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信仰（六）
漫漫维权路
他含冤24年，从未改变过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与信仰，时刻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1992年，他冒着生命危险解救了一名被困室内的3岁儿童；2001年至2011年，他全额全程资助了石家庄市井陉县贫困学子张朝红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毕业的学杂费；2002年，他收养井陉山区孤儿张恩来十余年，直至成家立业。
——摘自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王新法事迹相关材料
一起普通的职务案件，在经历了法院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和审判程序混乱之后，耗时近两年，最后竟在个别领导的协调下，王新法硬是被“坐实”了莫须有的“敲诈勒索”罪名。令人发指，可笑之极。
欲加之罪
1990年2月26日，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作出了﹝1990﹞新法刑判字第12号刑事判决，认定王新法犯敲诈勒索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自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1988年9月22日起至1990年3月21日止）。1990年4月25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1990﹞法刑上字第29号“维持原判”的刑事终审裁定。
毫无疑义，这是一个荒唐而又乌龙的判决。
原在河北省农业银行工作的五弟王书生，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哥哥澄清事实，维护权益，他当年几上北京，跑到了北京求是律师事务所，找到李汝涛和田敏律师、当他向二位大律师说明来意时，二位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凭经验推脱：“你大哥肯定有事，只是事大事小的问题！”当他们经不住王书生的再三请求，最后决定代理了王新法案件，在历尽艰辛看到了王新法案那些问题成堆的案卷后，又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表明了这样的态度：“王新法是个好警察，是一个有信仰的警察，绝对应做无罪辩护，不论输赢，我们不要你们王家的律师费！”
可当此案经历了两次“退补”，石家庄市公检法三家的补充侦查工作结束，却找不出任何新证，而王新法的律师在历尽艰辛取得了众多无罪新证的情况下，新华法院还是进行了第三次开庭“审理”，而且公然不让王新法从北京聘请的两位大律师到庭诉讼，且在王新法没有在任何宣判他“有罪”的法律文书上签字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强行作出了“有罪”的宣判。
“不搞明白就坚决不出看守所，我宁愿在这里受罪！”
1990年4月25日，王新法与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司法机关抗争了一个多月之后，最后被强制连人带包一齐扔出了获鹿县看守所的大门。同时，执行任务的民警代表有关方面、态度非常蛮横的对他吼道：“领导说过了，你爱找谁喊冤叫屈就找谁去……”
石家庄政法系统如此公然践踏法律的做法，令曾在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当过庭长的李汝涛律师，和当年仍在“北京政法大学”任法学教授的田敏律师一直不得其解，也等于给了原本信心满怀的两位大律师当头一棒。
