，一天当成两天用，我就安排三个月时间每晚挑灯夜战，血拼到凌晨一两点两三点不等，首先背熟公式定理，再把例题读懂，再比照例题将书本上的习题全部做一遍，再加些复习资料巩固所学知识，其间遇到些许难题，我也曾试着问过一些同学，可他们的回答要么含糊其辞，要么逻辑思维混乱，算了，还是自己来吧，省得把思路搞乱了，靠自己还稳妥些。
三个月后，我毕恭毕敬地将物理作业本交给刘笃奇老师，化学作业本交给万绪珍老师，并虚心汇报了我这两门课原有基础与近期自学情况，请求老师帮我检查做得对与不对，便于及时修正。两位老师好像被惊呆了一般，用惊愕的眼神看着我问：就两三个月，你就把这两门课从零开始自学完了？乖乖，真没想到还有你这么顽强的“拼命三郎”，了不起，了不起呀！老师们赞叹道。
没过几天，两位老师都把作业本还了回来：物理习题全对，化学错了一题，万绪珍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耐心细致地给我讲解那道错题为何而错，应该怎样去分析解题才不至于出错，遇到类似问题又该如何解答，一本化学书的重点难点都分布在哪些章节，应该注意些什么，等等等等，非常全面透彻。万老师能够细心检查我的作业，我就已经烧高香非常感激了，还耐心给我讲题指导，更如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仿佛给了我无穷的力量与智慧，鼓舞着我全身心投入到了紧张复习迎考之中……。
有志者，事竞成，破釜成舟，百二秦川终属楚；有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天道酬勤，这一年我第三次参加了大中专招生考试，以全班第二的优异成绩，考入了省属重点中专——四川省交通学校。
等待成绩通知真是一段度日如年般的难熬日子，估计差不多该到公布考生成绩的时候了，学校领导和毕业班老师们几乎天天都聚集在学校唯一一部电话机面前等候佳音。
这天下午，老师们午休起床，又端着茶缸如约而至，围着电话机前三皇后五帝海阔天空般吹着玄龙门阵，当时我也在场凑热闹。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我叔父赶紧抓起电话，里面就传来了县招办的好消息——通报上线考生成绩。电话里通报某人得了几分，我叔父就大声重复一遍，便于电话外的老师们同时听到好消息，分享学生考试成功之喜悦。念了一连串考生及其成绩之后，叔父就把电话挂了，说正式文件很快就下来，要求老师们配合做好考生体检录取等一干工作。老师们听了半天，好像没有听到我的名字，就有些慌了，冲着我叔父大声喊道：王老当，王老当，咋个没有光全哟？快打电话问问，是不是整漏脱了？赶快问问呀！其中最激动，喊得最扎劲儿的就是刘笃奇老师。在老师们看来，按光全这个学生的求学姿态与顽强血拼精神，无论如何都应该是榜上有名的，现如今居然没有他的大名，肯定就是搞错了。我叔父时任校长，老师们平时都叫他“王老当”，一校之长嘛，绝对的当权派，就这么叫着，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了，脱口而出。面对老师们急切的追问，我叔父平静地补了一句：电话通报的第二个就是光全，我没念出来。听了我叔父的话，大家悬着的心似乎才落回了肚子。这件生活小事儿，其实就是老师们对我这个插班生的关爱并寄予厚望的真情表露，我当时就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四十载时光转瞬而过，但刘笃奇老师揪着我耳朵谆谆教诲之情景，常常浮现脑海，刘老师尖酸刻薄的批评教导，常常萦绕耳畔，几乎成了激励我一生追求进步的动力源泉。想当初，刘笃奇老师重锤敲打，我才如睡狮猛醒；万绪珍老师给我认真批改作业，为我鼓劲儿加油，激励着我全身心投入备战迎考，最终考出理想成绩进入了省属重点，否则，我人生之路恐怕也就要改写了。
（四）
陈庆华，四川交校基础课教师，一位窈窕淑女，也是我的恩师之一。
1979年9月初，我背着行囊，怀着远大的理想抱负，辗转汽车火车，来到了原眉山县白马公社的“四川省交通学校”报到，我非常荣幸地成为了这所才恢复招生的学校第三个年级的学生。
