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文学作品如何提升

来源:光明网  日期:2014-11-26 14:38:03

        北宋清官包拯留下了流芳百世的佳话,“包公断案”的各种文艺版本演绎也经久不衰,透露出此类题材的超强引力。我国真正出现“公安文学”的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距包公时期,已有千余年。1985年,《蓝盾》与《水晶石》杂志和《人民公安报》联合发起公安文学大奖赛,第一次举起了“公安文学”的旗帜。1988年公安部

       “金盾文学奖”的评选,正式启用了“公安文学”的提法。1999年,《文艺报》和《人民公安报》联合发起公安题材文学征文,使公安题材走向全国。20多年来,公安文学发展到怎样的高度,从事公安题材的作家又是如何思考的?
公安文学经历了驼峰式发展过程

  作为《公安文学作品选讲》的编写者,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杜元明这样看待公安文学的范畴:当代公安题材是政法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独立分支,着重表现公安保卫战线的斗争生活,是以塑造公安干警、武警官兵、治安人员的职业生活、情感生活、心灵世界和他们的命运际遇为主要表现对象,以塑造他们的艺术形象为使命的重要文学。

  公安文学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一条驼峰式的过程。杜元明分析说: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1966年的草创期,出现了一批以反映剿匪和反特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代表作家主要是部队作家,如史超的《擒匪记》、白桦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后改编为电影《神秘的侣伴》)、公刘的《国境一条街》、张志明的《赵全一案件》、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改编为电影《海霞》);第二阶段是文革期间,公安文学创作基本处于荒芜状态;第三阶段进入公安文学的复兴期。从1977年到1984年,出现了一些名家名作,主要以电影为主,比如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和《第十个弹孔》;第四阶段是从1984年到现在,公安文学进入了繁荣期,很多知名作家参与公安题材创作,比较知名的有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陈建功的《前科》、顾工的《霸王龙的末日》、彭荆风的《绿月亮》、李心田的《老方的秋天》、余华的《河边的错误》、方方的《行为艺术》和《埋伏》、赵本夫的《天下无贼》、京夫的《在治安办公室里》、刘恒的《夕阳行动》、叶辛的《凶案一桩》、叶兆言的《今夜星光灿烂》、苏童的《本案无凶手》、刘醒龙的《合同警察》等等。

  从1949年算起,公安文学已经存在了58年,存在了大量的作品,涌现了一批作家。但是公安文学领域、文学评论界对公安题材的关注并不多,对于公安文学的代表作家、创作特色等探讨不够。杜元明认为,目前公安文学创作异彩纷呈,公安文学作家多数停留在以血案为主的通俗侦探文学写法上,特点是故事错综复杂,情节悬念迭起,有一定可读性。与此同时,公安文学多数存在的通病是,情节淹没了人物,多数作品停留在低水平的通俗破案故事上,注重情节而忽略了揭示人物的性格历史。

  也有致力于思想艺术创新的作家,比如萧潇的《雪山和人》、余华的《河边的错误》,属于现代派写法;李迪的《傍晚敲门的女人》,雅俗共赏,又吸收了纯文学的写法;方方的《埋伏》、陈建功的《前科》更成为公安文学的范本。公安内部也出了几位比较优秀的作家,内容和形式都有所创新,比如朱恩涛、杨子的《余逆》以国际刑警题材为主,张西的《国家荣誉》、《爱别离》是国内首次出现的反恐题材;海岩的《便衣警察》,张策、张卫华的《女民警的坎坷经历》,共同特点是写警察命运,刻划人物比较到位;武和平的《血案遗踪》、《掩盖》、《污点》、《瞒天过海》,张道华的《肝胆昆仑》等作品,已经致力于思想艺术创新。

  杜元明更看好武和平、张道华们。原因是他们本身既有公安生活积累和体验(武和平从警35年,曾参与侦破多起大要案,参与破获震惊全国的“918大案”――开封博物馆馆藏文物被盗大案;张道华1981年从警,亲自破获许多大案,作品的警味特别浓厚),同时他们又是有思想的公安作家,比如武和平本人就是犯罪学博士,同时担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导师。

  胡?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走上诗坛,又做公安电视节目主持人8年,其间,她最大的成就感不在于成为了那个城市的一个电视明星,而在于经历了一般人很难经历到的各种突发事变和生死考验。胡?说:“我的公安题材的写作得益于写诗的经历和经验,也要归功于电视主持生涯所训练出的对事物那种即时的全新的思辨和快速的反应能力。”胡?早期一些写得像小说一样的案件和人物,打破了传统公安文学的写法,既有意象,又有氛围和心理描写,尤其讲究一种诗意的叙述方式。她的第一部公安题材的长篇小说《危机四伏》3个月内加印四次,之后又出版发行了公安题材的犯罪心理和探案长篇小说《狭路相逢》、《守身如玉》、《大吃一惊》、《大毒枭自白》等。

  长篇自传体小说《时间之夜》的出版,使胡?从公安作家转型为纯文学作家。谈到公安题材的写作,胡?说:“这许多年,一提公安写作,其实许多人就把它归到通俗文学那一类,而事实上,世界上那么多的名著、那么多的大片,都是有关罪案的,它们的面容上没有被贴上俗的或纯的标签,这并不影响它们名著和大片的地位,也并不影响人们对它们的喜爱。我想,我们写什么,跟我们的俗或纯文学立场没有关系,而是跟我们每个人特定的生活有关。最起码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来不会去考虑我的写作定位,我相信生活,只有生活,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因为没有比事实更精彩的!”