临别之际，两位北京来的大律师老泪纵横地对王新法道出这样一番嘱咐：当前，国家正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你不妨先赚点钱，生存下来，再择机申诉，无论如何都要相信法律相信党，总有一套纠错机制会对你起作用的……”
王新法本就是个信仰坚定、意志坚强的共产党人，尽管此时，自己早已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但在他的外在言行和内心深处，始终都将自己定位于共产党员和人民警察这个角色上，加之听了两位大律师的上述一番话，他除了坚信自己的清白和信仰之外，似乎也若有所思，心有所悟：是呀！我总不能像一般上访者那样，天天上街和静坐示威去吧，我也不能因为自己一个人的冤情，天天干扰党和政府正常的办公秩序吧！再说，此前关在看守所里，蛇鼠同窝，经历了那么多的威逼与磨难，不都挺了过来，难道自己一旦被判，走入了社会，就无法立足、无地自容了吗！除非自己真的有罪，或是想破罐子破摔，才会去死缠烂打哩。
如此一想，他似乎心里豁然开朗起来，为了生存、他先跑到了石家庄市的搬运市场，与进城农民工一道，搞装卸、当搬运，一天两餐吃馒头，从早到晚最多赚个十元钱。干了一阵子后，王新法掐指一算，这样干下去吃苦受累不说，若自己胃口大点的话，这赚的还不够饭钱，自己都养不活，就甭提养一家老少了，这显然不行，得另想办法，这个家至少不能老靠妻子一人支撑吧。
哪里还有更好的赚钱活儿哩？王新法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不久他又搞起了电器买卖，可一心只想诚信经营的王新法，哪是那些“奸商黑户”的对手，没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血本无归。家人们实在都看不过去了，都帮他想起了办法，那时，正好他叔叔家有一辆濒临报废的东风货车，于是王新法兄弟几个，帮他凑了点钱，将这车修好，交给了王新法，又跑起了运输。按说，像王新法这样的实干家和驾驶高手，跑运输还是蛮合适的。再者，他搞运输的那些年，也正是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的时期，仅单就拉煤专供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一项，就够他跑断腿了。而且，这并不需要精于算计他人，只要适当提防一下“小人”即可。于是，自此王新法赚取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不仅自己注册了一个“工贸公司”，而且还以“借资”的形式，向陕北某矿“投入”了一笔入股资金，等于多拥有了一份“劳资保障”。但王新法这人的理想就是宏大，信仰过于崇高，而对金钱的兴趣又过于淡化，加上他一以贯之的诚实风格和与人为善的人生态度，使得他在面对很多老赖和生意场上的利益纠葛中，一直处于低调和忍让的状态，以致于很多他本可以拿回来和争过来的第二桶金，大多都忍让掉了，或是被动的让给了对手或合作伙伴。否则，依照他的勤劳智慧，他赚回的钱，绝不止于投向此后要提的一个薛家村，而是成片扎堆的“薛家村”。
奋斗了这么多年，王新法除了基本保障全家的吃喝拉撒外，并无多少积蓄，除了公司做不锈钢工程期间，因一房产承建商资金短缺，迟迟给不了工程款，最后不得不以一套现房以折抵工程账款，从而使得王新法一家赚得了这套现有的商住房外，就再无别的固定资产了。同时，加之这么多年来，王新法因冤案在身，困扰于心，上访维权之路如蜀道之难、似屈原求索，艰辛无比。
上访维权
只要冤情一天在身，王新法便一天不会放弃申诉的决心。这也客观上影响到他全心全意投入生意场上的雄心。自王新法被迫“双开”的那一天起，他的内心深处，从未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商人和一个生意人位置上。这是他的为人秉性，也是他的信仰使然。
在蒙受屈辱的这些年里，王新法不知向省市两级法院和人大申诉过多少回，投诉过多少状纸。毫不夸张的说，他亲手拟就的申诉材料，加起来足可装两个麻袋了，可这些血泪斑斑的申诉件，每次投出，皆如石沉大海。当他觉得在河北省内申诉的希望十分渺茫后。他不得不采取亲赴北京上访的举措，多次向最高人民法院、国家信访局和全国人大反映情况。