刚恢复招生的四川交校，镶嵌于川西平原的田园中间，校园不大，破旧不堪，其实也就是省交通厅遗留在此的几栋一楼一底办公、宿舍用房和几个大车间改建的，根本没有校园的样子和感觉，一条由眉山通往洪雅的晴天扬灰、雨天溅泥的碎石公路，从校门前穿过，构成了一幅田园风光。
四川交校有着辉煌的历史，她是四川省交通厅主办的一所省属重点中专，是专门为全省交通系统培养技术人才的，文革前的校址在成都红牌楼，戏称“成都马路学校”，即“成马时期”。文革期间停课闹革命。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时又恢复建校招生，鉴于旧校址已被占用，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地点重建校园，就临时办到了眉山白马的战备房里，被称作“白马时期”。我们毕业后逐步乔迁温江新址，升格为“四川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被称之为“金马时期”。
我们进校时，学校规模不大，七七级仅招了一个专业两个班，学制两年，刚毕业离校；七八级共招了3个专业4个班，每班40人；我们七九级共招了3个专业各一个班，每班也是40人。七八、七九两个年级招生对象都是初中生，学制都是3年。也就是说，两个年级共有在校学生仅280人，这在当时应该算得上是袖珍学校了。
我算是比较早到校的，前往学生处报完到，一位温文尔雅阿娜多姿的窈窕淑女，就带着我们几个先报到的同学，去安排宿舍吃住等相关事宜，之后就交给我一把钥匙，说是我们班教室的钥匙，先由我代管着，上课开门，放学关锁好门窗，防火防盗。
全体新生都按规定期限到齐了，学校简短开学典礼之后，还是这位年轻女教师把我们带回班上，这才作自我介绍：老师挥着潇洒的粉笔，在黑板上龙飞凤舞般草书了“陈庆华”三个大字，然后说“我是这个班的班主任，也是学校基础课教师。”陈老师，年轻靓丽，气宇非凡，看上去也就二十多岁吧，大学生，略比我们早些进校，只不过她是老师站在了三尺讲台之上，我们则是学生，只有坐在教室里聆听她的教诲。至此，我们就与陈老师一起，开始了交校紧张愉快的学习生活。
开学两周之后，陈老师说：我们班要成立个班委，也好让大家学会自己管好自己，在管理中得到磨练。鉴于每个同学的学习情况、管理能力、性格特点相互间都不甚了解，这学期的班干部就由我点兵点将，以后大家都相互了解了，就实行民主选举。于是，陈老师就点我当班长，指定相关同学分别担任团支书、副班长、班委其他成员、小组长和学校学生会干部等。我知道，叫我当班长，是陈老师对我的信任、鼓舞与鞭策，是给我搭建的一个锻炼平台，给我的一个磨练机会，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可我从前读书就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既无经验也无底气，心里确实感到有些诚惶诚恐的，真不知当班长要干些啥，怎么干，就怕干不好让老师同学失望。放学后，我怯生生地找到陈老师，说当班长还是另请高明吧，我没当过，害怕搞砸了。陈老师和蔼地对我说，没当过也没关系，学着当就是嘛，和尚都是人学的，又不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会当班长的，再说我也不知道班上哪些同学当过班长，我就觉得你当班长合适，你就大胆干吧，有老师在背后撑着，你还怕些啥呢？如果努力了都实在不行，以后再换就是。话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也由不得我再申辩什么了，无语。好吧，勉为其难，反正有老师做后盾，就试着先干干吧，不行了再说。
班长，实际上就是班主任老师的助手，就是协助班主任管好班务工作，许多事儿陈老师都放手让我大胆去做，实在遇到困难了，她就出面捡底。在陈老师的带领、帮助、鼓励之下，在全班同学的大力支持配合之下，我们班的学习、生活风生水起正常推进着，师生团结一致和谐相处，圆满完成了教学任务和学校组织开展的各项文体活动，一些活动还获得了学校的团体、个人奖，大家其乐也融融。
