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十九）
第十九章 向纵深挺进
也许你会认为，“5·10”专案组这回总该轻松一些了吧？
我告诉你，恰恰相反！
作为“5·10”专案组前线指挥的我，此刻不敢有任何的懈怠。因为：一是“3·20”绑架乘警、抢劫枪支案件的大部分案犯还没有抓获，被抢的枪支还没有追回来，距离案件完全破获还差得很远。二是公安部和铁道部给“5·10”专案组下达的目标任务是要把南下作案的东北流窜犯给予毁灭性的打击，而现在仅抓了三十多人，“南下铁道袭击队”的内幕还没有完全揭开，抓捕任务还相当严峻，查证落实、把罪犯绳之以法的任务更加艰巨。三是如何把赵喜贵、钱振民、“3·20”案件的三名案犯及一批身负重案、罪大恶极的案犯送上法庭、绳之以法，科以重刑是一个更为艰巨的工作。
在“5·10”专案组成立之初我就说过：“我们‘5·10’专案组不但要抓住罪犯，而且要把罪犯送上审判台，抓了放、放了抓的局面在‘5·10’决不准出现！”
我立即召开专案组全体会议，向全体专案组的同志发出下一个攻坚战的动员令：“我们必须千方百计搜集证据，编好一条环环紧扣、丝毫不差的证据锁链，把每一个应受到法律制裁的罪犯送上法庭，甚至送上断头台！”
专案组的全体同志坚定了一个信心，不让一个犯罪分子漏网，不让一个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坚决把这些身负大案的罪犯押上审判台！
新一轮攻坚战吹响了冲锋号。
“5·10”专案组又开始了新的攻坚。
如果说整个“5·10”专案组特别行动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战役，在5至10月间，专案组是侧重于气势恢宏、惊心动魄的斗勇阶段，那么，10月以后，则转入了较量毅力、较量智慧的斗智阶段。这一阶段，考验着我们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它是一场更加艰难的恶仗、硬仗。
然而，第一个拦路虎是交通工具。
说起来这么大的一个专案组，而且是公安部、铁道部公安局的专案组，这个牌子一听把人就给吓住了，可是连一辆汽车都没有，只有一辆长江750的三轮摩托车，而且一个季度才给三十升油票。现在回想起来，我真不知道那么艰苦的岁月是怎么熬过来的。
随着专案工作的逐步深入，审查、查证、追捕，这三大战场必须齐头并进，互相促进，互为补充，整个战役向纵深挺进。但是，现实的条件让我们哭笑不得。人民警察的职责所系，要求我们不能懈怠，但侦查员们外出办案常常是“安步当车”。公安部拨给的两万元经费已经花光了，没有经费，我们靠同志们艰苦奋斗的精神，靠同志们的三寸不烂之舌，靠同志们的一张脸、一张嘴，靠各个铁路和地方同志们的无私帮助和支持。看着同志们每天没有交通工具为难的样子，看到大家疲惫不堪的身影，看着大家没有经费受到的委屈，我心里十分难过。
当前，专案交通工具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大事了。
找领导吧？怕张嘴了掉到地下，弄不好还挨批评。但是思前想后，我还是咬了咬牙，硬着头皮敲响了我的顶头上司、郑州铁路公安局局长卫伯英办公室的门。
卫伯英局长不善言谈，这位20世纪50年代就出任湖北省某县公安局局长，可以说身经百战、历经坎坷的“一把手”专注地听着我汇报的理由，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他似乎能够理解我这个部下是一个干活人的心情。他什么也没说，而是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通知有关部门为“5·10”专案组配车。
第二天，公安局行管科的刘景福同志和他驾驶的213北京吉普车奉命来到了“5·10”专案组。这下可好了，我们专案组终于有辆汽车了，兄弟们办案再也不用开动每个人的“11号汽车”了。
大家围绕着这辆北京吉普车转，就像一个连自行车也没有的人突然拥有了一辆宝马。
接下来，我组织了强有力的审讯班子对赵、钱二犯进行审查，挑头的当然是审讯高手吴永胜。
