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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不死

来源:网投 作者: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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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年4月6日,清明节的第二天,我为创作小说《爷台山》而搜集素材,第N次回到淳化——就是说,我回故乡的次数没有必要、同时也是无法用数字计算了。

县公安局领导帮忙,特意选派了一个相对熟悉本县交通地理状况的小同志陪我。他叫姚宗敏,是本县固贤人,虽然30刚刚出头,但人殷勤细心,又不失沉稳内敛,尤其是谦和礼貌,给人印象很深,很好,很是亲和清新。每当停车问路或者找人,一例地笑脸,一例地谦逊恭敬,言必称“大叔”、“大爷”、“大哥”或“婶子”、“大姐”等等,让人感到言谈举止文明规范,内心着实慰贴舒展。

在县局灶上吃过早饭,小姚便问我的行程安排,我几乎不假思索,也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自然而然,冒出第一个念头——先去烈士陵园吧!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里,而且在我的记忆里,拜谒家乡县城的烈士陵园好像还是第一次。上小学时,每到清明,我们倒是在老师的带领下,曾经到学校附近胡家庙北边的那家村,给烈士扫墓。那是一片无名烈士的坟地,很简朴的一片土冢,年深月久,荒草萋萋。所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很形象的一种地老天荒的样子。那片坟茔已显矮小猥琐,既没有围墙,更没有墓碑。用一句大不敬的话,就是“荒冢野坟”。而埋在那里的人,据村社长辈们说,他们大多是当年打井村城时牺牲的红军。

许多年后,我在阅读原赤水县委书记郭文学的回忆录,对这次战斗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是1940年5月上旬,国民党旬邑县自卫队长郭向堂和彬县自卫队长李仰之,带领彬、旬保甲团三百余人,侵占了陕甘宁边区赤水县(后改为淳耀县)所属三区井村。当时的井村还有城墙,他们进城后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当时隶属边区警一旅的红三团,在团长张德发、政委牛书申率领下,组织围歼这股匪军,由于城防坚固,加之敌军颇为凶悍能战,一连三日,攻城不下。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因为执行新的任务,要求部队立即撤出战斗。

但是,战士们一反常态,坚决不愿撤出。因为他们每天都听到群众的哭诉,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进城以来荼毒残害人民群众的种种罪恶行径,无不义愤填膺。加上全村男女老少每天送水送饭,全力支持,并肩战斗,他们决心要为人民群众报仇雪恨。指战员们和当地群众的强烈愿望,最终得到上级同意,他们一鼓作气,终于攻破了敌人在井村的城防,为民除害,彻底消灭了这帮匪徒。

当然,这次战斗我军伤亡较大,那些牺牲的战士,就被埋在了距离井村不远的那家村南,那是紧靠路畔的一片旷野荒地。据说,红三团那次牺牲的许多战士,不少还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南方人。山高水长,他们远在家乡的亲人,从此与他们阴阳两隔,音信杳然,并不知道自己的子弟亲兵,还躺在这里长眠。黄土旱塬的日月星辰,虽然映衬着他们坚贞不屈的忠魂,但却日复一日,终究无法引渡他们魂归故里,去会见他们长相思念的父母妻儿。

想想,这是人间何等凄伤的悲剧!

相比之下,淳化县城的烈士陵园无名烈士甚少,绝大多数都有真名实姓,而且相当一部分是解放前、特别是1945年爷台山反击战中牺牲的本县籍革命英烈。我在修缮维护一新的烈士墓前徘徊,缓缓移步,仔细默诵他们的名字,仿如阅读一本豁然打开的不朽史册。透过黑色大理石上镌刻的金字简介,在心里暗自揣度每一个先辈可能的身材象貌和神态举止,尽量用想象扩展和填充他们的过去,包括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我的眼帘:郭振有!

