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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迟子建推出长篇新作,和她的文学课一起“倾听风雨,迎接未知的暴风雪”

来源:文学报 作者:迟子建

  今天上市的第四期《收获》杂志上,读者看到了一位与长篇写作久违的作家迟子建推出了新作《烟火漫卷》。

  回看迟子建的几部长篇作品,都相隔了四五年时间,上一部长篇《群山之巅》出版于2015年,这已然成为了迟子建的写作规律,长篇、中篇、散文、长篇......新作《烟火漫卷》,迟子建从群山河岸走到了哈尔滨城中,小说开始于主人公刘建国年轻时弄丢了好友于大卫不满周岁的儿子,此事改变了他一生,他把全部精力用于寻找孩子,一找就找了四十年。而哈尔滨这座城市里各色人等的生活,也透过一个丢失的孩子,纠缠在了一起。

  今天夜读,来自迟子建回顾自己写作历程的“文学课”,刊发于本报“新批评·作家眼”栏目。这篇长文是深入了解迟子建创作资源与文学理念的一个入口,也是阅读她新作前一趟富有自然神秘气息的文学之旅。

  文学的“求经之路”
 

 

  郭天容/绘

  民间神话与原始宗教

  我的故乡是大兴安岭,中国最北的地方北极村,就是我出生的小村子。它每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飘雪,到十一月,那里已披上冰雪的铠甲了。冬天时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讲故事。烧着炉子,喝着花茶,有时我们围在火炉旁,从地窖里拿出几个土豆,切成片儿,一边烤土豆片一边喝茶,围炉听老人们讲鬼神故事。我还记得土豆片儿被烤后,因为淀粉沉积,就像给炉盖做了一次美容,在炉盖留下一圈一圈的白白的淀粉。我那时候很小,在外婆家,我就在大人堆里听鬼神故事。他们讲的故事其实就是小说,因为故事是小说的核。当然了,我们也知道有些小说不要这样的核,但那样的小说大多成了软柿子,虽然甜,但很寡淡,没有嚼头。我听的故事多半都是民间神话传说,为什么呢?东北人很多是闯关东过去的,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全是闯关东时来到大兴安岭的。齐鲁之地,大家知道一部《聊斋志异》,那里面的鬼神故事实在是影响深远;这些老一辈的人,很自然地把神话故事带到了边地。我是1964年生人,大概我都十来岁了,北极村还没通电,也不像现在有什么电视之类的,只有一个我姥爷称之为“戏匣子”的半导体收音机,我姥爷那时候整天守着“戏匣子”找京剧来听,那时候那就是“一大件”。你想在那样一个荒凉的地方,这些民间传说故事,可以说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在大兴安岭生活的还有这样两个少数民族,一个就是我作品里常常写的鄂伦春,他们是游牧民族,骑马,在山上生活、狩猎,住在桦皮围子里,也有的是兽皮围子。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里写到的鄂温克部落。鄂伦春和鄂温克都是狩猎民族,住着同样的“房子”(其实就是林间的“撮罗子”和“西愣柱”,叫法不同而已),宗教崇拜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是骑在马上,一个是骑在驯鹿上。这两个少数民族信奉万物有灵,在他们眼里,花、石头、树木等都是有灵魂的。

  我小的时候,一个是外婆他们讲的神话故事,一个是当地少数民族原始的宗教,对我影响很深。直到如今,我觉得这些朴素的宗教观和自然观还在影响着我。举一个例子,写《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时候,我去当地采访了,在这之前也听说了那一带很多神异的故事。下面我要说到的一个故事,有一年在香港的一所大学驻校时也讲过的:一个猎人,比如说他叫张三,前提是他是无儿无女的一个人,常年在山中打猎。有一天他打猎时,看见一只怀孕的狐狸,他举起枪就要打,因为狐狸的皮毛是很值钱的。可是这个时候这只狐狸忽然抬起了两只前爪 ,像人一样立起来,叫着这个人的名字,比如说:“张三,求求你——”,因为它是只怀孕的母狐狸嘛。当这个狐狸说出人话,向他求饶的时候,猎人特别的害怕,他就放下猎枪给这个狐狸磕了一个头,从此再不打猎了。奇异的事情在后面,猎人一生未娶,无儿无女。可等他终老,村人为他举行葬礼的时候,葬礼上却突然出现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一身素服,说是他的干女儿,来为他送葬,一直把猎人送到墓地,然后这两个女儿就消失了。像这种故事,在当地是广为流传的。

  我作品里面的一些原始宗教的气息哪里来?就是这两个方面吧,一个是老一辈人从齐鲁之地带来、流传下来的鬼神故事;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少数民族带给我的原始宗教崇拜。

