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鹄》第一章 作者:杨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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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网  日期:2017-09-06 11:40:01

第一章  展翅

 

 

公元19958月,农历七月未了,中国南方正值流火的季节。

改革开放以来,华南沿海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更是与日俱增。这里似乎对年轻人有着特别的吸引力,他们怀揣着各种梦想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希望在这片前卫的广阔天地间创造出不一样的精彩。多年以来,在潮水般的客流冲击下,南方沿海这座最大城市的火车站已经明显不堪重负,虽经几次扩建,可每天站场内外仍是人满为患、拥挤不堪。

此刻,一列长途火车正徐徐进入站场。车门开启之际,整个站台便立刻喧闹起来。下车的人们一个紧挨着一个,汇聚后拥向车站的出站口,却被那狭小的铁门所限,一时间阻塞难行。其间两个二十出头的男青年,仿佛是流沙中的两粒石子,在人群中身不由己地移动着。等到出了铁门,人群就像是过了闸的水流一般,向站前广场的各个方向快速散开,两个年轻人这才重又聚到了一起。尽管所带的物品并不是很多,可两人却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他们不约而同地抬头看了看天空,一丝薄云怎么也挡不住已近正午的太阳的威力,风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再向前看,快速移动的人群杂乱无章,加上毫无规律的汽车喇叭声,整个站前广场仿佛是一锅正在加热的豆子。

“文鸿,去那边背荫的地方坐一下吧,南方这天气可真要命,简直要把我给焐熟了!”不等对方回答,个头较高的小伙子便拖着两个旅行包,径直向身边不远处的施工点隔音板蹭了过去。

“汪健,那里一样晒,不如找个树荫……”文鸿赶紧跟了上去。

汪健仿佛什么也没听到,将旅行包丢在隔音板下,也不管地上的垃圾和尘土,一屁股就坐了下来。只见他将头向后一靠,一手拉起汗水浸透的T恤衫,露出健美的腹肌,一手从裤袋里抽出矿泉水瓶,将仅剩的半瓶水全部灌进了嘴里。隔音板那可怜的阴影,怎么也遮挡不住他那超过一米八的身躯,于是乎额头、鼻子、下巴乃至于整个胸部以下,完全接受着阳光的暴晒。

文鸿走近,见汪健双眼紧闭、双手下垂、双腿平伸,那空的矿泉水瓶子正从他的手中慢慢地向地上滑落。

“喂,你不是中暑了吧?”文鸿一边问,一边找了块砖头坐下,卸下背包,不紧不慢地放在脚面上,随后拢了一下头发,从衬衫的口袋里拿出一盒已经半湿的香烟,慢条斯理地擦了一根火柴点着,狠狠地吸了一口。那吐出的烟雾随着他环顾四周的头,划过半个弧形缓慢地向四周飘散。

汪健已经察觉到文鸿在抽烟了,把眉头一皱抱怨起来:“大热的天,你还加把火,你这抽烟的毛病真是太让人讨厌了。你要是什么时候能把这烟戒掉了,信不信我都死给你看!”

文鸿听了这话,倒也不往心里去,想必是汪健抱怨他抽烟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汪健,这里可真跟咱们东北没法比,这也太热了!”

汪健稍稍挪动了一下身子,含糊地说道:“这里是他妈的热。不过不管怎么说也得等我把这口气喘匀了再走……”

要不要做工啊?”还没等文鸿回答,人群中不知什么时候转出了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手里擎着个写有“某某鞋业公司招工”的木牌子,在离汪健半米远的地方站定了。“我们公司招的是力工,不需要太高的文化,有力气就能挣到钱。”中年妇女进一步说,那双眼睛却只盯着汪健看。

那妇女刚说完,汪健像是触了电一般。只见他双手一撑,竟坐直了。他平时那副英俊、帅气的脸庞此时竟有些变形,一双虎目睁得老大,看了看中年妇女,看了看文鸿,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裸露的腹部,眉头渐渐拧成了疙瘩。他舔了舔半干的嘴唇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干力工的?”

“我常年在火车站招工,你们这样年龄打扮的人,我见得多了!是第一次出来找工做吧!”中年妇女满面微笑、信心十足地说。

文鸿想笑,可见到汪健那极度紧张的样子,还是忍住了。

“你纯粹是在以貌取人。你搞错了,我们不是找工的。”汪健的话虽然不多,却也能听出他十分的不高兴。

中年妇女哪里肯信?也不知她是不是看中了汪健那强壮的体格,竟不想就此放弃,进一步说道:“这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怎么样,先听听我们公司的待遇,你们准会心动!”

汪健听到这里,显然有些火了,声音变得严厉起来:“你什么眼神儿?就你那公司,把个经理的位置让给我,我也未必看得上!”

中年妇女没想到这小伙子居然这么快就“变天了”,忙收敛了笑容,只是嘴里仍喃喃着:“看你们像是……”

“告诉你,我们是警察!”汪健一手拉下T恤衫,另一手在地面上一撑,竟“噌”地站了起来,那气势着实有些吓人。

文鸿见汪健真急了,连忙站起来笑着对中年妇女说:“大姐,我们还有事,你看那边几个小伙子正在找工,你去问问他们吧。”

中年妇女仰起头看了一眼汪健,又瞄了一眼文鸿,嘴里嘀咕着“就你们这样的,还称自己是警察?胡说八道……”转身朝出站口走去,一路还不时地摇着头。

汪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除了汗就是尘,皱皱巴巴的,也确实不怎么样。他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拉了拉上衣,又提了提裤子,现出一脸的不忿:“被这些人给小看了。等哥们在这里奋斗几年,凭咱们的头脑和学识,一大把的光明前途,,这个城市就属于我了!你们这些人算什么东西!”

文鸿本来对汪健的过度反应有些不理解:不就是错把我们当成了找工的,又没说我们是偷东西的贼,至于急吗?

在刑侦大学同窗四年,又是东北老乡,汪健与文鸿早就是全年级公认的“铁杆老友”。文鸿知道汪健的口头禅就是“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按照他的想法,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得最好。也正是因为他这么好强,四年的警校生活中,汪健一直担任区队长(相当于普通大学里的班长),各门功课全优,无论是理论、体能还是格斗,全部都是年级的佼佼者,被同学们戏称为“汪全能”。在汪健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了、做不好的,关键是自己想不想做。别人暂且不论,反正文鸿对他是绝对佩服。汪健就像是一颗充满活力的蛰伏的种子,等待着毕业后在合适的地方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在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里大显身手。谁知大学毕业后刚到南方这座最大的城市,还没等去单位报到,就被人看成了“打工仔”。这与全国有名的公安高校毕业生的身份完全不符,让汪健有种“有眼不识金镶玉”的感觉。尽管他与那中年妇女素不相识,也差一点要和她认真地理论一番。

“行了汪健,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看我们还是早点去单位报到吧。来,我告诉你怎么个走法。”文鸿展开在火车上买的城市地图,一条大河自西向东横穿城市,汪健的单位明河区公安分局在城北,文鸿的单位海丰区公安分局在城南。两人方向不同,看来只能就此分手了。文鸿对自己的行进路线早在火车上就看熟了,于是依照地图,将去明河区的公共汽车线路和目的站名,详细地指给了汪健。感觉汪健已经清楚后,文鸿才将地图折好交给

他,一句“报到后再联系”,便向广场另一端的公交车站走去。

汪健收了地图,提起旅行包,却仍是望了望那中年妇女离去的方向。只见人头涌动,哪里还能找到她的半点踪迹?刚才要不是文鸿拦着,他真想给那妇女好看。汪健恨恨地向地上吐了口唾沫,骂了句:“别让我再看到你,狗眼看人低的家伙!”这才转身离去。

 

 

临近中午,路面上的车流渐渐多了起来。文鸿坐公交车赶到海丰区公安分局的时候,已差不多到了午饭时间。

此时,分局政治处刘主任正坐在办公室里琢磨着分局新警报到的事。刘主任今年四十来岁,中等身材,不苟言笑,从部队的指导员、政委再到公安分局政治处主任,政治工作已经做了十几年。刘主任对自己这摊工作还是非常自信的,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只要看到一个人的照片、档案,就算不说一句话,也能给评出个子丑寅卯来。

今年海丰区公安分局一共招了三名新警,其中一名计划分配到刑警大队。而正是这名刑警大队的新警,让刘主任心里没谱。

从档案上看,这个叫文鸿的刑侦大学侦查系毕业生尽管是东北人,但显得再普通不过了:一米七四的个头,身材不高;五十八公斤的体重,体格不壮;淡眉细目、鼻高口小,其貌不扬。各科成绩除了预审和射击比较突出外,其他全部是中等水平。这也就算了,在兴趣爱好方面,文鸿的档案中竟填写着书法、绘画、围棋。这些东西如果静下来研究研究,倒也能够锻炼心智、陶冶情操,可刑警这个职业是要动的啊!仅从这方面来衡量,文鸿这种好静的性格,做刑警就有些“先天不足”, 估计不是块好材料!

