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消失12年的"受害者"
为了寻找那个消失12年的“受害者”，这位警察蜀黍历时一个多月，辗转多个包子铺和烧饼摊，从毫无头绪到渐渐清晰，最终通过一条条线索联系到这位“受害者”，并成功加上了微信。
警察蜀黍说，你只要愿意，哪怕天涯海角我们都会过去。于是，他收到了微信手机定位，地址是：“天涯海角”。
剧情相当精彩，且听蜀黍慢慢道来——
我进入XX集团洪某涉黑恶专案组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找人，找一个消失了12年左右，不知来路，不知姓名的受害人。
领导告诉我，这个受害人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案件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必须找到他。掰指一算，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领导跟我说了六遍！
其实，在我进入之前，这个专案组已经成立了两个月，找人工作也已经开始了，但是，受害人在哪里却一直是个“谜”。
“商户们都有顾虑，不愿说、不敢说。”
说了半天，我到底要找谁？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据说，是一家十几年前在“中心菜场”卖包子的外地人，他们被一群黑恶势力打伤、砸店后，连夜逃离了当地，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是一起很恶劣的刑事案件，虽然调查工作之前已经做了一些，但结果不理想，只知道店主是大个子中年男子，还有一个20岁左右的儿子。至于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以及“包子铺”名字，都是一无所知。
好吧，虽说“找受害人”听上去很奇怪，但在这个案件里，它确实像是一座高地，我必须想办法拿下。
于是，我与一名同事重新开始对“中心菜场”展开细致摸排调查。“包子铺”的原址现在是家面馆，我们决定从面馆查找线索，至少要问出房东是谁。但出乎意料，面馆老板表现的非常抵触，问什么都说不知道，去了几次之后，竟然开始呵斥我们，坚决不让我们再进他的店。
第一步不行，我们开始第二步，对“包子铺”隔壁、对面的店面进行走访。调查发现，与“包子铺”同期开店的基本都搬走了，现只剩下两家，一家是杂货铺，老板70多岁，说不记得有个包子店。另外一家是茶叶店，进店几次，听说我们调查“包子铺”的事情，便不予理睬。我们只好在店里买了两个茶杯，两斤茶叶，老板才开始愿意和我们说话，但也没有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根据前期思路，第三步是扩大范围，询问整个菜场商户，菜场里面有很多人知道“包子铺”被打砸的事情，但已记不清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因为涉及黑恶，商户们都有顾虑，不愿说、不敢说。
于是，在寒冷的冬天，我和同事每天晚上冒着雨雪，在菜场快关门的时候去走访，希望他们能理解我们的一片苦心。
连续去了一周，虽然商户们逐渐被我们诚意打动，愿意与我们交流，但说法不一，有的说包子铺做了3、4年，有的说受害人是安徽人，也可能是河南人，有的说包子铺名字是“真（蒸）功夫包子”，由于时间太久，所有答案都是可能，至于包子铺老板的姓名更是无人知晓。
“明知可能性很小，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挑战不可能！”
有了走访的这些信息，我决定去趟工商部门。但到辖区工商所后，却被告知，当初“中心菜场”本有个工商所，但后来撤了，档案资料搬了几次，很可能都丢失了；如果想通过电脑查询，必须有具体姓名，平台不支持关于店铺名称和经营内容的检索。工商所的同志建议我们到分局档案室找纸质档案，但时间太久远了，不一定找的到，而且是否有登记都难说。
明知可能性很小，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挑战不可能！于是我们去工商分局说明来意，分局领导说以前有人来问过，但说查历史档案就放弃了，因为确实不好找。我表明了决心，说根据前期汇集的信息，需要查2003到2005年的所有档案。
民警翻阅档案
进入档案室，看见档案室很大，由于归档没有分辖区，所有乡镇的小店档案全部混在一起，没有办法，只能加班加点的看，而且必须看仔细，不能遗漏。看什么呢？先看餐饮，再看登记人是否外地，再看登记地址是否靠近中心菜场。在工商分局安排两人协助的情况下，我们花了整整三天把档案翻完，但一无所获。
怎么办？不是说做包子吗？不是说安徽人吗？那就从安徽包子入手。通过百度搜索，我发现安徽怀宁的人在全国各地做包子生意。那我就找在当地所有做包子的安徽怀宁人，说不定有收获。
不愿意说，就买包子吃，还不愿意说，就买更多的包子回家吃。
在问完了十几家安徽怀宁包子店后，我发现，原来“天津狗不理包子”都是怀宁人做的。其实，怀宁人做包子并不是扎堆，彼此也不认识，关键是，在当地做包子时间最长的怀宁人才十年，与我们受害人的时间还差至少2年，问了一周左右，也没有收获。
在开展调查安徽卖包子人群的同时，我们发现路边卖烧饼的也是安徽人，是太和县人，我们也询问了每一个卖烧饼的，也吃了不少烧饼，其中一对老夫妻在中心菜场对面的医院门口卖了近30年烧饼，离我们受害人最近，时间也最久，但他们也没能提供出有价值的信息。
民警询问烧饼摊主
“老板可能姓Z！”
下一步怎么开展工作，时间紧，根本就没有思考的时间，还有什么路可以走的？
对，再突破一下房东，让房东告诉我们受害人是谁？
房东是谁？据说是一个四川人，但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找到他。
