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业余诗人的专业写作》作者:侯马

来源: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网  日期:2015-12-14 10:55:53

     作者在业余写诗或进行诗歌活动,到了90年代成为普遍现象。业余,即一般意义上的“八小时以外”。这完全是因为“为稻粮谋”“迫于生计”的原因吗?我不这样认为。90年代,现代汉语诗歌写作日益体现出了令人新生的专业品质。这种专业品质是与作者的业余写作密不可分的。由于无功利业余创作的开始,为追求专业品质提供了可能性。这里面首先涉及到的,就是作者,也就是“诗人”的角色问题。

    何谓“诗人”?在今天,这是一个让诗人们不尴不尬或者义愤填膺的问题,公众对此充满了误解,诗人自己也鲜有弄明白的,诗人是一个民族的良心,这些传统的或新潮的提法,都没有阻止住90年代大众对诗人的冷漠、嘲笑和戏弄,在国产影视作品中,另一门所谓的语言的艺术——相声中,在人们的口头交流中,拿“诗人”开涮几乎成了时髦。这首先不是谁的责任,这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现象。
    看到这个现象,我却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因为它符合我长久以来取消诗人身份的一个愿望。现存的、世俗的诗人身份早已将本质上的诗人身份遮蔽、修改、玷污得不成样子了。比如说,最广泛的一个认识是:诗歌是炫耀才华的一个方式。因此,一个人在年轻时会提笔吟花弄月,舞文弄墨,自以为成熟后,就弃之如敝履了。这种肤浅的理解,是造成中国写诗者众而大诗人或者真诗人寡的直接原因。诗歌成了青春期的青春痘,一些20来岁的人,就敢以过来人的身份自居。再有,长期以来,诗歌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邀取功名的手段。如果邀取是指向当权者的话,还有一类人是自己打江山,当皇上。在90年代,一位80年代风光过的诗人说,当年最漂亮的女人都围在诗人身边。我很高兴这个时代终于过去了,我虽然也不乐意漂亮姑娘围在商贾身边,但比较而言,这个恶名还是让他们担当为好。
    取消诗人这个身份,更为重要的意义是摧毁他们自负为精神贵族的支柱。诗人,是在本质上对“人”最加以肯定的人。其平等的灵魂在过去不平等的岁月里就已经有意无意间成为抵制、反对等级的旗帜,其自觉的翅膀自由地穿行于帝王将相与士商僧丐之间。显然,在等级制度逐步被人类文明唾弃的同时,有些人希图利用诗歌凌驾于众人之上,愿望是难以实现的。实际上,80年代高唱着“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的诗人们,担当的仍然是英雄的角色,他们英雄地推翻偶像、打倒英雄,英雄地扮演了个性解放的英雄,领受了世俗最后的膜拜。而在他们的感召、呼唤下个性次第解放的人们,必须是远离膜拜,更加独立的一代。90年代,市场经济大面积降临,全面地促进、深化了这一进程。这样,假如谁再以诗人标榜,会显得多么的不合时宜。
    不以诗人自居,不是因为畏惧公众的压力,也不是屈辱地迎合时代。这首先是诗歌作者的一个觉悟,是自觉的行动。如果说压力,压力来自诗歌本身。回到何谓诗人这个问题上,我想直接定义为“写诗的人”。这样,高度强调诗人与诗歌的依存关系:只有在谈到诗歌时,才谈到他的作者:或者说谈一个诗人,主要通过他的作品来谈。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被许多人客客气气,躲躲闪闪地回避着。有些人以诗人的身份活动着,但他几乎不写诗;有些人被称为诗人,但谁也说不出他有什么代表作。诗人变为一种社会身份,印在名片上,成了掩盖着虚弱创作的面具。这些使人脸红的事就要结束了。90年代,新的诗歌创作者呼吁:“饿死诗人”。这是新一代的立场。
    非常幽默的是,饿死诗人的时代真的来了。诗歌换不到钱,换不到官。写诗进不了翰林院。预防戴一顶诗人帽子的人蹭饭、泡妞已成了公众的常识。喧闹的诗坛一下子沉寂了。许多诗人的诗被饿死了,但他们作为人活得更好,而剩下的人歌唱着这难得的清静:“诗坛够寂寞的了,但寂寞的还不够。”