  现实与超验

  也许是童年所听的鬼怪故事对我的影响比较深吧,我一直觉得在人间之外,有另外的生命存在。那些离去的人,也许去了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的空间,他们在以另外的方式与我们沟通,谁敢说不是这样呢?因为死去的人,也会托梦给你,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太多了。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一直在想,人没了以后,是不是真在另外的空间存在呢?所以每当有消息称发现了第几空间,或者说灵魂有重量的时候,我总是无限好奇;我想如果能经过科学的证明,真有人以外的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灵魂真的有及其微弱重量的话,那将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我的小说偏于现实主义的作品很多,可能这也是我的一些读者比较喜欢的作品,像我刚才谈到的《白雪的墓园》《亲亲土豆》《伪满洲国》《白银那》等等。但我也写了一些超验的作品,我这里想到的有《向着白夜旅行》。还有就是《逆行精灵》《朋友们来看雪吧》《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旅人》等。我在这里以一篇小说为例,来谈我为什么会写超验的东西。

  2000年的时候,我们经由爱尔兰去挪威访问,当时是王蒙作为团长,也曾来你们这儿驻校的王安忆女士也同行,还有冯骥才、刘恒等一批作家。我们到挪威去了卑尔根。卑尔根大家都知道,这是挪威最著名的作曲家格里格的故乡,格里格改编了易卜生的《培尔·金特》,组曲中比较著名的是《晨景》。我们去格里格的故居访问,他的故居面朝大海。接待方给我们代表团请来了一个钢琴演奏者,演奏类似于《培尔·金特》组曲里一些比较经典的《晨景》《索尔维格之歌》等曲子。钢琴演奏是在厅里进行的,它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露台,这个露台面朝大海。露台是没人的,那天又没很大的风,可是在演奏的时候,我看到厅里通向露台的那个门,一会儿就“吱吱”地在响,然后就开了。门开了我就很好奇,我悄悄过去看,唉,并没有人啊。我就把门关上,可是关上以后,不一会儿它又慢慢地开了,好像背后有个重要人物要出场一样。我对冯骥才说,我怎么觉得是格里格想听他自己的曲子,所以他才从露台推门而入呢。门开了,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但我相信他来了。这种感觉真是很奇妙,我有一种创作的冲动,冯骥才也鼓励我,所以回来后我就写了《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
 

  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现实的作品,但这里面也有超验的东西。比如说我写到了那个萨满,她每救别人一个孩子,她自己就要失去一个孩子,你说这个是不是很玄妙?这是不是超验的东西?大家可以去看,这是情节是真实的。我还记得《百年孤独》里写的有些情节也是超验的,在一个部落,那些没见过磁铁的人们,突然有一天发现谁拖着一块磁铁在走——马尔克斯描写得太精彩了,他写磁铁所经之处,家里的锅呀什么的铁器,都跟在后面“嗖嗖”地走,平时那些针之类的找不到的可以被磁铁吸引的东西,突然全都现身了。这些东西在跟着一块磁铁走。你能相信这样的细节吗?它在科学上是对的,但也运用了超验的艺术手法。对于文学来讲,无论是现实还是超验,这都是一个作家真实心灵的写照,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写照。谁能说现实生活就一定是日升月落,而没有灵魂出窍的时刻呢?它一定在静悄悄笼罩着我们。

  女作家与女性形象

  我参加过一个关于我作品的研讨会,有一些批评家到场,其中有批评家在谈我作品时候说,迟子建的作品虽然好,但是女性色彩不足,写个人化的东西太少。我是尊重所有善意的批评的,因为好的批评,对作家的写作确实是一种及时的提醒,是一种有力的鞭策。但是对这个批评,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我十七八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女性观》,其中的一些观点,我至今未变。我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紧密衔接,各有各的光明,各自照耀不同的天空。不可能谁取代谁,也别指望谁打倒谁。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女性与男性最大的区别,大多数的女性是生育的,她们在生育过程中获得了对生命最直接、最鲜活的认知,所以从爱生活的角度、从包容的角度来讲,女性可能更浓烈一些。

  我个人不喜欢给作家做性别划分,因为任何的性别划分,都带着某种傲慢与偏见,而任何的写作,其实都是个人化的写作。男作家的写作难道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吗?你说曹雪芹、蒲松龄、冯梦龙的写作,哪一个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呢?韩少功、张炜、阿来、苏童、格非、毕飞宇,他们的写作太不一样了,是不是?苏童和毕飞宇还同在南京,可是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各具风采?也正是这些差异,他们才成就了自己。还有,为什么批评家喜欢在“女”字上做文章?强调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强调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其实还是有封建的那些东西,似乎女性就是被“看”的。所以我是不喜欢给女作家定义的,也不喜欢贴性别标签。比如说王安忆、铁凝、方方,这些优秀的女作家,如果隐去她们作品的署名,你能看出它们一定就出自女作家之手吗?

