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不死
018年4月6日，清明节的第二天，我为创作小说《爷台山》而搜集素材，第N次回到淳化——就是说，我回故乡的次数没有必要、同时也是无法用数字计算了。
县公安局领导帮忙，特意选派了一个相对熟悉本县交通地理状况的小同志陪我。他叫姚宗敏，是本县固贤人，虽然30刚刚出头，但人殷勤细心，又不失沉稳内敛，尤其是谦和礼貌，给人印象很深，很好，很是亲和清新。每当停车问路或者找人，一例地笑脸，一例地谦逊恭敬，言必称“大叔”、“大爷”、“大哥”或“婶子”、“大姐”等等，让人感到言谈举止文明规范，内心着实慰贴舒展。
在县局灶上吃过早饭，小姚便问我的行程安排，我几乎不假思索，也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自然而然，冒出第一个念头——先去烈士陵园吧！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里，而且在我的记忆里，拜谒家乡县城的烈士陵园好像还是第一次。上小学时，每到清明，我们倒是在老师的带领下，曾经到学校附近胡家庙北边的那家村，给烈士扫墓。那是一片无名烈士的坟地，很简朴的一片土冢，年深月久，荒草萋萋。所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很形象的一种地老天荒的样子。那片坟茔已显矮小猥琐，既没有围墙，更没有墓碑。用一句大不敬的话，就是“荒冢野坟”。而埋在那里的人，据村社长辈们说，他们大多是当年打井村城时牺牲的红军。
许多年后，我在阅读原赤水县委书记郭文学的回忆录，对这次战斗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是1940年5月上旬，国民党旬邑县自卫队长郭向堂和彬县自卫队长李仰之，带领彬、旬保甲团三百余人，侵占了陕甘宁边区赤水县（后改为淳耀县）所属三区井村。当时的井村还有城墙，他们进城后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当时隶属边区警一旅的红三团，在团长张德发、政委牛书申率领下，组织围歼这股匪军，由于城防坚固，加之敌军颇为凶悍能战，一连三日，攻城不下。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因为执行新的任务，要求部队立即撤出战斗。
但是，战士们一反常态，坚决不愿撤出。因为他们每天都听到群众的哭诉，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进城以来荼毒残害人民群众的种种罪恶行径，无不义愤填膺。加上全村男女老少每天送水送饭，全力支持，并肩战斗，他们决心要为人民群众报仇雪恨。指战员们和当地群众的强烈愿望，最终得到上级同意，他们一鼓作气，终于攻破了敌人在井村的城防，为民除害，彻底消灭了这帮匪徒。
当然，这次战斗我军伤亡较大，那些牺牲的战士，就被埋在了距离井村不远的那家村南，那是紧靠路畔的一片旷野荒地。据说，红三团那次牺牲的许多战士，不少还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南方人。山高水长，他们远在家乡的亲人，从此与他们阴阳两隔，音信杳然，并不知道自己的子弟亲兵，还躺在这里长眠。黄土旱塬的日月星辰，虽然映衬着他们坚贞不屈的忠魂，但却日复一日，终究无法引渡他们魂归故里，去会见他们长相思念的父母妻儿。
想想，这是人间何等凄伤的悲剧！
相比之下，淳化县城的烈士陵园无名烈士甚少，绝大多数都有真名实姓，而且相当一部分是解放前、特别是1945年爷台山反击战中牺牲的本县籍革命英烈。我在修缮维护一新的烈士墓前徘徊，缓缓移步，仔细默诵他们的名字，仿如阅读一本豁然打开的不朽史册。透过黑色大理石上镌刻的金字简介，在心里暗自揣度每一个先辈可能的身材象貌和神态举止，尽量用想象扩展和填充他们的过去，包括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我的眼帘：郭振有！
我不由得怦然心动。定睛细看，果然不错，正是二叔。
黑色大理石的文字是这样写的：郭振有（1921-1951）淳化胡家庙人，1941年参加革命，咸阳军分区政治干事，1951年因战牺牲。
我为之“突然”，是因为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不期而遇”二叔；而我觉得“熟悉”，则是因为从小就听父母说过二叔的故事，而且在家里的那只黑漆桐木躺柜，还有一块压底的“烈士家属”木牌，一尺见方，黄底红字，赫然写着“郭振有”的名字。
其实，二叔并没有埋在县上的烈士陵园，他是解放战争中跟随一野出战西府，在战斗中受伤感染，后被部队派人，用两匹马轮换，从宝鸡驮回老家郭家村养伤。由于伤情较重，加上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不久便在家里溘然去世。故去时他三十挂零，由于年轻，属于非正常逝世，虽然结婚成家，但没留下子女，按照时下风俗，未能进入祖坟，而是孤零零单独埋在了自家一块薄地的踅头。我还记得，每年清明节，我们在祭扫了祖坟之后，都会专门去给他“上坟”。
