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情》作者:樊家勤

来源: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网  日期:2015-07-17 10:55:05

                到工程部

 

    这天,是我这个组备勤。备勤虽然不值班,但必须穿着警服,随时待命,如果值班组忙不过来,或者有突然警情,就得上,而且二十四小时不能离开派出所。

    上午,我和谢维丽到所辖区复杂场所巡逻,目的是在这关键时期,社会治安不能出问题。回派出所午饭后,我就从二楼上三楼男民警寝室午休了。

    来到寝室,我坐在右边第一张单人床的下铺上,把眼镜取下来,手机从裤包里拿出来放在床铺靠墙边,脱了外装,牵开那草绿色的军用铺盖,睡在床上。不一会儿就迷迷糊糊起来,仿佛感到有人开门,寝室的其它同事进来,但也没有十分在意,渐渐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放在墙边的手机把我惊醒。我动着身,从铺盖里伸出左手到右面墙壁边,很不情愿地拿起手机,眯缝着眼睛,嘴里轻声嘟哝着:“是哪个嘛,也不看个时候。”模糊地看着接听键,按下,把手机拿到左耳边:“喂。”

    里面传来了邓所长的声音。我的精神一下振作起来,注意听着。邓所长问我:“你在哪里?”我回答的声音有点认真:“在寝室午休。有事吗?邓所长。”邓所长说起话来了:“陪都酒店有点情况,需要派出所民警去协助一下。等会你带一个民警去,哪个民警去由你定,要穿警服啊。中午一点五十分在大厅集合。”我有些不情愿,暗暗道:午觉都睡不清静。但嘴里还是随即回答:“好的。”

    我关了手机,还回原处,看了看时间,一点钟刚过,还有一点时间,又开始午休起来。可经过这次打扰,我老是睡不着,迷迷糊糊的。在床上眠了一阵后,我翻身起来,坐在床上,木讷的样子,一会后才提起精神,想着再找一个民警的事:吴文益有其它工作,只有谢维丽比较合适,加上她又是陪都酒店那个段的社区民警。于是,我便拿起手机给她打电话,她在午休中也被我吵醒了。

    时间到了,我从楼上来到大厅,没有看到谢维丽,周围找,仍不在,又最后来到户籍窗口对面的调解室去找。

    这调解室是并排的三间屋子,按顺序分别代表一、二、三调解室。第二调解室居中,屋中有一张橘红色的三角形桌子,分别代表三方,屋子上方是调解人,两边分别是当事人甲方和当事人乙方;有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三调解室靠第二调解室的墙边各放有一台可视屏幕,能够看到第二调解室的情况,可视屏幕对面墙边安有一排黑色的沙发,沙发前是一个红色的茶几。

    我听到大厅里有谢维丽的说话声,便从调解室出来,看到谢维丽拿着警车的钥匙从社区民警办公室那边的玻璃门来到大厅,他后面还跟着文员骆雅静和协勤杨雄建。文员的服装是蓝色,显得有青春气息,协勤的服装是灰色,显得很平常。那文员和协勤是邓所长后来给我说要带的。

    我们来到派出所门外的一辆警车前。谢维丽向驾驶室走去,我对身边的骆雅静示意着,叫她去坐副驾驶的位子。她叫我坐,我说:“女士优先。”然后,我和协勤坐上后排。

    警车出发了。谢维丽问我:“樊组长,陪都酒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我在邓所长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没有直接说出来,道:“不太清楚,不过,叫派出所的民警去,肯定有事嘛。”谢维丽可能意识到了,附和道:“是嘛。派出所是万金油。单位的,社区的,街上的等等,都要找到民警。严格说来好多事情,我们不该管。”我不同意她的观点:“没法。派出所还得管。”谢维丽对我玩笑似的:“唷,好久正经起来的哟。”我微笑了一下。

    谢维丽一边开车一边道:“总得说个原因?”我知道她是要我说事由,但我不想多说,知道清楚很了会对执行任务有所厌倦:“你去了就知道了。”谢维丽有些不高兴了:“还保密嗦?哪你一个人去嘛。我们回去了。”我明显感到谢维丽的脚踏了一下刹车,警车突然“耸”了一下。我微笑着开玩笑:“不要对工作不满啊。告诉你嘛。陪都酒店的情况今天是最关键的。”

    谢维丽说话的声音带一点娇气:“那肯定有很多棘手的问题。”我看着前方:“所以,要我们去呢。其实这些你早就知道,明知顾问。”谢维丽:“我就是要考考你。”车上的文员和协勤没有说话。

