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走进文学圣殿》作者:李勇

来源: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网  日期:2015-06-08 15:46:57

     作为公安机关的业余写作者,我平时有浏览中国作家网和中国警察网的嗜好。

    2011年12月2日,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在现代文学馆讲述他从事文学创作40周年感悟时,不禁忆想起老主席巴金的一段话:“一个作家、一枝笔可能起不了大的作用,但是一滴水流进海洋就有无比的力量。只要全世界的作家团结起来,亿万枝笔集在一起,就能够为后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更美好的未来。这才是我们作家的责任。这是理想,也是目标。”这段话,听来发人深省,引人敬畏。几年前,我与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曾有一段缘分,又十分崇拜老主席巴金。所以,触景生情,使我回想起参观现代文学馆,并与巴金先生“握手”的那一刻,也引发了我对百岁老人、令人敬仰的原中国作协主席巴金先生的深深怀念。
    巴金先生是我们的革命前辈和学习榜样,他是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培训时、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一个月之后、在上海与世长辞的。闻讯使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在他去世后的那段日子里,我一直在能收到的数十个电视频道上和能看到的数十家报刊上寻找着新闻媒体报道他的有关信息,但令人遗憾的是我看到的有关他的逝世讯息转播却很少,不免让人感到如此礼遇与他的身份和地位极不相称,这也许与他在世时为人低调、从不张扬有关。难怪他生前友人问他,去世后是否同意设立“巴金文学奖”时,他说不愿意。如今,我想也没有必要再去猜想其中的缘故了。
    巴金先生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众所周知,无需赘述。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自发喜爱巴金先生的书籍和文章,其实我的语文成绩一般,从心眼里更喜欢理科,因为我是班里几何课代表,数学竞赛还得过奖品。所以,我一度认为语文难学,总觉得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的中国文学更是博大精深、高不可攀。后来,我在大学读书进修时,曾有心选修过“巴金研究”课程,不过那时想的也主要是为了获取学分,顺利完成学业,即便掌握了一些文学基本知识也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可是,巴金先生的大名却一直牢记在我的心中。
    俗话说: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实事求是评价,文学是一座神圣、高雅的殿堂,非一般人所能触及的。因此,我认为,大学毕业生包括文科大学毕业或者说是中文系毕业、即使是科班出身充其量也只能是徘徊在文学艺术殿堂外的游子。
    人生乃是一本书。何况百岁老人巴金先生的文学作品举世闻名,他本人又与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密不可分,要想深入了解他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真没想到的是,我第一次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时间竟与他的与世长辞时间紧密相联,估计今后我没有机会再去第二次参观。由此,过去我对作家们的无比崇敬和仰慕之心就引发了我对这位世纪老人、原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先生逝世后的深切怀念。
    就在巴金先生去世前的那个月份,由公安部宣传局、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共同举办了第五期全国公安文学创作研修班。我有幸被省、市公安机关推荐参学。培训期间,我聆听了孙永波(时任公安部宣传局局长、现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刘威华(时任公安部宣传局副局长、现任公安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张策(全国公安文联秘书长)等几位公安部领导的重要指示。
    结业典礼时,孙永波要求我们45名参学人员要有强烈的学习意识,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文学状态,要努力做一个饱学之士;要有强烈的政治意识,要与党和国家、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积极反映我们的时代和生活;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要有强烈的精品意识,提高公安文学的水平,把优秀的作品奉献给党、国家、社会和民族。
