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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七)

来源:群众出版社 作者:王仲刚

第七章   内外交困

这几天我有点儿小得意。

审查有战果,抓人有战果,查案有收获,又半撬开了吴殿涛的嘴,获取了三个重要案犯的情况。

我泡了一杯信阳毛尖,点了一支香烟。我在享受着信阳毛尖这种来自我家乡的清香味,我又吐出一串圆圆的烟圈,看着它们从小变大、变虚,最后消失在眼间。

门口有脚步声传来,我抬头一看,是我们专案组的一位年轻的侦查员。由于“你懂的”,所以请原谅我在这里不便说出他的真实姓名和来自哪个铁路公安局。

我笑着给他让座,客气地给他泡上一杯茶:“来,喝一杯,信阳毛尖,中国八大名茶之一,还得过万国博览会金奖。”

他接过茶杯,又放回桌子上,神情有点儿严肃,他说:“王科长,我跟你说一下,我准备回去了。”

我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我问:“回去了?回哪儿去呀?”

这位年轻的侦查员说:“回家呀,回我们单位呀。”

我心里有些不舒服。我想你现在是专案组的人,把你抽过来是经过了三级领导同意后铁道部公安局临时调过来的,回去不回去不是你说了算的。你怎么以这种口气和我说话呢?怎么说我现在也是你的临时领导。

我还是用领导的口气对他说:“你现在是‘5·10’专案组的人,是铁道部公安局把你抽调过来的,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你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这位侦查员不屑地对我笑了笑:“长期作战?我告诉你王科长,我一天也不想在这里待!”

我问:“怎么回事?”

这位侦查员说:“就你这破地方还能长期作战?就你这一部破电话、一辆破三轮摩托、一点儿经费也没有,这能打胜仗?”

我说:“你说得很对,我们的条件是艰苦,但过去我们的前辈不也靠小米加步枪赶走了日本兵,打跑了蒋介石吗?”

年轻的侦查员脸上呈现出不加掩饰的讥笑,看着我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王科长,你懂不懂?”

我强忍着不满。

我说:“我们还没有作出任何成绩,不可能一开口就和领导提条件。我相信,我们这二十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侦查员,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克服困难,我们一定能够打胜这场战役!”

年轻的侦查员朝我双手合十:“对不起王科长,恕我不能奉陪。在这里办案,天天要靠我自己掏腰包。跟你说实话,我在乘警队工作,一趟车出去,我怎么也挣个三千五千的,列车一到终点站,人家就像接爷一样把我接走,豪华宾馆、山珍海味、名烟名酒。哼!现在弄到这里受这个洋罪。”

我对他说的情况充满惊讶,但又很好奇。我只知道列车上的乘警工作很辛苦,跑车当乘警很不容易,还有危险。一辆长途车,三五个乘警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单位,离开了领导的视野,他们完全靠高度的自觉性在工作,在保护旅客列车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很多同志长期积劳成疾,身患多种疾病,有的同志和犯罪分子搏斗,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十八年前与我一起参加工作的几十个同志,都被分配到了乘警队当乘警,他们各个都干得很好,甚至很优秀,我很羡慕他们,也尊敬他们。

而现在我面前的这个乘警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我问:“跑一趟车咋挣几千块钱呢?”

年轻的侦查员一笑:“破案把你们都破傻了。王科长,你不会不知道,哪一趟长途车不超员?哪一趟车的卧铺不紧张?只要车轱辘一转,车一开,就会有人求我帮忙。解决个卧铺,就是解决不了卧铺,也弄个边座坐坐,或者在餐车上找个座休息。王科长,我不相信,您没有找过你们单位的乘警办过这类事吧?如果你送个人上车,我能把火车票钱都免了,你说你不感谢我吗?”

