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学创作相关的断想》作者:彭祖贻

来源: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网  日期:2015-06-17 10:25:05

     在一个叫做“湖北公安作家沙龙”的QQ群中胡乱发了一些与网友交流的文字,其实是我个人创作历程的一些很关键的点和体悟,有当编辑的群友看了说要约稿,于是便稍作整理,成了下文:

    32年前,我办了一个少女抢劫团伙案,引起社会关注,不少人采访,其中有当年很火的山西作家郑义,他的小说《枫》《老井》等都是当年一经发表便广受关注的作品,尤其是后者,改编成同名电影由名导吴天明执导,张艺谋、吕丽萍主演,国际国内获奖无数,面对这样的作家采访,我当然会认真的对待认真的聆听。后来他在1982年《长江》丛刊第二期发表当时罕见的法制题材报告文学《手执土铳的姑娘》,写的就是我侦办的这个少女抢劫团伙的故事,文中称我是“执法的诗人”,我的形象在他的笔下也很英俊,采访期间,他知我写作,也发表过小说、诗歌,他对我说:你再别写那些了,就写你们警察,公安,犯罪,公安文学是万岁文学,道理很简单: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会有犯罪,就会有警察,你的写作源泉永远不会干涸。
    同年,我与友人刘敏合作的第一个侦探系列的首篇小说《黑色的回旋》在《湖北青年》连载。主人翁是一个青年刑警,名字叫陈格林。这组小说我们后来写了很多篇,在省内外许多刊物发表,结束篇是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亿万美元遗案》。再后来我大半辈子写同类题材就是一种坚守了。
    33年前,我弄了个小说处女作《马儿哟》,是写风钻工的,短篇,万字左右。成稿后投水电部办的文学杂志《明珠》(后更名《江河文学》),杂志社就在我家隔壁的楼房,帮我看稿的编辑叫肖岑,50年代就在武汉做大刊编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一脸的风霜,牙齿剩得也不多了,讷言少语,形象很不起眼。初投稿的人不免忐忑,一日路遇,便问及,肖先生说不错,我只改了你几个标点符号,准备发头条,不免暗喜,小有得瑟。又一日,去编辑部玩,看到肖先生桌上摆的我那手稿,边框有无数改写的红字,惨不忍睹,也没细看就问:不是说没改我的字吗?肖先生说真没改,不信你看。就看。
    没文化的人总爱显摆,我那时候写稿总是繁体简体字渗着写,凡我记得的繁体字一律繁体,稿纸上的那些红字就是肖先生将我的繁体改写成简体,他说,这稿子送到印刷厂要给排字工看的,你是繁体他就给排上繁体,他淡淡的地说,我却深刻的记下了,从此写稿再不敢用繁体了。这篇小说后来被用了好几次,得的稿费都派上了用场,我家的第一个高压锅和第一套六组合的拐角沙发都来自于它,但肖先生连酒都没喝过我一杯,反而说他手上有我这样的作者是他的荣幸,后来我写的几个水电题材的小说、散文都经他的手,当然,稿纸上再没有那么多红字了,因为我明白了年轻人的显摆是浅薄。
    30年前,我与当时的《萠芽》杂志主编哈华及其夫人周琛、当时因电视剧《少帅传奇》很火的北京作家赵云生一起爬黄山,三天时间,说了三天的文学,回来后,参加水电部的一个笔会,我在宜昌县官庄水库的一个宾馆房间中,完成了一个壮举,一天一夜时间手写27000余字的小说,内容是一个漂亮女孩嫁给一个成了残疾人的劳模之后,双方在生活上、内心中的困扰,那时节,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刚刚打完,媒体上很多讴歌美女嫁英雄的的故事,我自以为找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切入角度,后稍作补充,取名《心灵的辩证》,寄给哈老,半个月后,收到哈老的退稿,并附信一封,用毛笔小字在300个格的稿纸中完成的,两张半纸,内文我还记得有这样几句话:我反对在文学作品中直白的谈论哲学,……我一向不提倡工地文学、车间文学,甚至农村文学。工地也好,车间也好,农村也好,只是小说人物生活的背景,小说是通过对人物的描写和故事来完成的……