公安部领导的殷切期望,繁荣公安文化的历史责任,使我决心要用自身的文学创作活动为基层公安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第五期全国公安文学创作研修班不仅聘请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曹凤、宋强、于洪笙等人讲课,并邀请了著名作家陈建功、海岩、苏叔阳、何建明,著名学者雷达、金元浦、王志敏、陈晓明为研修班学员授课;同时,还安排了我们与《人民公安报》、《人民公安》、《啄木鸟》、《东方剑》杂志社以及公安大学出版社、群众出版社、金盾影视文化中心等单位代表座谈;最后安排学员们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才使培训班内年龄最大、级别最低(副主任科员),也是唯一一个来自最基层(县级)公安机关的我,有机会走进了这座“文学的圣殿”。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参观时,热情的讲解员曾经介绍,这个被誉为中国“文学圣殿”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就是巴金先生最早提出来修建的。
据说,他本人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捐献了20多万元的稿费收入和7000多册藏书。
    中国现代文学馆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建造得特别庄重典雅,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文学馆正门前的一块巨型花岗岩石,它是文学馆一个标志性物体,上面雕刻着巴金先生的一句名言:“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巴金先生才提出来,经政府研究同意建立这个“文学的圣殿”,也有人解说这是巴金先生在后半生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目前,文学馆建立的文库共有84座。现有杂志4万多册,有藏书17万多册,有作家手稿1万多份。初步统计,自1985年开馆以来,文学馆先后收集了藏品50多万件,包括书籍、杂志、报纸、手稿、照片、书信、录音带、录像带、文物等。无疑,它将为中国的文学事业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那次参观给我脑海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在文学馆的大门抚手上印有一个巴金先生的手模。不少人进门时,都要将自己的手在这个手模上触摸一下,我们开始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经文学馆内几位大师指点才知道它具有两种独特的涵义:一是表示人们进门时,在与巴金先生友好握手;二是表示有不少作家,都是巴金先生一手将他们领进“文学圣殿”这道门槛的。听这么一说,学员们纷纷走过去与巴金先生“握手”,几位提前进门正在参观该馆简介的民警听此传说后也纷纷自动返回,不怕往返辛苦,更不想放弃这一千载难逢的“握手”机会,45名学员、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巴金先生不吝赐教,能将我们这些草根民警领进“文学的圣殿”。
    在“握手”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手都比巴金先生的手大些,这一大一小,恰恰凸显出巴金先生的生活平凡和功绩伟大。就是这双小手,写出了令人羡慕的《家》、《春》、《秋》等一批时代名著。无疑,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树立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我们不禁都为他这双“小手”震撼。震撼之后,深感愧疚,特以此文追忆之。
    我有幸参加第五期全国公安文学创作研修班,归根结底有缘于近十余年来的新闻写作和不懈追求。2005年11月深秋,我参加了全省公安新闻宣传通讯员培训班,聆听了省厅政治部领导和公安报社等新闻单位知名记者授课,很快提高了写作技能。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我已在国家和省、市媒体发表新闻稿件、通讯报道、案例分析等各类文章约350余篇。同时,陆续结集出版了《椿城警事》《椿城警事(续集)》《新椿城警事》和《公安情缘》及《基石》等几本小书,约计150余万字。
    据此,2003年6月,我成为阜阳市作协会员,2007年7月,我成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2010年7月26日,我被选为安徽公安作协理事。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我知道,这是安徽省作协主席和省、市公安机关领导对我的关心和支持,虽然我能力有限,始终处在夹缝中创作,自身也有许多不足,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但我一定克服困难,坚持写作。为此,更需要进一步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提炼语言、把握创作技巧而努力奋斗,切实为促进公安文化事业全面发展、维护农村社会长治久安而鼓与呼。