我点点头:“你说的也是。”

年轻的侦查员:“你肯定会口头感谢我。但是你送的那个亲戚或者朋友,他肯定很感激,那些我帮助解决了座位或卧铺的人更会感激。现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做生意的人,有钱的人有的是,钱对他们不重要,而舒适和时间就是他们的金钱。人家拿个三百五百的感谢我,我怎么好意思拒绝。若是碰上大老板,他们一出手,比我几个月的工资都高。这叫互利互惠,也不是我以车票谋私。我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收入也就越来越高,王科长,这不犯法吧?”

我苦笑了一下:“是啊,你不犯法。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你帮了人家,人家不能感谢你。”

年轻的侦查员:“王科长,您如果有时间,到我们那里,我招待你,你看看你这个小兄弟的为人。”

我又苦笑了一下:“谢谢。你真要走,我恐怕也拦不住,但是我必须向铁道部公安局五处的领导汇报,通知一下你们单位。”

这位年轻的侦查员站起来:“王科长,你这么做恐怕就不大够意思了!放不放我走,是你的一句话。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只能就此告辞了。再见。”

目送着这位侦查员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清什么滋味。当了快二十年警察,算了算我现在家里连几千元的存款都没有攒下。人家怎么那么会活呢?我们这些当刑警的每天以和犯罪分子打交道为乐,每当破获一个案件,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别提有多开心了。可是我们长年几乎都是愁眉苦脸地过,只有在破案的瞬间,才品尝到胜利后的喜悦。每天东奔西跑,饥一顿,饱一顿,寻找办案线索。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当刑警的价值,现在不得不审视一下我今生的选择。

我刚刚点上的一支烟,被我没几口就抽得差不多了。这时,一支烟递到我面前。我扭头一看,是孟庆志,与我整天形影不离的情报员兼秘书小孟走过来。他还是那张木瓜般的脸,黑黑的,不爱笑。但是,此刻那表情却让我感到很温暖。我接过烟,他为我点上火,劝道:“别生气,跟这样的人犯不着,人各有志。”我连抽了几口烟,没有说话。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大嗓门的吆喝声:“仲刚呢?王科长在不在?”

我急忙站起身,走向门外,走出院门,只听声音我就知道谁来了。

果然,审查站所长薛跃勇一晃一晃地走过来。

薛所长身形比较胖,一身横肉,加上个子高,所以走路一晃一晃的。

1971年,那时全国的公检法机关被砸烂,老的公安干部都成了黑公安、臭警察,很多老同志含泪离开了公安队伍,宁愿加入光荣的工人阶级队伍,一身油腻也比穿这身老虎皮(警服)强。检察院、法院都被撤销了,其职能被合并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则被军事管制。因此上级领导决定,为了公安队伍的成分,从复员退伍军人里选一部分来干公安,同时,从农民子弟中选一部分回乡知识青年,补充到公安队伍里来。

我和薛跃勇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从农民摇身一变成了民警。

我从我的家乡河南省固始县洪埠公社代(大)店大队,薛跃勇从他的家乡河南省兰考县,在同一天聚集到郑州,都穿着农民特有的,也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撅屁股小棉袄,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郑州铁路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报到。那时,我们每天早上穿着农民的衣服接受军训,围绕二七纪念塔跑步,嘴里不时喊着:“一、二、三、四!”

这支一百多人的队伍,引来了郑州市民的围观。听到他们的议论:“这些犯人怎么都这么年轻?”

兰考县比我的家乡固始更穷,分到乘警队当乘警的同志,看到旅客在餐车上买的饭没有吃完丢在那里,三口两口就扒拉进肚。有人说薛跃勇就干过这种想想都有些丢人的事。

十多年后,薛跃勇走上领导岗位,我们的交情一直很好。

他为人厚重,快人快语,风趣幽默,讲义气,爱喝白酒。

看见我迎出门来,平时不开玩笑、不说话的薛跃勇,这时脸上少有的严肃:“仲刚,你的队伍怎么带的?”

我很诧异,我不知道队伍里发生了什么问题。

我问:“薛所长,怎么了?”