每天，狡诈多端、久经沙场的赵喜贵、钱振民都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赵喜贵戴着手铐，坐在那里用一副傲视一切的表情看着吴永胜：“吴干部，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要是讲政策、讲法律，可以说我比你们懂得多。算啦，不说了。”
吴永胜还是那样平静：“赵喜贵，不管你怎么说，我们公安机关历来是既重视口供，但又不轻信口供，关键的是重证据。所以，你不说，我们也要根据证据来定你的罪。”
赵喜贵：“那好哇！你们就把我的证据拿出来，随你们怎么处理都行，判死刑我也认了。”
吴永胜气得站起来想拍桌子，但是他又忍了回去：“赵喜贵！我告诉你，既然我们能把你抓来，就能拿出你犯罪的证据，把你绳之以法！”
赵喜贵冷笑着斜视了一下吴永胜：“好啊！那我就等着。”说完干脆闭上了眼睛，一句话也不再说了。
连续几天的审讯几乎把吴永胜气炸了肺，他气呼呼地向我汇报了几次审讯的情况，说：“王科长，我是没办法了，你换个高手对付赵喜贵吧！”
我笑着说：“你就是我们专案组最高的高手，是审查专家。我相信终有一天会拿下他的口供，不要气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吴永胜摇摇头：“我看想从他的嘴里掏出点儿东西来很难。”
我也有同感，因为我刚刚亲自提审了赵喜贵。
我这个人的审讯策略跟别人不一样，我一般不会按部就班，而是和被审查对象拉家常，拉近感情距离，在对方思想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再切入正题。在昨天的审讯中，我们聊得很好，赵喜贵给我讲了很多奇闻逸事。
正式开场后我问他：“赵喜贵，你这样对抗下去，知道后果吗？”
赵喜贵的脸不像刚才那样和颜悦色了，马上又换上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不就是枪毙嘛，王科长，随你的便。”
我说：“看来，你是不打算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啦。”
赵喜贵：“有什么后路可留的？实话说吧。别看你是这么大一个专案组的头儿，可要论懂法，你不见得有我懂得多。我经过那么多次判刑改造，我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就是什么问题都不能交代。我不能交代，因为我知道我的罪有多大，我得保住自己的脑袋。因为坦白不可能从宽，什么都不交代也不可能从严。你懂吗？王科长，因为你们重的是口供，所以不可能从我嘴里掏出来任何口供。”他的话斩钉截铁。
我冷笑了一下：“哼……赵喜贵，这只能是你对法律的理解。”
赵喜贵：“不是我一个人的理解，是我们这些在道上混的人都通晓的一个法则。说实在的王科长，我认为，这偷盗就不应该论罪，因为这是一门艺术，而且是一门技术含量很高的艺术。你知道国际刑法学对盗窃是怎么下的定义吗？我告诉你，在国际刑法学上，盗窃，是乘他人不备，将他人之物占为己有。你看，这乘人不备，就像变戏法，就像耍魔术。王科长，我知道你虽然是个警察，但是你会写电影，你还应当是个艺术家。你说，这不是艺术吗？”
我说：“这是你赵喜贵的谬论。”
赵喜贵一副扬扬自得的表情：“所以，咱们俩是同行，都是艺术家。”
我笑了。
赵喜贵也笑了。
我接着说：“我们俩还应该都是一条道上跑的车，都跑的是铁道这条道。”
赵喜贵摇摇头：“不对，都是吃铁路这碗饭。”
随后他话锋一转：“王科长，你不是下了很大功夫把碾子山那一帮抓回来了吗？我就看不起他们，哪能掂着刀子干？连警察的枪都敢下！那不是找死吗！低级的人才干那种事，既没文化，也没教养。所以，我们不在一块玩儿。”
我问：“这么说，你是有教养的了？”
赵喜贵微笑了一声说：“虽然我没文化，但是我有教养。最起码我没有干过伤人的事，对吧王科长？你们说我盗窃，但是你们并没有抓住我的手，没有拿到我的证据。所以，我不会往你们设的圈套里跳。让我交代？笑话！我不相信中国的法律，但是我相信‘坦白从严，抗拒从宽’。当然，我不是抗拒，因为我本来就没有犯罪，所以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抗拒什么？”
我说：“赵喜贵，我很佩服你，将来你不在这个地球上了，我希望你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出一本著作，专门论述犯罪对策学，在阴曹地府里肯定很畅销。”
