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深的历史中走来》作者:彭祖贻

来源: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网  日期:2016-02-02 10:15:11

                 ——评程琳的长篇小说《人民警察》

 
    近些年来,很少有看完一部小说就有动笔写点什么的冲动,读完程琳的三卷本长篇小说《人民警察》之后却有了这种冲动。我此前虽然也写过一些文艺评论之类的文字,但写评论显然不是我写作的主要方向,特别是小说类的评论,我更多的是以小说作者兼读者的角度谈一些看法,很不专业,也没追求过写出专业的文学评论。这次写《人民警察》的文字,我更想从一个老警察读者的视角来谈读后感和对人民警察这个职业的一些想法,这个角度,让我更具备谈论这部小说的合理性,因为我从1976年开始便是一名人民警察了,亲身经历了小说中30多年的时间跨度,比小说的主人翁陈文从警的时间更早,小说中比陈文更老的一些警察人物如局长罗浩然、技术科长刘长水、老刑警金伟、郭玺等人也是我熟悉的,生活中,一些年龄与他们相当的老警察,有我的老领导、老战友,还有一些是我的忘年交,是至今还来往着的老哥哥。
    我拿到手的三卷本的《人民警察》是2015年元月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此前还在《当代》杂志上刊登,而我直到2015年的12月份才知道有这么一部小说,这年夏天程琳来湖北开会我们还一起共处了几天,他也没说,这让我有点生气,明摆着是拿村长不当干部嘛,所以我知道后第一时间便打他电话,要书,第三天,快递便送来了。近年由于视力的原因,我基本不看小说更不看长篇小说,怕眼睛受累,即使偶尔翻翻文友送的作品,也多是象征性的,看看头尾,中间翻几页知道个大概就可以了。但程琳的这部小说,我是放下了手中的活儿,一天一本看完的,着实让眼睛受累了一回,心甘情愿的受累,原因有二:一是小说确实让我产生了阅读的愉悦;二是身为警察作家的我,每每写到警察时,总会有莫名的顾忌,有难以说清的心理压迫感,而程琳写这部小说,一开篇就能感觉到他不怕担着抹黑警察的嫌疑放笔大胆的写着,想看他大胆到什么程度?想看他如何为这部大书打上句号?
 
    阅读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我们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类不在我们同一历史时期的作品是不求真实的,如果我们去考证关云长的那柄青龙偃月刀是不是真的有八十二斤就很无聊了。读《西游记》《镜花缘》更可以跟随着作者的想像而海阔天空,信马由缰,去南天门,去东海龙宫,或者下到十八层地狱那些人世间并不存在甚至宇宙间都不存在的地方,也许阅读的时候真的可以入情入景,但掩卷之后马上明白那些全是作者虚构的,假的。而读《人民警察》这样的作品,特别是长时间身为人民警察的人来阅读,态度即刻不一样了,明明知道小说是艺术的创作,阅读却有着一种求真的心态,看作者怎样刻画人民警察的形象,怎样艺术的诠释;看作者怎样讲述警察的故事,是矫情矫饰,还是秉笔直书?同为警察作家,我一向认为警官院校教材中对警察职业的诠释过于机械刻板,基本上把人的因素剔除了,而一旦真的注入人的因素,警察是个什么样子呢?