  爱德华·霍珀画作

  女作家写女性的东西,应该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有一些女性色彩强烈的小说,特别个人化的东西,也有精彩之作。因为个人毕竟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但如果为迎合潮流,有意为之,那就是看轻自己,为自己制造了牢笼。这就需要女性有思想的深度,有心灵上真正的自由,这样才能有精神上真正的独立。当然社会也应为女性发展,提供更多的与男人同处的平等空间。

  从自然属性来说,女性有善良、隐忍的性别特征,而且热爱大自然,对充满灵性的事物有着先天的直觉。所以女性成为作家——虽然我强调不要去给女性作家做标签,但我也承认,女性成为作家,确实有着一些比较先天的条件,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女巫多,男巫少。而很多优秀作品,是有“巫气”的。

  这些年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看到一些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我有时真是失望,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无灵魂和操守。前天我给本科生上课谈到了元曲,关汉卿的戏剧,比如说《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包括马致远写昭君出塞的《汉宫秋》,这些名剧都赋予女性至高的位置。她们尽管在生活当中受到了爱情的压迫,她们最后的选择都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生活,而没有那么物质地屈从于这些剧里的官吏。再比如说像《红楼梦》里面,曹雪芹写的那些女性,尤三姐、晴雯,甚至黛玉——你看黛玉那么决绝地焚诗稿,这些女性形象,带着那个时代女性的尊严,虽然不排除有封建的因素,但一种女性天性当中的高贵和美好,一直存在。

  可能有很多人都喜欢梅丽尔·斯特里普演绎的那出著名的电影《苏菲的选择》,苏菲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在纳粹集中营中,让她交出两个孩子,只能存活一个。苏菲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情节大家都知道,她后来把女孩送出去了,让她赴死,把男孩留下了;战后她特别地痛苦,剧里写到她与一个犹太知识分子痛苦的情感纠葛。现在很多人把它分析为“苏菲要把女孩儿献出去,是因为男尊女卑”。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苏菲身为女性,她把女儿献出去,更主要的是她知道,女性是真正富有牺牲精神的,她很自然地把女儿献出去了,而不是觉得女性是低贱的。我认为是苏菲天性里的牺牲精神,让她认为她的女儿应该也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我觉得这种女性人物形象太伟大了。

  电影《苏菲的选择》剧照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剑梅教授,我很喜欢她的一些批评文章。她有两部著作,我觉得做批评的人,尤其是对女性文学研究感兴趣的人,可以去读一下,一个是《狂欢的女神》,一个是《彷徨的娜拉》,娜拉就是易卜生的名剧里出走的那个。《狂欢的女神》里面,她就写了世界上很多优秀的女艺术家,其中包括著名的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一个那么不屈的女性,我去墨西哥的时候参观过弗里达·卡洛的画室,就是蓝屋。刘剑梅教授认为在当代,当代女性的物质化会妨碍她们精神上的成长,影响她们的高度。

  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女作家和女性文学千万不要囿于自己的小天地,一定要视野开阔一点。



  回到这个问题开头的话题,我当时特别想跟提出问题的批评家说,我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面的萨满,明知道救别人一个孩子,要死一个自己的孩子,她不断地救,不断地牺牲自己的孩子,这种女性像圣母一样,这不是女性意识吗?我还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逝川》,写一个接生婆,一个老女人,孤苦一生守着一条江,也是那么坚强的一个女性。我还有一个短篇《亲亲土豆》,写丈夫得了癌症以后,夫妻之间的生离死别,最后她给丈夫搭了一个土豆坟,她离开那座坟的时候,一个土豆骨碌碌地滚下来,这个寡妇往前走的时候,还回头说了一句“还跟我的脚呀?”,当然还有《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女主人公,这些女性的伤痛,这种自尊,难道不是女性吗?一个作家的心扉和她笔下的人物共融了,只不过她不歇斯底里,就缺乏女性意识吗?我觉得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狭隘地定义女性的形象不好。但我同时也要强调,文学史上确实也有女作家写“私小说”,完全写个人经历和情怀的,也有写得很棒的,但它的比例是极少的。

  对于我这样写作来者来说,我走过的现实的“取经”路,就是我刚才回顾的,我是从大兴安岭开始到哈尔滨,又到了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不管经历了多少山川河流,最爱的还是故乡的山水;但我写作的“求经之路”,起起伏伏的。因为在我眼里,没有完美的写作,写作也是没有尽头的。这也就意味着,写作的求经之路无限漫长,而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壮阔所在。这样的路具有无与伦比的诱惑性,是艰难之路,同时也是灿烂之路。对于一个生长在极北之地的人,一个在雪地里打滚,经历了几十年严寒摧打的人,一个开始不断生长白发的50多岁的人,筋骨还算强健吧!我愿意在这样的路上倾听风雨,迎接未知的暴风雪,继续我文学的“求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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