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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十六)

来源:群众出版社 作者:王仲刚

第十六章   屋漏又遇连阴雨

自从换了审查站站长,又叫收审所所长,“5·10”专案组在审查站的生存就成了问题。

先是关于打扫卫生问题,“5·10”专案组本来住在审查站斜对面、隔一条马路、距离大约一百米的另一个小院子,是一处临时建筑,但是地盘是审查站的。

当初专案组建立时,我就给领导建议,公安局这么大的院子,前后有四栋楼,其中两栋大楼是主楼,虽然只有两层,却是苏式建筑的双面楼,还有一栋五层大楼,是老战士协会等附属机构的,另外一处小楼也是两层,是刑侦科、刑警队和预审科的。随便调整调整,就可以腾出两间房子给“5·10”专案组办公。

这里,离火车站较近,追捕组上下火车方便。

在这里办公,通信比较畅通,各个科室都有直拨铁道部公安局,全国各铁路公安局、分局、各大站派出所、各刑警大队的铁路电话,通信联络比较方便、快捷。

而且,来自七个铁路公安局的同志们,可以住在附近的小旅馆或铁路招待所。

还有一个方便的条件,那就是距离公安局领导近,有什么事情请示汇报会很及时。

而审查站距离郑州铁路公安局大约十五公里,那时城市的发展还没有到达这片被称为“北大荒”的地方。除了审查站这一个单位,周边几公里几乎都是一片农田空地。

上面所说的五个条件审查站都不具备,吃、住、行、通信等都很不方便。打出租车打不到,电话要经过总机转,什么时候接通是个未知数,打邮政长途附近没有,吃饭的小饭馆也没有,可供住宿的小旅馆也没有。

一个由公安部五局和十局(铁道部公安局)共同领导,对外的招牌是公安部专案组,怎么能住在条件如此简陋的地方呢?很影响工作的开展。

鉴于以上情况,我向领导先是口头报告,接着又写专题报告,但最后的答复是,公安局机关没有地方,在审查站办公提审方便。

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就在审查站扎下了根。

近几个月来,我们这几十个同志不知道克服了多少困难,受了多少委屈,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我们的战绩也开始凸显出来。那些当初说“5·10”专案没什么搞头,不可能搞成功的舆论,暂时声音低了。但是他们还会说“3·20”案件这个龙头案件不破,给全国各地破再多、再大的案件也没用。

专案组度过了最难熬的时期,队伍也越来越稳定。

自从审查站站长换了以后,这个新所长认为我们占了他的地盘,沾了他的光。他先是在我们专案组每天不给审查站打扫卫生方面找碴儿。

这个所长说:“王科长,你们不能老住在这里不干活呀!你看这院子脏的,你们也该打扫一下了……还有厕所,都臭成啥样了?”

我说:“你们院子脏、厕所臭,怎么能找我们专案组的事呢?”

这个所长说:“你们专案组的人也在这里解手啊!也在这里提审人哪!有的还在这里吃饭哪!”

我一想人家说得有道理,于是说:“你们可以搞一个打扫卫生的制度,各个部门轮流打扫,我们专案组可以算一个部门,跟大家一起轮流。”

就这么定了,我们专案组从那时开始轮流给审查站打扫卫生。

过了一段时间,问题又来了。

那位所长又找到我说:“王科长,你们专案组住在这里,这水、电都用得太费,你们是不是向上级反映一下,解决一下你们的水电费。”

我想不对呀!

审查站的牌子是公安局的,全称是郑州铁路公安局收容审查所,怎么还跟我要水电费呢?后来我搞清楚了,虽然名义上是郑州铁路公安局收容审查所,这是因为按照公安部规定,只有地市以上公安机关才能设这个机构,而那时的公安分局虽然是副处级单位,但行使的只是县级公安机关的权力。因此,郑州铁路审查站只能挂这个牌子。而审查站实际上是郑州铁路公安分局管辖的单位。按说,郑州铁路公安分局是郑州铁路公安局的下属单位,但是在当时政企合一,以铁路管理为主的模式下,端谁的碗看谁的脸,公安分局主要是看铁路分局的脸,人家不光管着经费,还决定着公安分局两千多号民警的人事权,还决定着股级、副科、正科级干部的任免权。所以,公安局和分局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是,我分局想看你公安局的脸就可以看你的脸,不想看你的脸也可以不看。