为了确保自己的上访举动合法，他给自己确立了上访三准则：一是不穿奇装异服、只穿军装旧服，行李只带解放挎包，胸前只佩戴领袖像章；二是不结伴成群、不扯标语横幅，不说任何有损党员干部形象的话，只陈述案情，或提出再审诉求；三是主动配合居住地党委和政府的维稳要求，在政治敏感期和首都北京举行重大节庆活动期，尽量不访或主动配合维稳干部的工作。对此，妻子孙景华，原石家庄市人大代表、石家庄新华区合作路街道民政科长曾德美，该街道电大街北社区居委会支部书记王会涛这三人最有发言权。
采访中，孙景华在不觉间，给笔者讲起了王新法在北京上访中的一段难忘经历：
1992年初春的一天清晨，东方欲晓，太阳初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们不顾料峭的春寒，一大早不知从哪冒出来成千上万的人流，一齐涌向升旗台，观看升旗仪式。不一会，随着嘹量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在晨曦中徐徐升起。此刻，广场上的人们不约而同的向红旗行注目礼，但在今早来参加升旗式的人中，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格外引人注目，这个人就是前来北京上访维权的王新法。
在这次的升旗式现场，只见他身着一套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军服，右肩左斜着一个军绿色挎包，左胸口袋上佩戴着毛主席像章。他不仅在升旗式上行的是一个标准的军礼，而且直至五星红旗升起后好一会，仍然没有放下他抬起的右手，眼里的泪花也似乎在随着五星红旗飘扬闪烁。他的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了一位便衣警察的注意，只见一位身材魁梧的平头青年，一下就悄然抵近于王新法跟前，向王新法发出了试探性的询问，面对便衣的问询，久经沙场的王新法自然不慌不忙，向这位便衣托出了自己此番来京的原委，不曾料想到的是，这位便衣不但没有干预他的意图，而且还向他指引了去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的行进路线。
这天，当王新法从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出来时，已是下午五时，当他左掏右摸衣兜，发现自己的钱包“不翼而飞”了，令他哭笑不得，没想到，曾经的反扒的英雄，如今“沦落”到连自己口袋都不能自保，还好，那张回程的票还在。此时，王新法才感觉到自己从早至晚，粒米未进，腹中空空。如今钱没了，咋个裹腹哩？在首都北京，亲戚朋友按说是有几个的，但一考虑到自己当前的尴尬处境，就不想麻烦别人，再者离开车时间也只有两个小时，时间上也经不起折腾了。正当王新法苦于肚子里的“温饱”之时，不经意间，他抬头发现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正好停放着一台献血车，这不正好，既解决了肚子里的“温饱”，同时还可为人民服务。于是，他飞快地走了过去，挽起左胳膊，献出400CC鲜血，获得了两个鸡蛋和一个面包的奖赏。王新法一阵狼吞虎咽之后，立即进站上车，当晚就回到了这个令他无比伤心的石家庄。
工作对象
2008年5月13日上午，原石家庄市人大代表、石家庄新华区合作路街道民政科长曾德美，该街道电大街北社区居委会支部书记王会涛，在该街道“迎保促”稳定会上接到了一项稳控工作任务，通报显示：家住泰华街478号院劳教所宿舍的居民王新法，曾多次去过北京反映过自己的案件问题。这年，“百年奥运”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容不得半点闪失，维稳工作一直从北京延伸至基层居委会或村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为了织密一张针对王新法等人的稳控网络，有针对性地做好王新法的稳控工作。当年负有包保之责的曾德美和王会涛商定，就算天大的事，也要以人为本，靠人来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决定要变被动为主动，靠前工作，先找到王新法谈谈，看看这位曾经几度“上访”北京的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到底有多大的冤情，有多高的诉求。