“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从刑侦大学争取了一个名额,可怎么招了这么个人?他对刑警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能适应吗……”这是刘主任看了文鸿的档案以后一直在心里嘀咕并想当面问清的问题。

“报告!”一个短促、平和的声音,打断了刘主任的思索。

“进来!”刘主任一边合上文鸿的档案,一边摘下鼻子上的老花镜盯住了门口。

推门进来的年轻人,衣着朴素,面带微笑,刘主任一眼认出:是文鸿。

“刑侦大学九五届毕业生文鸿,前来报到!”没等刘主任站起身,文鸿已自报家门。

“喔,果真是文鸿,来、来、来,坐……”刘主任转过办公桌,倒了两杯白开水,招呼文鸿和自己一起坐在了长条木椅上。

对于新报到的民警,也算得上是第一次进“家门”吧,刘主任难免要拉上几句诸如“几时动的身、路上辛苦、气候是否适应……”之类的家常话,文鸿微笑着一一作答。随后,刘主任的话题自然就转到了工作上。

“你的档案资料我都看过了。刑侦大学是全国有名的公安院校,我们和市局作了很多工作才争取到了一个名额。现在分局刑侦队伍也需要充实年轻的力量,所以计划将你安排在刑警大队工作,不知道你有没有心理准备。”

“我服从安排。而且,当一名刑事警察更能发挥我所学专业的长处。”文鸿平静地回答。

自文鸿进了办公室,刘主任就一直注意着文鸿的表情。令他奇怪的是,和文鸿聊了这么长时间,在这个年轻人的脸上,竟没有看到其他新警在与领导谈话时所表现出来的局促与紧张,也没有表现出来兴奋与喜悦,仿佛俩人早已熟识了一般。

“刑侦工作有它的特殊性。与其他警种不同,刑警要有勇气、有魄力,需要强壮的身体素质和娴熟的警务技能,不是每个民警都能胜任的啊,你认为呢?”刘主任呷了一口水,端着杯子瞄了文鸿一眼。

听刘主任这句话,文鸿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也难怪,自己没有高大威猛的外表,说话一向心平气和,办事也是不急不慢,给人一种文弱的感觉,根本就没有一些领导所期待的那种外露的霸气。但是,对于刑警究竟应当表现出什么样的职业形象,文鸿在警校四年中也是不断地思考、揣摩。随着公安业务知识的不断积累,特别是经过几次在基层刑警队的实习、锻炼,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观点、看法。想不到的是来分局报到的第一天,主任就提及了这个问题。

他看了看刘主任,毕竟是初次接触,而且还是自己的上级领导,文鸿不知道应不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

刘主任见文鸿欲言又止的样子,笑了。“没关系的,还有十来分钟吃午饭,不妨讲讲你的看法。”

文鸿想到眼前的刘主任毕竟是一名老公安,见多识广,况且又是这般的平易近人,低头想了想,便对刘主任说道:“和其他警种一样,刑警有它自己的特殊之处,那就是与各类刑事犯罪分子做斗争。一直以来,人们对刑警的感觉是勇武和霸气。但我个人认为刑警毕竟也是代表国家的执法者,在勇与智之间,更应当追求智慧。特别是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对刑事执法也将有更为严格的要求,刑事侦查工作也将不再是简单的抓人、破案了。现在,我们国家正在着手修改《刑事诉讼法》,可以预见将来我国的刑事执法必然更加注重程序上的公正。优秀的刑警必须熟练掌握并运用刑事法律,从证据上下功夫。另外,在现在的执法环境里,刑警与罪犯一对一的拳脚较量毕竟不多见了。刑警的勇敢和娴熟的警务技能当然必不可少,但并不表现在外表多么强壮和高大,而是一种内在的信念和心理素质的综合体现。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看法,不知道说得恰当不恰当。”

刘主任手里的杯子一直停留在嘴边,听了文鸿的一番话,竟忘了喝水。令他吃惊的是,文鸿讲出了这样一篇 “新鲜的大道理”。但他随即暗暗地摇了摇头,这些观点书生气十足,真是初生牛犊啊,实战中谁听你讲这些道理?还得凭一拳一脚的真功夫。等你这小子真到刑侦部门工作几年,就知道你所讲的这些“道理”不再是道理了。

想到这儿,刘主任没有对文鸿的话做出正面的回答,站起身笑笑说:“你的见解很独特。这样吧,分局安排你先到预审大队实习一段时间,这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帮助。预审大队的钟毓明队长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午饭后我让刑警大队安排车送你过去。”

文鸿恭敬地站起身,与刘主任握过手后,转身离开了。

刘主任又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看着文鸿的档案,想想刚才的谈话,他心里的担忧反而更大了:“分局的杨局长也不知道费了多大的心机,才如愿地招了一名刑侦大学的毕业生,只是这个文鸿恐怕要让他失望了。”

 

 

南方多水。密布的水网,使海丰区四面环水。近年来,随着城市的进一步规划,区内原有的大型工业企业全部都搬离了,海丰区逐渐向商住区方向发展。

海丰区公安分局预审大队和看守所在一个院子里,这里几乎是海丰区和整个城市的最南端。站在办公楼的楼顶,隔江相望的就是郊区了。市里的公交线路只有一趟途经这里,站点是离此三公里远的“平安埔”车站。看守所通向外面的唯一一条土路,是民警自己动手修建的。平时,除了分局刑侦治安部门的民警来办案或偶尔有人来探监,这里极少有人造访。

文鸿是个偏好“静”的人,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工作之余,文鸿最喜欢到江边漫步,这里有永存于记忆深处的野草和泥土的香味,也是他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南方之后,倍觉亲切的所在。每当此时,文鸿就会想起南下时父亲文铮那欣慰鼓励的目光、母亲李雅那叮咛嘱咐的话语和弟弟文洋那羡慕佩服的神情。驻足江边,望着那宽广柔和的江面,文鸿会放飞自己的思想,任由各种情感纷至沓来,仿佛这个世界只有他一个人。思绪收拢之际,文鸿会默念一遍警校师长的毕业赠言——诚实做事,谦恭为人,告诫自己从现在起,一步一个脚印地打牢生活与工作的基础,做一名出色的刑警。

文鸿到了以后,预审大队的钟毓明队长又有了一个新职务:文鸿的“师父”。

钟队长曾做过二十余年的刑警,目前是区公安分局党委委员。他思维敏捷,待人诚恳,几年前因为身体状况欠佳而主动提出到预审大队工作。凭借多年基层工作所积累的扎实功夫,他带领队里的十八名民警,很快使分局的预审工作得到了全面提升,连续五年保持了不起诉案件为零的记录。对于带“徒弟”这个任务,钟队长没有十分的把握:文鸿毕竟毕业于名牌警校,除了资格阅历不及自己,其他方面徒弟未必看得上自己。就像自己的女儿晓惠一样,对老爸的观点几乎是全盘否定,并美其名曰:代沟。

与文鸿接触了一个多星期之后,钟毓明开始对这个年轻人有些刮目了。首先是文鸿那一手钢笔字,一趟审讯笔录作下来,每个字的间架结构都极为舒畅,通篇布局错落有致,简直就是一幅漂亮的行楷硬笔书法作品,令人爱不释手;其次是文鸿那内敛的性格,对人谦恭有礼,做事不急不燥,完全没有某些大学毕业生所表现出来的轻浮和高傲;第三是文鸿的气质,这个并不帅气的小伙子,走起路来挺胸收腹,步伐稳健,眼神永远流露着坚毅和执着。而最让钟毓明大为赞赏的就是文鸿那股子学习的劲头,他对公安业务的钻研简直是如饥似渴,不懂就问。他提出的问题,有时钟毓明要和预审大队的几个老民警一起研究研究,自己先搞明白之后,才敢向文鸿解释。

