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人物要有同情心》作者:张友文

来源: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网  日期:2014-12-11 16:16:21

           我喜欢张策的洒落无碍、神采照座,更喜欢读他的小说,因为其作品有知性的光,叙事庄重,没有所谓的调侃,并远离类型化写作。在这个恶搞走俏、娱乐盛行的年代,张策依然坚守责任感和道义感,用严肃的话语进行严肃的思考难得!作为一名熟悉公安工作的作家,他本可以轻松地码字,用讲述侦破、凶案之类的故事获取卖点。可把文学视作自己心目中的费尔米纳(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女主人公)的他并没有遵守套路化写作策略,而是另辟蹊径,关注警察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变化,颂扬他们的职业操守,趋近“新写实”;还用力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有意识流之味。

  在类型化写作流行的当下,写手们向读者传递的是二元对立的价值模式,而张策笔下的多数警察不是用好坏、善恶二字可以区分的。现在以小说集《刑警队》中的《晋监班》来谈谈张策创作与众不同之处。该文本取材于参加警衔晋升学员的生活,现实感很强,历史感也不弱。她没有用宏大话语美化这群即将穿上白衬衣的高级警官们,而是从侧面写出他们的生存境状和命运遭际,巧妙地讴歌警察意识。整篇小说中有名有姓的警察有张仁、刘海、吴虹梅、田伟、李大陆、老林等。作为主角的张仁从头唱到尾,是张策倾心尽力打造的人物形象。此人物非常复杂,包括其隐秘的内心,算得上是一个地道的圆形人物(福斯特语)。与其他警察相比,他的心情最不阳光,总是患得患失,时时刻刻想着自己的官位,堪称官迷,连老同学刘海都对他说:“你呀,太想当官了”。无怪乎小说集的封面上印有“一部深刻反映警界权谋的现实主义力作”字样。实际上,小说集《刑警队》也可划归官场文学,部分篇什实录了警界的恩恩怨怨,可喜的是张策并没有将官场妖魔化,并不像有的官场小说写得那么黑暗,处处充满残酷无情的勾心斗角。质言之,张策在塑造张仁这个江城市南城公安分局副分局长时,是带着同情心来做的。他没有用漫画化、夸张化地手法讽刺张仁挖空心思地钻营、厚颜无耻地跑官,而是在瞧他不起的眼神中又肯定了其合理欲望,但又不是欲望的倾诉。换句话说,张策对张仁这个人物充满着理解和同情,“人不会因为眼前是陷阱而不往里跳的,也不会因为知道胡萝卜淡而无味就不追着跑了。”

  

    与刘海、吴虹梅、田伟三人相较,张仁形象矮化许多。前三者的言行数次制造了震颤的效果。爱伦·坡认为,文学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达到“一种效果”,即作家通过艺术创造使得读者得到某种刺激。如年龄最小的田伟刚开口时,读者心理略略有些不平衡,是的,他年纪轻轻就来参加晋监学习,让人眼红啊。可是,当他在众学员面前说出事实真相之后,读者心绪突变。他是因患癌症才被组织特批来参加晋监学习。田伟语惊四座,让全场的广大学员沉默了,同时也直击读者脆弱的神经,使其嫉妒之心趋于弱化。张策的聪慧之处在于懂得如何驾驭读者,让读者与作品中的人物同歌哭,即时而让读者心头轻扬,无拘无束;时而又让他们心头沉重,几欲想哭。文学的最大功用就是审美,能让读者情感随之波动就是好作品。以情感人是中外文学理论在论及文学时一再提及的论点。黑格尔就曾强调过情感是艺术作品的生命之所在,也是艺术品的美学感染力之所在。他说,艺术品“按照内容的性质使我们忧,使我们喜,使我们感动或震惊,使我们亲历身受愤怒、痛恨、哀怜、焦急、恐惧、爱、敬、惊赞、荣誉之类的情绪和热情。……一切情感的激发,心灵对每种生活内容的体验,通过一种只是幻象的外在对象来引起这一切内在的激动,就是艺术所特有的巨大威力。”①田伟那番不怕死的慷慨陈词更是增添了场景的悲壮氛围。《晋监班》不像有些公安小说那样走程式化的道路。譬如为了突出人民警察的崇高伟岸,常常在他们出征前夕才表一番决心……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情状。窃以为,如此运笔不高妙、不新鲜。文贵创新。为了写出警察的英雄情怀,须在不经意中流露,也就是说不做作。就像田伟刚开始发言时,“有些忸怩”,“脸红了”,这是真的,不是伪装,但是说到动情处,“山东腔显得那么铿锵有力,那么掷地有声”,令全体学员起立,并为之鼓掌,真实性达到了逼真的程度。

  

    饱含阳刚之气的田伟如此,那么,“不温不火”、充满阴柔之美的吴虹梅政委又是如何“感动”读者的呢?张仁问起她孩子情况时,她答曰没有,倒是和老公参加希望工程,捐资帮助了一个山西的孩子。还说老公也是警察,牺牲了。短短的几句话就把这个外柔内刚的女性给树起来了,连张仁都觉得她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尊严”。