会后第二天，曾德美和王会涛两人在“向导”的指引下，穿过了石家庄市郊外的一片冬枣林地，来到了一栋陈旧简陋的平房前。这里虽属农村，但这屋子周围却没有六畜兴旺的迹象，但在房舍的东头方向，可见一小块栽种着大葱白菜之类的菜园，从这块菜园的面积大小和整洁规范程度上，似乎可以判断出这方土地上的主人，并非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村民，而更像是个早年在城里呆腻了之后，想退休在此尽享田园之乐的归隐者。他们一边走一边观察着，不觉间，早已临近了这家主人的卧室门口。此时，只见室内忽地走出一位身穿着旧军装、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年龄至少在“六十岁”上下、头发稀疏却不显零乱、脸色青铜却精神抖擞的“老者”。他两眼充满着疑惑，一边打量着两位“不速之客” 一边礼貌地上前笑问：
“你们是来看枣林子的？”
“不是？我们是来看你的，这是合作路街道管民政的曾科长，也是石家庄市的人大代表，我是电大街北社区的书记，叫王会涛。您就是王新法吧！”
“是的，我就是王新法！”尽管曾经沧海，已知世事沧桑，但此刻的王新法仍不失自信地这样回答道。
“好大的一片冬枣林啊！都是你种的？”头一次见到电话里和材料上的这位稳控对象，曾德美丝毫没觉得眼前这位憨实的老农像个“对手”，倒像是个和蔼可亲的大哥，就忍不住搭起了话题。
“是的，这里原是省军区的一处农场，有250余亩面积，由于位置偏僻，加之管理不善，此地几乎荒废。1999年，我在武警石家庄指挥学院副院长花有瑜的建议和支持下，以我公司的名义，与省军区后勤部门达成了土地承包协议，并在河北农业大学两位教授的支持下，栽种上了这片枣林子，都十年了，没打过农药，没施过化肥，看是好看，也有利于生态，但经济效益却上不去，反赔了好几百万，现在协议快到了，我也不想续包了，如今想做点良心买卖真难呀！”
“哦！原来你是一个实业家、大老板，应该算是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怎么会老想去‘北京’哩！我们今天想听听你的情况，可以吗？”说着说着，曾德美真是三句不离本行，一下就将话题引上了他们此行的使命任务上来了。
说起这个人大代表曾德美，还真不可小觑，她原本出生和成长在湖南石门县的薛家村，父亲曾是解放前后当地的农会主席，大小也算是个官儿。这位从穷乡僻壤里走出来的革命前辈，不仅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见过大风大浪，加之思想相对开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他领导的薛家村一带，极力主张男女平等，也是最早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村寨。所以当年，尽管曾德美这一家也很贫穷，日子过得也苦，但由于受父亲这种进步思想的影响，她这一家人，不仅不存在男尊女卑的观念，而且穿得最好的，读书最多的，反而是她两姊妹，妹妹曾德凤，只差一年就读完了高小，而曾德美却一直读到了高中毕业，在当地村寨里，她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一名鹤立鸡群的高材生。作为一名美女高材生，她一毕业就理所当然地当上了该村的民办老师；由于她知书达理，气质高雅，没教几年书，就被邻村的一名庹姓军官家给盯上了，一来二往，也就自然地成了庹连长的媳妇，后来又很快随军到了河北石家庄。随军不久，被组织安排到了新华区合作路街道工作，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石家庄人。尽管多年以来，曾德美一直从事的是街道社区工作，但作为一名优秀的土家儿女，由于她天资聪颖，加之工作能力十分出众，她很快被组织逐步培养成为了一名响当当的石家庄市人大代表。此番出使，看似偶然，其实必然，是上级组织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决定，亦是她本人办事雷厉风行的秉性使然。