第二学期刚开学，陈老师说要重组班委，这次实行民主选举，由同学们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班委成员，具体分工由老师确定。选举工作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经严肃认真的投票、唱票、监票、计票等一系列周武郑王的程序，选举结果就明明白白地写上了黑板，我也入了围，得票数却明显低于几个同学，我窃喜，心里盘算着这下可能甩脱班长担子了，乐得清闲，好哇！我还沉浸在想入非非之中飘飘然的，就听到老师宣布新当选班委成员的具体分工：班长，王光全……，我晕。
后来，陈老师告诉我，收我入四川交校，都是她和学校曾今老师到宜宾地区招办所为。那时刚改革开放，电脑、互联网等现代信息化手段还未普及，招生工作还处于人工翻阅考生《志愿表》的原始时代，成堆成摞的考生《志愿表》就汇集于所在地区招办，招生学校得派人前往，逐个翻阅审查录取，是陈老师的慧眼从这浩如烟海的考生《志愿表》中把我翻了出来。她说当时翻看到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四川交校，再看成绩还不错，就把我给录取了。我虽不是千里马，但陈老师绝对算得上是当代伯乐。在此，我要对您补道一句：陈老师，您辛苦啦！
（五）
王秀英，四川交校专业基础课教师，一位端庄稳重的成熟女姓，也是我的恩师之一。
专业学校的课程设置有别于普通学校，我们学校的课程安排分为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三个层级，共有二十五六门学科，由浅入深，循序推进，第一学期全部上基础课，之后逐期退出部分基础课，取而代之的是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程。
第二学年，也就是1980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哲学、政治经济学、高等数学等等基础课程已渐次退尽，接上来的是金工、电工、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等专业基础课程。陈庆华老师作为基础课教师，就不再任我们班的课了，而王秀英老师作为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的教师，就走进了我们的教室。为切实有效管理好教学秩序，学校也与时俱进，调整王秀英老师接替陈庆华老师，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与我们结下了师生缘。
王老师也是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女教师，个子不高，眉目清秀，端庄贤淑，讲课语言犀利、语速较快、逻辑性强、严谨认真、板书流利整洁，头发扎成两个小扫扫儿缀于后脑勺跳跃翻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王老师接替班主任后，依然让我当班长，直至毕业。当班长最难之事，莫过于协调处理同学间的学习生活矛盾，安排好学生家长探校的伙食等等。那时学生就餐实行的是定制餐票、定人定餐制，每餐每人只有一张餐票，早中晚定量不同，用不同颜色纸张并加印“早中晚”予以区别，饭菜捆绑一起，一张餐票取一份饭菜，没有多余的。学生家长来了，只有联系学生处老师补领一张餐票，才能从食堂取到饭菜。有时家长们来得较晚，学生处老师下班了，就到处找得够干都找不到，确实是比较麻烦的。除此之外，学校没有其他食堂，校外也没有任何餐厅可供餐饮，即使学生、家长腰缠万贯也买不到吃的，只能饿肚子干着急。
当班长有时也是要耽误一些时间甚至影响到学习的。平心而论，我这人既不是学霸，也算不上学渣，属游走于学霸与学渣之间那种既不是太好也不算太差的类型，自我评判就中上等吧，一旦稍不留神，就会有滑到学渣的危险。有一段时间，我的学习成绩似乎出现了滑坡现象，被王老师敏锐地察觉到了。王老师就来教室找到我，帮助我查找剖析滑坡原因，问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分心了，鼓励我一定要抓紧补课迎头赶上，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班长，要起好带头作用，你的成绩都不好，不服众倒是小事，没带好头就会影响到全班，更会影响到你自己的成长啊！面对王老师的批评与鼓励，我深感羞愧万分。