我不由得怦然心动。定睛细看,果然不错,正是二叔。

黑色大理石的文字是这样写的:郭振有(1921-1951)淳化胡家庙人,1941年参加革命,咸阳军分区政治干事,1951年因战牺牲。

我为之“突然”,是因为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不期而遇”二叔;而我觉得“熟悉”,则是因为从小就听父母说过二叔的故事,而且在家里的那只黑漆桐木躺柜,还有一块压底的“烈士家属”木牌,一尺见方,黄底红字,赫然写着“郭振有”的名字。

其实,二叔并没有埋在县上的烈士陵园,他是解放战争中跟随一野出战西府,在战斗中受伤感染,后被部队派人,用两匹马轮换,从宝鸡驮回老家郭家村养伤。由于伤情较重,加上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不久便在家里溘然去世。故去时他三十挂零,由于年轻,属于非正常逝世,虽然结婚成家,但没留下子女,按照时下风俗,未能进入祖坟,而是孤零零单独埋在了自家一块薄地的踅头。我还记得,每年清明节,我们在祭扫了祖坟之后,都会专门去给他“上坟”。

我注意到,二叔在县烈士陵园的黑色大理石墓石上署有 “淳化县人民政府2014年5月”的字样,由此推想,大概是民政部门从有关记载中查到了他的存档,为了统一管理和以志纪念而补修了此墓碑吧。因为,不要说他的坟茔荡然无存,早已在兴修水利大造农田的年代平复垦种,就是那块黄底红字的“革命烈属”木牌(包括我参军后红底黑字的“革命军属”木牌),也都散失已久,不知所向了。因此,当我在县烈士陵园意外“得见”二叔之后,惊喜之中,略微得到一丝欣慰,就像突然邂逅了从未谋面的二叔一样,喜出望外。

我把这个发现当即转告了弟弟和儿子,他们也和我同样心情激动。看了我发给他们的照片,儿子还特意说,让我代他向没见过面的二爷磕头鞠躬,或上一炷香。上香实不凑手,是不可能了。但是我在一堆被风吹散而归置一旁废弃的祭祀品里,顺手挑选了几个小花,用纸巾把他的墓石擦拭干净,然后跪下,磕了个头——一个已然白发侵染的花甲老人,在向一个在人世间仅仅活了30年的永远年轻的长辈,献上了一份迟到的轸念与追思。

小姚呢,则趁机给我用手机,特意拍了几张照片。

出了烈士陵园,我们直奔十里塬镇的马家山,这里曾经是原赤水县委、县政府的所在地。正在村委会开会的村党支部书记任进学,得知我的来意,随即介绍我去寻访他们村上的老书记宁生福。82岁高龄的老书记,在村上当过18年支书,如今在家赋闲养老。他思维敏捷,精神矍铄。交谈中,给我说起一件往事。他说当年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地下党员,有一天正在场上碾麦,突然来了两个带枪的国民党兵,那两个人,说有人告他是共党分子,带人偷袭过雕堡线上敌人的驻防部队。为此,他们不由分说,就绑走了他父亲。当时他妈也在场上,着急之下,一手抱了他,一手牵了他姐姐,紧紧尾随在那两个人后面,一路痛哭流涕,苦苦哀求,走了很远。那两个人大概是被母亲的悲伤感染,动了恻隐之心,结果朝天放了两枪,然后解开绳索,放了父亲。

后来,也就是第二天,父亲得知,那两个人竟是打进敌营的内线,他们回去后就被叛徒出卖,残酷地遭到杀害,尸体就被扔到了村子南面的野地里面。宁生福说,他父亲生前一直都没忘过这件事情,总说他的命是两个烈士的命换来的。因此,父亲一辈子忠心耿耿,为党服务,为民谋利,不计个人得失,直至到死。

这个故事情节,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不谋而合了我之前所构思的小说某些情节演绎,就好像是提前给我准备好了,就等着我造访而得以证实。我暗自窃喜,看来,马尔克斯是说对了,生活确实永远跑在小说的前头。我想,也许只有不断追踪生活的脚步,小说创作,大概才会获得持久不衰的生命力吧。

这天下午,我们又来到方里镇,在派出所教导员李博的带领下,寻访了住在方西村90岁的老兵吴秀仓。吴老过去在华东军政大学上过学,后来到了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之后又在大连海军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东海舰队服役。

六十年代初,原籍河北的他,退役之后,响应党的号召,报名支援大西北,被组织分配到淳化工作。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默默奉献。他没有花前月下谈过恋爱,也没有亲生儿女。但他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倾其所能所有,持之以恒为国家和社会贡献绵薄之力。特别是退休以后,不顾年高体弱,还经常爬山涉水,翻山越岭,步行到全县许多村庄、学校、单位,给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作报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先后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和“全国先进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