    程琳是这样描写他的主人翁陈文的:“陈文领到枪的这天,很兴奋。……想找个地方放几枪试试,但他舍不得。他只有六发子弹,打一发少一发。决定就打一枪听听响吧。”于是找到公安局后院的一个旧仓库,裹在旧棉被里放了一枪,由于没注意到开枪时距离窗户太近,结果把窗户的玻璃震碎了一块,不巧又被路过的技术科长刘长水听到了响,于是紧张,撒谎,但刘长水对这一起严重的违纪事件装了糊涂,“扇了陈文脑袋一下,骂了句‘完蛋操’!”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就这样一开篇,两个人物都写活了。随后,陈文把枪别在别人看得到的地方,去找一个叫马刚的混混,逼人请吃饭,还打人两耳光,理由是马刚在他还是学生时欺负过他也打过他耳光(其实没有),本来已经在机械厂一带打出了码头的混混头子不敢得罪带枪的警察,就找来他漂亮的情人刘艳丽对陈文进行金钱和性贿赂,尽管刘艳丽曾经是陈文青春幻想的对象,但陈文两样贿赂都没接受,而且拒绝得果断干脆,尽管被美女刘艳丽抱的时候,“他身体里的血液急速地流动着,裤裆很快支起了帐篷”,但还是做到了“硬了都不干”,——陈文欺负马刚,其实就是要找个与流氓对着干的理由,以此立威,他在践行的是他理解的职业行为。他挑战马刚,不仅仅是要保一方平安,还为了证明自己一个男人。
    年轻,幼稚,不受规则约束,无理的欺负流氓头子立威,虽然拒绝了流氓头子女人的金钱与性的贿赂,但也有逾越寻常人的肢体接触,这就是从警校毕业、参警刚刚半年,放着条件优裕的技术科不呆而坚决要求干一线刑侦的陈文干的事,这些情节如果放在别的小说中,陈文无疑是一个坏警察,甚至是坏人,但在程琳的笔下,却奇怪的成了一种生动的描述,也奠定了陈文在日后三十多年的警察生涯中,不按规则出牌、而非规则行为却成了屡出奇招、屡见奇效的人物性格基础和只属于这个人对于警察职业的诠释。作为一个艺术形象的陈文,在汗牛充栋的同题材文艺作品中,以其独特的个性特征而超然了,不凡了。
    这让我想起了程琳以前写过的两部警察题材的长篇小说《警察与流氓》、《拘留》,那两本书中的警察人物,也像陈文一样,没有惯常同题材小说对警察人物描写高大全的倾向,而是将警察置于社会黑暗层面中,与对手同处于一个相同的博弈平台,在看似寻常,其实处处陷阱、甚至是殊死的斗争中,挣扎,煎熬,成长、成熟或沉沦,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程琳所写的陈文,经历了中国进入法制社会以来几乎全部的历史过程。
    三十多年,放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短暂瞬间,是一段很浅的历史,但在人生的经历中,却是漫长的岁月。在生活,我常常听到一些警察同行对我们这些从事文学作品写作的人抱怨:你们把警察写得太好了,太能干了,以至于把我们这些真警察比下去了,如果老百姓用你们笔下的警察来比我们,我们明显是无能的,甚至是无用的。那么,看过程琳小说的警察,会有这样的感慨吗?
 
    众所周知,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社会陷入长达十年的动乱,公检法被砸烂了,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社会才渐渐迈入法制的轨道,但不可能一蹴而就,从70年代末开始,公检法重新恢复机构,正名(此前,检察院撤销了,公安局被军管了,老百姓简称为“军管”),《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的法律颁布,意味着执法机关有法可依了,但真正进入法制社会却是一个更为艰难、曲折的过程,具体落实到作为执法者的警察身上,那个从人治到法制的过渡过程就更为艰难了,甚至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小说中,老警察金伟、郭玺的死,成了陈文一生的痛,也是他警察生涯中影隐在内心深处挥之不去驱之不散的阴影。