赵喜贵摇摇头，冷笑的表情：“不可能。我和你，警察和小偷，既是一对矛盾，又互为依存，谁也离不开谁。正因为有小偷，国家才会有警察，没有我们小偷了，警察也就没有了。王科长，你应当感谢我们这些人。”
我也笑着：“那你到了那个世界，还应该多一个头衔，专门研究警察和小偷的专家。”
赵喜贵冷笑了一下：“谢谢，谢谢王科长的理解。”
我对吴永胜叙述了这一过程，接着又告诉他另一个组审讯钱振民的情况。钱振民态度更恶劣，他往那儿一坐，从头到尾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有说。所以，我考虑，我们必须从外部寻求突破口，也就是先从外围查证，只要能找到失主，拿到赃款、赃物，或者是拿下同案犯的口供，找到他们作案前后和作案期间的间接证据，就不怕他们不低头认罪。
吴永胜觉得我说的办法很好，连连表示赞同。但是，我向吴永胜等两个攻坚审查组提出要求，必须多管齐下，不能因为加强了外围的查证，就放松了审查。审查组必须坚定拿下口供的信心，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围绕着外围的调查取证，我安排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立即派人到东北对赵喜贵、钱振民二犯的住处及有关处所进行认真细致的搜查。
二是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赵喜贵、钱振民二犯的妻子涉嫌窝赃和销赃，必须立即把她们收容审查。她们肯定知道丈夫更深层次的犯罪情况，更多的赃物去向。
三是要扩大思路，进行深层次的调查取证。这是我一贯的观点，要想抓住流窜犯，就必须先找到流窜犯身边有哪些女人，已经送上门来的雨雨和鸿雁是查证落实的两个法宝，要从她们身上获取重要线索。
四是根据已掌握案犯初步的作案情况，选择一部分发案时间相对准确、车次准确、有共同作案的同案犯，以及失主被盗现金数量较大，有可能找到失主的案件，通过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找到失主。
五是派出多路侦查组到全国十四个铁路公安局的五十六个铁路公安处的乘警大队、车站派出所和刑侦部门，查找旅客报案原始材料。
六是派出两个侦查小组，沿着赵喜贵和钱振民南下的路线，到他们经常落脚的北京火车西直门站（今北京北站）前宾馆和招待所，郑州二七纪念塔旁边的双塔宾馆，郑州火车站附近的春光旅社，武昌火车站站前武昌旅馆，长沙火车站附近的芙蓉饭店，株洲庆云大厦、河东饭店，衡阳的胜利宾馆，江西鹰潭的站前宾馆，彻查他们的住宿登记，然后找服务人员座谈，查找他们近三年来的住宿情况，重点是查证赵喜贵的化名白明超和钱振民的化名李伟，以获取间接作案证据。
这个案子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回过头来细思，查证落实的艰难程度，真是不堪回首。总结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是几乎每一个流窜犯都信奉“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所以，他们被抓后几乎个个都是拒不交代、死不认罪，这就给查证落实带来了很大困难。没有口供，在当时要想定罪、判刑可以说非常困难。
其二是很多旅客不愿意报案，没有报案记录。不愿意报案的原因很多，主要是旅客认为报案也是白报案，报了警察也破不了。再就是旅客忙着赶火车做生意或办事，怕耽误时间，不愿意惹那个麻烦，此外，怕报案后警察反复询问，生怕旅客报假案，旅客人格上受不了。所以很多已经发生的案件却查不到报案登记，哪怕犯罪分子交代了也对不上。
其三是一些铁路公安机关单位的领导为了要政绩，人为粉饰太平。那些年一些单位制定压低发案率的考核办法，每年发案率要下降百分之多少，达不到就说明这个乘警组没有防范好，要扣发奖金，影响评比，影响当先进，影响升迁等。所以乘警就把一些案件故意不登记，或者另外记录一本账，装到自己口袋里，在逐级上报时，各级公安机关层层往下减压，所以到了上面案件就剩不了多少了。同样是搜集了各种证据，包括犯罪分子供述了，也找不到报案材料，证据不足，不了了之。
其四是民警队伍中的个别败类，警匪勾结，故意灭失办案记录，或根本不作登记。有些案件就是他们庇护下作的，或者是共同勾结作的，所以旅客报案了他们也不会登记在案。