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我才知道审查站站长为什么跟我要水电费了,我答应他向局长汇报。

我真的向卫伯英局长汇报了。

“是谁跟你要水电费的?”卫局长问我。

我没敢说是这个审查站站长。因为我怕局长一生气把他免掉了。我只是说:“他们只是提了这个想法,不是真的想要水电费。”

卫局长说:“谁再跟你说这个事儿,你让他来找我。”

我把这话对这个审查站站长说了。

他对我说:“王科长,以后再也不提这个事儿了。”

这个问题不再提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外局的专案组成员找到我,说是人家审查站卖饭票的同志不想卖给我们外局同志饭票。因为,我们没地方吃饭,专案组成立之初领导明确专案组同志在审查站搭伙。现在怎么又出现问题?

我找到那位所长,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不是不想卖给外局的同志饭,是因为民警们有意见。”

我问:“民警们怎么会有意见呢?”

所长说:“因为现在大家买的饭票的这个价格,我们审查站是有补助的。”

这个我知道,因为审查站有可用的无偿劳动力搞副业,里面关了几百号人,这些劳动力可以赚钱。所长说的补助就来自这里。我说:“那你就一起补呗!反正都是公家的钱。”

所长说:“你们的人吃了,我们的人就补助少了。”

我求所长:“你给大家做做工作,外局的同志撇家舍业,都是为了工作,也不容易。”

所长被我的真情感动,从那以后,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

隔了一段时间,又有问题了。

这位所长又跟我说:“王科长,你们专案组得住到啥时候啊?”

我说:“说不清楚,估计得半年以上,说不定更长。”

他一听蒙了,对我说:“你看,我们这审查站的房子本来就紧张,你们专案组这一下子又占了好几间,我们现在摆布不开。你是不是找局里反映反映,让他们给你们解决一下?”

这一次,是真的要撵我们走了。

我没有说什么,只说道:“我找领导汇报一下吧。”

我找到局领导汇报,领导怀疑我跟审查站没有搞好关系,是不是说话不注意把人家得罪了。问题没有解决,还被领导这么说,我很无语。

此刻,我感到很悲哀。

这干工作怎么就这么难呢?那些不干工作,只会耍嘴皮子的人,整天吃香的、喝辣的,领导时不时表扬,弄不好还会被提拔。怪不得人家说:信球(通常用来骂人二半吊子、头脑简单、办事不够周延)加两耳朵的人都能得到提拔,给扫帚扎两个眼,穿上衣服,也能当这长、那长。

离开了局长的办公室,我在院子里转圈。

我突然想起我的老领导,原郑州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尹鹏。尹处长是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老八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就在郑州市二七区担任区长。这是个有名的大好人。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民警,包括老家的农民,无论是高子还是矮子,只要谁有什么事找到他,有事需要他帮忙,他总是跑前跑后,到处找关系帮你办成。

院子里有一栋五层新楼,也就是老战士协会的楼,是尹处长凭借他的威力找铁路局领导要钱盖的,他现在是老战士协会会长。

我想,私事找他他肯帮忙,那我这是公事找他,他会不会帮忙呢?

等我把原委向他汇报以后,他很爽快地说:“把楼顶上那一层全部给你,行不行?”

我一听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我们专案组一下子从贫民变成了贵族。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连连地说:“谢谢,谢谢尹处长。”

尹处长说:“又不是我家的,我占那么多房子干吗?就是我家的,你需要我也会给你。”

我还是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他接着又说:“你们这个专案组很重要,一定要把这一仗打好,打出威风!”

我说:“请尹处长放心,我绝不会辜负老领导的期望。”

就这样,也就是在“5·10”专案攻坚克难的节骨眼上,专案组搬出了审查站。

事情还不算完,没过几天,这位所长又间接地给我捎信,要把吴永胜同志要回去。

“王科长,审查站的负责同志说了,想让吴永胜回去。”

我问这个捎信的同志:“为什么?他们没看见专案组都忙成什么了?捣什么乱!”