我注意到，二叔在县烈士陵园的黑色大理石墓石上署有 “淳化县人民政府2014年5月”的字样，由此推想，大概是民政部门从有关记载中查到了他的存档，为了统一管理和以志纪念而补修了此墓碑吧。因为，不要说他的坟茔荡然无存，早已在兴修水利大造农田的年代平复垦种，就是那块黄底红字的“革命烈属”木牌（包括我参军后红底黑字的“革命军属”木牌），也都散失已久，不知所向了。因此，当我在县烈士陵园意外“得见”二叔之后，惊喜之中，略微得到一丝欣慰，就像突然邂逅了从未谋面的二叔一样，喜出望外。
我把这个发现当即转告了弟弟和儿子，他们也和我同样心情激动。看了我发给他们的照片，儿子还特意说，让我代他向没见过面的二爷磕头鞠躬，或上一炷香。上香实不凑手，是不可能了。但是我在一堆被风吹散而归置一旁废弃的祭祀品里，顺手挑选了几个小花，用纸巾把他的墓石擦拭干净，然后跪下，磕了个头——一个已然白发侵染的花甲老人，在向一个在人世间仅仅活了30年的永远年轻的长辈，献上了一份迟到的轸念与追思。
小姚呢，则趁机给我用手机，特意拍了几张照片。
出了烈士陵园，我们直奔十里塬镇的马家山，这里曾经是原赤水县委、县政府的所在地。正在村委会开会的村党支部书记任进学，得知我的来意，随即介绍我去寻访他们村上的老书记宁生福。82岁高龄的老书记，在村上当过18年支书，如今在家赋闲养老。他思维敏捷，精神矍铄。交谈中，给我说起一件往事。他说当年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地下党员，有一天正在场上碾麦，突然来了两个带枪的国民党兵，那两个人，说有人告他是共党分子，带人偷袭过雕堡线上敌人的驻防部队。为此，他们不由分说，就绑走了他父亲。当时他妈也在场上，着急之下，一手抱了他，一手牵了他姐姐，紧紧尾随在那两个人后面，一路痛哭流涕，苦苦哀求，走了很远。那两个人大概是被母亲的悲伤感染，动了恻隐之心，结果朝天放了两枪，然后解开绳索，放了父亲。
后来，也就是第二天，父亲得知，那两个人竟是打进敌营的内线，他们回去后就被叛徒出卖，残酷地遭到杀害，尸体就被扔到了村子南面的野地里面。宁生福说，他父亲生前一直都没忘过这件事情，总说他的命是两个烈士的命换来的。因此，父亲一辈子忠心耿耿，为党服务，为民谋利，不计个人得失，直至到死。
这个故事情节，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不谋而合了我之前所构思的小说某些情节演绎，就好像是提前给我准备好了，就等着我造访而得以证实。我暗自窃喜，看来，马尔克斯是说对了，生活确实永远跑在小说的前头。我想，也许只有不断追踪生活的脚步，小说创作，大概才会获得持久不衰的生命力吧。
这天下午，我们又来到方里镇，在派出所教导员李博的带领下，寻访了住在方西村90岁的老兵吴秀仓。吴老过去在华东军政大学上过学，后来到了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之后又在大连海军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东海舰队服役。
六十年代初，原籍河北的他，退役之后，响应党的号召，报名支援大西北，被组织分配到淳化工作。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默默奉献。他没有花前月下谈过恋爱，也没有亲生儿女。但他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倾其所能所有，持之以恒为国家和社会贡献绵薄之力。特别是退休以后，不顾年高体弱，还经常爬山涉水，翻山越岭，步行到全县许多村庄、学校、单位，给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作报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先后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和“全国先进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
我访问他的那天，年事高迈的他，身体状况真不太好，裤腰带上还挂着一个导尿的塑料尿袋，但他言谈之间情绪高昂，声音洪亮，对于公益事业和革命传统教育热情依旧，仍然表现出一以贯之的关注和向往。临别，他坚持出门，一直把我们送上了车。
挥手之际，透过车窗，我望着他略显伛偻的身影，禁不住又想起了二叔，心下细算，他若果活着，今年也90多了。耄耋之年，他会不会也像吴秀仓老人那样，忠诚不渝他的崇高理想，一如既往，关心社会的发展和祖国的富强呢？
