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礼影片的集群化出发
用电影为国家庆生是中国电影工作者一直以来的传统，从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国产新片展映开始，新中国每一次重大国庆盛典，电影界都会推出一批献礼片。今年的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70年大庆，是一个特别值得国人自豪的日子，电影人也纷纷拿出优秀作品为新中国70年献礼。
9月30日，三部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以集群化的方式，强势登陆国庆档，8天时间创下50万票房，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走进电影院。这个国庆节，看阅兵，看电影，成为许多国民新的度假方式。街头巷尾人们在谈论电影，微博微信上，关于献礼片的话题也久久占居热搜榜。如果把此前上映的《烈火英雄》《古田军号》《决胜时刻》等影片放在一起考量，我们发现中国的新主流电影创造了一个史上最强国庆档。特别可贵的是，这批影片做到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个中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我以为创作者尊重艺术规律，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影片成功的重要原因，具体说来就是主流价值观导向、类型化的叙事、精良的制作以及工业化体系下专业发行营销的通力合作。
无论是我们之前所称的“主旋律”，还是现在大家谈及的“新主流电影”，献礼片都是为某一个特写目标制作的电影，从某种意义讲，它是一种定制产品。这种定制对它的政治导向、思想意义给予了不可逆转的界定。上述几部影片的价值观、政治导向，与国家主流价值相一致，歌颂国家强盛、人民安康的内容也与观众的心理期待相吻合。
表现共和国的辉煌历史，一些关键节点，如重大事件、精彩瞬间是不容错过的。然而如果一味地重复、再现观众已非常熟悉，多次见到过的场景只会让人感到单调，缺少热情。艺术永远是需要创新的，观众渴望新的观影体验。国庆档的几部影片在形式感上作出重大变革，给人耳目一新感觉的当属《我和我的祖国》。该片没有采用大事件、大人物支撑的宏大叙事方式，转而将视点放在几个普通的小人物身上。用小人物、小故事来反映大时代。影片所选取的7个年代史实，如开国大典、原子弹爆炸、香港回归、奥运会等，从表面上看都是大事件，但影片的主人公却都是普通人。7个小故事，把人们对共和国的集体记忆与每一个普通人的个人记忆巧妙对接。如此，影片给人亲切感，与观众建立紧密联系，使观众产生共鸣。比如《夺冠》篇章，叙事时间锁定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的重要时刻，讲述了小男孩儿冬冬与小美之间的儿时故事。上海小弄堂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场景烟火气十足，而冬冬手扶天线才能保住画面的情节，引起一代人的共鸣。联想到今天人们在超高清的电视机前观看阅兵的情景，祖国发展可见一斑。片中女排夺冠的画面又蕴含着另一层意义。恰巧中国女排在国庆前夕拿下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为影片增添了别样现实注脚。片中，成年后的冬冬与小美重逢又带出了中国乒乓球与海归知识分子的信息，可谓以小博大，事半功倍。
《北京你好》篇章讲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故事，但这一年还发生了汶川地震。影片将视角投向一名北京出租车司机身上，通过一张开幕式门票，一个小男孩儿，连接起奥运会与汶川地震两件大事，表现出千千万万不知名的普通劳动者与国家大事之间的关系，家国情怀由此得到具体体现。
随着时间的增长，一些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现实成了历史，一些重要的瞬间已经固化成文化符号，深深植根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在这些文化符号中，无数的个体记忆却是始终散发着新鲜气息的。
类型化叙事，是影片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类型化叙事作为新主流电影的重要特点之一，把重大主题置于类型框架中，用恰当的方式来讲述故事。
《中国机长》是根据不久前发生的川航8633飞机遇险的真实事件创作的影片。真实事件本身几乎就是一部灾难片的样本。危机、救援（包括自救）、曲折、绝境、直到置之死地而后生、成功脱险……一部灾难片的基本元素已经都具备了。事件本身具有强烈的戏剧张力，甚至不需要再“创作”什么就是一部好看的影片。所以，《中国机长》在讲述故事时选择尽可能高度还原事件本身，极大地发挥了类型化的优势。同时，它与一些虚构的灾难片有所不同，该片没有刻意制造强情节，没有过度煽情，而是在戏剧性的事件表述时融入了纪实元素。比如，影片前半部分，用近乎白描的手法拍摄了一组飞行员与乘务员起飞前的准备，这组镜头带领观众走进神秘的飞机驾驶仓，让人们看到机长、飞行员、乘务员的日常工作，让我们对这一行业的从业者产生深深的敬意。令我最感动的是机长反复强调的观点：敬畏生命，敬畏职业，敬畏规章。这一组镜头与后面飞机出现故障时，机组沉着冷静的应对形成对照。将事件本身的戏剧张力与纪实性元素相结合，使影片有了独特的魅力，带给观众全新观影体验。甚至有人说，这部影片还带有几分科普的意味，这恐怕是创作者始料未及的收获吧。