捎信的同志说:“人家说,审查站也缺人,一定要让吴永胜回去。”

吴永胜确实是审查站的民警,而且是他们所里的骨干。而现在,他是“5·10”专案组第一审查组组长,专门对付那些拒不交代的顽固分子。在这个时候,我肯定不能放吴永胜回去。

我对这位捎信的同志说:“你跟所长说,吴永胜参加的是两部专案组,要让他回去,至少要经铁道部公安局邹景华副局长的批准。”

我估计他没那个胆量,也没那个本事。吴永胜回去的事儿就这么搁浅了。此后,他又干了将近一年,直到“5·10”专案完全结束。

人说,屋漏又遇连阴雨,真是不假。

刚搬到公安局没几天,那天一上班,李进永副局长就给我打电话,要我到他办公室去。听口气,不是什么好事。

果然,他劈头盖脸地就把我训了一顿。

原来,是我派到南方的第二追捕组出了问题。

李进永副局长问我:“你现在派到南边的是不是还有追捕组?”

我说:“是啊!还有一个组,两个人。”

李局长问:“他们在外面干得怎么样你清楚吗?”

我说:“清楚啊!”

于是,我如数家珍地向领导汇报这个追捕的情况。

“为了加强南方的战场,特别是抓捕赵喜贵和钱振民,我一共派了三个追捕组。赵、钱二犯抓获后,那两个组都撤回来了。现在只在京广南线留下了一个第二追捕组,他们主要在信阳和株洲间,以及株洲至广州间来回扫荡。他们干得还不错,先后在车站和列车上抓获现行七起,作案分子十一人,但是没有一个是东北流窜犯,更没有‘5·10’专案追捕的对象……”

我说得有些得意,刚说到这里,李副局长打断我的话,把一份值班记录甩给我,很生气的样子:“你看看这个!”

我一看,傻眼了。

原来,第二追捕组在车上抓了一个现行,构成打击处理,但却被他们擅自放掉了。人家失主不愿意了,把告状的电话打到了郑州铁路公安局值班室。

李进永副局长狠狠地教训我:“你怎么把队伍带成这个样子!”

李进永副局长从来没有对我如此严厉。自从他调任公安局领导以来,什么事都是跟我商量,听取我的意见,都是慢声细语,都是面带微笑。而今天,他不仅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我,还责令我向公安局党组写出检查。

我把第二追捕组紧急调回郑州。我没有劈头盖脸地先训他们,而是让他们把事情的原委陈述清楚。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三天前的一个下午,大约两点钟,他们从信阳火车站跟踪上一个老贼。说是老贼,可是年龄不大,也就三十多岁。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他们和这个贼同在信阳车站上车已经是第三次了。

有一次,他们二人从汉口上车往信阳方向返,这个老贼在车上掏了一个包二十块钱,被乘警给抓住了。乘警把他捆在餐车上,让他蹲在餐桌下。餐车上吃夜宵的旅客都知道这是个小偷,所以每人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要么踢他两脚,要么扇他几巴掌。当时,这两名侦查员也在餐车上,对这个老贼的印象很深,记得乘警当时叫他“刺毛”。

现在,他们两个就随着“刺毛”上了车。

“刺毛”是专门在硬座上吃“死猪”的,也就是专门掏那些睡着旅客的钱。这两名侦查员分别把守着车厢的两头,席地而坐,装作昏昏欲睡的样子,看着“刺毛”怎么表演。

孝感车站停车时,上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衣服很破旧,人很瘦,走路颤颤巍巍的,一看就是农村人。车厢里本来已经坐满,这位老大爷看来是没有怎么出过门,他走到车厢的中部看见一个空位就坐下来,把身上背的一个脏兮兮的编织袋也放在座位上。

这时,有一个穿戴很时髦的三十多岁的少妇走过来。她一看自己的座位被人占了,气冲冲地走到老人跟前,呵斥道:“起来,起来!”

老人没有听懂她说的什么,加上太累,头一歪,在编织袋上就想睡觉。

少妇一巴掌打在老大爷的脸上:“让你起来,你装什么熊!”

老人不明白怎么回事,抬头问少妇:“你怎么打人?”

少妇指着座位说:“这是我的座位!”