    实话实说,作为基层公安机关一名业余写作爱好者,我今天借此缅怀巴金先生,就是要像他那样,时刻要与党和国家、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积极反映我们的时代和生活,感受基层民警在工作背后的艰辛付出,挖掘他们身上最本质最人性的生活细节,深入实践,努力创作,为和谐社会发展奉献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附:《感悟写作》作者:李勇
    2007年8月的一天,我接到阜阳市作协秘书长司天鹏的一个电话,他通知我被批准成为安徽省作协会员。我知道,这是我人生奋斗一个新的起点。于是,我发誓无论生活社会如何变化,但有一种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我对文学创作的赤诚热爱。
    说实话,作为一名公安民警,我非常羡慕那些“已发表作品数百万字”的作家们,那令人仰慕的语气既标志着成功者的自豪和骄傲,又反映了高产作家辛勤的劳动成果,也彰显着社会各界所赐予的认可度。
    少年时期,一直在农村生活和后来被下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经历告诉我:看乡村村民穷富,一般看一眼村头路边的麦垛就心中有数,所以检点收成,向来是以麦垛或豆垛的大小论英雄。因为抵御饥饿和寒冷,靠的是粮食的数量而非质量,农作物秸秆的堆积大小正是粮食收获多少的象征。相比之下,我自叹不如。
    我拥有的人生青春旅程,几乎一半留在邻市的偏僻农村,那里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有我的祖辈和我的至亲;一半落在经济条件稍好的异乡县城,是我成家立业和目前谋生的地方。这既奠定了自身生活的底色,也决定了我文学创作的基调。人在城乡道路上行走,心在城乡之间飘荡。一个在县城生活的淳朴农民,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现代城里人,以时代为背景,以城乡为对象,以警察的职业眼光,搜寻并解剖人性之丑恶,观察和批判社会之弊端。实事求是,准确定位,我是介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或者说是城里的农民,农村里的市民,至少在灵魂深处如此认为。所以,笔下的文章多是农具般的粗糙和路灯式的幽明,缺乏天生的灵性,质朴有余或者说“质大于文”;只是从来不缺乏真诚,不缺乏理性的质疑和批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高考无疑为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深造机遇,我开始下决心求学。由于没有读过高中,务农、做工又荒废学业十余年,参加高考无疑要名落孙山。这时,我的工作如同当时临近崩溃的国民经济一样面临着重大调整。1981年初,“以工代干”的我开始离开令人难忘的工厂到行政单位工作。
    陌生的环境,崭新的工作,复杂的社会,一切都在逼着我从头学起。事实上无论干啥,思想是先导,文化是基础,苦干是关键,没有文化可以说寸步难行。
    从工厂来到行政单位表面上看是好事,是进步,是新生活,是环境在变化。可实际上有一个内在质的飞跃,我自己清楚,只有努力奋斗、刻苦学习才能适应工作环境的需要,跟上形势发展。刚到一个新单位,需要干的工作很多,脱产学习不可能,只有坚持在职自学。可学习却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需要排除万难,循序渐进,持之以恒。
    为了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养,我积极参加了成人高中文化补习班,每天夜晚听课两小时,再复习两小时,雷打不动。那时,我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于文化补习。殊不知边工作边自学谈何容易,但是我顽强坚持,自学也使我尝到甜头。1984年10月,我经全省统考转为国家干部,不久工作调动到县政府工作。1985年考上安徽电大党政专修班。两年电大学习,不分昼夜,处理工学矛盾异常艰辛,苦不堪言。
电大专科毕业之后,自感到学历没有到位,学习没有过瘾,又连续参加中央党校函授本科知识学习,按期毕业后又继续攻读安徽省委党校研究生。
十余年寒窗,刻苦自学,体会深刻,其中虽有不少意外收获,可每当忆想起这段日夜奋斗的历程,还真的让人一言难尽,苦在心中。
    写作是自学的积累,自学是写作的基础。自学结束之后,就是全身心投入,一边工作,一边写作。1999年至2000年,我被抽下乡工作队。后被抽到局严打办工作。2003年,两年“严打”结束,累积了一大堆案卷汇报材料,有审讯笔录,有调查报告,有案例分析,在整理归类即将培养它们入档的同时,我想能不能把这些民警辛勤创造的丰功伟绩变成铅字,一让基层民警互通案情,相互交流,以利今后再办类似案件时借鉴和参考;二让关心和支持公安工作的人们了解一下真实的警察生活,以便公众理解公安,宣传公安,弘扬公安主旋律。为此,产生了出本小册子的梦想。但没有经验,不知如何是好?初稿还是请文联几位朋友帮忙指点并联系厂家印刷,书名是《阜阳警方》主编吴成良和编辑姜文清等人在一起商讨后起的,序言则是托人请当时的市公安局长孟庆银写的。出版费用是我自己掏的。没有人投资,我也没有拉任何赞助。出发点根本没想赚钱,觉得能收回成本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有没有价值或价值多大?只有让他人随意评说吧。