    70年代我上警校那会儿,警校还处在恢复和学历教育的初创期,给我们上课的很多是从实战单位请来的老警察,我记得一位老刑警讲,你们别以为当警察穿上警服威风,其实警察手中的权力就像一把双刃剑,你砍向敌人的时候也可能伤了自己。当时穿耳而过的一句话,却在我的大半生中,无数次得到验证。去年秋天,我父亲病重,有我的同学去看望,老人自然问及同学的父辈,刚刚一说出姓,老父亲一口叫出同学父亲的名字,是50年代我们那个县的公安局长,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南下干部,但在公安局长任上犯错,大半生在果园场工作到退休,言谈中又提及同一时期的刑侦股长,也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是当年让坏人闻名丧胆的人物,也是在警察职业生涯中倒下,在果园场渡过大半生,这两位前辈我都见过,形象都是偶像级别的。而跟我同年代的警察,因为工作过失倒在岗位上受党纪政纪处理、甚至坐牢、枪毙的几乎每年都能听到、见到。那种物伤其类的伤痛常常伴随着我,可我鲜有勇气在文学作品中表现,没人明确这是文学禁区,但这是一个灰色地带,写它,是需要勇气的。
    在我当警察的初期,在警察群体中曾经有一句很流行但上不得台面的话:跟教授打交道你得像教授,跟流氓打交道你得比流氓更流氓。在《人民警察》中,程琳的笔深入到灰色地带了,他写得很肆意。上世纪的80年代初,中国是否进入了现代文明、法制社会?这个课题留给历史学家去评判,但在程琳的作品中,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警察行为是公然存在的,起码在警察内部好像是约定俗成的具有合理性,甚至是评判一个警察有没有“本事”的标准,在很多警察看来,制恶,制暴是职责之所在,至于用什么手段去制恶制暴只是一种行为选择而已,所谓程序正义,在他们的行动中往往置之脑后。
    金伟,陈文的师傅,反扒队的副队长,他爱陈文像自己的儿子,就因为陈文惹上了他认为不该惹的流氓头子能够将陈文痛打一顿,这绝对不是领导对部下该做的事他做出来了;郭玺,反扒队的队长,是80年代初那种比较追求知识要求上进的人,“考上了业余职工大学,没事儿就挤时间学习,郭玺最初把陈文调进来,多少也是认为陈文是中专毕业生,能够辅导自己复习功课。”这两个老警察的后来都死了。
    金伟是死于意外的枪支走火,因为刑讯逼供他被人告了,正好又赶到火头上,面临检察院的审查,有可能判刑坐牢,他无法面对与他抓过的那些人渣们一起坐班房的景象,于是枪走火了,打死了自己。金伟一生打过多少扒手他自己说不清,因为他觉得对待扒手打是必须的,他有各种各样打的招数,包括脚踢扒手的下身,由于他的打,扒手对社会的危害性大大的降低,但同时也给他自己潜下了恶果。知道他被人告了之后,陈文和同事们也想过拿钱收买告状的老六,用现在的话说叫拿钱“摆平”,可人家老六就是不干,于是枪支就走火了,临死之前让徒弟帮他实现两个愿望:一是上一回报纸,二是把骨灰放在烈士陵园中……
    至于郭玺的死,就更为惨烈了,他被判了死刑并秘密枪毙,因为他杀人了,杀了张老大、张老二两个流氓头子。原因是张家兄弟与另一流氓头子马刚要火拼,马刚忽悠年轻没经验的陈文激怒了他们俩,张家兄弟俩是警察明知他们身上有很多罪案却无法将他们绳之以法的凶残狡诈的狂徒,他们决定先下手干掉陈文,那年代林河市的警察就这样被干掉而破不了案的有的是先例。郭玺得到了这个线索,他没办法阻止张家兄弟,就暗中下手杀掉了这个两个家伙,案件发生后,被重点怀疑的对象自然是马刚了,而马刚在张氏兄弟死后的表现也确实像个杀人犯的样子,警方多次追捕都被他逃脱,最终,他因拒捕时反抗被陈文击毙,案子就这样了结了,而且结得大快人心。
    陈文击毙马刚,最初被看成壮举,但同时又沾上了公报私仇的嫌疑,并因此而入狱了,因为入狱,他受到了炼狱般的非人的折磨和羞辱,也与刘铁军等在押人员结下了不解之缘,进而在出狱之后,刘铁军成了他的线人,为他提供了不少的破案线索,他们之间奇妙的工作关系、友情关系是畸型的。身为刑警的陈文仍然处在严酷的斗争中,遭遇歹徒李旭,在单打独斗中输了,李旭硬生生的一颗颗拔掉了他的板牙,为了除掉这个恶魔般的刑事犯罪分子,他费尽心思,最终他失手卡死了李旭,这是个必然会导致他脱掉警服、甚至坐牢判刑的行为,而就在他穿上警服准备自杀的时候,犯罪现场是传递来另外的信息:刘铁军跟李旭死在了一起,刘咬掉了李旭的生殖器官,在二人搏斗中,刘弄死了李,也因自己流血过多而与李同归于尽,因为刘此前被李旭伤害了生殖器官,于是,刘杀死李旭便有了合理性,得到了警方的确认,只有陈文内心清楚,刘铁军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赴死的。刘在通过刘艳丽转交给陈文的遗书中写道:“……就是希望你别心慈手软,你是好警察,就是缺心狠手毒,你们当警察的不把混社会的收拾干净,老百姓想要安心的当老百姓都不成啊。”