其五是社会风气不正，正不压邪，在一些公共场合往往是好人怕坏人，受害人往往不愿意或不给作证，最后当公安机关抓到作案方时查不到证据。
哎！真是不堪回首，真不知道我们当年是怎么搜集那么多证据，把一大批江洋大盗、亡命车匪送上法庭、科以重刑，甚至处以极刑的。
铁路的公安、检察院、法院当时归铁路局统一领导，我们公安的职能是负责破案、取证、抓人，而能不能送上法庭，法庭能不能判、判轻还是判重，这需要公、检、法三家共同努力，更需要统管这三家的郑州铁路局党委，特别是政法委的帮助。于是，我又想到了我的老领导，郑州铁路局政法委书记王光礼。
我和李进永副局长把案件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向他一汇报，王书记就爽快答应：“好，好，我正要找你们公安局呢！我想专题听听这个案件的汇报，这可是两部直接抓的案子啊！”
1989年9月25日，王光礼书记在郑州铁路局党委办公室约见了铁道部公安局五处的左涌处长、李升龙副处长及刘作发科长，共同听取了李进永副局长和我关于“5·10”专案进展及在押案犯捕办的情况汇报。
王光礼书记充分肯定了“5·10”专案组前期的工作，他强调指出：“‘5·10’专案组为打击流窜犯罪活动，解决旅客乘车不安全的大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大家辛苦了！我代表郑州铁路局党委、政法委向来自各局的参战民警表示祝贺！表示感谢！希望我们郑州铁路公安局要继续加强对这个专案的领导，在继续追捕抓人的同时，加强审查深挖、扩大战果，调查取证，从现在开始，我们铁路局的两级法院和检察院必须一起上手，加强办案，一定要把已抓获的案犯押上人民的审判台！”
最后，他说：“我这几天要专门召开公检法三长会议，认真研究‘5·10’案犯的审理工作。进永、仲刚，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我。”
果然是老公安，他说的句句在点子上，我和李进永副局长心里像吃了颗蜜枣一样甜。
鉴于臧自恒率领的追捕组在东北战场已连续作战四个多月，需要休息整顿。指挥部决定改派冯杰带队组建第四批东北追捕组，再扑碾子山，追捕“3·20”案件其余在逃人犯。
9月底，冯杰率追捕组开赴东北，郑州铁路公安分局又增派了三名刑警也充实加强到追捕组。
冯杰等五名侦查员风尘仆仆赶奔齐齐哈尔市的碾子山，尚未立足，便接到情报：准备外逃的丁东升正在宿舍和女友告别。
冯杰果断地率员直扑华安机械厂。
华安机械厂，是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重型军工企业，过去以生产炮弹为主。由于形势的改变，重型军工企业在生产上没有突破性进展，又不能像其他企业那样关停并转，只好不死不活地存在，它就像一个被人遗忘的废物荒置在这个偏远的山落里。
这几年，国家政策的调整使这个工业小区的人们也意识到必须调整自身的价值观念。可他们的工厂既不能转产，又不能关闭，工人同样不能离开工厂，必须像士兵那样枕戈待旦。可他们是一群农民式的工人，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素质。他们需要钱，比别的人更想钱，他们认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没有钱寸步难行。工厂有时放假七八个月，甚至一年。他们上哪儿去弄钱来养家糊口？上山打鸟，下湖钓鱼，那都不过是小打小闹，弄不出多大的油水。偷，是唯一发财致富的门道。于是，一批浑身充溢着无处宣泄精力的小伙子便走上了列车……
在华安机械厂职工单身宿舍里，心情极度慌乱的丁东升正在撕扯女友的衣服。
“快！快！时间不多了……”
女友看着这个曾使自己倾心的小伙子，内心说不出的难过和恐惧。她知道公安局的人在四处缉捕他。她无法想象他落入法网后会是什么样子。她喜欢他，尽管她知道他是个罪人，可低层次的教育使这个无知的姑娘只晓得什么是服从。她声音颤抖地问：“你要走多长时间？”
“怎么也得几个月，等这阵风过去了再说。”
丁东升喘息着……
女友毫无欢乐地承受着，口中喃喃道：“他们不会找到你吧？”
“不会的。”
“你要是被抓走，我怎么办？”女友此时泪流满面，她紧紧搂着丁东升，仿佛马上会失去他一样。