    警车来到一个安有不锈刚电动伸缩栏杆的陪都酒店大门前停下,但没有熄火,等着那栏杆缓缓开启,开到能够进车后,谢维丽才加大油门,开了进去。

    经过了五十来米远的过道,前面便是一个不大的坝子,坝子上面有几十个衣着较旧又不太干净的建筑工人,男多女少。坝子前面是正在建筑的两栋房屋,一栋竖着,搭着很高的钢管架,一栋是横着的,一部分的基础已经完成,一部分已经建了几层,很少的工人正在很深的地面上架设钢梁等。坝子右边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屋,比较破旧了,是建设工地的工程部。

    凭经验,我就知道这些农民工在这里的目的。我想谢维丽也看出来了。警车来到坝子后,谢维丽没有停,而是用力很打方向盘,把车子转了一个角度,向进来的过道处开去,头部向着进门的方向。我分析谢维丽是防万一,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警车能很快地平安地离开。警车在过道边停下后,我们就下车。谢维丽拿着车钥匙上吊着的遥控器按了一下,发出清脆的一次声音后,车门自动锁上。

    我们向工程部走去。从下车到工程部地面的距离不到五十米,可这几十米我感到有些长,心想陪都酒店的建筑工地在这里,问题的发生地在这里,民工也聚集在这里,他们的眼睛都集中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谨慎,不然是不好的。

    我快步走着,眼睛斜视着两边,看到那些民工的身子一致地面向我们,有的双手操在胸前,有的反背在身后,有的插在裤包里,所有的眼睛都投向我们,像欢迎贵宾,像迎接首长,更像一种期盼。有的还在小声说话,但绝大多数都是默默地站着,从他们那一双双眼睛里,我仿佛看到了他们的胆怯,他们的担心,他们的希望等等。

    进了工程部的门,就是一个十来米的过道,左边是一间办公屋,右边有一小块空地,安有两张橘红色的木桌子,桌子上面放有一个有机玻璃的座牌,座牌里镶嵌着一张淡红色的纸张,纸上出现有用电脑打印的四个字“法律咨询”。

    过了过道,上了几步梯坎,是一个不大的平台。平台正中放有一张桌子,上面的座牌出现有“公安”两个字。左边有一个厕所,右边进去是一个大厅。大厅正中挂有一幅红纸白字的横幅:民工工资发放处。横幅下面的一排桌子上放有几块“工资发放”的座牌,后面是工程部办公的地方,里面有电脑、复印机等,右面有一间屋子,是项目经理室,经理室外桌子上的座牌上写的是“劳动监督”。

    我们走进大厅时,经理室出来一位中等身材,四十多岁,脸庞方形的男士,脸上带着笑容,快步向社区民警谢维丽走来。谢维丽指着我半开玩笑似的介绍道:“这是派出所里的樊警官,我们组的直接领导。”然后把对方介绍给我:“这位是久建建筑公司陪都酒店改扩建工程项目部苏经理。”我听后主动把手伸出去与苏经理握手:“你好。”握手后,苏经理就把我们带到经理室,并顺手把门关上。文员和协勤在大厅等着。

 

                了解情况

 

    经理室里靠窗边竖着安有两张浅黄色的木桌子和两根木凳子,上面有两台电脑和工程方面的资料等,进门左边有一个弹簧布料沙发,上面现出一些污迹。苏经理指着沙发叫我们坐后,便在门边的塑料包装盒里拿来矿泉水给每人发一瓶。我看了看那沙发,不太情愿地坐了下去,看着递来的矿泉水摆着手不要,苏经理坚持给,我说谢谢后接了过来。

    苏经理发了水后,坐在右边桌子旁的木凳子上看着我,说起话来有一种兴奋味:“等一会,渝中区劳动局瞿科长要来。”

    我一边扭着矿泉水瓶盖,一边点头微笑。趁苏经理不注意时,我摸出手机看了看时间,下午两点半已经过了,暗想,民警的时间概念是很准时的,很多机关单位可能都不能与公安比。

    我喝一口矿泉水,把盖子盖上,无聊地观察着屋子:右面的墙上张贴有项目经理职责,工程进度表,还有工程管理人员的介绍等。左面是宣传栏,上面是有关“十八大”的一些资料。对面的窗子外面就是那个不大的坝子。我们和苏经理开始摆谈起来,从中了解了更多的情况。