大概是1981年春季学期吧，学校拟在我们年级发展一批学生党员，王老师曾三次找我谈话，要求我写《入党申请书》，向党组织靠拢，政治上争取进步。她同样是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地开导我入党的目的意义，引导、支持、鼓励我尽快拿出个鲜明的态度。但我屡屡辜负了王老师的真情关爱与殷切厚望，我一直都犹豫着，直到毕业也未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犹豫未决的原因倒不是我的现实表现不好。老实说，当时我的学习与工作在校领导和师生当中，还是小有名气的，按照学生党员的标准要求，要入个党估计不会有太大困难，要不然王老师大概也不至于三番两次找我谈话吧，我想。犹豫未决的真实原因，主要源于自己的思想还没有彻底解放，还禁锢于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未能自拔，因我祖辈是剥削阶级，那顶无形的帽子几乎一直都罩着我头上的天空，仿佛永远都是阴云密布的，让我永远都见不到天光，心里的阴影也永远都挥之不去，我实在是缺乏自信与勇气向党组织敞开心扉张开双臂，就怕政审过不了关闹出些笑话来，自卑心态占了上风，可谓哑巴吃黄连，闷在心里苦啊！当然，我也未曾向王老师透露诉说过一星半点儿我心中的这些苦衷，要不然或许也会得到老师的一些心理疏导或某些积极建议的，结局或许也就不一样了。至今每每想起此事，我都深感对不起王老师的栽培，没有把握好那次入党的绝佳机会，心里也有些后悔莫及，否则，我就是一位有着近40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或许是有可能的。
毕业分配的时候，学校动员同学们都要写支援边远地区的志愿书，主动要求分配到“三州”艰苦地区工作。所谓“三州”，当时四川有两个“三州”之说，即：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叫“外三州”，而涪陵、达县、万县三个地区，就被称作“内三州”，这些地区地理偏僻、路途遥远，交通条件相对落后，亟待发展。每个同学无一例外地都写了志愿书，交一份给学校，贴一份在班上，班干部更要带好头。志愿书自然是语言诚恳、情真意切、热血沸腾的，都是血气方刚的有志青年嘛，很自然。按照分配方案和舆论导向分析，像我这种五大三粗健康体魄之学生，无疑应该分往两个“三州”的，可分配结果下来，我和12位男同学被分配到了交通监理系统，我被分配回了宜宾交通监理所，即分回了老家，其余同学分别被分往省属交通运输企业或汽车修造企业，当然，全省都有，多数同学都去了异地，没有分回家乡。我想我的这种分配结果，或许多半都是老师特别关照的。当时我问王老师，交通监理是干啥的，她说她也不太清楚，大概是管车管人的吧。我说管人不安逸，麻烦得很，能不能换一下？王老师就笑着说，你别忘了你是班长，就服从分配吧。
（六）
邓树人，工程师，四川交校专业课教师，也是我的恩师之一。
从1980年秋期（即二年级）开始，我们就逐步进入了课程设计、课程实习教学阶段，有的实习必须要去校外的生产、运输、维修企业才能实施，邓树人老师就是这个时候走进我们生活的。
邓老师是我们班的副班主任，也就是带领我们校外实习期间的班主任，是教我们“汽车修理”专业课的老师，也是我们汽车驾驶实习的教练之一。邓老师当时就四十岁左右的样子，男性，中等身材，为人谦和，戴眼镜儿，镜片约莫有玻璃瓶子底底那么厚，头发有些稀疏，常见他穿一件略带油污的帆布工作服与汽车搅在一起，走路、做事、教学都总是风风火火的，说到汽车，他更是满腹经纶如数家珍，就连汽车上所有运动机构之间微小的配合间隙数据，他也能信口道来。每当听到校园里响起银铃般天真稚嫩的欢笑声，就知道准是我们的一对孪生小师妹儿正撵着邓老师屁股，如一对轻盈的小燕子，撒着娇相互追逐嬉戏着玩儿得正欢呐。