丁东升的大脑一片空白，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此时只需要一种感官上的刺激……
丁东升开始收拾衣物、食品了。
女友仍躺在床上：“老是这样跑也不是个长久的事呀。”
“不跑怎么办？让他们抓住我枪毙？”
“你不就偷了点儿东西，还干了什么事，要这样害怕？”女友在穿衣服。
“你就不用管了。”
丁东升的心里明镜一样，这么多天没见到李秀江、刘艮波了。集贸市场上发生的事他也听说了。他们俩那嘴巴严实吗？别把我给卖出去了。前几天，郑州、上海的公安都来这里找人，看来，这次抓人的来势不小，公安真的动大劲了。丁东升对这一点心里是有谱的。那帮哥们儿早就不知道各奔东西逃到哪去了。
这可真是树倒猢狲散。
只有自己拿主意：跑，跑一天算一天，躲半晌算半晌。丁东升不想进班房，更不想死，可近些日子老做噩梦，老是梦见自己和哥们儿在高高的铁窗里见面。梦见囚车拉着他们呼啸着奔向一个特别遥远、特别荒凉的地方，一队身穿警服、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戴个大口罩的警察，把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丁东升不敢往下想了，身上出了一身冷汗，他已被巨大的恐惧所包围。他必须走，立即走！
他收拾好行装，眼中充满了灰暗，只对女友说了句：“我走了。”
突然，门被一脚踢开，两个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他。
“丁东升，你被拘捕了！”
丁东升手上的提包滑落到地上，他痴呆地看着枪口。
一副手铐戴在了他的双腕上，身后，是女友绝望的哭声……
赵喜贵、钱振民、“3·20”案件的四名案犯及一批身负重案的案犯纷纷到案，摆在“5·10”专案组面前的是如何把这批罪大恶极的案犯送上法庭，这是一个更为艰巨的工作。
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5·10’专案组不但要抓住罪犯，而且要把罪犯送上审判台。抓了放、放了抓的局面在‘5·10’决不允许出现。”
我要求全体专案组的同志必须编好一条环环紧扣、丝毫不差的证据锁链，为把每一个应受到法律制裁的罪犯送上审判席而努力！
这天，我开完会，匆匆向办公室走去。迎面和张其刚碰个照面，我正在思考如何打开赵喜贵、钱振民等案犯的嘴巴，也就没在意张其刚的表情，打了个招呼便进了办公室。
我安排好一些工作后，坐在铁床边闭目沉思。这是我的一个习惯，闭目把自己做过的事过滤一遍，看是不是有漏掉的。
田和平推门进来了。
“仲刚，张其刚家里出事了，你知道吗？”
我腾地站了起来：“出了什么事？”
“他老婆高烧好几天了，不省人事，被单位送进了医院，现在正在抢救。”
“你怎么知道的？”我焦虑起来。
“他老婆单位的领导找到兰州铁路公安分局，兰州分局的同事打电话过来的。你没见到其刚？”
我猛然醒悟，刚才还和其刚撞个满怀呢！我暗暗埋怨自己太粗心了，没有发现其刚异常的脸色。我急忙问：“那边是什么时间打来的电话？”
“前天晚上。”
我马上推门走了出去。
在院内的葡萄架下，我找到了独自踱步的张其刚。
“其刚。”一声轻轻的呼唤。
张其刚扭头一看是我，忙问：“哦，王科长，有什么事？”
“家里出了事，你怎么不告诉我？”
“也没什么。人，谁没个病的，总不能一有病就非得有人伺候。再说，她单位已经派人护理了。”张其刚努力轻描淡写。
“你呀，哥们儿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坐今天下午的车回去看看。”
“不了，仲刚，现在咱这儿挺缺人的……”
“我做主，你走吧，再缺人，也不缺你这一会儿。给你十天，好好照顾一下弟妹，就这样定了。”我拍了拍张其刚的胳膊。
张其刚看着我心里一阵发热。我想起了我们俩在专案组最不景气的时候，在审查站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的情景。那时，天气还非常热，我中午多是不回家的，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午休。躺在上下铺的铁床上，听着室外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两颗心怎么也平静不了。
