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王府井
有老同学嘱说：你应该写写咱们从小长大的地方。我听了，一时无语。想想话虽简单，却有深情在，是对童年的眷恋，也是对成长旅程的回眸。五味杂陈的记忆，追述起来总是有感情而无章法，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到机关工作之后，科室里都是年龄相仿且未婚的伙伴。有杜姓者，虽也同龄，但为人笃实厚道，所以人称老杜。老杜每天晨起的第一件工作，是到王府井新华书店选购新书，为科里的阅览室增补内容。那时禁忌刚解，文化之风渐劲，老杜便也常常为我们个人代购些刚刚出版的书籍。再后来，顺王府井南口往东，他也会去帮大家买电影或话剧的票子。
恰巧，著名的王府井地区就是我那老同学所说的，我们从小长大的地方。我读书在这里，工作也在这附近，北京孩子的人生路，仿佛再长也绕不出皇城的荫庇。
王府井当然有井。那位于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井，现在煞有介事地盖着精致的铜盖，算是地标，也算是文物。我年轻那时不太关注这口井，集中了书店、影院和剧场的大街南端才是我迷恋的地方。那要感谢当时渐浓的文化气息，还要感谢不辞辛劳的老杜。
踏着老杜的足迹，从书店出来，走到王府井南口，折向东去，沿长安街路北的这一线前行，穿过零乱而热闹的服装摊，有儿童影院和中国青年话剧院的剧场。曾经很奇怪，为什么由此处向北，有平行的东单二条和东单三条两条胡同，却没有头条呢？后来才知道，头条在长安街扩宽时被拆除了。更准确说是拆除了半条，原东单头条的北侧，便堂而皇之地成了十里长街的北侧，成了新中国建设的一种见证，也成了我们这辈人的文化启蒙地之一。
书店为我所熟识，既是因为喜爱阅读，也是因为在那个特殊年代，曾经打着“学工”的旗号在那儿卖过书。影院为我所熟识，是因为在那儿看过许多新电影，《小花》里的电声伴奏，当时刷新了我们的耳朵，也震撼了我们的心灵。剧场当然也为我所熟识，看过的话剧记不清了，却莫名其妙地记住了个演员叫赵肖男。现在，这位艺术家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新的国家话剧院剧场，却在原址建起的东方广场里继续着艺术的不朽生命。
曾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顾威先生聊天。老先生半玩笑半炫耀地说：我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东城区。东城生，东城长，在中戏读书，在人艺上班。想想我自己，虽难望先生项背，却也算是东城的老住户了。棉花胡同的中央戏剧学院，灯市口的北京人艺剧场，都是熟得不能再熟的地方。一个无知孩子跑过的台阶门槛，大概有无数的大师踏过，也真的是荣幸之至。
搬进东单三条的时候，还是混乱的年代。除了在书店卖书，似乎就没有什么与文化相关的经历了。细想，大概就只能说到那位典雅端庄的钢琴家了。没条件听到她的演奏，只见过这位邻居款款地在胡同里低头走过。
这条胡同里最著名的所在，应该算是当中路北的协和医学院了。有着厚重历史感的楼阁和大门，在当时却引不起我们这些孩子的兴趣。这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是院墙里的狗舍，尽管没有进去看过，但夜静独自路过时的声声犬吠，却往往让我们毛骨悚然。二是每当秋季来临，医学院门前的宽阔处便成了卖冬储白菜和红薯的场地。这时的喧嚣热闹，不亚于今天歌星演唱会门前的狂热。只是鲜凌凌的白菜味道，大概与文化无涉，却与我们的生计息息相联，让神圣而庄重的医学殿堂，也瞬间接了地气。
现在想起来，文化是与生活的饱足有关的，丰衣足食是文化的基础，也是产生文化的源泉。人们常说，盛世收藏，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在东单三条的西口，一侧是书店，一侧是工艺品大厦，好像在印证着这个说法。可惜在建东方广场的时候，承载着我们童年记忆的东单二条、三条等等都被拆除。特别是三条，和当年的头条一样，如今只剩了北半边的房舍，灰头土脸地和雄伟的东方广场对峙着。倒是再也不用半夜行走时被狗狗的突然吠叫吓到了，因为医学院门前已永远是车水马龙的喧哗。
现在，已经步入老年的我们只能在不再熟悉的街道上一点点地捡拾过去的痕迹，也捡拾文化的遗存。我发现钢琴家住过的那条小巷子居然还在，可我知道，钢琴家的演奏已成绝响。
有一天我磕磕绊绊地从东单三条西口一直步行到了东口，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躲避着飞驶而过的各种汽车。我好像不是在寻找过去，只是寻找我的心情。正是秋意浓了的时候，银杏渐渐染成金黄色的景致，成为形容我们这代人年龄的最好标志。履痕处处，处处有我们的记忆吧，却想起那位敦厚的老杜，退休后成为国安足球队的铁杆球迷，正坐着飞机追随着球队的脚步。想来成长在北京的孩子，到什么时候生命中也有着北京的深深印迹，哪怕只是一种爱好而已。
心情由此释然。想着将来总有一天，我们的儿孙辈，是会将现在的东方广场视为他们的童年记忆的，那记忆的美好，或与我们今天毫无二致。
刊载于4月18日大地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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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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