老人连忙说:“噢,你的座,我走,我走。”

老人背起编织袋站起来,可是突然一阵眩晕,踉跄倒地。

少妇连连踹了几脚:“装什么死!真恶心!”

正在这时,从空中飞来一拳,“咣”的一声打在少妇的脸上。原来,在一旁的“刺毛”早就看不下去,举手打了少妇一拳。

附近的旅客也早已被吵闹声吵醒,大家纷纷指责这位看似漂亮实则丑陋的少妇。

有人叫道:“打得好!”

还有人叫道:“这个娘儿们以貌取人,真恶心!该打!”

“刺毛”弯下腰来,轻轻呼唤昏迷中的老人:“大爷,大爷。”连声地叫,不断地问:“你怎么了?”

大爷瘫软在地板上不省人事。

别看“刺毛”是个小偷,他还真有能耐。只见他用右手拇指使劲地摁住大爷的人中穴,持续了几十秒。猛地,大爷“啊”了一声苏醒过来,并且睁开了眼睛。

附近的旅客都纷纷让开座位,让把大爷抬到座位上。

“刺毛”在几个旅客的帮助下,大家一起把大爷抬到三人座位上躺下。

大爷微弱地问:“我这是在哪里呀?”

“刺毛”俯在老人的耳边,轻声地说:“大爷,你在火车上。”

大爷:“……我要找我的儿子。”

“刺毛”问:“大爷,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身体有什么病吗?”

大爷说:“我没有病……只是两天没吃饭了。”

“刺毛”明白了,老人是身体太虚弱了。

这时,正好一辆售货车推过来。

“刺毛”立即从腰间掏出一个钱包,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百元面值的人民币,递给售货员:“给,买点儿吃的。”

售货员接过钱:“挑吧!”她一看“刺毛”拿着一个粉色钱包,好奇地说:“咦,你这个钱包好漂亮。”

“刺毛”慌忙把钱包装起来。

不远处一个正看热闹的中年妇女看见了这个钱包,猛地一怔。

“刺毛”首先拿过一个面包,急忙撕开包装袋,将面包掰下一块塞到老人嘴里。接着,他又挑了饮料、饼干、水果等,一下子买了一大堆。

老人吃着面包,喝着饮料,精神马上好多了。

很多旅客向“刺毛”投来赞美的目光。

突然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我的钱包!”

大家一起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那个中年妇女跑到“刺毛”跟前,质问道:“我的钱包呢,快拿出来!”

旁边的一个中年男人说:“人家正在抢救老人呢!你神经病啊你!”

那妇女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她抓住“刺毛”的衣服,继续叫道:“我的钱包!”

那位中年男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吼一声:“滚一边去!”他一把将那个妇女推到一边。

中年妇女边哭边喊:“我的钱包,我的钱包!”

“刺毛”见此状况,趁大家不注意,悄悄地离开了人群,向车厢的一头快步走去。

妇女跟着追了过去,她连忙几步上前拽住“刺毛”的衣服后襟。

“刺毛”一甩手把妇女甩倒在附近一个旅客身上。

正在车厢连接处的追捕组侦查员急忙走上前,跨上前一个携腕紧紧控制住“刺毛”,低声但却威慑地:“跟我走,铁路公安局的。”

妇女冲上来:“跑不了你!”她抢先一步挡住二人的去路,指着侦查员的脸说:“你们是一伙的!”

我追捕组成员立即向她出示铁路公安证。

妇女不吃这一套:“公安怎么了?公安还不是跟小偷勾结。”

另一个追捕组成员抓紧过来解释:“我们是铁路公安,我们是专门抓小偷的,我们会处理好的。”

他俩把“刺毛”带上餐车,会同乘警一起,对“刺毛”进行审查。从“刺毛”身上搜出一个钱包,还有盗窃其他旅客的六百八十元。

那位妇女也追到了餐车,她说她的钱包里一共三百八十五元,还有一张购买电吹风的发票和一张全家福照片。

经过对钱包里的物品进行清点,与该妇女陈述的完全一致。他们当场办理了退赃手续。

中年妇女非常高兴地向我侦查员致谢,回到自己的车厢。

餐车平静下来,两位侦查员和“刺毛”进行了一次心平气和的交谈。

问:“实际上,你在车厢里所有作案的过程我们都看到了,我们本来想动手抓你,可是发生了那个女子欺负老人的一幕。我想问你,你本来是个小偷,可是在那一刻,你为什么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帮助弱贫?”