    诗人被取消后,诗歌获得了独立的品格。简单地说,它终于开始摆脱它的依附地位,诗歌不再依附于政治。依附政治的诗歌,整体声势比不上电视、报纸,局部效果比不过村干部的标语和居委会的板报。有一种貌似独立的诗,它的任务是反对,孰不知反对也是一种依附,当然这不仅是诗歌的悲哀,这有时也是不公正时代的悲哀。强权就其本能而言,统治是它惟一的方向,所以大家以为强权希望诗歌来歌功颂德,实际上它更希望诗歌搞形式主义:华丽的词藻、花样翻新的比喻、固定的格式与空洞的内容,这些纯粹仪式化的作品暗合了权威者对秩序的捍卫。在我看来,智性的内核和简单的形式,是当代诗歌的两大要素。任何一种繁奥,也只能让人看到一种对诗人身份的炫耀和邀功请赏的媚态:诗歌不再依附于经济。广告词作为诗歌的外孙,在促销方面已不劳姥爷操心:诗歌不再依附于文化。诗歌就其本质而言,它的直觉力、原创力是同文化对人的压迫针锋相对的,但历朝历代,古今中外,一批批迷恋诗人身份的生命弱化者,用所谓的文化诗来扼杀诗歌。离开了他们奉为至宝的那些经典,这些人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情绪,甚至连写诗的词语都找不到了。今天有人倡导的所谓诗歌元素表,古代“背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诌”的绝妙翻版,这些伪诗人的作品缺乏对生命的真实体验,只有靠故作艰深、故弄玄虚掩藏平庸、萎缩、淫靡的内心。这样的诗作,在相当多的人那里被别有用心或愚不可及地称为“专业的创作”,混淆着视听,如果说取消诗人身份,对依附政治的家伙还只是打破了饭碗的话,对依附于文化的家伙,则同时打翻了他们脆弱的灵魂:诗人被取消后,诗歌甚至不再依附于情感,尽管经常是情感激发了创作,但仅仅是表达自我情感的诗歌,已完全被视为业余作品,因为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哭天抢地的诗人,无法贪图诗歌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智慧。
    90年代,有志于诗歌创作的人,已懂得用诗歌以外的手段谋生。这同诗人下海完全是两个概念。诗人下海,特指通过经商捞取过去靠写诗能捞到而现在靠写诗捞不到的行为。谋生,一种劳动的态度,一种对活着的尊重,一种自由的、民主的立场,一种现代诗歌作者的风格和气质。诗人在业余写作,他不是为了打造自身诗人的金质塑像。而呈现金质的诗歌成品,而作者自己,隐身到金矿的群山之中,这为诗歌的独立品质、也就是专业品质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一种广泛的误解,工人写诗,被称为“工人诗人”,农民写诗,被称为“农民诗人”,因此,还有什么“将军诗人”、“边塞诗人”、“女性诗人”等等称谓。作为无功利的诗歌写作。作者惟一的任务就是创新,写出诗歌史上过去没有作品,尝试新的技艺。处理别人没有处理过的经验。而作者的职业和生活,只是创作背景的一部分,它为作者提供了一些熟悉的事物和语言,不足以构成一个现代诗人的本质特征,甚至也不是重要的特征。创新的一个前提,就是必须了解现有的诗歌。一个人靠天赋能成为诗人吗?即便是真正的天赋带来的也只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业余作品而已。现代诗歌作者,需要懂中国的古典诗词,唐诗宋词中包含着永恒的中国精神的中国气派,也需要了解至少10位西方现代诗歌大师的作品,其对心灵挖掘的深度必须严肃对待。要对中国新诗的来龙去脉,从白话诗到朦胧诗,特别是当代诗人的作品了若指掌。许多诗歌作者,对同时代的作品不闻不问,这不是专业态度。
    甚至,不读别人的作品也横加指责、一味抹杀。我以为,作为一个诗歌作者,重要的永远不是批评另一个作者,而是研究、借鉴,判断他探索的领域有多深远。不了解当代诗歌的疆域,哪里谈得上开拓。这何止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自身的滋养。学习古今中外的诗歌作品,只是一个入门基础。作为现代诗歌的作者,还需要长久的磨炼。这一磨炼的过程,更多的是打磨诗歌遮蔽物的过程;打磨观念的遮蔽、知识的遮蔽、道德的遮蔽和权威语言的遮蔽,呈现事物的真实存在,作者要始终高度警觉地保持一颗勇敢而智慧的心,生活,只有生活是他的灵魂和旗帜,他在生活中,对当代和历史进行发言追问。这时候,诗人还存在吗?他代表良知发言,代表汉语发言。充满诗性的汉语在呈现自己,而作者只是谦卑地,小心翼翼地记录。当诗人抬头,诗神即转身离去。这与所谓专业诗人进行的业余写作,有着天壤之别,在这一点上,一个差的作者,其价值低于一个好的读者。在今天,做一个好的读者也是不易的,好的读者就是一个潜在的好作者,一些天赋极高的人当然可以凭直觉来做一个好的读者,而大部分读者几乎要付出像做一个好作者一样的努力:真诚地生活,不做“宏大事物”的奴仆,通过广泛地阅读培养出高尚的鉴别力和品味。