    《椿城警事》小书一诞生,没想到它深受社会各界广大读者的欢迎,有人将它喻为“一个警官的人生日志”,有人将它称之为“弘扬正义的呐喊”。同时,阜阳市作协会员的作家帽也很快戴在了我的头上,不戴没感觉,戴了倒觉得它在催我奋进,逼我写作,终日不敢懈怠。经常想着这件事,唯恐对不起文联领导恩赐的这一称号。所以,连年出版了我的几本小书。
    我非科班出身,既写不了高雅诗文,也没写流行小说,更没有利用工作便利杜撰些侦探故事,或捣弄影视作品;一向坚持的都是纪实性东西,有新闻采访,有案例剖析,有调查报告,反正我是把我所亲身经历的和所看到的统统记下来,整理一下,请人指点,再争取变成铅字,实属“四不像文体”。事实正如安徽公安作协主席赵昂老师对我的作品所评价的那样:从文章体裁看,以新闻纪实和调研报告为主,兼及杂谈随笔,其中案例通讯、侦破报告、人物纪实占据了大部分的篇幅;从主体定位和写作视角看,公安宣传与理论研究并重,一边侦查破案,治安防范,一边形诸文字,开展对内对外宣传;从写作手法看,有感性的叙事、抒情,也有理性的商榷、思辨……你说像通讯、杂文,似散文、随笔,又似乎什么都不是。区区千字文,既不多挣稿费,也不去博名声,只与寂寞相生相伴。因此,常有文不如人、技不如人的自卑感,进而怀疑自己天生不是作家那块料,却硬着头皮往那条路上奔波,倦怠时甚至后悔咋喜爱上这爬格子的苦活。尤其是看到十多岁的儿子有时将课本抛在一边,也附庸风雅似的捧着《巴金全集》和古代四大名著半生不熟地阅读时,更有祸家殃民、误人子弟的痛楚之感。
    论作品和知名度,我始终是个在圈子外晃荡的小作家,文联换届也不需要咱去凑个热闹,今天如此,明天可能还将如此。并非不自信,而是基于有点自知之明。我并不是以文谋生、立世的专业作家,虽然身着警察制服,也不操枪弄棒,只是与汉字打交道的文职警察。这样也好,倒是有了无所作为又聊以自慰的借口。在耍笔杆子的人中间,咱是个扛枪的;在拿枪的队伍中,咱又是个提笔的,不像一线民警那样风里行雨里去,日夜值班备勤,十分的辛苦。如果无心于写作,我或许会选择另外一条从政或经商的生活道路,年过半百的人生轨迹可能会出现一条别样的直线或曲线来。然而,我思想保守,不敢越雷池一步。终究还是安分守己、死心塌地且无可救药地亲近并拥抱了从孩提时代就默默喜爱,而且矢志不渝的崇拜并敬畏这一脉相承了数千年的文字,真诚为它喜乐,为它愁烦,与它争斗,与它相伴,不知不觉走上了作家与警察相互边缘化的写作之路。
    边缘有边缘的好处。其实,置身于文坛之外,至少不会有职业作家的压力,不会有文人相轻的倾轧,不会有为名利所累的纷扰,不会有拉帮结派的勾心斗角。置身于圈外,与所有圈里的人保持等距离外交,就不会成为别人垂青的目标或盯视的对手。只管自顾自的写或不写,像聚餐之外的散客,点一碟花生米,来一盘肉丝,掂二两白酒,坐在一个众人不屑的角落里自斟自饮,自我陶醉,自我欣赏,无人捧场喝彩,也无人拉扯牵拽。也许,写作本来就不是去赶集,不是逢庙会,原本就是寂寞中的追求,就是舞台边上的独处;因此,作家从来就不是会堂的主持,不是公开场合的演讲者和发言人,有人比喻它是黑暗中的守望,黎明前的曙光,烈日下的树荫,重压时的共鸣……想想,不是有些道理吗?
    作家和警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也是文武分立的两种职业,二者的共性在于不谋而合地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去追寻社会公平和人间正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缺乏这些,可能算不上真正的作家和警察,我知道与之相比,我还差之甚远,但我力求这样去做,也正是这么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支撑着自己,一路跌跌撞撞、歪歪扭扭地走了过来。从1985年求学考上电大,到1995年迈进省委党校读书,修满学分,搞社会调查,写毕业论文,完成最后学业,是边工作边自学的写作实践;继而从参加两年严打,随警作战,宣传公安,加班加点,撰写新闻稿件,出版《椿城警事》,到加入省、市作协,完全是边工作边写作的知识结晶。
    在自学和写作的过程中,有苦也有乐。那苦是没有眼泪的苦,苦在心里;乐是没有欢笑的乐,乐也只是偷着乐或找几个老友偶叙。现在,我虽然不行了,上不去也没下来,心中不免残存有一些历史遗留的烦恼。既使烦恼也只能自我安慰,自我调侃,调侃实际上就是痛苦的渲泄,也是快乐的表露。我没事就调整心态,奉行“写篇小文章,得点小稿费,喝个小瓶酒,图个小得劲儿”
    至于我今后走什么道路,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目前,唯一的打算,还是一边生活,一边写作。反正再过两年就面临退休,可以无拘无束,享点清福了。目前,虽有个一官半职,却官不像官,兵不像兵,属于兵头将尾一类的小人物,论当官咱确实不行。当兵的人,平凡一生,平安一生。再仔细想想,即使是当官的人,一辈子又能留下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尽管你在任风流时,一天到晚地忙着,能给后人流下些什么?是骂名还是美名?当年辉煌的年代,比我优秀的和比我差的都飞黄腾达甚至“黄袍加身”,弄个正科或高级职称了,可咱还是个副科,警衔二督到顶了。我的一位同学曾经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你还是去干点别的吧,就是做生意也比你做官、当警察强,你是个老实头儿,不会说瞎话,不会说假话,不会讹诈葫芦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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