回答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生死存亡，原本人生逆旅的即时现状，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无论伟人毛泽东援引司马迁的话评价普通战士张思德，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无论诗人泰戈尔如何憧憬和赞颂“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死亡，毕竟都是所有人向前奔波的所有路尽头的最后落幕。而且，诚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已经死了。
这句话，亦可以变换一种说法，拉得更提贴近我们和现实一些——近在眼前鼻子底下来说，无论高官豪富，还是草根百姓，无论明星大腕，拟或芸芸众生，或迟或早，或先或后，谁又敢拍胸脯保证，自己能称雄人世，万古不死？
与此相反，真的智慧与勇士，倒是应该学会“预先思考死亡而提前谋划自由”，这是蒙田秉承哲学家的传统，打从“学会了怎么死的人就会忘记如何做奴隶”，进而推演出的不朽真理。他认为思考死亡是走向生活的基础，就像伟大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卡所说，“不懂得好好死的人也不会好好活。”
不久前，我读过两个意大利记者写的《不死的中国人》，让我们了解到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人，也让我们更好地看清了自己。为什么他们会说中国人不死？首先，因为中国人在意大利的死亡率很低，他们很少看到中国人举行葬礼。原因是中国人希望叶落归根，老了或者是病了，就赶紧回到祖国，而一些身体不好的人，一般都不会远足和漂洋过海。所以，中国人在他们看上去，好像真的不死。
另外，中国人，主要是浙江人——占意大利人口5%,又特别能够吃苦，他们干活，挣钱，改变着意大利，因此令当地人害怕。害怕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那种内心的渴望，工作，工作，工作，赚钱，赚钱，赚钱，致使他们无法融入意大利。他们宁愿大冬天裹着羽绒衣也不开暖气，他们吃着最便宜的食物，住着最破的房子。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他们不关心选票、不关心足球、不关心当地的文化，他们的家庭从不参加守护神节，母亲从不到学校去，孩子们从不参加同学的生日聚会，成年人不去学意大利语。但是他们的勤奋，廉价的劳动力，高度的工作效率令当地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可以想像，既然不能融入当地的文化，还无意识地跟当地人抢饭碗，当然会让当地人生出恐惧之心。
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这种现象，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当下国人的生活状况，那就是，我们好像活得永远不会死，而死的时候，又特别地、压根像没有活过。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素以勤劳吃苦闻名于世，比起游手好闲，动不动就到处旅游瞎逛但却善于思考的欧洲懒人，确实活得很像机器，只知道陀螺样的一味儿不停地旋转，既不善于思考自由，更不注重自身休养修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复杂的世界里，物欲横流，充满诱惑，许多人身为物役，心为形役，成为外物的奴隶而不自知，正像一群蚂蚁，终生忙忙碌碌，却不知生命的最终意义。
根据蒙田的生死观，我们完全可以想到，他会怎样批评和评论我们：看啊，这帮生的奴隶，他们因为背负着过重的存在负担，而没法过好每一天。
如此这般，面对早晚必死的终局，我们完全应该，也有充分的理由泰然处之，恬然、淡然，坦然，即使是尝试性地说一声：我准备好了。
或者是视死如归地说：每分每秒，我时刻准备着。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也必须彻悟，唯一不死和流芳千古的，无疑、也必定是崇高的理想和包容天地万物的博大情怀，就像那些活着和死去的革命先辈，以及他们伟大不朽的精神。
作者简介：郭群，陕西淳化人，咸阳市公安局退休民警。中国作协会员，陕西作协理事。出版长篇小说《捍卫美丽》长篇报告文学《多情警察》《红门英雄》等二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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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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