薛跃勇一脸严肃:“我昨天晚上抓了个小偷。”

我一听释然了:“抓个小偷,和我的队伍有什么关系?”

薛跃勇依然严肃:“我抓的小偷,就是你们的侦查员!”

一听这话,我的脸都变了。怎么,我的侦查员竟然偷东西?!

我的脸也变得很严肃:“怎么回事?谁干的?”

薛所长说:“昨天晚上都快半夜了,我在查岗,结果闻到有汽油味,仔细一看,有人正在从我所里的汽车里抽油。我走上去,给那小子屁股一脚,最后一看,你猜是谁?”

我问:“是谁?”

“冯杰!”

我诧异地说:“冯杰,冯杰去偷油?”

薛所长的口气沉重下来:“仲刚,我们都是认识快二十年的老伙计了,你来领这个‘5·10’专案组,我能不支持你吗?这个小院子虽然差,可是我把全部房子腾给了你。你跟我说你们的侦查员没地方吃饭,我安排大家和我们审查站的民警一起吃,收一样的钱,享受和我们审查站一样的待遇。你所有的办公用品,我卡过你吗?几乎有求必应,要什么给什么,包括拖把、扫帚。”

我说:“老伙计,别说了,如果不是你在这里当所长,我这个专案组更难过。”

薛所长接着说:“那你摩托车没有油,怎么就不和我说一声?”

此刻我很动情:“老伙计,这一段时间我用了你好几次汽车,你出车出人,包括汽油。我这辆摩托车一个季度才给三十升油,可是我不能什么事都找你呀!”

薛所长说:“如果你和哥玩虚的,咱们今后就别来往。”说这话时他真的有些生气。

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这时冯杰笑眯眯地走进来,手里拿着几张汽油票,朝我摇了摇:“刚才薛所长把我叫去,给我三十升油票。”

我激动地上前想和我的老战友握握手,而他没有和我握手。

“走,中午我请你俩喝伏牛白。”我知道薛跃勇爱喝伏牛白。伏牛白是当时最便宜的白酒,好像才几元一斤。

那一天中午,他一个人喝了一斤,我大概也喝了三四两,冯杰喝了五六两。

那天中午,我们都醉了。

第二天,我召集“5·10”专案组的全体同志开会。

我们没有会议室,只有在我那间仅有一张办公桌和一个床铺的狭小屋子里开会,大家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同志只能围站在门口和窗外。

我铁青着脸,扫视了一下大家。

我说:“我们专案组已经成立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大家都很辛苦,我们这里条件也很差,一个是感谢大家,另外也向大家说声对不起。所以我今天召开全体会议,是想征求一下你们每个人的意见,要是哪个同志坚持不住了,请你自己报名。”

大家被我这番话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大概从我的表情上看出了不爽。

没有人接我的话。

我再一次扫视着每一个人的面孔:“不愿意在这里干的请举手!”

没人举手。

我又说:“无论什么原因,比如家里有病人,比如孩子小,比如老人年迈多病,比如夫妻刚刚结婚,这些理由都可以,只要你说出来,今天我都会同意。”

我又一次扫视着每一张脸,还是没人吭声。

我又说:“另外,哪个同志觉得这里条件艰苦,你不能适应这种艰苦的工作环境,也可以提出来。”

会场出奇地安静,还是没人说话,也没人举手。

我又接着说:“这里不光条件艰苦,而且还要自己掏腰包倒贴,也没有外快可赚,哪个同志感觉在这里工作不如原单位,你只要说出来,今天我也会同意。”

还是没人说话。

好一会儿,我又问了一句:“有没有?!到底有,还是没有?!”

大家的表情此刻越发严肃起来。

我站了起来,提高了嗓门:“今天我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无论什么原因你觉得‘5·10’不适合你,这份工作不适合你,只要你提出来,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请示,我都会当着大家的面批准!”