    诗歌创作的专业化,使一个作者不经潜心钻研就难以登堂入室,由于克制自我感情的不易和摆脱权威语言影响的难度,到了21世纪,诗人之中存在更多的,仍将是业余的诗歌写作。业余写作,在当代社会,其感情泻泄的功能,很容易被影视作品、流行歌曲或一个party上的倾诉取代,即使存在,也不会得到更高一点的承认。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网上的交流,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大众的、倾诉的、应和的特点,因为身份的隐蔽,表现自己有时会毫无顾忌。所以单纯为了上网的创作将会深化写作的个人化和私人化,对诗歌本身不承担责任。这些情况在客观上又加剧了专业的探索,因为普泛性的东西似无以诗歌形式存在的必要。另一方面,专业的创作为业余创作提供着范本,更多的读者只有通过二道诗歌贩子,甚至三道诗歌贩子,吃别人嚼过的馍才能领会专业的追求。所以说,客观上,现代汉语诗歌的作者,必须成为“诗人的诗人”,就是说,他们即使是在业余,也必须进行专业的写作。
    业余诗人的专业创作,基于一种纯正的写作态度。他们不是所处时代的赞美者,但也不是反对者,他们的核心部分与所处时代保持了一种亲和的关系。作者在业余进行专业的诗歌创作这种情况在许多时代都存在。但到了今天,这几乎成了必须,也成了作者的自觉选择。当金钱成了最高标准,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车轮不可遏止地日夜滚动时,现代汉语作者潜入生活,一遍一遍地追问着人的本来意义。但是他们不为抵抗物化而写作,他们包容的精神世界超越了对物化的抵抗。似乎,艺术是他们的惟一追求,但这已是一种心平气和的、智慧的、即使表现荒芜也充满深挚爱意的艺术,简言之,他们是一些单纯的人,同时是一些复杂、成熟的人,这里的成熟,丝毫不包括市侩的因素,它代表着一个民族思考的深度。在90年代,现代汉语诗歌作者知道,鲜花和掌声绝不是他们渴求的,这既是身外之物,也经常带来耻辱。在90年代,一些优秀的诗歌作品出现了,其取得的进步,对诗歌而言是本质的进步。他们的作者在生活中,是一些优秀的教师、编辑、小说家,是称职的官员和成功的商人,但这点同样不值得炫耀:他们深知,人应该像一个人一样活过一生,而诗歌作品将超越这一切。
 
    侯马,原名衡晓帆,现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1967年12月出生于山西省新绛县。1985年至1989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士学位。1996年至199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律硕士学位。1980年代末开始现代汉语诗歌创作,1990年代在《一行》、《他们》、《葵》《诗参考》等诗刊发表诗作。出版个人诗集有《哀歌.金别针》(1994年,与徐江合著)、《顺便吻一下》(1999年)、《精神病院的花园》(2003年)、《他手记》(2008年)。九十年代诗歌代表人物。进入新世纪创作旺盛,“侯马手记系列”、“诗章系列”产生广泛影响。曾获2000年天问诗歌奖、2007年《十月》新锐人物奖、2007年中国先锋诗歌奖、创作长诗《进藏手记》被评为2007年汉诗榜(首届)年度最佳诗人。荣膺《人民文学》、《南方文坛》第七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2008年度青年作家”称号。《他手记》被评为2008年中国诗歌排行榜年度最佳个人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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