“仲刚，你对这个案子有信心吗？”张其刚带着担忧问。
“你呢？”我反问道。
“依我看，这个案子有成的把握。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你还是个宿命论者。”
“不！其实我不迷信，可我又的确相信命运，每个人都在奋斗、进取，为什么有些人能成其大志，有些人注定要失败？这就是命运，每个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相信命运就放弃奋斗，这是两个概念。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这才能使自己健康地生活。奋斗是满足自己的追求欲，但每一个追求并不是都能遂人之愿的，这又需要相信命运。我觉得，命运是公平的。不相信它时你就去奋斗，相信它你就会放弃许多不切实际的追求欲。就拿咱们这个专案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但你也必须想到，有许多罪犯的智商并不比我们低，甚至比我们还高。这是因为我们是被社会、被一个更高的道德保护的，心理上是稳定的。而他们不然，他们是不稳定的，正是不稳定才使他们挖空心思地去制造犯罪，制造保护自己逃避打击的防线。所以，想要达到我们的目的绝非易事，只要我们努力去做了，就行了，无须非要成功……当然，‘5·10’必须成功，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事。你说呢？”
我一声没吭，听着张其刚的一番议论，想了很多，很多……
许久，我说：“每个人的一生都非常艰难，干任何事情都要付出很多，但更主要的是要忍受许多误解、嫉妒。所以，我在决定干每一件事之前都要求自己一定要成功，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容易，但一定要达到，人生就是在不断给自己加码中前进的。其刚，你不知道我的心里有多大压力。《风流警察亡命匪》上映后，在公安局内部有赞扬我的，也有说我王仲刚不务正业，想出名，想当官。其实，人，不都是在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吗？办‘5·10’案，除了使命和责任，还有我们存在的价值……所以，‘5·10’必须成功。”
尽管很忙，我还是亲自把张其刚送上了西去的列车。
车，已走得很远了。
我还站在站台上注视着列车远去的方向……
我不知道自己的战友谁家还有家事急等着丈夫、父亲、儿子回去；我不知道“5·10”专案会使自己的战友还要多长时间远离自己的妻子、父母、儿女……
我特批张其刚回去十天。
十天后，张其刚的妻子病情稳定，他又风尘仆仆地赶回了专案组。张其刚充满感情地说：“我爱人让我代她谢谢你，仲刚。”
与此同时，东北追捕组电话又报告了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情报：眼线曹猴子死心塌地为我们工作，已经被东北帮一些人识破。他们正四处寻找曹猴子，准备对其下毒手。
事不迟疑，我立即通知主管曹猴子的侦查员：“从现在开始，暂时停止给曹猴子分配任何任务，也不得让他再与任何嫌疑对象联系。请立刻将曹猴子带回郑州，切实保护其安全，以防不测。”
放下电话，我陷入沉思。
几个月来，我各个追捕组在东北各地反复扫荡，抓了一批又一批，道上传得很开：公安部这次下了大功夫，“5·10”专案组在东北见了南下作案的就抓，家里是不能待了，躲起来吧！
同时，人们的地域和乡情观念也让追捕组面临抓人的阻力。在东北一些地方，当地的居民和村民用多年养成的习俗来维持着他们所居住的那一片地区的安宁，特别是在农村，他们决不允许外来的人抓他们的乡亲和子弟。况且，邻里们并不可能知道他们在外干了什么坏事，他们看着这些孩子长大，怎么能说抓就抓呢？不行！肯定不行！包括一些地方干部也是这样的态度。所以，追捕组所到之处，都会遇到层层阻力，甚至追捕组的行动还会受到跟踪或监视。只要追捕组跟所到之处的有关组织一通报意图，追捕对象很快就会得到消息，逃之夭夭。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抓人，肯定要依靠当地，因为我们追捕组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况且，我国公安工作路线就是群众路线，离开群众我们就寸步难行。同时，工作纪律也要求我们去外地抓人必须跟当地通报。