死一般的寂静。

我逐一扫视着在场的二十二张面孔,没人接话,没人举手。

我又加重了语气:“今天不说,这一刻不说,以后可不要后悔!”

依然没人说话。

我重新坐下,放低声音,放缓语速。

我说:“我看到了大家的表情,我看到了你们对‘5·10’的信心,我也看到了你们愿意坚守下来的决心。同志们,我感谢你们。”

我深鞠一躬后坐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开这个会。昨天有一位侦查员找到我,他说他坚持不下去了,这里条件太差,这里捞不到外快,他要走,虽然我没有同意,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了,他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昨天到今天我都在反思这个问题,我们这些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在岗位工作的民警是不是太傻,我们这些刑警是不是像这位同志说的破案都破傻了?我很迷惘,也很困惑。我真的不知道,我选择了当警察,选择了干刑警这个职业是不是错了?”

我的眼睛有些湿润,我的情绪有些激动。为了能控制我的情绪,我又喝了一口水。

过了一会儿,我接着说:“今天,我那么严肃,放宽了那么多的条件让大家自己提出来走,但是无论我怎么反复地追问,都没有一个同志举手和报名。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各个局对两部会议精神的贯彻是认真的,真正是把各个局最优秀的侦查员给派来了。当然,除了昨天那个逃兵。这还说明,我们在座的都是把国家利益、人民安危放在第一位,舍小家为大家,舍个人为国家。其实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困难,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是你们无怨无悔地作出了选择,因此,我感谢你们!我代表专案指挥部感谢你们!我也斗胆地代表铁道部公安局、代表公安部五局的领导感谢你们!代表每一个受害的旅客感谢你们!”

我起身举起右手,庄严地敬了一个礼。

我敬的这个礼几乎是转了三百六十度,面向每一个同志。

好一会儿,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连声说:“谢谢,谢谢!”

我重新坐下。

我说:“同志们,我们都是长年战斗在打击刑事犯罪的第一线,我们面对的是黑白两道,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变着手法去作案,去偷去抢去杀人。我当民警快二十年了,无数次面对各种各样的受害人,每当我看到那些因为丢了钱而痛不欲生的老农民,他身上带着那仅有的一点钱,也可能是他的救命钱,是他辛辛苦苦劳动的汗水钱,是他给亲人看病的钱,是孩子上学的钱,是做生意的本钱,这些钱没有了,就等于要了他的命。有的一病不起,有的神经错乱,有的跳车自杀。还有的,甚至被犯罪分子推下疾驰的列车,当他的亲人们扑在他尸体上哭天抢地时,我的心都碎了。我常常会为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当警察的责任而愧疚不已,没有把这些万恶的犯罪分子送上法庭、送上断头台而愧疚不已。”

我确实有些激动,不得不停下来,给自己点燃了一支烟。

我接着说:“当前,铁路治安已经到了非常混乱的程度,老百姓不敢坐火车,那还要这火车干什么,还要我们这些铁路警察干什么?可是现在连警察的安全都没有保障了,多次发生犯罪分子拿着刺刀对着乘警,甚至绑架乘警抢走枪支。同志们啊!连警察的安全都没有了,哪还有老百姓的安全?这次两部费了这么大的劲把我们抽来,组成这支专案队伍。我们没有退路!我们身后的战友在看着我们!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各级领导在看着我们!我们必须成功!我们没有退路!我们绝不能让人家说我们是只会吃干饭的饭桶。因为我们的名字叫‘5·10’!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人民的选择!”

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接着说:“同志们,关起门来,我还想和大家说一句不该说的话。那些东北流窜犯现在不可一世,根本不把我们铁路警察放在眼里,还竟然用我们乘警的手铐把正在执行公务的民警铐在茶几下面,还抢走了枪支,把弹匣卸下来扔出窗外,最后用燃烧的烟头烧被铐民警的背部。这完全是调戏!完全是侮辱!退一万步讲,我们没法保证老百姓的安全,因为我们已经窝囊到连我们自己的安全都没有保障。我们的敌人如此地蔑视这个政权,蔑视我们这支拥有七万多人的铁路警察队伍。如果我们连这个案子都破不了,我们有什么脸面去面对江东父老?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去穿这身警服?最后,到那天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我们都该脱下这身老虎皮……”

忘了是谁接了一句:“解甲归田!”