“好吧！都20年了，你们今天是代表党和政府唯一‘下访’我王新法的干部，我不但欢迎你们，而且衷心感谢你们……”说完这番话的时候，王新法的泪花在眼眶里打起了转转。只见他顿了顿，起身走进了房间，拿出了一大叠申诉资料，双手递给了曾德美和王会涛，尔后继续向两位客人动情地倾诉起他的案情……
在听王新法讲述他案情的一个多小时中，人大代表曾德美和支部书记王会涛不时插话，不时点头，手中的笔头也不时旋转着，眼眶里的泪水也不由自主地跟随着王新法的泪水婆娑而下。尤其是刚自修完法律本科文凭的王会涛，在听王新法的讲述时，一直紧锁眉头，并就一些案中的关键点，与王新法展开了对话。他一会儿寻根究底，一会儿疑问丛生。很显然，他已将王新法案的一些关键细节吃了进去。
见时候不早，话到最后，王新法诚恳地说：“你们的到来，着实令人感动！我不求你们能够做到，但求你们能够反映。鲁迅先生说过：‘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但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至于奥运期间‘上访’北京的事，其实我早已买好了车票，很多朋友都鼓励我去，我也是真心想去，且连日来一直在纠结这事，你们今天来了，也等于给我这个已不是党员的党员提了个醒：个人事小，国事重大，百年奥运，举世瞩目。我就此表态，当了这么多年的兵，也曾受党教育多年，起码的政治觉悟还是有的，绝不会因为个人的冤情而耽误党和国家的大事，决不让你们基层组织为难！”
告别王新法，曾德美和王会涛，在回程路上一路思考一路嘀咕着。
曾德美说：“看来，这个王新法既是个很感性的人，也是个讲道理、明事理，且对党和国家抱有很深感情的人！”
“就是呀！今天见了他，听了他的叙述，至少我感到：王新法案的许多纠结点，不在法律本身，而在法律之外。比如，领导干预司法、贼喊捉贼闹剧、涉嫌打击报复、政法委强行介入，司法程序违法等等问题，将这起普通的职务犯罪案件，办成了一团乱麻……都二十多年了，受了这么天大的‘委屈’，可他今天的话语里却没有半句对党对社会的抱怨……如今，有的公安有奶便是娘，热衷于为一些非法势力站台服务或充当保护伞，可他却因为‘固执己见’、一心抓贼却反而抓错了。看来这出戏名头不小啊！兴许，眼前的这个老头，不仅不是个‘工作对象’，而且是个少见多怪的好人哩。”
“看来，我们的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稳控’层面，这样既对不住人家的信任，也有负于党和国家的重托！会涛，你有了法律专业知识，我拜托你对王新法的申诉情况多关注，最好对他就近的居民展开一次大调查，看看街道社区居民对他的反映如何，条件合适时，我也可以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以街道社区基层组织的名义，向上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司法机关提出意见请求，如何？”曾德美在沉默了片刻后，若有所思，向身边的王会涛就这样以商量的口吻安排好了后续工作。
“很好！你真不愧是我的大姐和师傅！尽管我人微言轻，办事很难，但我愿意跟着你干，人生难得几回干哩！”说完，王会涛与曾德美不由得四目相对，发出了会心的一笑。
助人为乐
不待奥运会举办完，曾德美和王会涛便开始针对法案以外的王新法之人品德行，进行了走访调查。他们在历时半个月的走访调查中，为我们挖掘整理出了王新法在蒙冤期间，许多鲜为人知的助人为乐故事。
1992年的一天，王新法小区里家住四楼的张家邻居，只因张母一时疏忽，一不小心就将钥匙和不满三岁的孩子反锁在家中了。一时间，屋内是孩子哇哇的哭闹声，屋外是张母使劲的敲门声。王新法当时刚好因事赶回家中，当他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连声安慰张母不必着急，也不要再呼喊了。否则孩子更害怕，千万不能再吓着孩子了，而且赶紧表态承诺，自己曾在部队当过侦察兵，会一点特殊技能，从现在开始，解救孩子的事，就交给他来办。张母听了王新法的承诺和安慰，虽然将信将疑，但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也只好将希望全部寄托在老邻居王新法身上。安慰好了大人，王新法又开始安抚孩子，他转而轻声细语地对那孩子说道：