  从20岁始当警察的穆玉敏,写作内容自然是自己的职业。“喜欢和责任有种内在的联系,我喜欢写作,也喜欢我的职业。终生从事一个职业,不应该不给它留下些什么,就像你非常想为自己所爱的人做些什么一样。警察职业和社会的关系非常紧密,可以说,对职业的责任也是对社会的责任。在疲于奔命之余,我把对警察事业的点滴情感堆积成文字,描述我内心的警察感觉,记录我的警察家庭,褒扬我身边的警察兄弟们。”穆玉敏觉得,自己的优势就是具有非常丰厚的基层警务实践经验――“我当过片儿警、刑警、经警,搞过公安宣传,研究过中国警察史。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欲念谋杀》就是根据我当刑警时亲自参与侦破的案件写成的。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原型,他们是我的亲密战友。风雨之夜,我曾和他们一起蹲坑执行任务感受牺牲,日丽晴天,我曾和他们聊天寻开心体验惊险,我能感应到他们勃发的气息,甚至能触摸到他们的肌肤。描写他们的过程,是我和他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生,一起死的过程。第二部长篇小说《缺月》和第三部长篇《疼痛的河》亦然,30年警察生涯,使我在创作的时候,似乎是又重新经历一次办案过程,那里边刑警业务的细节,完全是信手拈来。”

    公安题材作品缺乏人性的开掘

  当前国际影视界正兴警匪片热潮,国际大片中有70%都是警匪片,而我国的公安题材却少有力作。而实际上,生活中的素材远比作者的想象更丰富,这些素材像煜煜生辉的宝石,值得作家去挖掘和展现。那么,作家们又是如何分析这一问题呢?

  谈到公安题材创作的整体状况,穆玉敏表示并不理想,“有的突出枪战、恐怖、谋杀、追捕,有的则太沉重,也有的胡编滥造。尽管公安题材资源很丰富,但眼下的作品离很好地挖掘和表现,恐怕还有一定距离。”

  穆玉敏认为,也许身在其中,警察作者的作品从办案细节到司法程序都很真实,肯定没有“硬伤”。但一些作品整体和细节描写未免显得直接了,不太好看。“我想说,有些警察作家的作品的确存在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关系处理得不太好的问题。但他们的创作源自于其对自己职业的深入了解和刻骨体验。在民间,警察或许从来只是一个生硬的符号,以巡守国家机器的特殊形象在城市与乡间正步行走,身板直挺,面无表情。但是藏伏于他们的内在,他们的背后,他们的血亲家庭之中的,如常人一样的甜酸苦辣和喜怒哀乐,却不如常人一样为世间知晓。警察作家往往不世故,不自欺欺人,不故作高深,他们的独特性,不是一般带着创作任务在警察内部短期体验生活的域外作家所拥有的。”

  公安文学是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不仅仅要有生活,还要有充分的法律知识,“很多作品连基本的常识诸如拘留、传唤都写不明白;有些作品则编得非常可笑。”作家程琳说。这也是在程琳看来,尽管影视剧与畅销书中公安题材的作品比较醒目,但是高层次的、严肃的则不是很多的原因所在:“首先,公安题材本身受限制,由于公安接触的就是警匪,本身不可避免地充满戏剧化、情节化,这就导致公安文学作品本身的戏剧性;其次,忽视了对人物的深刻挖掘,大多数警察在一线摸爬滚打,欠缺文学素养,没能挖掘出警察内在的东西,专业作家有文学能力,却缺乏生活经验,表达不出警察骨子里的东西。”

  “实际上,警察真实的生存状态更接近人性的内涵。缺乏从内向外探索警察人性的作品,这是公安题材文学作品难以突破的难题。”程琳说,文学离不开塑造人物,警察究竟是什么形象?目前的公安题材作品中,警察形象符号化,高大全,缺乏人性的开掘。形式化决定了人们在创作上浅尝辄止,只写了警察的皮毛。“警察职业具有特殊性,一方面要和罪犯打交道,一方面是和人打交道,他们处在人与魔鬼之间,但是现在很少有人能真切挖掘出真实的警察。”程琳说,真正的、严肃的公安文学作品可遇不可求,随着警察素质的整体提高,应该有好的作品让整个文学界耳目一新。可见,公安文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公安题材创作还在学习阶段。

  现在公安部供职的武和平,有一个两用的工作本,前面是工作会议的记录,后面是素材积累,比如一些警察的个人习惯、犯罪分子的脸谱等等,他都一一“记录在案”。比起之前创作的《血案疑踪》,他感觉在新作《污点》中自己加工的成分多了,想像的成分多了,已经开始找到了“感觉”,在用小说的规律创作。从过去的由案件到案件,已经转变为由写案到写人,并转到以写人为主。

  武和平对比说,由于大量公安题材登场,面纱揭去,没有读者更关心公安人员的精神世界,过去的人物附庸在案件上,形遣人散;福尔摩斯也不仅仅是写推理,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现在遇到跨越自我的阶段,需要突围。武和平说:“公安题材小说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海岩做了有益的尝试。海岩是传统意义上案件的写法,他塑造了鲜活的大众喜爱的形象,他的创作元素适应了读者的口味,也是一种突破。”

   谈及目前公安文学创作尚未形成阵容和规模的原因,武和平说,专业作家到警营熟悉生活的少,除非有案件,他们不了解警察的内在情感。其次是从事公安题材的大部分作家,左手拿枪右手拿笔,和专业写作者不同,他们不太具备文学功底,生活信息量大,但是,170万警队生活是一座富矿区,开采者眼高手低,距离太近,往往会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现象,“我们希望从阳刚粗犷的开采转入细腻的深加工,一步步走下去”。穆玉敏也说:“对于真正的文学而言,故事的本身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期待有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相统一的公安题材作品大量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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