我说:“那我们只能解甲归田!”

会议结束后,我独自坐在指挥部那把窄小的折叠椅上,两三个小时连姿势都不曾变过。孟庆志进来叫我吃饭,被我抢白了一顿。后来,他们又叫我去吃饭我也没应。

我在想,前一阶段各项工作有了一些进展,但是,追捕工作成效却不明显,没有完成预定的目标。派出的三个追捕组,只有第一追捕组取得了成效,而专赴北京的第二追捕组以及专门在河南、湖北两省实施缉捕任务的第三追捕组都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从前一个月的情况看,东北四个省区南下流窜犯罪分子那么多,涉及的面那么大,而我们用极少的兵力在三省一区进行大面积撒网、抓捕,网大眼也大,成效甚微。

茫茫东北,何处找寻突破口?

我又继续翻阅着审查组送来的卷宗,以及各方面汇总来的情报,眉头忽而舒展,忽而紧锁。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白城、齐齐哈尔,这几个字眼不断在眼前跳动,划过。

突然,我产生了灵感,就像我的文学创作一样。

下一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流窜分子比较集中的地区打一场歼灭战。首先,要集中搜捕一批有重大案在身、民愤大的流窜分子、亡命车匪,以震慑大多数流窜分子。然后,再全面扫荡,从根本上打垮东北流窜犯。

我立即向铁道部公安局起草专题报告:“5·10”郑州专案组下一步抓捕工作的作战计划:兵发白城,兼顾开辟江南战场,重点捕捉曹猴子、赵喜贵、钱振民……

报告立即通过传真电报上递铁道部公安局,邹景华副局长立即批示同意,并要求全力以赴抓好落实。

可就在这时,铁道部公安局通知我到上海参加“5·10”专案会议。会议选在上海开,有现场会的意思。因为我知道,这一个多月,“5·10”综合专案组上海专案组在全国各地,特别在东北地区的追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先后捕获了数十名作恶多端的南下流窜犯罪分子。由于他们的动作大,底气足,声势也大,使许多流窜犯如惊弓之鸟,这也给我们的追捕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上海多牛啊!

上海“5·10”专案组的前线指挥端木宏峪,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处长,老资格、老侦查、老干探,解放战争时期就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侦查科科长,现在是全国有名的江南名探。

上海市公安局给专案组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一是人员从各个分局抽最好的,而且数量足,光本市就抽了好几十人;二是经费充足,一下子拨了好几十万;三是交通工具确保专案要求,一下子调了三辆车。人家走哪儿都财大气粗,又是来自大上海的,有关地方格外重视。

而且,上海“5·10”专案组的宣传舆论工作做得好。他们每抓一人,每打一个胜仗,香港《大公报》、上海《文汇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媒体,各大报刊、广播、电视都大力宣扬报道。

老实说,参加上海会议那种感受、那种滋味,叫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在公安部五局、铁道部公安局组织召开的这次上海打击东北流窜犯活动的协作会议上,也就是“5·10”专案的第二次会议上,我感觉我的脸一阵阵发红。

同时成立的两个专案组,上海专案组业绩突出,声名显赫!而由我率领的郑州专案组却……

回到郑州后,我召开了专案组会议,认真总结了一个半月以来的工作,找出存在的问题,学习上海经验,决定调整今后一个阶段的侦查追捕,打散了原来的人员结构,进一步加强东北地区的追捕工作,力争迅速捕获一批案犯,打开局面,尤其要把“3·20”案件作为专案的中心侦破。

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成绩来,和上海组比翼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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