    哈华,延安时期的作家,50年代《文汇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他的上级是张春桥,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他领导下的文字编辑,与我通信时已经逾70高龄。老人的儒雅、厚重、谦和到现在还在我脑子里栩栩如生。
    20年前,我与杜元明(时任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中文系主任)、张平(山西作家,代表作《天网》《法撼汾西》等,后出任副省长)、李炳奎(时任兰州军区创作室主任、代表作《天山深处的大兵》,我不但看过这篇小说,还看过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和话剧)一起游九华山,边游边聊,李炳奎突然说:祖贻,站在蚂蚁群中看蚂蚁是一种蚂蚁,站在路边看蚂蚁又是一种蚂蚁,你不应该老站在蚂蚁群中。
    其时,我已经在《啄木鸟》杂志连续上头条小说《灵堂外的圣诞诗》《冰层下的火焰》《月上泉山人难静》。李先生看过两篇。两年后我去兰州,喊李先生一起吃饭,在餐馆外的马路上等他,看到身为军队高级干部的李先生推着一辆旧自行车从过街天桥下来,走得很吃力,但那是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的画面。
    那次游九华山后又去了黄山,因为此前多次爬过那山,笔友们上山的时候我就留在山下的宾馆中下象棋玩,至傍晚,预计爬山的文友要归来了,有人拉我拎着开水瓶到出山口,意思是给爬山爬累了的文友一些温暖。李先生下山的时间比较滞后,同行的是当年很火的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作家毛志诚,两人都年过五旬了,也偏胖,气喘吁吁的,喝过我的凉开水后说,这会儿感到警察的温暖了。接着后面有人下来了,说了两位老先生的在爬山过程中的一段遭遇:二位从玉屏楼下来,都累了,坐路边想抽烟,于是就抽,刚刚点火就有巡山的警察来了,因为黄山是禁烟的,么喝着要带二位老先生去派出所接受处理,二位一见那陡峭的山路就恐怖,便说,同志,去派出所是不是就免了,我们错了,接受处罚,便掏出口袋的半包烟,说这烟是红塔山,只有半包,请你没收,又掏出打火机,说这是作案工具,请没收,要罚款吗,我们认罚,多少钱,你给开个条儿,我们缴。那警察不知怎么就杠上了,一定要带他们去山上的派出所处理,而二位老先生实在是爬不动了,说好话求情,后来是后面走过来的警察领导替他们解了围。说起这事李先生一脸的不理解,我已经认罚了,接受批评了,为什么一定要我们重新爬次山呢?据说,他当时是副军级,比替他解围的警察领导要高很多,而毛志诚先生,当时与余秋雨先生并称“南余北毛”,是名符其实的大名人,他们对待自身犯错的态度,至今难忘。
    记得九华山那次,我当时回应了李先生的话,说:明白了。9年后,我未满47岁退休。
    约17年前,去重庆公干,重庆警察文友黎明辉、张劲请到嘉陵江边的船上吃鱼、喝酒,聊天,主题自然是文学,说的什么,我忘了,因为是把酒夜话,乘着酒兴胡说。几年后,黎明辉说我在嘉陵江上谈到了《悲惨世界》,说其中有一个警察形象很经典,名字叫冉阿让,还说我说法律总是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而警察是执法的……
    我说,我忘了。
    黎明辉说:你那番话对我的创作帮助非常大。
    8年前,在江西庐山,与上海一位女编辑在山道上散步,瞎聊,女编辑说到《废都》,说贾先生怎么写这样的作品?太黄。还玩空格,其实全写了。
    我说,你没看明白,你回去重看。
    女编辑说:重看还不是那些?