多方询问后，终于电话联系上了房东，房东说他在四川，他不记得“包子铺”老板姓什么，叫什么，提供不了有价值的信息。
他同意三天后回来面谈，同时，他告知“包子铺”有个20岁左右残疾女孩，是老板的女儿，有残疾人开的店铺可能不用去工商办证，说不定残联有她的信息。
每一点小的线索都不能放弃，于是我们又火速去了市残联，但希望很快又破灭了，残联系统查人同样需要姓名，而且全国没有联网，我们既不知道姓名，又不能确定她是否在本地办的残疾证，根本无法查询。
几天后，房东回来了，我们立刻前往他的一家店铺与他碰面。在店里，他与他老婆都在，根据他们的回忆，“包子铺”老板是安徽人，一家四口人，一对夫妻和一双儿女，店铺只开了半年左右就被人打砸了，跑的时候很匆忙，多交的几个月房租都没有退，店名叫“蒸功夫包子”。至于租房合同，早就丢了，不记得叫什么名字，经过夫妻反复共同回忆，说老板好像姓Z。
虽说不是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关于包子铺一家，我们有了许多更清晰的了解，尤其是老板可能姓Z！
“试一下又何妨？”
接着怎么办，去安徽怀宁找Z姓的，家里有一个残疾女儿吗？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但，也必须一试。
“不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工商局试一下。”我跟同事说。同事马上反驳说，去工商局没有用，他们已经说了要全名，只知道姓是无法检索的，况且可能没有登记。
我说，我接触过许多系统，哪怕只知道名字中的一个字也是可以检索，只是范围有点广。于是我们再次去了工商分局，希望他们帮忙检索姓Z的商户，工作人员说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说不定注册的人不是姓Z。是啊，这个完全有可能，但试一下又何妨？
很多事，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就是检索这一个“Z”字，我们花了20多天的时间。通过Z字检索，查到了一些姓名，然后我们再一个个筛选，发现确实有一个是安徽怀宁人，时间上也基本相符，只是登记的店铺地点有较大出入。
看到我们在兴奋中有一丝失望后，工商局的同志马上安慰我们说，以前的工商登记比较混乱，地址随便写的也有。
不管如何，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基本相符的人。于是我赶紧回到单位，把这个Z某某的户籍信息调出，同时把他儿子户籍调查，但户籍里面没有他儿女的信息。 没有关系，女儿可能出嫁迁走了，我这样安慰自己。由于Z某某的照片是很早的黑白照片，完全看不清相貌，于是我把他儿子的照片打出来送给房东看，房东夫妻说了六个字：有点像，不确定。
是啊，毕竟12年过去了，有的同学之间都互相不认识了，更何况就是收过一次租金、没有过多接触的陌生人呢？
“这个电话正带着我走近真相。”
下一步“怎么办”？我决定与当地派出所取得联系，让他们帮忙去问一下这家人的情况，是否家里有个残疾女儿。但联系过后，得到的答复却是查无此人。
是向领导汇报去当地深入核查，看Z某某是否在家，还是继续查找其它线索？毕竟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Z某某去了哪里都有可能，如果这个Z某某不是我们要找的受害人，那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成本也就太大了。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了Z某某的儿子曾经用过的三个电话号码。我赶紧拨打电话，结果有两个电话已经停用了，第三个接电话的是一名女子。
在我表明身份后，她说不知道这个事情，没有来过我们这里。我有点失望，但没有放弃，因为我预感到，这个电话正带着我走近真相。我赶紧问她是否认识Z某某，她说Z某某是她公公。
很幸运，Z某某就在她身边，我向Z某某表明我的警察身份，他开始表示不相信，一直说他正在卖包子，很忙，不愿意说其它的。我劝说了好久，最后他说他确实来过我们这里，但是不愿跟我多说，让我找他的儿子。
我连打了三次他给的电话，没有人接听，用手机号码搜索添加微信号，也没有反应。怎么回事，不想理我们？还是不相信我们？我有点焦急。
晚上9点左右，Z某通过了我的微信好友申请。我赶紧与他对话说明原因，并把警官证照片发给他看，他显得十分惊讶，说基本上忘了这个事情，不敢相信我们会找到他，同时感谢公安机关为他们主持迟来的正义，但是他在很远的地方，过来作证不方便。我说，你只要愿意，哪怕天涯海角我们都会过去。于是，他给我发了微信手机定位，地址是：“天涯海角”。
两天后，经领导同意，我们坐上了飞往“天涯海角”的飞机，找Z某某一家调查取证。他们被我们的行为感动，放弃两个包子店的生意，全部来配合我们工作。
四个受害人一起控诉当年的悲惨境遇，在被当地黑社会打伤后，一家人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到处逃难，最后一直逃到了“天涯海角”才停歇下来。
我们在当地只待了一天，第二天坐凌晨5点的飞机返回，继续开展其它的工作。Z某坚持要开车送我们去飞机场，以表谢意。
这就是我30个日日夜夜寻找一位谜一样受害人的故事，其中还有很多曲折的细节没有一一记录。
从毫无头绪到“天涯海角”与受害人见面，其中的艰辛被大家笑称为“包子铺精神”。
呵，那是大家开玩笑，准确的说是我们所有扫黑人的“不胜不休”的战斗精神支持着我一路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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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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