《决胜时刻》讲述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两大政治、武装集团的斗争。从样式上可以归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但是我们却嗅到了几分谍战、反特片的味道。影片中事件很分散，头绪繁多，但是观众却没有感到乏味、枯燥。因为有悬念，观众始终关注特务的阴谋是否得惩。片中陈有富这一人物形象，是集中多个保卫干部的形象塑造的。反特、反间在当时是尤为繁重的任务。而这方面的内容也十分适合电影语言去表现。两者的结合让《决胜时刻》最终受益。
《攀登者》同样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影片，它记录的是中国登山队两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历史。该片既是体育片也是历史片，同时还有很浓厚的政治外交背景。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冲击珠峰时，中国与邻国正在谈判边界划分问题。对方说既然你们说珠峰是你们的，你们为什么没有人登过顶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组建登山队开始向珠峰进军。成功登顶后，邻国才承认了珠穆朗玛峰属于中国。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就是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从北坡登顶成功，却因为没能拍下有效资料而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这段历史过去国人很少知道。影片表现的这个内容有一定的揭秘性，也给故事增加了悬念。而摄影机也成为故事发展中贯穿始终的关键道具。
尽管有如此的背景，《攀登者》还是按照体育片的样式创作，讲述两代登山运动员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壮举。登山是勇敢者的运动。它是人类挑战大自然、挑战极限的运动。运动本身颇具魅力，也给电影提供了特别的表现空间和视角。影片近距离拍摄运动员攀登冰山的过程，让观众感受到这项运动的伟大，赞扬了运动员的勇敢精神。
上述献礼片得到观众的青睐，还因为其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新一代的英雄形象，令观众仰慕、喜爱。这些英雄人物的塑造，尽可能地除却了人为拔高的光环，让英雄回归平常、回归自然。张涵予塑造的机长、黄晓明塑造的救火队员，还有吴京、井柏然、胡歌等人塑造的登山队员都保留了人物的平民底色，又有英雄大无畏的气概，称得上有情有义、有勇有谋，有责任感、有担当。
最有特色的是《攀登者》中的曲松林，因为丢了摄影机，他终身自责，过度的执念，使得其性格扭曲。在李国梁牺牲后，他才理解了当年方五洲的选择。影片通过他留给观众一个思考，在生命和责任中该如何选择？
《我和我的祖国》中，葛优塑造的北京的哥张北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抓住了北京的哥的特点，表现出油嘴滑舌之下北京人的大度与善良。除了现实小人物外，近期一些献礼片在表现历史人物时也力求有所突破，比如《古田军号》中的毛泽东，一改沉稳、老成的样子，有了笑容，轻快地奔跑，有了青春气息。这部影片中还有一个人物刘安恭，按照以前的标准，应该是一个问题人物。但这部片子给了他充分的尊重。影片不掩盖党在成长路上曾经有过的失误，也不把失败归咎于某一个人，这是难得的进步。
谈到人物，就不得不提类型片中的重要元素——明星作用。中国的明星制体系虽然还不十分完善，但明星经济已很现实。前几年不适当的明星定位，过度的明星消费，对行业造成很大伤害。但成熟的工业体系里，明星是类型片不可或缺的元素，用好明星也是影片成功的保证。近期在影视剧中比较活跃的演员差不多都加入到了献礼片的创作中，以实际行动为祖国庆生。这一批献礼片，能够快速吸引观众到影院，明星的贡献不能小觑，有的年轻影迷用公益场、集体观影的方式为自己喜爱的演员加油，为国产电影助力，掀起年轻人的爱国热潮。
电影是要造梦的，有了好故事，怎么讲还是一个问题。近20年，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有了长足进步，此前的《流浪地球》《战狼》《红海行动》等影片已为观众呈上视听奇观。在这批献礼片中，电影制作水平的提升有目共睹：《攀登者》展现了许多梦幻般的景观，珠穆朗玛女神的婀娜多姿、世界最高峰的险峻、大自然的强大威力，这一切与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壮举相融合，令人震撼；《中国机长》还原几千米高空风挡玻璃破裂后的情景，十分逼真，危机感动人心魄。
除了宏观上的场面营造，几部影片的细节处理也非常到位。《中国机长》塔台呼叫飞机的口气、语调、语速都与现实十分接近。《攀登者》的装备、工具、训练场景的表现也令观众大开眼界。
中国电影工业化体系的建设，专业性的发行、营销也助力献礼片票房一路走高。三部影片在国庆前夕同一天发片，看似有违规律，实际却是一个颇有战略眼光的发行方式。三部影片形成集群化出发，声势浩大，而又避免了单片之间的无序竞争。同时，档期的选择非常成功，借力国庆，助力国庆，迎合了观众强烈的爱国心理，影片所展现的内容与人们的愿望、感受相契合，最终打造出最强国庆档，得到票房与口碑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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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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