根据职责分工,刑警大队负责将案件送区检察院呈报逮捕;批准逮捕的案件由预审大队接手直至移送起诉。刑事案件的卷宗要求长期保存,但预审大队办公场所有限,所以仅保留了最近三年的案件卷宗,其他的全封存于分局的档案室内。对于这些留下的刑事档案卷宗,文鸿是每天必看,整个过程时而思索、时而记录。每当看到文鸿手里拿着那些旧的案卷,钟毓明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心里总有一种被“检查”的揣测感,生怕文鸿从中挑出什么不是来。

当然了,钟毓明与文鸿还有一个共同喜好,那就是抽烟,这无形之中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闲暇之时,钟毓明与文鸿的话题逐渐多了起来,从工作、生活,直到思想观念、社会看法。钟毓明渐渐有了一种感觉:文鸿的很多观点与自己不谋而合,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在办理刑事案件的一些理念上,文鸿认为刑事警察的职责应当是证实犯罪、查找罪犯并使之受到刑事追诉。在此过程中,刑警的素质体现在智大过勇,应当严格地依照法律,用证据证明事实、说明一切,而不是单纯地为了破案而抓人。从刑侦到预审,钟毓明对证据在每起刑事案件中的作用深有体会,他对分局刑警大队多数民警“先抓人,证据可以慢慢搞”的想法非常不赞成,无奈他的主张没几个人信服。而文鸿的到来,使他有了知音。

从钟毓明那里,文鸿对海丰区公安分局的现状也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局长姓杨,不到四十岁,三年前从外单位提拔过来,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公安工作;两个副局长一个管政工,一个管业务。其中主管业务的陆副局长也是刑警出身,对刑事案件独具慧眼,区里有影响的大要案全是他带头侦破的,现任刑警队长高振邦是陆副局长一手带出来的。三名局领导、政治处刘主任及预审大队钟毓明等五人组成了分局党委。

既然文鸿以后要在刑警大队工作,钟毓明也就把刑警大队的情况多说了几句。刑警大队目前有一百五十多号人,分为五个案件侦办中队及一个刑事技术组,设一正一副两个队长。几年前,海丰区公安分局的刑侦工作与辖区的发案率一样,一直排在全市的中等位置。自一九九一年高振邦做了刑警队长后,业务水平有所提高,但离杨局长的要求还有差距。高振邦业务素质过硬、警务技能娴熟,曾经在与持枪贩毒嫌疑人对阵时,果断地将对方一枪击毙。这么多年来,高振邦已渐渐地成为了分局民警的楷模。钟毓明希望以后文鸿到了刑警大队,能够多向高振邦学习。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钟毓明与文鸿已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办案之余,这一老一少常常在队长办公室里聊个不休,室内乌烟瘴气自不在话下。

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预审大队的其他民警,并非全部都像钟毓明一样喜欢文鸿,但是所有的民警都有一个共识:文鸿这个年轻人的确不同于一般的大学毕业生。

实习的第一个月,文鸿第一次领取了工资。尽管只有五百多元,他还是将五张百元的钞票放进了写给父亲文铮的挂号信,自己只留下了买日常用品的零头。想象着父母亲收到书信后的情景,一丝暖意涌向了文鸿的心头。

 

 

国庆刚过,南方的空气中偶尔有了一些凉意。

这天,文鸿刚从看守所提审回来,预审大队的内勤就说刚才有个姓汪的人电话找他,并将电话号码给他。文鸿一看,是本市号码,立即猜想到是汪健。火车站一别,有两个多月没见了,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想到这儿,文鸿收好案件材料,拨通了那个号码,直接说找汪健。听筒那端果然传来了“汪健,电话!”的招呼声,随即就是汪健那低沉的男中音:“喂,我是汪健,请问你是哪位?”

听到这“久违”了的熟悉声音,文鸿竟有些心跳加速了。

“汪健,我是文鸿啊!你现在怎么样?”

“哈哈,兄弟,终于找到你了。我打了几次电话去你们刑警队,刚开始时都说没你这个人,后来才知道你在看守所。你怎么去了那么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啊?”

“不是看守所,我正在预审大队实习呢。你怎么样?”文鸿也急于知道老友现在的情况。

汪健没有直说,他提出要和文鸿聚聚,喝点小酒,见面再详谈,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可文鸿却忽然犯难了:来南方这么长时间了,自己还真没有外出过呢,要去找汪健,可要费一番周折了。文鸿正在犹豫,汪健却已经急不可耐地说:“就这么定了。这个周末下班后,我去找你。我估计六点钟应当到了,到时候你在平安埔车站等我吧。”

“那好吧,不见不散。”

文鸿放下电话时,心里仍在纳闷:汪健怎么知道离我最近的公交站是平安埔?五点半下班,半个小时时间从明河区到海丰区,而且还是海丰区的最边缘,哪有那么快的公交车啊?就算打个的士,恐怕也来不及。不过既然汪健这么说了,想必他一定有办法。

平安埔车站只有一趟公共汽车往返。公交指示牌焊在两米高的铁杆上,在满是坑洼的柏油路两侧各竖一支,告诉人们这里是公交车站,此外别无它物。马路两边早已经有施工人员进驻,几处简易工棚零星地分布在裸露的土地上,偶尔有戴着安全帽的工人进出。文鸿自预审大队步行到这里的时候,刚好是傍晚六点钟。举目四望,方圆几百米范围内都没个人影。

文鸿低头拍打了一下自己的裤角,穿过飞扬的尘土,却见那双篮球鞋早已没了原来的颜色。正当他思索着如何处理一下时,远处飞来了一辆摩托车,“嘎”的一声在他面前来了一个急停,荡起一阵尘土四散飞扬。

这是一台全新的“长江750”警用三轮摩托车,骑手人高马大,只见他熟练地挂了空档,双手取下护目镜,看着文鸿微笑,是汪健!

这真是让文鸿没有想到,他吃惊地站在那里,竟忘了说点什么。见文鸿站着不动,汪健催促道:“兄弟,别傻站着,快坐到边斗里,走啦!”

也不知道汪健对这里怎么这么熟,只见他把车掉了个头,载着文鸿开了一段,便驶离了公路。刚转入一个小市镇没多久,汪健就停在一个较为宽敞的地方,麻利地熄火、锁车,拉着文鸿进了一个大排档。这架势,倒让文鸿觉得汪健是在海丰区工作,而自己是个初来乍到的一样。

“行了,就在这儿咱哥俩喝上几口。”汪健松了上衣的拉链说道。

这时文鸿才注意到汪健已经和两个月前大不一样了:黑色的夹克衫内是淡蓝色的细格衬衣,下摆束在了裤内;亮晶晶的皮带扣上,镶着一只俏皮的小兔子头;一台大大的传呼机挂在右侧腰上。尽管一路上有不少的尘土,仍西裤笔直,皮鞋光亮。特别是还理了个寸头,人显得越发精神、帅气了。

“真乃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文鸿笑着说道。

汪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着,左手扶了扶皮带扣,坐在椅子上说:“毕竟正式上班了,也该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啊。不然一出门老是一副‘讨生活’的模样,那怎么行?”想起刚来报到时在火车站广场上遇到的情景,两人都不禁笑了起来。

“你都没有车牌,就把那全新的家伙开出来,你们领导也放心?”文鸿说罢指了指停放三轮摩托的方向。

“在学校早就把它玩熟了,有没有车牌还不是一样?”汪健满不在乎。

两人坐定后,依着汪健的想法,就像在警校一样也来个老规矩——两人一瓶高度白酒。文鸿想到他还要开车,便极力制止,可最终还是拗不过汪健,两人叫了几瓶啤酒边喝边聊。

汪健到明河区公安分局报到后,直接被安排到了刑警大队大案组。这正合汪健的心意,刑警刑警,不搞大案子,怎么能叫刑警?他也真没让领导失望,每次执行抓捕任务,凭借着先天的身体素质优势和后天的擒拿格斗训练,“三下五除二”,拿同事的话来讲:那活儿干得真是漂亮。