我访问他的那天,年事高迈的他,身体状况真不太好,裤腰带上还挂着一个导尿的塑料尿袋,但他言谈之间情绪高昂,声音洪亮,对于公益事业和革命传统教育热情依旧,仍然表现出一以贯之的关注和向往。临别,他坚持出门,一直把我们送上了车。

挥手之际,透过车窗,我望着他略显伛偻的身影,禁不住又想起了二叔,心下细算,他若果活着,今年也90多了。耄耋之年,他会不会也像吴秀仓老人那样,忠诚不渝他的崇高理想,一如既往,关心社会的发展和祖国的富强呢?

回答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生死存亡,原本人生逆旅的即时现状,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无论伟人毛泽东援引司马迁的话评价普通战士张思德,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无论诗人泰戈尔如何憧憬和赞颂“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死亡,毕竟都是所有人向前奔波的所有路尽头的最后落幕。而且,诚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已经死了。

这句话,亦可以变换一种说法,拉得更提贴近我们和现实一些——近在眼前鼻子底下来说,无论高官豪富,还是草根百姓,无论明星大腕,拟或芸芸众生,或迟或早,或先或后,谁又敢拍胸脯保证,自己能称雄人世,万古不死?

与此相反,真的智慧与勇士,倒是应该学会“预先思考死亡而提前谋划自由”,这是蒙田秉承哲学家的传统,打从“学会了怎么死的人就会忘记如何做奴隶”,进而推演出的不朽真理。他认为思考死亡是走向生活的基础,就像伟大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卡所说,“不懂得好好死的人也不会好好活。”

不久前,我读过两个意大利记者写的《不死的中国人》,让我们了解到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人,也让我们更好地看清了自己。为什么他们会说中国人不死?首先,因为中国人在意大利的死亡率很低,他们很少看到中国人举行葬礼。原因是中国人希望叶落归根,老了或者是病了,就赶紧回到祖国,而一些身体不好的人,一般都不会远足和漂洋过海。所以,中国人在他们看上去,好像真的不死。 

另外,中国人,主要是浙江人——占意大利人口5%,又特别能够吃苦,他们干活,挣钱,改变着意大利,因此令当地人害怕。害怕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那种内心的渴望,工作,工作,工作,赚钱,赚钱,赚钱,致使他们无法融入意大利。他们宁愿大冬天裹着羽绒衣也不开暖气,他们吃着最便宜的食物,住着最破的房子。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他们不关心选票、不关心足球、不关心当地的文化,他们的家庭从不参加守护神节,母亲从不到学校去,孩子们从不参加同学的生日聚会,成年人不去学意大利语。但是他们的勤奋,廉价的劳动力,高度的工作效率令当地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可以想像,既然不能融入当地的文化,还无意识地跟当地人抢饭碗,当然会让当地人生出恐惧之心。

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这种现象,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当下国人的生活状况,那就是,我们好像活得永远不会死,而死的时候,又特别地、压根像没有活过。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素以勤劳吃苦闻名于世,比起游手好闲,动不动就到处旅游瞎逛但却善于思考的欧洲懒人,确实活得很像机器,只知道陀螺样的一味儿不停地旋转,既不善于思考自由,更不注重自身休养修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复杂的世界里,物欲横流,充满诱惑,许多人身为物役,心为形役,成为外物的奴隶而不自知,正像一群蚂蚁,终生忙忙碌碌,却不知生命的最终意义。

根据蒙田的生死观,我们完全可以想到,他会怎样批评和评论我们:看啊,这帮生的奴隶,他们因为背负着过重的存在负担,而没法过好每一天。

如此这般,面对早晚必死的终局,我们完全应该,也有充分的理由泰然处之,恬然、淡然,坦然,即使是尝试性地说一声:我准备好了。

或者是视死如归地说:每分每秒,我时刻准备着。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也必须彻悟,唯一不死和流芳千古的,无疑、也必定是崇高的理想和包容天地万物的博大情怀,就像那些活着和死去的革命先辈,以及他们伟大不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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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群,陕西淳化人,咸阳市公安局退休民警。中国作协会员,陕西作协理事。出版长篇小说《捍卫美丽》长篇报告文学《多情警察》《红门英雄》等二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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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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