  

    一男一女两名准高级警官的家庭生活和幸福指数就通过他们自己的嘴给说清楚了。这些看似事业有成的学员们家庭生活有着如此缺憾,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但他们没有抱怨生活,而是乐观地面对,以一种高昂积极的心态看待这身警服(官衣),以一颗热忱之心善待他人。

  

    如果张策只写田伟和吴虹梅,作品的英雄豪气也已经充盈,还是能带给读者信心与温暖。可是,执著的张策意犹未尽,他要把《晋监班》写透,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来个大晾晒,并直指其灵魂深处。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在研究了19世纪欧洲文学的历史之后,深有感触地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②该小说中张仁的心绪所占比重最大。

 

   通过反复细读,我发现吴虹梅、田伟在作品中只是起到了点缀、陪衬之作用,真正让张仁有所促动,让他良心有所发现的还归功于刘海。刘海才是张仁灵魂的拯救者,尽管拯救不彻底。命运很会捉弄人,刘海与张仁这对失散几十年的中学同学竟在晋监班相遇了。在张仁的记忆中,刘海已长眠九泉。在这个生活节奏加快的时代,在这个物欲膨胀的年代,人的情感已经钝化,正如张策在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岁月的风尘总会把情感打磨得圆滑迟钝起来的,在世俗的河流里漂泊久了,张仁渐渐已经淡忘了那个救过自己一命的老同学了。”现在他们再续前缘,感情突飞猛进。当刘海提出要回家乡指挥破案时,张仁立马答应帮他挡驾,免除刘海的后顾之忧。可是,张仁在欲望的指引下,已经异化得今不如昔,丢掉了人之为人的东西,离人民越来越远。譬如他说话打官腔,“以局长的口气哼了一声”即是。骨子里还有股城里人优越感,他看见老同学刘海长相、举动与民工无异,“暗自撇嘴,很轻视自己这位老同学……”,而他的这位昔日同学本色不改,还是像从前那样朴素地生活着,“像农民似的蹲下……”。本可以回到京城的刘海为什么要呆在那个穷地方,因为他与农民有着太深厚的感情,他的生命就是农民们给的,身上还流淌着农民的血液。因此,刘海在得知家里的信用社被抢之后,毅然决然地回去破案。有些同学劝他珍惜这次晋监的机会,“刘海(却)气哼哼地说:‘我宁可不晋监了,也不能不破案子!’”一句愤怒的话语就将这个把人民利益置于首位的警察写活了。

   

    心系群众的刘海还真的让张仁的良心有所动。例如张仁原打算会情人朱珍珍,车已开到她的楼下,“他突然感到羞愧。不知为什么,他的脑海里蹦出了刘海。”遗憾的是刘海的行径没有让他刻骨铭心,也就是没有触及到张仁的内心深处,没有让他灵魂为之一颤。因为张仁只是暂时压抑了自己的情欲。后来,当刘海火速赶回县公安局,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的时候,张仁却在享受朱珍珍的肉体。由此可见,他又忘记那个一心为民的老同学刘海了,也背叛了自己的过去。多年之前,他也像刘海一样拼命地为人民工作。如今,他变了。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把刘海拜托他的事丢在脑后。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当张仁想方设法与区委书记套近乎的时候,刘海正在苦苦地等待张仁的增援。当年人家刘海救了你张仁的一条性命,彼刻人家以组织的名义求你办点公事,你却不搁在心上。更具反讽色彩的是张仁竟将刘海告诉他的名址,“丢在他和朱珍珍幽会的小屋了”。张仁和刘海两相对照,孰优孰劣,一眼便知。籍此,张策的价值取向是很明显的。在文艺价值取向多元化,尤其是审美娱乐化的过程中,张策的小说却彰显着强烈的民族精神,体现了非常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及其主导性价值观!

 

   真正唤醒张仁良知的还是后面发生的事件。那就是因张仁的疏忽大意导致一个年轻民警的牺牲。此处又制造了一起震颤的效果,也让张仁“泪流满面”。看来,张仁良知犹存。他勇敢地向刘海承认错误,“刘海,我……我真的对不起你,对不起那个牺牲的……刘海呀!”忏悔意识开始在文本中出现,这是一个好现象。(公安文学作品中含有忏悔意识还不是很多。)令人欣慰的是张仁“攥着那纸条,像一只挨过打的狼似的嚎啕起来。”描述良心痛苦、愧疚、忏悔、获救的心路历程是西方文学的恒长主题。雨果笔下的冉阿让、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等都为自己犯下的罪孽感到深深的痛苦。实际上,如果作品中的人物懂得忏悔,对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大有裨益。

  

    小说结尾写到授警衔时田伟迟到的情景,这又是一个让人感动的细节或场景,看来张仁真的是有所觉悟,还是有肉心的,他不再以京官自居,不再有城里人的优越感,而是下意识地向宿舍跑去,去寻找田伟。

 

  刘海与张仁是作为鲜明的对立面存在于文本,刘海崇高的人格衬出了张仁的渺小。痴迷于当官的张仁从晋监班学员身上,特别是刘海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他已经开始转变,甚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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