“小丫头，别害怕，不要哭，勇敢点好吗？”没想到，王新法这几声一出口，屋内孩子的哭声便嘎然而止，转而代之的却是孩子口齿不清的质问：“你是谁呀？”
“我是住在你家楼下的王伯伯哩！认得我不？”
“认得！”与孩子的这一问一答，顿时坚定了王新法准备翻窗入室的决心。但在行动之前，他觉得仍有必要给孩子吃下一颗定心丸。
于是乎，他开始不无自夸的地告诉孩子：“小丫头，你虽然认得王伯伯，但你一定不知道王伯伯会做蜘蛛人！伯伯年轻的时候不仅当过侦察兵，还当过警察哩！你稍等一会儿，伯伯马上就会爬进来陪你，好吗？”
“好！但你要快点进来！”很显然，此时孩子的情绪已经被王新法彻底稳住了。
这是一栋上世纪八十年代修建的复式楼，楼高只有四层，四楼即是顶楼，且那时的住户，都没有安装防盗网和空调台之类的外托设施。要想攀爬入室，难度非常之大，安全毫无保障。王新法见时机已到，早已顾不上自身安全，快速下楼，进入另一单元，上到四楼，敲开邻居家门，说明来意后，只见他快速走进这位邻居家里，他观察了一阵，要进入张华健家，唯一的进出通道只能是两家的凉台。这天的运气，好就好在张家这扇窗户没有关合，好像是专为迎接王新法的到来而预留了一道机关似的。但从此凉台通往张家的凉台，只有一块高出窗顶的不足20厘米宽的水泥檐板，若想抵达目标，唯一的办法，只能靠双手的抓力，悬空通过，万一不测，能留个全尸就已经不错了。此时，左邻右舍的人们，都劝他放弃，但王新法主意已定，决心早下，顾不了那么多，只见他进入凉台边缘后，蹲起脚尖往侧上方一弹，双手便牢牢地抓住了头部侧上方的水泥板，此时整个身体一下便悬在高空之中，人们跟着一下子屏住了呼吸，揪心地紧盯着他的下步动作。
真是艺高人胆大，王新法抓牢水泥边沿后，不慌不忙，凭借着在部队当侦察兵时练就的硬功，两手左右挪动着向目标“漂移”，身体也跟着有节奏的左右摆动，就那么三五两下，便靠近了张家的凉台，估计距离上没了问题，王新法便用左脚一搭，够着了张家的凉台，然后身子一猫，便从闯开的玻璃开口钻进了张家凉台，真像个蜘蛛人一般，出现在小丫头面前……
“我的花大院长，今天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快坐！”
2001年8月的一天周末，原兰州军区射击队的老搭档、现任武警石家庄指挥学院副院长花有瑜，一大早便来到了王新法的冬枣林场。
“坐啥呀！我还是帮你干点活吧！”花有瑜可不是来坐坐的，这些年里，他虽然无法替王新法洗刷冤屈，但隔三差五地来找王新法天南海北、聊聊天、干干活，已成了他除处理繁忙的警务教学工作之外的一种生活习惯，或说已成了他一种别样的修生方式。因为他和王新法，彼此实在是太了解，太同志了，依花有瑜的妻子、他俩的老战友、军医徐书真大校的话来说：“这两个老家伙，可真是狼狈不为奸的一对，想掰开他们不可能，家里凡是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不是给他俩糟蹋了，就是被他们给送人了，真没辙！不过有一点，我援藏十多年来，也幸亏有老王帮着照顾我家有瑜，只要他们在一起，大的方向问题，我从不操心……”
“不就是两三个月没来‘改造’，就手痒痒了，要不就是又来打我这里的‘瘦鸡’的主意来了，真要想干活的话，那就帮我一起施肥去吧！农学院的周教授反复跟我说过，光靠放养在这枣林里两三千只鸡的天然肥力，不解决问题，还必须要人工施肥。”王新法感觉这花大院长不像说假，再瞧他今天一身便装，即便不留宿这处狼窝，这一时半会想赶都赶他不走。于是就干脆下达了这个劳动命令。
说话间，这俩搭档顺手拿起一顶草帽戴上，来到屋后一处肥料场边，拉起一台小拖斗、操起铁锹，就配合着给枣林施肥去了。
只见花有瑜推车，王新法持锹，在离每株枣树约半米处，三两下便铲出个小坑，然后将牛屎猪粪埋入坑中，就算施好一株枣树两年的有机肥了。八月的石家庄，正是天气最热的季节，此时又正好是晌晴白日，这气温少说也有三十七八度，这两个“狼狈不为奸”的老战友，没干一会儿便大汗淋漓，不得不脱去了上衣，扔掉了草帽，放开膀子继续干，直到太阳挂顶、人累肚饥时，他们已用去了二三十拖斗肥，施放了百余株枣树，流出了几身汗，之后才停止劳作。