    陪都酒店的改扩建工程是重庆久建负责承建的,这是一家国营企业。陪都酒店因经营的需要,将原来的一栋主楼进行改建,并在主楼旁边再扩建一栋大楼,建好后成为五星级酒店,将接待更多更上档次的客人。

    在工程承包中,久建公司与一个叫冯发建的总包工头签订了合同。冯发建又与木工组、钢筋组(带扎丝)等小组的包工头签订合同。材料的供应由久建找了苏经理负责,同时配合久建工作。手续完善后,工程就上马。

    在施工中,久建的监理部门发现工程的质量有问题,比如,地基个别地方出现深度不够,在浇灌混泥土时,有些墙体暴出很多、不平衡等等。重新返工后也不尽人意。找原因,是工人和技术人员水平差,甚至不懂基本操作,只是凭经验办事。监理多次提出整改,都达不到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久建公司便给冯发建提出终止合同。冯发建怎么也不同意,还不发民工工资。这样一来,民工要找冯发建,不但停工,而且还拉闸断电,使整个工程处于半停止状态。

    对于这些情况,是不是真的,目前我难以肯定。我看着苏经理问:“你们在与冯发建签合同时,详细谈没有?”苏经理的说法有些无奈:“在没签合同前,冯发建不但对技术、就是对噪音、对质量、对工人工资等等方面都拍着胸堂说没问题,还保证不扰民,保证好质量,保证不欠民工工资。每提一样要求,他都百分之百的满足。”

    我想了想,这可能是包工头的一种手段,为了拿到工程,要装着自己实力很强,各种工种都能干得下来。我看着苏经理又提出:“工程没有进行招投标?”

    苏经理把右手放在桌子上,头部稍稍低下说:“搞了一下的,听说是冯发建中标,至于是如何进行的我都不清楚了。”我微微地点头又问:“关于技术方面的问题,写进合同没有?”苏经理说话很在行的样子:“有些问题在合同上不可能写得很细,也不好写。”我想苏经理说得有一定道理道:“现在冯发建是什么态度?”

    谢维丽忙插话:“他呀,‘理直气壮’得很哟。我曾给他打过电话交流。他说工程承包是他和久建签了合同的,在建设中出现的少数质量问题,说严重也严重,说不严重就是小问题,很正常,哪个在建项目没有这种情况。监理提出来后,我们在积极改进嘛。”

    我对久建和冯发建的一些情况不十分感兴趣,直接问谢维丽:“冯发建对农民工工资问题是如何处理的?”

    谢维丽说话倒很认真:“他说工资发不出来,他也没办法,还说久建可能有关系想来承包这个项目……”

    苏经理一听,有些不高兴了:“放他的屁。据我所知久建公司是正规的,一些重大事项都要集体研究,经费应用都是有严格要求的。他冯发建不一样哟,一个人找钱来自己用。冯发建小学文化都没有毕业,但有钱得很,他在城里有几套高级住房,两部高级轿车。城里人有好多人达不到。”我想苏经理是不是站在公正立场上来说话呢,没必要深究。

    谢维丽听后觉得没有好大意外,她把事先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说了出来:“避开包工头不说,就是农民工的钱也增加了很多。这些年,国家把农民工的工资提起来了,每月的收入比我们还多。”

    我也发表了意见:“靠诚实劳动来的钱,该得。”谢维丽说话有点大声:“这不可非议,但像冯发建这种人就不一定是靠诚实劳动,他只要拿到一个工程,就会赚钱。他基本是不拿钱出来,哪个要到他门下再承包项目,要拿一部分钱来先佃起,坐收渔利哟。”

    我想了一会:“如果没有包工头可能也不好办。关键是怎样加强管理,不让这种人借一些漏洞来钻空子,发横财。”谢维丽想了想:“这方面可能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不想把问题说远了,看着苏经理问:“冯发建在哪里?”苏经理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冯发建一般是不会出面的,更何况谢警官找过他,很狡猾。”谢维丽发表意见:“但我打电话他还是要接,说他很忙,但愿意配合,因为他有责任呢。”

    苏经理点了点头,转题道:“工地上的用电被拉闸后,我们想要交巡警或者武警来的,但考虑到这地盘是你们所管辖的,还是要你们来合适些。”

