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二）
没想到王光礼处长亲自到站上迎接，这让我受宠若惊，也备受鼓舞。王处长拍拍我的头,说：“小王，中，能干。”
根据这些财物罪证，认定了陈建民等抢劫犯的罪行。陈建民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郑州铁路局公安处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对老领导笑了，说：“因为你只让我取一份材料，我不仅取回一份材料，还拉回一车赃物，对突破、认定犯罪起到了关键作用。”
老领导语重心长地看着我：“是啊！十五年前你就能干出这么出乎我意料的事情，我相信‘5·10’专案组你也能带好，能打胜这一仗。”
我看着老领导的脸久久没有说话。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站起来说：“王处长，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王书记站起来握住我的手，一脸严肃：“到时候我给你颁奖。”
5月14日，参加“5·10”专案组第一阶段工作的二十四名侦查员全部到位，全体人员在郑州铁路公安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铁道部公安局刑侦处李升龙处长、刘作发科长主持会议，郑州铁路公安局局长卫伯英、副局长李学安也参加动员。
首先由我向大家传达了两部郑州会议精神，介绍了目前在郑州铁路公安分局审查站关押的毕海波等五名东北籍流窜犯的情况，并代表专案指挥部宣布了具体作战方案，就如何开辟线索来源、审讯、侦查、追捕等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团结、纪律、作风、枪支保管等事宜向全体侦查员提出了要求，还宣布了成立材料线索组、审查查证组、追捕组三个作战小组，以及具体组成人员。
“5·10”特别行动，是中国公安史上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区域协作，它不仅为有效地打击东北流窜犯罪团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打击各种流窜犯罪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年过半百的铁道部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处长李升龙语重心长地说：“犯罪分子如此嚣张，作为铁道部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负责人，作为铁路警察的一员，我深感内疚，因为我没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次公安部、铁道部把七个局这么多的优秀刑侦人员集中到郑州，成立‘5·10’专案组，这是铁路公安机关打击流窜犯的一次重大行动，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坚决破案！把流窜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狠狠打下去！”
李升龙顿了顿，接着说：“郑州铁路公安局担当了这个专案的主力军，对这个专案很重视，两位局长参加了今天的会议，亲任专案组组长，我代表铁道部公安局表示感谢！又把我们的干将王仲刚同志派到专案组，担任前线指挥，具体负责这个专案的全面工作。王仲刚同志是郑州铁路局刑侦科副科长，他从事刑侦工作十多年，破过很多大案、要案，你们大家已经熟悉了。希望大家多多配合他的工作，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出色地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全体专案人员齐声回答：“有！”
卫伯英、李学安也当场表态，郑州铁路公安局一定会全力支持“5·10”专案组，并且对参战的郑州铁路公安局的同志们特别是我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卫伯英局长还特别补充道：“最近一个时期维护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学安局长有很多工作要抓，‘5·10’专案组的事你就多担当、多操心。你代表我们放手去干！”
我代表郑州铁路公安局参战的同志们表示，绝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希望专案组全体同志多支持、多帮助、多担待，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我会尽力去办。
会后，全体同志来到位于郑州市西站北一街的郑州铁路公安局郑州收容审查站。收容审查站，现在听起来是很陌生的单位，但在20世纪80年代，它是与看守所具有几乎同等权力的关押刑事犯罪嫌疑人的特殊处所。铁门紧闭，高墙耸立，万伏电网，房顶游动的武装警察向过往的人们暗示，这是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场所。
“5·10”专案组的侦查员们还没有这个待遇进入此院落里办公，而是在审查站隔一条马路的一个只有几间临时房的小院里。
一间十分简陋、面积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两张办公桌，一张能坐三个人的铁板椅，“5·10”专案组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当然，这就是我作为前线指挥员的办公室。