前不久的一个夜里,分局在城中村的出租屋执行抓捕任务,当时抓捕组已经制服了屋内的两名惯偷,恰在这时第三名同伙回来了。那家伙刚接近门口就感觉到情况不妙,扭身向空旷的河涌边跑,负责外围警戒的两个队友居然没有拦住,其中一个还险些被巨大的冲力撞倒。汪健反应也是够快的,只见他从预伏点猛地窜了出来,就他那两条腿,几个大步就赶了上去,正面将那案犯挡在了河涌前。那家伙见没路可走,“狗急跳墙”,竟从腰间抽出把一尺来长的尖刀,恶狠狠地盯着汪健。这时抓捕组的其他三名成员也追了过来,组长知道汪健是新警,一直没有配枪。他见情况紧急,一边将手枪子弹上了膛指向天空,一边对着汪健大喊:“汪健,躲开!”汪健却置若罔闻,只见他微微抬起虚握的双拳,双腿错开,重心下沉,摆出了一副“徒手夺白刃”的架势。那案犯咬了咬牙,怪叫一声,挺着尖刀猛地向汪健扑了过来。眼见着刀尖离汪健的胸口不足半米远了,却见汪健“唿”地猫低了身体,单手撑地,一个快速扭身,那左腿便横扫了出去。案犯还没搞明白汪健想干什么,就觉脚踝处好似打来了一根铁棍,力道着实不轻,整个人不由自主地横飞了起来,随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那刀被摔出了老远。他刚想再次爬起身,却感觉到自己的后颈部被人用膝盖牢牢地压住了,哪里还能动弹分毫?紧接着,双臂被反剪并戴上了手铐。

事后,组长对汪健说,像刚刚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开枪警示对方,一般的案犯都会缴械就范。如果对方持械拒捕,警察就可以开枪制服他,民警完全不必正面冒险。汪健却笑而不答,旁边的民警插了一句:“我看汪健是心里有底,这就叫——没有那金刚钻,不揽那瓷器活!”

与汪健相比,文鸿的工作、生活就显得有些单调了。听着汪健绘声绘色地讲近两个月以来的抓捕、破案经历,文鸿既羡慕又佩服,但并没有一丝的急躁情绪。在他看来,汪健的那次“大显身手”的确有些冒险。更何况作为新警,现在正是打基础的时候,应当多学、多看、多问,单独“挑大梁”还没有成熟的心理和丰富的经验。

小哥俩很快将四瓶啤酒喝完了,汪健似乎意犹未尽,还想再要时,文鸿却说什么也不答应了。没有了酒,汪健渐觉兴趣索然,勉强吃了一碗米饭后,直接把文鸿送回了预审大队,留下了自己的传呼机号码,随即驾着“750”径自离去了,所幸沿途没有出什么事。

 

 

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明河区作为省、市两级政府的所在地,交通拥堵的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上下班车流高峰期,马路就像个露天停车场一般,半小时都过不了一个红绿灯。司机们戏称明河区是个不知节食的富豪,现在终于得了“动脉硬化”。区政府在整治交通方面也是煞费苦心,除了将原有的马路拓宽,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将郊区高速公路的出口一直延伸进来,当然加油站是必不可少的辅助设施。

这天下午,高速公路出口的加油站正在盘点收入,准备在下班前送往银行。加油区的工人们都在忙碌,谁都没有留意到一辆摩托车顺着加油区的外围缓慢地开了进来。

车上的两名男子并没有去加油,而是将车直接停在了服务厅的门口。两人观察了一会儿,趁服务厅内暂时没有客人之机,从摩托车的工具箱内取出砍刀,迅速戴上头套,其中一人直接窜到了服务厅的收银台前,另一人则将正门反锁了。收银台后的两名工作人员都是年轻的女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蒙了。正在愣神之际,其中一名男子挥着手中的砍刀,已经从服务台上跳了进来,低声对其中一个女孩说道:“快打开财务室的铁门!”那女孩哪敢不从,哆里哆嗦地取了钥匙,弄了好一会儿才将身后的财务室铁门打开。里面正在点钱的女出纳先是吃了一惊,等她明白过来时,立即大声尖叫。那男子也不多说,抬手就是一刀,正砍中了女出纳的大腿,接着一脚将她踢开。女出纳忍着痛缩在墙角,哪里还敢出声?男子径直走到办公桌前,将上面摆得整整齐齐的四个铁盒子麻利地装进了自带的两个蛇皮袋内,返身冲出了财务室。

两名劫匪在台前互相打了个手势,便各提一个蛇皮袋,踹开了服务厅的后门,翻过低矮的围墙,消失在加油站后面的草丛之中。

服务厅大门被反锁的时候,加油站外面的几个工作人员及正在加油的司机都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对头。有几个人隔着玻璃窗见到里面有人抢劫,便大喊了起来。随着这喊声,加油站里的人便都聚拢了过来,无奈一时之间破门、破窗都无济于事。闹嚷了一阵,等人们持了木棍、铁锹绕过服务厅兜了一大圈到了后门时,两个劫匪早已无影无踪了,只得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呼叫救护车。

明河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在大案组出发的同时,第一时间通知附近的派出所加强路面巡逻和周边区域的布控查缉力度。

分局大案组到达现场的时候,加油站外围已经被派出所民警用警戒线封住了。好多前来加油的司机在警戒线外面与附近的村民一起看热闹。大案组的车好不容易才进到了加油站内。

没等警车停稳,汪健第一个跳了下来。他环顾一下四周,看清了这加油站的基本格局;然后随着刑事技术人员一起进了现场,熟悉了整个现场的内外环境;又站在围墙上向外看了多时,这才返回到服务厅内。他拿起目击证人的笔录仔细地翻阅了一遍,心里对整个案件的发案过程有了底数。

一个多小时以后,顺着案犯逃跑路线追踪的几组民警相继返回。加油站的围墙外是市里规划开发的区域,目前仍是一片起伏不平的荒草地。民警们呈扇面状在灌木、杂草中一直向前搜索,结果一边是大江,另一边则是一片城中村。民警找了周边的很多人进行询问,并没有发现什么行动异常的人,只得无功而返。一直忙到晚上六点多钟,现场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大案组的刘警官向派出所民警交待了几句后,便带队回了分局。

分局会议室里,主管刑侦的马副局长和刑警大队袁队长已经让人准备了盒饭、热茶。做刑警的没有那么多讲究,刘警官一干人等一边吃着盒饭,一边将工作的情况汇报了一遍。

经统计,加油站内已经盘点好的现金共计120万元,分装在四个铁盒内被劫匪抢走,而尚未捆扎的钱却分文未动。劫匪作案过程中,穿着深色的长衣裤,都蒙了面、戴了手套。其中一人用长刀砍伤的一名工作人员,目前已送院治疗,伤情并无大碍。据目击者描述,这两名劫匪个头均在一米六八左右,相貌和年龄不祥,其中一人操外地口音。整个作案时间前后不过四分钟,现场除了两名劫匪的鞋印及他们驾驶的摩托车,没有发现其他物证。

正当民警们对案情进行分析时,分局办公室的一个小伙子急匆匆地走进了会议室。他来到马副局长身边耳语了一番,马副局长随即让他打开了会议室里的电视机。电视画面上,本市新闻栏目正在报道加油站发生的这起案件。解说词中除了出现很多的“据了解、据分析”等字眼外,那记者似乎对本区的治安状况颇是担忧。

看过新闻后,马副局长一脸的严霜。他环视了一下在座的民警,用低沉而缓慢的声音讲道:“光天化日之下,劫匪居然在人来人往的加油站作案,这胆子简直是大到了极点,更是对我们刑事警察的公然挑衅!这起案件的社会影响现在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不再多说。大案组要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施,不管它有多难,一定要把这根硬骨头啃下来!至于人力、物力、财力,你们不用考虑,我保证全部到位!”

马副局长离开后,袁队长继续主持案情分析。研究了近二个小时,与会的民警在几个方面达成共识:案犯熟悉加油站的环境和运作规律,特别是知道财务室的具体位置,极有可能曾经在加油站工作过;作案手法简洁明了,争时间、抢速度,反侦查意识强烈,可能有过前科;目标直截了当、退路快捷有效,说明他们蓄谋已久。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应当先放在查明摩托车的来源及加油站内部人员的变动情况上。

重大案情,要求刑警们分秒必争。第二天晚上,相关的情况便汇集上来:经核对车辆号牌,案犯所开的摩托车系国庆节期间被盗的车辆,已经找到车主并排除了他作案的可能性;加油站自开业以来所有工作过的员工共计有六十八名,除了女性及现有工作人员,离职的男性有十七名。这十七名男性中,有十五名已经落实了案发当日的去向,不具备作案时间。剩下两名外省人,当地派出所在与其家人联系后,分别回复说南下打工了,具体地点不祥。而其中一人,曾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几次;技术中队对现场鞋印的初步查证表明,两名案犯穿了同一牌子的篮球鞋,而这种篮球鞋的销售点几乎遍布了整个市区。

侦查工作似乎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第二天,马副局长照例参加了大案组的案情分析会。面对这种局面,他一面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一面建议刑警们应当拓宽侦查思路,从细节上下功夫。袁队长则在会上明令参战队员:不论如何,尽快查明那两名外省离职人员的下落!