    我说:贾先生是在上世纪末写的这篇小说, 明清语言的叙述,写一座废弃的都城(西京),一群废人:作家、艺术家,行文中还用了不少的童谣、民谣,还有一个重要的中断了千年的道具——埙!让人有事没事在一段废弃的城墙上吹,那是地底深处冒出来的古音……
    后来,女编辑从上海打电话给我:又看了,真是一部好小说……
    记不清是什么时间说的,对象是一位警察写手。
    我说:如果你是公安局的宣传干事,你写文就是给公安局做广告,这是你的义务,也是你的责任;如果你在头上扣一顶作家的帽子,你就不光是做广告了,你得有人文思考,即使你是在做广告,你推介你的产品时,就不能光说产品的优点,还得说清楚产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哪些内涵……
    听说,现任全国公安文联秘书长张策曾经在公安大学一个文学培训班上夸我,提到的是他当主编时期我在《金盾》杂志上发的一篇纪实稿《引狼入室后的毁灭》,那是一个事涉5条人命的恶性凶杀案,他说他看稿时印象最深的有两个细节:一是凶器,锏。锏是梁山某英雄使用的兵器,也是门神之一秦琼手上的兵器,农户人家挂上墙是辟邪用的,结果成了凶器,警察找到这个凶器是在灶膛的灰烬中;二是凶犯的手,有极厚的老茧,显然是做苦力活儿磨出来的,同样是这双手……,他说的这两个细节,大致我都写了上千字,这只是一篇万字稿。
    张策是我同龄的文友,他起步比我早,文字的成就比我高,他是想说,哪怕是纪实类的稿件,细节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生要经历很多事,有的有结尾,有的没结尾。
    在与哈华老先生联系中断多年后的一个春节,突然想起他了,写了一封问候信,几天后,他夫人周琛回信:说哈华已经去世了,还说哈华在家多次念叨湖北的小彭,他怎么不再给我写稿了呢?是不是我当时回他那信的话没说好?
    我回信哈老夫人:哈老那封信对我一生的创作都有用,只是我现在写的东西不适合《萠芽》……,确实,一生我没在萠芽上发一个字,但我忘不了哈华老人。
    由此我想起了另一个人:胡小伟,中国社科院文史所研究员,他在今年春节前去世了,是北京日文翻译家杨军通过网上告诉我的,胡小伟的夫人于洪笙先生是人民公安大学的教授,一生致力于中国侦探小说事业的推介和发展,发起成立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申报民政部是中国侦探推理协会,结果民政部说有个中国作协,只能批北京。会长是作家苏叔阳,于先生是常务兼秘书长,副会长还有武和平等人。
    胡先生的专业是关公研究,但他非常热衷帮助夫人发展推介中国侦探小说,于先生走哪儿他都陪着,胡先生有一部非常漂亮的大胡子,好酒,我们碰到一起必喝,一次去他家,于先生在她近处一处老北京馆子请我等喝酒,盘腿坐在坑上喝,记得在坐的还有贺友龄(原人民公安大学中文系主任),侦探小说名家蓝玛,公安大学董晓宇等人,我跟胡先生喝着喝着就争起来,内容是侦探小说是否应该划归于公安文学范畴,现在也记不起正方反方了,酒都多了,争得很厉害,也没结果,——因为胡先生醉了,爬在炕上的小桌子上……
    胡先生已经远行了,听说于先生身体也出了大问题,挂念中。 
    记不清是谁说的,反正是一位北京作家,说于先生为了中国侦探小说事业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又不图个什么,就是个事业,做这个事业她很快乐……
    第三届或第四届全国侦探小说大奖赛是在北京开的,经费困难,张策出面拉的赞助,酒桌上张策对我私下说:为了图老太太一个乐儿。
 
    上面这些随便聊的文字,因为有人要发纸媒,稍稍归置了一下,发现我一生创作中的几个重要的点都在其中,还有我对公安题材作品的某些思考。我在渐渐老去,想起那些已经老了已经故去的人,似乎,即使我不能写作了,还有许多可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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