“刺毛”:“你看那个老大爷,多可怜,人家不就是农村来的嘛。那个女人太可恶了,以貌取人,欺负人家农村人!太不像话了!”

问:“那你怎么又拿出钱给他买吃的?”

“刺毛”:“那个大爷一看就是太虚弱了,眼看就不行了,你要是在旁边,你也会这样做的。”

问:“可是你没有想到那是你刚偷来的钱吗?”

“刺毛”:“嗨!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救人要紧!”

也就是这一句“嗨!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救人要紧!”深深感动了两位侦查员。他们经过商量,并且征得乘警的同意,当场把“刺毛”放掉了。

而这一幕恰恰被那个丢钱包的中年妇女看见了。

她上前质问两名追捕组成员:“贪赃枉法!把小偷给放了!你们肯定是一伙的!我要告你们!”

于是,告状的电话打到了郑州铁路公安局值班室。

后来,就有了李进永副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的一幕。

听完了事情的详细经过,又认真地查看了所有的笔录和证据材料,最后我以关领导的身份向他们指出以下几点:

一是你们工作认真负责,跟踪了一个作案分子,并且把他抓捕归案,当场向失主发还被盗的钱财。整个过程是合乎法律程序的,是规范的,应当给予肯定。

二是“刺毛”在一个车厢里连续四次作案,并且作案即遂,总共价值六百八十元,虽然构不成依法逮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按照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规定,“刺毛”属于多次作案,应当给予劳动教养的处分。

三是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应该移交乘警,由乘警交给下一站车站派出所依法处理。

四是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也可以带回处理,应当向我汇报,请示如何处理。但是,你们既不汇报也不请示,擅自放掉人犯是违纪行为。责成你们向专案指挥部写出检查,听候处理。

以上几条,两位侦查员心服口服,真诚接受,保证以后永不再犯。

我说:“你们犯了这样的错误,是我对你们管理和要求不严,我已经向公安局党组写出深刻检查,要求给予处分。”

他们两个觉得很过意不去,要求处分他们两个。

我说:“你们不用说了,我负有领导责任。”

接着我又以私人口吻、朋友身份对他们说:“抛开领导的身份,我理解你们把他放掉的做法。如果当时换作我来处理这个问题,也可能会跟你们一样。‘刺毛’是一个流窜作案分子,他应当对他的违法犯罪事实负相应的刑事和法律责任。但是,‘刺毛’本质上不算是个坏人。在公共场合,他能够挺身而出、主持公道、救助贫弱,这种品德值得我们学习。”

停了一下,我接着说:“现在,铁路上的违法犯罪活动为什么如此猖獗?有当前的社会大环境,改革开放带来的泥沙俱下,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在发生变化,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腐败盛行,邪不压正,好人怕坏人。所以,一些犯罪嫌疑人上了火车,如入无人之境,为所欲为,猖狂作案,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会出来和他们对抗。于是,他们就越来越胆大。”

我给他们倒杯水,又接着说:“铁路治安这个样子,更有我们铁路公安机关软弱无力、打击不力、执法不严的责任。我们一些公安机关的领导,喜欢粉饰太平,有案不立,千方百计压低发案率,又不破不立,挖空心思提高破案率,隐瞒真实的铁路治安状况。还有更过分的,对我们队伍里出现的放纵犯罪,甚至警匪勾结问题都视而不见,包庇纵容。”

他们两个听得目瞪口呆。

我又说:“‘刺毛’在那一刻所表现的正义感,值得我们学习,包括我本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一刻的‘刺毛’是个英雄!所以,作为朋友、作为同事,我对你们放掉刺毛的做法无可指责。”

这一番话,竟说得两位侦查员流下了眼泪。

这时,我又用很严肃的口气嘱咐他们:“刚才这一番话,你们不能对任何人说,而且,永远都不能说。”

他们说:“记住了。”

最后我又要求他们在适当时候把“刺毛”再抓回来,重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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