而就在此时,汪健从角落的椅子上站了起来。从警以来第一次,汪健对案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

 

 

在案发现场的时候,汪健的脑袋里就已经塞满了各种信息和猜测。

与现场其他民警不同,汪健的注意力集中在以下的推理上:那一百多万元的现金,再加上四个铁盒子、两把长刀,重量可是不轻啊!况且大白天的,拿到哪里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劫匪们很明白,在他们作案后,警察会很快到达现场,对外围进行布控。他们为什么没有拿未经捆扎的钱?无非就是为了节省时间、方便携带和藏匿。那么为了便于逃跑,案犯有没有可能将这些赃物连同凶器先隐藏起来,等过了风头之后再悄悄取走呢?如果要藏起来,会藏在什么地方?游水过江的可能性不大,毕竟赃物太沉而且不防水;进入城中村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太过招摇。换作是我汪健,我会把相关物品埋在那片荒草地一处事先挖好的地方,作上记号,净身逃离却不被外人注意。等风头没有那么紧了,再回来从容地取走,如此神不知鬼不觉,岂不干净利索?

汪健的这番推断没有同任何人讲过。一来他自己还是个“新兵”,这么显而易见的情节恐怕早就有人想到了,哪容得他来“班门弄斧”?二来他自己也明白,尽管这种推断合情合理,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三来他心里也有自己的算盘:其他人要是想到也就罢了,如果这想法只是自己一个人的,假如对大案组的其他人讲了,万一推断正确,案件由此破获的话,恐怕也显不出他汪健的本事。

分局已经集中召开了两次案情分析会,却没有人提出和汪健一致的观点,汪健在感到吃惊的同时,有些跃跃欲试了。现在主管分局刑侦工作的马副局长在场,汪健认为这个时候讲再合适不过了。

等汪健讲完了他的那番“常理推断”,并建议分局派人对加油站外的荒地进行地毯式搜索后,与会民警没有一个出声的。是啊,这名新警所讲的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关键是在座的其他民警,特别是一些有很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刑侦却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倒是马副局长当场拍板:“汪健讲的有道理。这样,袁队长你安排一下人手,明天一早对那片草地一寸一寸地仔细搜索,要特别注意那些叶子倒伏、发蔫、枯萎的地方。同时通知派出所民警,今天晚上一定要看好了那地方,任何进入的人都要控制起来!”

汪健进一步补充道:“荒地外面有一处城中村,我们不知道案犯是不是就住在那里,并且一直在观察着加油站的动静。刚好那片荒地也在规划之中,我认为我们去搜索时扮作测绘人员,带上标杆等仪器,这样就算让人看到了,也会认为是政府要对那片地域进行开发。如果赃物真的被埋在那里,此举也会促使案犯及早行动。另外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发现了赃物,也应当悄悄地转移而不要太过张扬。”

第二天的行动,都是按照汪健的提议进行的。三辆地方牌照的面包车远远地停在了现场外围,身着便服的民警提着各式的测距器材,三三两两地分批进入荒地内,按照现场勘查的程序进行着搜索。

还不到半个小时,民警就在加油站墙外一处面向城中村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段插在地上近两米长的木棍。木棍下一米见方的区域内,混杂着泥土、枯枝和被切断的杂草。经过细心地清理和挖掘,四个上锁的铁盒子、两把砍刀、面罩、手套、黑色上衣等物品被民警从坑内一一取出,所有的这些,与汪健的推断完全吻合。

经过清点,盒内整整120万现金分文未少。当事人对面罩、长刀等物品进行辨认后,确定系作案工具无疑。至此,整个案情有了重大突破,下一步就是怎样引蛇出洞、抓捕劫匪了。根据汪健的意见,既然有了之前的勘查、测量,那么将推土机、挖掘机开进荒地就再合理不过了。机器一响,那劫匪惦记着埋在荒地里的赃款,不怕他们不动。

下午,两台推土机、一台挖掘机就在加油站围墙外轰鸣起来。看似毫无规律的推挖,其实清理出了一些通道和空地,适合民警在夜间伏击。夜幕降临后,三台机器暂时停放在加油站内,“工人们”相继下班了,荒地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谁也不曾想到,此时已有三十余名全副武装的民警在分散的地点潜伏了下来,一张无形的大网已经张开。

那两名劫匪的行动计划,仿佛就是汪健给他们制定的一般。

由于是进入市区的必经要道,那加油站刚一开业就生意火爆,案犯之一就是在这时隐瞒了自己的犯案历史被招进来的。没到一年,这家伙终因好吃懒做、消极怠工被“炒了鱿鱼”。离开后,他整天无所事事,也刚好接近年尾了,这家伙想大捞一笔后回家过年。他找到了之前结识的城中村的一个小混混,两人一拍即合,便开始谋划抢劫加油站的事。正如汪健所推断的那样,他们的计划是快速作案,得手后将赃物和作案工具埋在事先挖好的坑内,迅速到江边游水逃离,等风头稍过再取出分赃。行动计划是如此的天衣无缝,两人得手后着实高兴了一番。

可开发那片荒地却是两个案犯之前没有预料到的。那挖掘机、推土机一动,两人坐不住了,再等下去,“煮熟的鸭子就快飞了!”当晚午夜,见荒地上的“工人”全部都走完了,两人背着包悄悄溜过来企图取赃,却梦游一般地进了看守所。

发案仅三天,120万元的巨额抢劫案宣布告破。

马副局长在随后的庆功会上,对汪健着实褒扬了一番:善于从细微之处发现问题,洞察案犯心理、逻辑思维严密。如果没有他的提议,这起案件不但要绕很大的圈子,而且赃款能否如数追回也是个未知数。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破案,还有着更重要的一层意义,那就是有力地回应了那名新闻记者的担忧:有谁妄图破坏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刑事警察必定让他难逃法网!

汪健刚刚离开警校,就在这一起颇具影响力的案件上着实显示了一番,连他自己都感觉到意外:这分局的刑侦业务这么差劲?我在学校时,就已经创下了“汪全能”的名号,就分局这种水平,以后刑侦这一块还不是我汪健的天下!

 

 

转眼到了年底,北方的寒流终于吹散了空气中的暑气,南方的冬天悄然来临了。虽然气温仍是零上十度左右,可看守所一带由于临江湿气的原因,尽管没有凛冽的寒风和飞舞的雪花,一股股的阴冷却如鬼魅般的无处不在。

但此时钟毓明与文鸿却没有丝毫冷的感觉。一大早,他们就将一起团伙案件的材料铺到了办公桌上,此时正一人一支香烟不离口热火朝天地讨论着下一步的审讯方案。两人神情专注,连办公室的门被人悄悄地推开了也没有留意到。

还没见人影,已听到一个十分清脆的声音传了进来:“有没有搞错,这烟雾缭绕的屋里是不是着火了!”