跟邓老师当弟子，是一种幸福。
听邓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邓老师讲课形象生动妙语连珠，一部死板板的“汽车修理”课程，被他讲得是活灵活现风趣动听，在寓教于乐中传道授业解惑也，大家也就听得仔细听得扎劲儿，这些都得益于邓老师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邓老师来学校执教之前，是运输企业从事技术管理的工程师，长期与汽车为伴，在实践中摸爬滚打，见多识广本领过硬，再将其运用于教学实践当中，自然也就相得益彰如虎添翼了。“汽车修理”是我们专业的主打专业课程，老师教得认真严谨，学生学得如饥似渴，大家似乎都知道，今后毕业去了单位，或许这门课所学东西就是自己立足社会的敲门砖打门锤，不敢有丝毫怠慢。每每遇到同学们的提问，邓老师答疑总是不厌其烦，讲得透彻，一目了然，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邓老师的课。
最后一年半与邓老师相处的时间相对多一些，他经常带着我们东跑西颠外出实习，实践出真知嘛，这大概就是专业学校教学的又一特色吧。实习，其实是最直观化的课堂，亲自操作或现场观摩，学的东西也就显得更加直观真实，远比坐在教室里听老师口若悬河念经般讲课，或啃书本翻图纸学抽象理论，着实要形象生动得多，记得也就会更牢靠些，车、钳、铣、刨、磨、冷热加工、汽车维修保养与驾驶等等，样样都得实干，同学们也乐此不疲，比如金工实习，我们每个同学都亲自动手做过各式各样的鎯头、六角螺钉螺帽等等工件，受益匪浅。无论在校内校外各类课堂上，邓老师常常语重心长地谆谆教导我们：学校培养同学们的目标，是交通系统的技术管理人才。殷切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多到基层多沉下去实践磨练，以后当工程师，成为四川交通之栋梁。
每每实习或前往某些金加工企业参观某种技术工艺，邓老师都会从理论到实践，耐心细致尽其所知地给大家讲个明白，深怕大家整不醒豁。记得汽车维修实习是在乐山大修厂进行的，吃住都在厂里，一呆就是几个月，我们白天进车间拆装汽车，从拧下螺钉开始，到整车大修完毕装配出厂，全部工艺流程、技术要求都要熟悉掌握，除此之外，晚上还要坚持上课，说实话，整个实习安排紧张繁忙，有时还觉得比较累，邓老师天天都和我们吃住在一起，与我们风雨同舟同甘共苦。
汽车驾驶实习是五月份开始的，场地教练是在原四川拖拉机厂闲置空旷的土坝坝里进行的。天上骄阳似火，驾驶室更如蒸笼一般，闷得大家汗流浃背。5辆解放牌大货临时改装的教练车，聚在同一块场地转“∞”字，车轮辗得尘土漫天飞扬，场地上连一口解渴的水都找不到。邓老师汗如雨下湿透了衣襟，他也顾不及擦一下，只是全神贯注地手把手耐心教大家练车学技术，从怎么打开车门、怎么跨进驾驶室、如何踏油门离合器配合半联动换挡等等，每个细节都反复交待，示范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或许在他心里，只要学生尽快掌握了驾车动作要领，再苦再累也是一种幸福。道路教练就在横过校门口那条坑坑洼洼的碎石路上来回跑，车轮卷起的尘土如巨大的黄色浓烟弥漫开来，笼罩着半边天都不见曦月。一辆教练车8个学员，驾驶室坐3人，一个同学练操作，一个同学观摩，老师坐中间口授机宜兼处置紧急突发事件，其余同学坐货箱跟着来回颠簸。一开始，操作者控制不住手脚的轻重缓急，一脚油门踏下去，汽车就“哄”的一声如虎豹般往前猛一窜，后箱同学就齐刷刷连滚带翻滑向车尾；遇操作者急踩刹车，汽车戛然而止，后箱同学又齐刷刷连滚带翻撞向货箱前挡板；上坡起步最难把握，汽车一扯一扯的摇得大家都脑壳发昏心发慌……汽车教练有艰辛也有乐趣，有的同学被晕车弄得翻肠倒肚焦头烂额甚至死去活来，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每天都坚持着从不落下，有时也会因某些操作失误引发阵阵哄堂欢笑。整个驾驶实习过程，邓老师每天都起最早，回家最晚。早晨出车前，他要检查好车况、机油、汽油、冷却水以及安全防护设施，将车开到校门口路边等着，俨然一位整装待发的将军，只待士兵到齐即可冲锋陷阵一般。晚上收车后，他也要做好相关安全检查，停车回库，与同学们促膝交流一天的实习心得、经验得失、操作技巧、整改意见等等，为人师表，累，也快乐着。