    在陈文后来的警察生涯中,对待犯罪者,的确使用过很多“心狠手毒”招数。他破案无数,屡立奇功,但他使用的招数也令人发指,他因此而红极一时,但也屡屡受到举报,受审查,几次险些脱掉警服、甚至身陷囹圄,但他却痴心不改,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向世人证明他是一个好警察。在很多人看来,警察只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在陈文身上,似乎是与生命相联的一种基因,如果当不了警察,连生命也没什么意义了,对此,简单的用好与坏来评判似乎都很苍白。书中,作者以其对人性和法制的独特理解,将警察金伟、郭玺在行使职业行为中的恶毫无顾忌的写了出来,尽管他们恶行的终极目的是为了除恶,是为了保护人民、保护战友,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动机是高尚的,但却是与法制不相容的,他们最终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既是他们的人生悲剧,也是法制社会的必然。至于陈文的命运,虽然在小说中有了好的结局,但在他内心却经常为自己的所做过不良行径而处于痛苦的煎熬中,甚至是炼狱般的折磨,因为一度无法忍受内心的折磨,已经是模范、标兵的他想过自首,他向郭玺透露了他自首的念头,郭玺却率先自首了,用自己的生命制止了陈文。
 
    从重从快,“严打”,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扫黄打非,“维稳”……,30多年来中国警方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在《人民警察》这部书中都有了具体描写,警方的任何一个阶段的中心工作,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于是,小说中的人物生态,也就处在了特定历史的时空中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由陈文和他的同事,还有作为警察对立面的黑色、灰色、黄色的社会人物们演绎着,生与死,爱恨情仇的命运旋律,很好的构织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架构,从技术上看,这部小说达到了扣人心弦、让人不忍释卷的艺术效果,同时,也可看成小说版的近30多年公安工作的另类编年史,我个人认为是涉警题材的一部史诗性的力作。
    在公安系统的文化圈中,一直有一种“公安文学”的提法,一直在呼唤着“公安文学”史诗性的大作品,我个人对文学一词前面附上行业标签进行分类是持否定的态度的,文学可以表现的题材太多太多,不可能也不应该将文学都附上林林总总的社会职业的标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旦附上行业标签,由行业的主管部门来重视、指导的行业化文学,对于行业作者来说有它的益处,但也容易陷入非文学的行业藩篱,对文学所表现的行业人物、行业行为过度的美化,或者是作美化性质的宣传,在某种程度上疏离了文学的本质。
    程琳的《人民警察》,虽然以职业称谓作为书名,书中的主人翁也是警察,讲述的故事也是警察的故事,我在阅读中虽然看到行业特色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但程琳笔下的警察却已经脱离了行业化文学中过度褒扬行业人物痼疾,而更加注重人性的描写,特别是对人性的多重性、多元化的解构,犀利尖锐,他没有回避人性之恶在执掌权力的人物身上更容易发挥,也没有回避人性的善在曾经的恶人身上如同电光的闪现。
    小说中,刘艳丽与陈文牵扯不清的情欲关系我个人感觉写得有点过,让陈文去爱上一个曾经企图对他进行性贿赂的流氓头子的情妇而且同居十多年,几度欲结婚但又几度因客观原因没能走入婚姻的殿堂,我在感情上是排斥的,但刘艳丽内心因为过往的一段情史而自卑并最终逃离了陈文,并帮助何涛经营涉黄场所,在涉黄场所被摧毁后又远走他乡的情景,又让人感到真实可信,她最终为了陈文而死还是因为对陈文的爱,这是陈文三段情史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揭示了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女性走不出传统性文化中女性所谓的贞操的桎梏,刘艳丽的命运悲剧更具象征意义。