东北的抓捕工作越发艰难。
于是，我决定欲擒故纵，通过各种途径，向各方面广泛透露一个信息：“5·10”专案要收场了，专案快结束了，追捕组都撤走了。
这个方案得到铁道部公安局批准。
“5·10”专案组大张旗鼓撤离东北各地，而且故意让一些人看到我们的侦查员上了南下的火车，还有当地配合工作的同志们依依惜别地送行。
但是，我早已安排各追捕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秘密物建了一批线人在当地潜伏下来，随时掌握追捕组撤退以后的情况。
审讯、抓人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我琢磨着，这两条道都不通，我们就选择第三条道，或者叫绕道走。也就是说，先从外部打开突破口，先从外围取证，只要拿到赃款、赃物，就不怕他们不低头服法！
对，就这么办！
于是，我对“5·10”专案组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进行调整，利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8月20日前后，集中精力开展查案查证，先后派出侦查员十余名，分三路赴广州、贵阳、西安、西宁、青岛等地查案查证。
查案人员所到之处受到了各有关铁路公安局、铁路公安分局、铁路刑警队、各个铁路乘警队的支持和帮助，数十起重、特大案件基本查到了立案和登记。
但是，还有近百起案件查不到报案，换句话说根本没有登记。
然而，赴各有关铁路公安机关查案组，属广州查案组收获最大。广州铁路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任锐煌和我是老朋友，我们多次在一起参加铁道部公安局的刑事侦查会议，又因为铁路上的流窜犯罪案件多，又是跨省区作案，我们常常因为互相协作办案而彼此帮忙。此外，我的第一部处女作电影《风流警察亡命匪》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前，在广州铁路公安局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征求铁路公安民警对剧本的意见。任锐煌副局长率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进一步加深了感情和友谊。
赴广州查案组还没有出发之前，我就给任局长打了电话，同时用火车带过去需要核对证实的案件资料。赴广州查案组到达广州后，任局长亲自召开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并派出专人协助查案组一起工作。广州之行，查案组共召开各种层次、各个部门参加的座谈会二十多场，翻阅各种档案资料数千份，最后查到了二百多起没有立案的案件备查登记，还找到了旅客报案的来信一百多封，也就是说，一百多个旅客报案了，但是广州铁路公安机关没有立这些案件。
真是峰回路转，二十多天的查案工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为下一步取得犯罪嫌疑人口供、认定犯罪奠定了基础。
各路调查、查案组同时又印证了一批东北流窜犯的真实姓名和地址，一些原来只知道绰号、形象比较模糊的流窜犯渐渐清晰起来。根据这些情况，我又系统分析整理了已抓获的流窜犯的口供、各种情报线索，利用两个昼夜，列出了一份“3·20”案件重大嫌疑犯的名单，包括绰号、性别、年龄、籍贯或住址、家庭情况，与什么人来往，有没有什么女人，窝点在哪里，以及属于哪个犯罪团伙，活动在哪条铁路线上，可能作过什么案件等，手拟了一份周密、详细的《缉捕“3·20”案件逃犯的作战计划》，连夜传真到铁道部公安局。
铁道部公安局邹景华副局长深夜作出批示：同意，即行实施。
于是，第二天，我就派出八名侦查员赶赴东北，重点追捕与“3·20”案件有重大干系的碾子山一伙流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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