    我觉得苏经理开始是想找关系来解决,按管辖,应该是我们派出所嘛,算了,不计较这些说:“如果我们解决不了,就向上面报告,看上级怎样决策。但陪都酒店这地方比较特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在地离这里很近,周围有周恩来公馆,有重庆谈判签字的地方——桂圆,还有民主之家的特园等等,现在又是重庆市委市府的所在地。”

    苏经理的心情有些急:“我们是想尽快处理好,尽快恢复建设。工程停下来后,久建输不起,一天的损失不小呀。”

    正摆谈时,苏经理的手机响了,他接后急忙走了出去。一会儿,他带了一位中年女性进来给我们介绍道:“这位是区劳动局工资科的瞿科长。”然后又把我们介绍给瞿科长。

    中年的瞿科长身材匀称,脸庞漂亮。她被苏经理请去坐他的凳子上。苏经理送了水后,自己站着,看了看瞿科长,又看了看我和谢维丽:“瞿科长、派出所的警官,你们看今天该怎样进行。”

    瞿科长看着我:“看派出所的。”我忙摆着右手,目视着瞿科长认真地:“不不,今天是发工资,看瞿科长的。”

    瞿科长笑了笑说了起来,她的声音不大,但看得出来,对这方面问题的处理有些熟悉:“我在来之前,给我们局的领导汇报了一下。农民工的工资没得话说,是要发的。至于农民工提出停工十天的误工损失,这个我们没有明确要求,由双方协商,但我个人认为,要从大局出发,要拿出诚意。”

    这时,我才知道了瞿科长来晚了的原因。看来,我之前对时间概念的看法不一定正确。

    苏经理听后想到一些问题:“瞿科长,这个钱是直接发给民工,还是发给包工头?”瞿科长:“你们下面有几个包工头?”苏经理比较清楚:“大的包工头就是冯发建肯定不能发。”

    瞿科长听后发话了:“要是冯发建领到工资后,不发给民工,或者不及时发,可能不好哟。第六个农民工日要来了,更主要的是马上要召开‘十八大’了。”

    苏经理又说出了另一个问题:“冯发建下面有几个包工组,这些组里的小包工头掌握着民工务工记录、工资多少、借资情况等。能不能把钱发给小包工头?”

    瞿科长想了想:“一个组有多少人?”苏经理回答:“每个组的人员不一定,有的几个,有的几十个。而且,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大,有的来上班几天就走了,我们很难掌握,很难管理。”

    瞿科长又问:“你们有几个月的工资没有发?多少人?每个人大概有多少钱?”苏经理回答:“有两个月,一百多人,每个民工的工资不一样,要具体算了才知道。”

    谢维丽想:要是每个民工来领,工资可能发到明天都发不完。她看着苏经理说:“可不可以叫每个组的小包工头来领,我们督促他们把工资发给民工?”

    苏经理点了一下头:“可以一个一个领。”说后就想出去安排了。瞿科长忙发话:“不忙,再想想,看还有哪些没想到。不然到时再来商量就被动了。说不一定,在操作过程中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苏经理搔了搔头,觉得没有了,又想出门去。

    我在工资方面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但在安全方面有一些想法,看了看瞿科长,又看了看苏经理:“今天的情况很特殊,以前农民工的诉求,最关键的一环就集中在领到钱的问题上。看到今天要兑现了,心情如何可想而知,但要是节外生枝,不能兑现,那问题就麻烦了。我们要从最坏的角度去想,去做好工作。要打有准备之仗。所以,保证今天的安全很重要。”

    苏经理听后情绪稍稍稳了一些,站着不动了。瞿科长看着我微笑地:“这就要看你们派出所的了。”

    我想了想,提出了观点:“在发工资前,大厅内的摄像问题要保证,大厅门口、出门后的过道我们要拿人看守。外面坝子的摄像头要保证处于工作状态,还有供电的闸刀处有没有摄像……”苏经理插话:“有,但摄像头好像没有校对好。”我立即说:“要派人把摄像头对准闸刀处,为工作做好准备。”

 

                使命神圣

 

    一切准备好后,就分头行动。苏经理先出去。久建公司的财会人员各就各位坐在大厅里。瞿科长坐在“劳动监督”的席位上。文员和协勤分别站在大厅门口的两边,我和谢维丽站在有“公安”座牌桌子的前面,表情严肃,看着门外议论着的农民工。

    苏经理带了一个四十多岁模样的男人从外面进来。他把那人带到“劳动监督”席处,叫他坐在事先安有的凳子上,指着瞿科长看着那男人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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