    何涛是小说中与陈文交集最多的社会人物,最初以流氓地痞的面貌出现,为恶且诡计多端,后来远走他乡混江湖,再以富商的身份回归,成了林河市招商引资的能人红人,出没于上流社会,过着灯红酒绿的奢侈生活,又经营涉黄会所大发其财,一生为恶多端何涛最终归于佛门,成了受人景仰的“大师”,但陈文始终不相信他是在进行自我心灵的救赎,即使他将陈文的富姐妻子捐给寺庙的钱拿出来给陈文做公益了,仍然无法取得陈文的彻底信任,但何涛却以一个悲壮的结局,完成了自我救赎,——他为了救陈文被绑架的女儿,亲手杀死了绑匪刘文和两个保镖,所以程琳写道:“普通人死了叫去世也叫玩完。何涛死了叫圆寂。”“何涛圆寂的这天,大庙里人山人海,南方来了几个大和尚亲自做法事。来的都是善男信女,那热情却堪比看天王天后演唱会的粉丝。”而陈文呢?“……在何涛最后的日子里,陈文差不多天天都来。每次他都真心实意的说:‘何大哥,寺院还没有建完,你得赶紧好起来呀!’”那么坏的何涛为什么变好了呢?陈文苦思冥想,找到不少的答案,却没有一个能让自己信服。
    这是陈文的疑惑,也是读者的疑惑。
    人世间每一件事都有标准答案吗?显然不是。
 
    一部小说的内容,容纳了30多年社会的变迁,涵盖了从党政机关到工厂街道林林总总的各色人物的图谱,规模之宏大,为同题材小说之仅见,小说以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一个地级市公安机关工作的陈文落实正处级待遇和他的演讲并复述人民警察誓词为收尾,应该是一个大圆满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了,也让读者从充满全书的处处悲情中走出来,这是作者的布局,或许,作者内心还有另一种结局?这只是我的猜想。
 
    彭祖贻,男,1956年出生。湖北省作协会员,电影家协会会员,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天涯网站特约作家,北京市侦探推理文艺协会理事,全国公安文联侦探推理小说创作研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公安文学创作协会副主席,湖北省鄂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湖北鄂州市公安文联名誉主席等。当过下放知青,民办教师,水电工人,1976年进入公安机关工作,先后从事过政保、刑侦、预审、治安等项业务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为止已出版长篇小说《情感卧底》《黑白尘》《天堂梦旅》《死亡复仇计划》《忧郁的萨克斯》《灵堂外的圣诞诗》《亿万美元遗案》《警队实习生》《越过雷池》《冰层下的火焰》10部,长篇纪实《惩恶备忘录》1部,小说集《美丽无罪》《平安夜的枪声》《圈套与网》3部,散发于期刊的中短篇小说计80余篇(部),另有系列纪实《刑警断想录》《刑警忧思录》《少年忧思录》和散文随笔等总计逾900万字,曾获金盾文学奖、“啄木鸟”文学奖、历届全国侦探小说(已评六届)、东方侦探小说大奖赛最佳、优秀作品奖。音像作品有:电视剧《刑警战记》(28集,任总策划,编剧),电视剧《卧虎行动》(28集,根据本人长篇小说《情感卧底》改编,原著),《情感卧底》(原著),电影《特警英雄》(院线电影,编剧)《设计死亡》(央视电影频道播出,编剧),《绝对搭档》(央视电影频道播出,编剧),《忧郁的萨克斯》(院线电影,编剧),广播剧《剑中情》(16集,小说原名《冰层下的火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黑白尘》(60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另有网络有声音小说《警队实习生》《情感卧底》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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