与邓老师相处，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师生之间的心仿佛也贴得很近，问答交流也显得很随和，有话想说尽管说，不会觉得别扭碍事的，他就像慈父般关爱着他的每一个学生的成长。
毕业若干年之后偶遇邓老师，一见面儿就十分关切地问我评到职称没有。我知道老师所问职称所指，心里甜甜的，就笑笑说：老师当年就希望每个弟子都能成为工程师，至今都还念念不忘啊？邓老师也笑了，笑得很开心。我说不是弟子我不努力，而是弟子我所在警察岗位不参加职称评定，未能成为工程师，令老师大失所望了吧？邓老师听了个中缘由，轻轻说道：这是体制问题，与努不努力无关，只要工作生活愉快就行。说起工程师这个话题，邓老师又说，当年如分你去了大修厂，你肯定是工程师了，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或厂领导都是有可能的。话已至此，邓老师又告诉了我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吓了我一跳：那就是为了我个人的分配去向之事，他与罗世勋校长拍桌子打板凳跳起脚脚大干了一场，终归胳臂拧不过大腿，未能如愿。毕业分配时，我是被监理系统圈定了的，可邓老师觉得依我的学业与性格特点，分到汽车修造单位从事技术管理更合适，就去找罗校长汇报其想法，力图把我调分去省交通厅所属乐山大修厂，被罗校长给当场就顶了回去，两人意见不一就争吵起来了。这些看上去似乎都是生活琐事儿，却充分说明了邓老师对我个人之关爱是无微不至的。谢谢您，邓老师！
最美不过夕阳红，邓老师是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社会活动家，曾是成都市五届人大代表、民建成都交通总支主委，他的晚年也在为改善民生东奔西忙，比如成都天府广场下穿隧道建设、成都市取消五路一桥收费等一大批议案，都是他广泛调研基础上向政府提写出来的，得到了当局的认可采纳，取消路桥收费议案曾获民建中央表彰，对于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发展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
茫茫人海中，我是哪一个；滔滔浪花里，我是哪一朵？我，一介草莽农夫，能够实现从农民到警察的华丽转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恩师们对我的教诲栽培。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人生几十载，风雨数十秋。一生打拼职场，不仅亲历了社会的伟大变革，也能为推进社会发展进步做一些有益之事，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恩师们为我奠定了坚实的知识与技能基石，功不可没，在此一并叩谢了。
写此拙文，无意厚此薄彼，篇幅受限，未入篇者，敬请见谅。
作者简介：王光全，常用笔名“康利”、“农夫”等，供职于四川泸州市公安局，系全国公安文联（文学、摄影）、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已在国内各级各类报刊网络媒体发表文学作品逾100万字、摄影作品数百幅（组），部分作品获全国性征文各等次奖，入选部分大型文集、纪念画册等，出版《天职》等文集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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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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