回到住处，王新法顾不上休息，打开液化气灶升火做饭。不一会，一盘青椒炒牛肉、一碟土豆片和一盆炖鸡就上桌了。在他们看来，如此三大碗，已经不简单了。尽管二位一般不喝酒，尤其是王新法，但花有瑜今天见了这三大碗，坚持要喝点，王新法想推，便称这屋子里没酒。然而对预有准备的花大院长来说，王新法的这招显然没用。今天，他懒得在他这处狼窝里翻箱倒柜，而是一言不发地走到了他的桑塔纳车边，打开后备箱，搬出一箱衡水老白干，就朝王新法走来。王新法见这阵式，知道躲不过，只好就范，但嘴里仍显不满地说：“好吧，就别示威了，陪你喝二两，但下午还得接着施肥，成不？”
“当然！从来只有酒后不能开车的，你在哪听说过有酒后不能干活的吗？”。听花有瑜今天如此激将，王新法亦不再坚持，心想喝就喝呗！又不是头一遭陪他喝酒了；再说，眼前这花上校要搁在武警学院里，自然是威风有余，跟随者数众，哪会是今天这种作派；他除了到我王新法家不招人待见外，平常里，无论走到石家庄哪儿，难道还会没人陪酒不成？
王新法的二两没干，花有瑜的四两已早下肚了，虽然这两战友从来不分大小，不计多少，但最基本的酒规还是要讲的，最基本的原则还是不能违的。见花有瑜开始有了酒意，王新法只好苦笑着一口将酒干了，然后再给自个儿斟上二两。当这两“狼狈”推来碰去好一阵后，花有瑜突然严肃地问起了王新法：“新法同志！最近读书看报了没？”
“没有！这工夫太忙，没顾上。”王新法实事求是地回答。
“可不能放松要求啊！我们的同志，越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越要加强学习，加强理论修炼啦！”
“那是，过一阵子，我再将这课补上吧！”王新法又认了这个理。
“前几天，我从燕赵都市报上看到了一则很大的消息，说有个叫张朝红的井陉县高考生，考上了河北农业大学，家里穷得叮当响，若得不到社会的支持，就只能放弃上大学了。我也想帮，但你知道，我和书真都靠部队的工资吃饭，前年，我们已经出手帮了两个学生……”
“成！这学生我来帮吧！我父亲曾在井陉工作过哩，对那处地儿所有了解，等过几天，我带景华和孩子去看看他家情况。你今天来，主要为这事？”王新法欣然答应了。
“谁说的！听说某位领导都退休了，你这冤案申诉也该有进展了吧？”
这些年来，花有瑜心里一直都挂念着王新法的冤案，时不时也会问起这事，但又囿于自己的身份和职位所限，不能公开为眼前这位老战友喊冤叫屈、洗刷冤情，总感觉到心里过意不去，以致常常不能自已。
“船长倒下了，可大副和水手们都在，你说这船就不开了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只要夜空中还存半点星光，我就觉得充满了希望。”听花有瑜这么一说，王新法一时不无感慨。
“话虽这样说，但当前早已不是革命年代，也不是文革时代了，自从党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成就，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但在思想道德领域，毕竟人们的是非观念早已生变，且不是变得越来越好了，而是变得越来越糟糕。人言可畏，冷眼可恶，除了亲人和我们这些了解你的老战友，或少数几个朋友，谁又会主动靠近你，温暖你哩！”直面这位昔日的战友，花有瑜直言不讳，且有无限感慨。
“是呀！你说得没错，这也是这些年，我除了保持与你等少数战友联系外，尽量不主动联系昔日的老战友和单位同事的原因，的确是怕连累了别人。实际上我的案子，除了连累了景华、孩子和我们王家外，也没少连累你和书真，没少连累那些打死都要保持与我交往的挚友。”情到深处，王新法眼眶一下又湿润起来。
“说哪里话！我们能帮你什么嘞！大不了就只能像今天这样灌你一杯酒而已。”话到此处，花有瑜开始觉得这酒今天喝得有些苦涩。
“我总觉得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策一切都好，就是党内民主没有解决好，让不少机会主义者钻了空子，争了位子，以致于权大于法和贪污腐败现象日盛，屡禁不止。这不仅仅是脱离了群众的问题，而是长此以往，不但会激起民愤，还可能给国内外一些颠覆势力以可乘之机。”虽然自身“不白”，但王新法的内心却始终保持着“清白”，这已是他“出党”以来，难得和少有的几句牢骚怪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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