文鸿听了,惊愕地扭头望向门口,而此时,钟毓明已经打起了招呼:“晓惠啊,快进来,给你介绍介绍我新收的徒弟。”

门外走进来一个高挑身材的姑娘。白皙的鹅蛋脸上看不出一丝瑕疵,微微泛黄的长发被粉红色的细丝巾挽成一束,披散在左肩头;一身浅色的猎装,配着白色的网球鞋,毫不掩饰她的朝气和活力;右肩上亮晶晶的一串小铁环,连着一个淡黄色的真皮小包在腰际轻摇,那包还不及文鸿的巴掌大;淡绿色的玉石手镯中,穿出一只小手,修长的指头微掩口鼻;微蹙细眉下,一双清澈的大眼睛好奇地盯住了文鸿。

文鸿有些不知所措,下意识地将半截香烟在烟灰缸中掐灭,就势站了起来。

“你是文鸿吧,我爸在家常提到你。我叫钟晓惠。”姑娘非常大方,轻盈地走到文鸿身边,边说边伸出了一只小手。

“这女孩儿真美啊!”这是文鸿意识中的第一个反应,随即闻到一丝淡淡的幽香,那女孩儿已经站在了自己身边。文鸿只觉得自己大脑反应有些迟钝,就连最起码的礼节都忘记了,还没答上话来,整个脸已经红得像个秋后的柿子。

钟晓惠见了,又是奇怪又是好笑:自己接触的警察也不算少了,爸爸的同事几乎全都认识,会脸红的倒真是第一次见到。

钟晓惠是钟毓明的独生女儿。之前钟毓明做刑警的时候,由于经常出差办案,晓惠与他聚少离多。或许是出于内心的愧疚,钟毓明对这个女儿宠爱有加,使她逐渐养成了独立、任性、固执的性格。晓惠自小就不爱上学读书,却对绘画有着极高的天分,尤其喜欢各式各样的卡通形象。钟毓明夫妇也就因势利导,送她去了美术职高,毕业后找了家广告公司任职。

今年以来,平安埔一带基建工程如火如荼,广告公司也看准了其中的商机,争取了多个广告项目。钟晓惠也是公司设计组的成员之一,负责了几块楼顶的灯箱。今天她见工作已经告一段落,闲着没事就让司机小李把她送到了父亲单位,并约好一个小时后来接她。

此时钟毓明见文鸿窘在那里,连忙打起了圆场,对女儿说道:“人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你一阵子的叫嚷,说得人家不好意思了吧!”晓惠闻言,也觉得自己有些唐突,便将伸出去的手轻巧地划向肩头,就势取下小包,在文鸿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文鸿讪笑道:“也难怪人家说我们,这屋的空气确实是不怎么样。”一边说一边转身去开窗通风。

钟毓明笑着问:“你这丫头,工地里那么忙,怎么有空跑到老爸这里来了?”

“那边也没有什么了,只剩下了一些首尾,估计新年前后也就差不多了。”

等开了窗,文鸿返身回到了办公桌旁,一边收拾着桌子上的案件材料,一边插话道:“这么大的一片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工呢。”

钟晓惠抬头看了看他,微笑着说道:“听说依着区里的规划,再有两年就基本完工了,到时这里可全部都是高档的住宅小区了。现在进驻到这个工地里的建筑公司不下十几个,全部都是机械化施工,成天吵得要命,我一到工地就头疼。这不,想着你们这里安静,就找了个借口来躲躲。”

钟毓明挺了挺腰,用手锤了锤后背,摇着头说道:“我们也没几天清静日子过喽。区里已经给分局下了通知,看守所这块地也要纳入规划,让我们提前做好拆迁的准备呢。”

“那我们以后搬去什么地方啊?”文鸿好奇地问道。

“可能还要向东搬几公里吧,具体位置要等到区里选好了才能确定。”

文鸿微微一笑,说道:“区里考虑得也算周到。真要等到高档住宅小区建起来了,不远处还有个看守所,的确有些不伦不类。更何况,现在的人不是都说吗:有事的时候就怕看不到警察;可没事的时候最讨厌看到警察!”

一句话逗得钟晓惠咯咯地笑了起来。“这是谁说的啊,到底是夸你们呢,还是损你们呢——我怎么听着不像是好话啊!”

钟毓明倒是深有感触:“这种现象的存在,都是一直以来法制不健全的结果啊。再加上警队里也的确有些人拿着国家赋予的权力胡作非为,让本应可亲可敬的警察,成了可恨可怕的一群人。不过随着我们社会的良性发展,我相信这种情况肯定会改变的。”

三个人又在房间里聊了一会儿,忽听看守所大门外传来了汽车喇叭声,钟晓惠知道司机来接自己了,就站起身对钟毓明说:“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就是过来清静一下。也快中午了,我这就回公司,下午还要向上面汇报呢。我走啦。”说罢,她微笑着看了一眼文鸿,转身离去了。

 

时光苒苒,1996年的新春佳节就要来临了,这将是文鸿独自在外过的第一个新年。

除夕这天,文鸿给汪健打了个电话,却被告知汪健出差办案去了。临近中午,预审大队和看守所没有值班任务的民警就开始陆续离开了。钟毓明临走时拉着文鸿一定要他去家里吃年饭,文鸿想着这么一个中国人最喜庆的日子,自己一个外人怎么好去打扰人家?好说歹说,钟毓明才算罢休。到了晚上,文鸿在看守所吃过晚饭后,又披上警用大衣独自来到了江边。

天已经全黑了。稀疏的鞭炮声不时地从江对岸传过来,偶尔有一、两支烟花拖着细细的尾巴冲破黑夜笼罩的苍穹,在旷野上空绽放出一个个闪烁的亮点,刚刚描绘出地上那起伏的轮廓,便星星点点地散落了,留给江面粼粼的几抹色彩。

文鸿在江边坐了下来,将大衣收拢了些,目光不时地寻找着那些升起又落下的细小光点。“家里那边过年,可比这里热闹多了。”情不自禁地,文鸿的思绪飞回了三千多公里外生养他的故乡,记忆中的一件一件往事,过电影般一幕幕地呈现在眼前。

文鸿的父亲文铮是县文化馆的普通职员,非常痴迷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单位所分的面积狭小的住房中,文铮竟设了一个巨大的书架,足足占了一面墙,里面尽是些古典文学、书画技法和棋艺理论等书籍。文鸿、文洋兄弟二人出生后,文铮更是用这些书籍作为孩子们的启蒙读物,特别是小说《三国演义》,文鸿也不知听了多少遍,关羽的忠义、曹操的奸诈、孔明的神机和张飞的勇猛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思想深处。文铮的书法是全县出名的,一手行楷颇具羲之风范,即便是后来文鸿修习多年,自忖也无法达到他老人家的境界。每逢过年前,来文家的人络绎不绝,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有文鸿认识的,更多则是文鸿没见过的,无一例外,都是拿着红条纸让文铮写对联。特别是除夕当天,一些人竟不得不坐在院子里排号。受父亲影响,文鸿两兄弟也对书画棋艺、诗词歌赋和古典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文鸿偏好围棋,而文洋则更喜欢中国象棋。每逢文铮休息在家时,父子三人就同时摆上围棋盘和象棋盘,两种棋一起下,一玩就是一天,而且乐此不疲。文铮人如其名,可谓“铮铮铁骨”,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和不良行为往往当面直斥,有时不分场合。虽然在这方面大多数人都很敬佩文铮,但他免不了会得罪一些人,特别是个别领导更是对他心怀不满。于是文铮这“办事员”一做就是二十多年。好在文铮胸怀豁达、淡泊名利,对此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却也不加计较,依然是“我行我素”。当然,文铮那吸烟的坏毛病也传给了文鸿兄弟俩,而且兄弟二人在上了大学后对吸烟更是无所顾忌了。

母亲李雅嫁到文家前,是纯粹的农家姑娘。本来李雅初中毕业后可以继续读书,可家里人觉得侍候承包地的劳力不够,硬是让她辍学回家务农了。因为父辈是至交,文铮与李雅也由不得自己做主就走到了一起。李雅除了具备农村人特有的那份朴实,骨子里还特别地坚韧和执着。嫁到文家后,李雅不顾丈夫的阻拦,四处做散工:打过石子、挑过水泥、洗过毛毡,什么赃活累活都做,直到发觉自己怀孕了,才不得不在家歇着。尽管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但李雅却非常喜欢听文铮给她讲古文典故和历史故事。面对文铮毫无节制的买书行为,李雅非但不加阻拦,还索性去找了娘家的大哥,量着墙面尺寸做了一个超大的书架。这简直让文铮欣喜若狂,就连文鸿长大之后,他还不时地叨念这书架是妈妈的功劳。李雅一直深信丈夫的为人,尽管她知道文铮因为直言得罪了一些人甚至是他的领导,但每次听完事情的始末后,都认为自己的丈夫没有做错。东北的县城教育水平有限,很多家庭为了给自己升学无望的子女找个工作,拉关系、走后门,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对此李雅很是鄙视。她曾对文铮说:我们的孩子,自小就教育他们走正道,将来无论如何都要培养成大学生。也许是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文鸿兄弟懂事后,李雅特别注意两人的操行和学习,文家逐渐形成了“父爱母严”的生活氛围。

改革开放以后,县城里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纷纷投入到商海中。由于当时政策较为宽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发家致富”了,于是乎你家换电视、我家买冰箱,摆谱显富、攀比炫耀,“知识贬值”成了他们的共识,一些学生也纷纷离校,与父母做起了生意。文铮对此无动于衷,拿他自己的话来讲,“我们家没有这方面的优势和才干” 。文家仍然靠文铮微薄的工资和李雅作临时工的收入平静地生活。但无数次地,文铮和李雅教育文鸿兄弟二人:“做人要脚踏实地,投机钻营得到的仅仅是蝇头小利,知识才是最大的财富!”