本来刚刚结束的动员会把大家的干劲鼓得很足，但当大家看到如此差的工作环境时，劲头似乎泄了一大半。从大家的眼神里，我捕捉到了这个变化。
1989年5月，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间。各地市公安机关的主要警力都投入到维护社会稳定、防止意外事件发生的中心工作中去了。地处全国交通要冲的郑州，危机四伏。
地方治安秩序需要警力，铁路治安秩序也需要警力，“5·10”还干不干？
有的同志说：“算了吧，这活没啥干头。打击流窜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我参加过多次，还不是抓了放，放了抓，活受这份罪。”
“是呀，别的部门都在忙着干大事，咱们却在这儿抓几个蟊贼，没劲。”
“今天打了，明天又放出来了。”
“王科长，跟领导反映反映，散伙算了，等动乱过去再干吧！”
人心涣散！人心思走！队伍心理上的不稳定是最大的敌人。
我不得不找到李学安副局长，因为他是专案组组长，我的主管领导。
当时，李局长正在洗衣服。我说：“李局长，思想上这么乱，外局的同志又这么多，都想走，你看这该怎么办？”
李局长侧过脸看了我一眼，继续洗他的衣服，说：“队伍的心绝不能散，这是根本的。大家刚来，彼此也都不认识，咱们的条件确实也不太好，这些都会造成思想上的不稳定，但什么事都得一步一步来。‘5·10’你就全权负责吧！要迅速找到一个突破点，快一点儿进入案子，那就好办了。‘3·20’是一个牵动人心的大案，一定要抓住它！要拿下来！局面就会改变。”他直起身子，甩了一下手中的肥皂沫说，“你尽管放手干吧，有什么事我负责！”
我心里似乎有底气了。
回到专案组，我召开了专案组第一次会议。
我对大家说：“抓流窜犯是大事，而且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铁路警察的天职！社会的稳定是全方位的，丢掉哪个战场都会顾此失彼，带来新的不安全。我希望我们‘5·10’一定要坚定信念！打好这一仗，打胜这一仗！今天我们在这儿抓蟊贼，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再受蟊贼的侵害。我们今天干的事业，历史和人民会给我们公正的评价。”
我继续说：“我们都是铁路警察，如果破不掉这个案件，无颜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我们更无法面对七万多铁路警察。群众会耻笑我们，会说：‘你们铁路警察连自己的安全都保护不好，拿什么来保护我们群众？’他们还会羞辱我们铁路警察，连这样的案子都破不了，丢人哪！所以，我们要为铁路警察的荣誉而战！为了我们头上顶的这个国徽而战！”
讲这话时，我满脸的神圣。
我看到，我这番话很有感染力。大家的情绪在我的感召下，慢慢严肃起来。
我借机提高了嗓门：“有没有不愿意干的？有不愿意干的现在举手！”
我扫视着每一张脸，没有一个人举手。
二十四颗心就这样贴在了一起。
专案组成立后连续几个夜晚，我几乎都没有合眼，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弥散开来。
我平时不抽烟，只有在最高兴的时候，或者最不开心的时候，才会点上一支烟夹在指头上，让烟雾顺着指缝袅动成一条线，以此梳理思绪。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支队伍能否带好，关系到“5·10”能否成功。
从哪里下手？如何才能突破？
清晨，迷迷糊糊的我骑着那辆破旧的26型自行车，要穿过好多条街道、红绿灯，需要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到达西站北一街的指挥部上班。
五月的风暖暖地吹到脸上，四周是令人陶醉的遥看绿色近却无、绿柳才黄半未匀的初春景致，本来应是很惬意的感觉，但如今没有了那份闲情逸致。
路上的车辆很多，尽管我早早就出了家门，还是要一路紧按车铃，穿梭在人流中。人头攒动得像微风中的雨丝，凌乱得密密麻麻，如同眼前的案子。
“5·10”从何处下手呢？
我想起郑州市公安局九处羁押在我局审查站的东北流窜犯毕海波、杨志刚、于艳春、贾永发、穆建五个人，能不能协商把他们移交给我们呢？
突然，一声尖厉的哨音，还有一只挥舞着的手臂，拦住了我的去路。
交警用手比画着，把我拦到一边，厉声地问：“没看见红灯吗？”
“没……没……哦！看见了……看见了……”我这才回过神来。立刻就有好多人停下来围观。我心里暗暗庆幸，幸亏自己没有穿警服，要不然围观的人会怎么看，一定会说，你们警察带头违章，只知道管老百姓，还吹胡子瞪眼，一副凶样。
我突然想起自行车上还带着发高烧的儿子。
“下来！不知道骑车不准带人吗？”交警呵斥道。
“知道，对不起，我孩子发高烧……”我连忙解释。
交警瞪着眼：“发高烧就是违章的理由吗？”
我再三解释，说孩子太小发高烧急着去医院，只能用自行车带着，还出示了我的警察证件。交警却硬是扣着自行车不让走。
我火了：“孩子发高烧正危险！你难道就没有孩子吗？”
那个交警把眼一瞪：“你还敢顶撞我？”
我无语了，只得交了罚款，连声说：“对不起。”
交警狠狠地瞪了我一会儿，手一摆说：“去吧，去吧！”
我连声说：“谢谢，谢谢。”推起车就走了。
虽然不爽，但我心里还在反复默念着“毕海波……毕海波”，一个四十二岁的流窜惯犯。
对了，他是怎么被抓住的？是被郑州公安局九处三科的侦查员们捂了窝子。捂了窝子！
我的心里猛地一亮，豁然开朗，刚才的不快瞬间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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