文鸿兄弟二人也没有让父母失望,在学校里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先后考取了自己心仪的大学。随着文鸿思想逐步成熟,他越来越感到父母亲对他们的养育和教诲是多么的不易,也就越发地敬重父母。

文鸿最害怕的是母亲的泪水,尽管李雅在孩子们面前流泪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每一次都让文鸿感到难以承受。记得在读大学放假期间,文鸿一个高中很要好的同学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老板了,他在县里最大的饭店宴请同班同学,那次文鸿喝了不少酒。回家之后,文鸿对这个同学大加赞赏,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如何如何富有、如何如何大方、如何如何荣耀。讲了大半天,他才发觉母亲怔怔地望着自己,眼里竟噙着泪水。文鸿立时慌了,忙问母亲怎么了。李雅任由两行清泪流过面颊,哽咽地说道:“孩子,有了成绩和荣誉就在别人面前显摆,这样的人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去亲近。更何况我们做人怎么能把名利看得那么重呢?”寥寥数语,说得文鸿脑子瞬时清醒了,忽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势利小人。他“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面前,泪水夺眶而出:“妈妈教育的是,儿子知错了,以后一定改过,求妈妈不要伤心……”父亲文铮此时刚好回家,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语重心长地对文鸿讲:“你以后步入社会,千万要记住——我们崇尚荣誉,但绝对不能让荣誉牵住了自己。”

而今,文鸿也算是羽翼丰满,飞离了家那个温暖的小巢,从此要独自面对人生之途了。他很庆幸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更由衷地感激父母给予他的精神财富,一生用之不尽。父母之恩不求回报,唯有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地做人,才不枉父母二十余年的辛勤教诲。

文鸿也不知道自己在江边坐了多久,江面的风徐徐吹来,已经感觉有些冷了。他拿起烟盒,准备再点上一支时,才发现大半盒的香烟已经抽光了。文鸿擦了擦脸上不知什么时候滑落的泪水,站起身准备回去。蓦地,远处传来了持续不断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的焰火照亮了半边天空。

新的一年开始了。

 

 

“老爸,把这个带给文鸿。”

大年初二的下午,钟毓明准备回预审大队值班,女儿钟晓惠把一个塑料袋交到了他的手上,里面包得严严实实,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钟毓明盯着女儿看了好一会儿,似乎想要问些什么。钟晓惠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指着塑料袋也不知是解释还是掩饰地讲了一句话:“你那宝贝徒弟一个人在这里过年,不知道有多无聊呢,拿点东西给他,也好让他高兴高兴……”说罢径自回了自己的房间。

关上房门,钟晓惠才发觉自己的手心全是汗,心竟跳得厉害。老爸的目光真是太尖锐了,可能他已经看出了什么。

钟晓惠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留意那个在自己面前脸红的小警察。

在广告公司做了几年,像钟晓惠这个阶层的人,也算是个白领吧。平时因为联系业务的原因,钟晓惠接触的人也算是不少了,其中不乏年轻有为者。但钟晓惠自己也不明白,这些在别人看来衣着光鲜、侃侃而谈的靓仔帅哥,在她眼里却像是被污染后重新漂白的破布一般,始终给人一种“俗不可耐”的感觉。文鸿则完全不同,初次见到他,钟晓惠就感受到了一种真实的纯朴,没有任何的掩饰。尽管每次老爸都在身边,但和文鸿谈起警校的生活、平时的爱好以及今后的理想,她都感到非常的轻松和惬意。

但钟晓惠也有感到懊恼的地方。那就是和文鸿认识也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每次离开预审大队的时候,他竟从来没有主动送过自己,仿佛他对周围一些人的目光很有些顾忌。

这姑娘可能自己还不知道,她对文鸿的好感正在与日俱增。这种好感一方面来自于父亲钟毓明在她面前对自己这个爱徒由衷的夸赞,另一方面是她自己对文鸿的好奇以及接触感受。文鸿纯朴的个性、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气质都深深地吸引着她,使她渴望去见他、和他在一起。也正是在这种情感的支配下,她常常借着去工地之机,带着看望父亲的“正当理由”去找文鸿。

钟毓明走进文鸿宿舍的时候,文鸿正坐在床上专注地看着一本《宋词鉴赏》。见钟队长进来,文鸿忙放下书本站起身来,双手抱拳笑着迎了过去:“钟叔,新年好、新年好!”

“新年好、新年好!”钟毓明一边说,一边用左手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红包,递给了文鸿,将右手提着的两个塑料袋放在了床前的桌子上,随即坐了下来。文鸿到了南方还真不太了解这里的风俗习惯,想想自己已经是老大不小了,这要是在东北老家,早就过了拿“压岁钱”的年龄。此时见钟毓明拿给他这红包分明就是“压岁钱”,感觉非常不好意思,自然就推让起来。

钟毓明一笑,他知道文鸿是第一次在南方过年,恐怕有些事情还不知道,就解释道:“南方的习俗,只要是没结婚的,过年时都得给个红包,这叫‘利是’。钱多钱少没有关系,只是图个吉利。别人都争着抢着伸手去要,你还在这儿推让,换了外人可不能这样啊,让人笑话,给你就拿着吧。”文鸿这才谢了,收起红包,摸出香烟,递到了钟毓明面前。

“怎么样,一个人过新年的滋味不好受吧。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时间长了也就没什么了。”钟毓明说罢,借着文鸿打着的火机点了香烟,吸了一口后,这才用手指了指桌上的塑料袋:“这一包呢,是饺子。我知道你们北方人过年都要吃顿饺子,但我们南方人平时很少吃饺子,自己也不会包,这是让老伴在市场买回来自己煮的,火候好不好你就凑合一下吧。那一包呢,是晓惠让我带给你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两人聊了一会儿,估计已经到了晚饭时分,钟毓明起身出去打饭。

看着桌上的塑料袋,文鸿不禁对钟毓明充满了感激之情,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父亲。自己独身一人来到南方后,钟毓明对他一直关爱有加,在生活和工作中,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无话不谈,就像在家里和父亲相处一样。这是一位多么令人尊敬的长者啊!

文鸿的目光盯住了钟晓惠送来的那一袋东西。她送给我的?会是什么呢?拿出来看看再说。他打开塑料袋,发现里面的物品被报纸包得方方正正。文鸿小心地揭开封口胶纸,将报纸展开,却又是一层粉红色的包装纸,打开它又费了好一会儿,原来是一盒进口饼干。

“这姑娘,把我当成小孩儿了。一盒饼干包得这么严实,这得花多少时间和心思啊。”文鸿心里暗暗好笑。不过自己长这么大了,还没有哪个女孩子主动送什么东西给自己呢,更不用说这种进口饼干了。反正自己没吃过,今天过年了,刚好也尝个新鲜。想到这儿,文鸿撕去盖子上的透明胶,揭开一看,却不禁愣住了:

一颗红色包装的夹心糖平放在饼干中间,特别地显眼。

“咦?这是怎么回事……”

文鸿将糖轻轻地拿在手里翻来覆去仔细地看了个遍,这显然是一颗国产的糖果。它怎么会跑到进口饼干盒子里来?肯定是有人特意放进来的,是谁放的?是晓惠,一定是钟晓惠。她为什么要在送给我的饼干盒子里放一颗红色的夹心糖?难道……顺着这样的逻辑一路想下去,文鸿只感到自己的心脏猛地加速了跳动。

 

 

正月十五过后,文鸿在预审大队实习刚满半年,分局政治处来了通知,要求文鸿立刻前往刑警大队报到。

第二天一早,钟毓明开车将文鸿送到了分局的单警宿舍。也许是便于工作、生活,这里与刑警大队办公楼仅一墙之隔,文鸿刚巧被安排在了一楼。安顿好了行李和书籍,钟毓明拍了拍文鸿的肩膀:“到了新的环境,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我家离这儿不远,你有空也去坐坐。”尽管两人仍在同一个公安分局工作,但想到以后不能每天见到钟队长了,文鸿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是滋味。他点了点头,目送着钟毓明开车出了大门口,自己才向刑警大队走去。

刑警大队大队长高振邦三十刚出头,长得高大威猛,宽宽的国字脸上,剑眉浓密,双目炯炯有神,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他之前虽然与文鸿见过几次面,但也没讲上几句话。文鸿报到后,也就算正式成为刑警队里的一员了,高队长免不了又鼓励了他几句。

文鸿被分到了刑警大队第三中队,他的搭档叫林广栋,本市警校毕业,典型的南方人,也是个单身汉。二人个头相仿,长相一样的普通,只是林广栋的警龄比文鸿早了一年。林广栋原来的搭档是一名老刑警,春节前后因病入院了。高振邦想到文鸿已在预审大队实习了半年,剩下半年在刑警大队实习也是一样,于是通过分局政治处把文鸿给调了回来。

从高振邦办公室出来,林广栋马上陪着文鸿去中队长姚强那里小坐了片刻。姚强是高振邦的同校师弟,长得矮矮胖胖,再加上天生的一副笑面,整个一个“弥勒佛”。等文鸿从内勤那里领取了一些办公用品和一部传呼机,也就算正式进入工作岗位了。

刑警大队的工作可与预审大队截然不同。大队的五个中队中,一、二中队负责大要案;五中队负责经济案件;其他的刑事案件全压给了三、四中队。尽管两队的民警加起来不下六十人,但平均下来,每人手头上都保持着三、四起案件。分局对刑事案件的侦办实行年度量化考核,对接办和侦破的案件数量、执行拘留和逮捕的人数、其他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数等等都要进行排序,连续两年排在末尾的民警,不但选优评先无望,还将面临着调离刑警大队的危险。因此,除了每周一上午召开的中队例会和必要的政治、业务学习,其他时间队员们都在忙各自手头上的案件,调查、提审、抓捕、出差……很少有机会能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上一会儿。

文鸿与林广栋对手头上的五起案件进行了仔细盘点:两起入室盗窃案、一起因打群架引起的故意伤害案、一起数额不大的诈骗案和一起船厂厂区内的抢劫案。除了盗窃案件,其他三起都有些眉目,其中故意伤害案件等到伤情鉴定出来就准备呈报逮捕了。文鸿听了林广栋后续的侦查思路,感觉也没什么纰漏,只讲了一句“听师兄的”,两人近期的工作计划就算是敲定了。

这天下午,文鸿和林广栋一起到船厂对抢劫案件调取证据。

这是一起比较简单的案件:元宵节的第二天,厂里的一名临时工在厂区内抢劫了携款去分厂的女出纳。这人得手后还没等逃出船厂大门,就被保安和职工给擒获了,几千元的公款分文未少。这个案件也该向检察机关呈报逮捕了。

正当林广栋、文鸿拿了材料准备离开船厂的时候,外面响起了急骤的救护车警报声,与此同时,两人腰间的传呼机几乎同时响了起来。

“是队里的传呼。”两人异口同声。回复电话后,才知道正是他们所在的船厂,刚刚发生了一起人员坠落事件,中队长姚强要求他们马上去现场,与临江派出所的民警一起了解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现场是一条停在船坞内正在进行大修的海船,文鸿他们赶到时,外围已经被船厂保卫科的人隔离了。十几名工人聚在一辆救护车旁边,正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那坠落的人,有的说是触电了,有的说是不小心滑落了,还有人开始担心年度安全生产奖。两名医生跟着保卫科的人,一边摘口罩、手套,一边摇着头从船舱内走了出来。林广栋上前表明身份后,医生告诉他,坠落的人因为头部先着地,头骨碎裂,已经死亡,可以直接联系殡仪馆了。

经了解,死者沈某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当天下午正与工头唐宽一起在一条大修的海船机舱内进行焊工作业。三点多钟的时候,工友赵某因事去找他,进入船舱后抬头叫了一声沈某的名字,沈某应了一声后,随即便从十二米高的工作点直接坠落下来。赵某上前察看时,那小伙子已躺在铁板上一动不动了。唐宽见状,连忙从作业点跑了下来,对着沈某叫了几声不见回应,就和赵某一起到了保卫科报告。

“又是一起生产安全事故,让派出所的人后续处理一下,我们跟姚队说一声,回去吧。”林广栋对文鸿说道。文鸿却没有出声,像是在思索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文鸿才对林广栋说:“跟姚队讲一下,派局里的法医过来进行检查,让技术中队的人过来勘查一下现场,至于目击人员,让派出所作个笔录吧。”林广栋不置可否,他对文鸿的提议感到奇怪:厂里的一起安全事故,让他们自己处理就行了,值得我们这么大动干戈?文鸿见林广栋没什么反应,笑着说:“行了,我去给姚队打电话。”说罢返回了厂区。

果然,姚强的想法与林广栋一样,他认为这是一起安全事故,公安机关没有必要派技术人员做那么多工作。文鸿说出自己的想法,他认为目前死者坠落的原因不明,现在厂里已经向公安机关报告,如果我们不把事情搞清楚,以后死者家属可能会向公安机关讨个说法,那时我们没有第一手资料,就很难解释清楚、让别人信服。更何况,派法医等技术人员过来,也没有特别复杂的工作要做。

讲了大半天,姚强显然有些不耐烦了,他只觉得这个刚刚来到刑警队的新警太过多事了!末了,他才勉强地说道:“好了,我把相关情况和你的建议向高队汇报一下,让他来定夺吧。”

挂了电话,林广栋对文鸿说:“这事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后面的工作还有派出所,姚队都让我们撤了,还管那么多干啥?”文鸿正色地说:“这事可能跟你我没什么关系,但跟我们分局有关系,跟警察有关系。既然船厂已报给了分局,我们也到了现场,就应当把事情搞清楚、弄明白,这是对死者家属负责、对社会负责,也是对我们这个职业负责。”林广栋瞪大双眼看着文鸿,一直等到他把话说完了,才用手狠狠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过了好一会儿才笑道:“好高的觉悟,听得我有些触电的感觉——真麻呀!不过依我看局里恐怕是不会派人来了。”

“不忙,我们再等等看。”文鸿却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连高振邦都觉得没必要派出技术人员,那么他就要向陆副局长报告,甚至于向杨局长直接报告。

出乎林广栋的预料,半个小时之后,分局的现场勘查车载着刑事技术人员到了现场。文鸿又拉着林广栋配合他们搞完了现场勘查和尸体检验,全部工作结束后,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

 

十一

 

船厂那起事故的后续工作,全部交由临江派出所处理了,文鸿也就没再过问。可临近清明节的时候,事情还是闹到了分局。

周一早上,三中队按照惯例召开队务会。可还没开上二十分钟,队长高振邦就打来了电话,让姚强带着文鸿、林广栋立刻到大队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

姚强等三人到达会议室的时候,陆副局长正与刑警队领导及临江派出所的几个民警议论着什么。文鸿第一反应就是:船厂工人坠落死亡的事情有了新情况。

果然,陆副局长等姚强他们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今年二月份时,船厂有一名工人高坠死亡。昨天死者的父亲突然到临江派出所报案,说他的儿子是被人从高处推下来摔死的,要求严惩杀人凶手。”陆副局长顿了顿,目光扫过姚强、文鸿和林广栋,接着说:“刚才我向刑警队和派出所了解到,案发当时小林和小文也在现场,并且参与了整个案件的现场勘查、检验工作,所以把你们也叫过来了。现在让临江派出所的负责同志说说具体情况。”

临江派出所的一名民警一边打开笔记本,一边将接警的过程简要地说了一遍。随后,这名民警继续说道:“事发当天,等殡仪馆将尸体运走后,我们通过保卫科与死者的父亲取得了联系,通知他过来处理一些善后事宜。死者的父亲刚到的时候也没提出什么,谁知一个月后,沈某的尸体都已经火化了,他竟跑到船厂保卫科,一口咬定他的儿子是被人推下去摔死的。还讲他的儿子与工头唐宽有矛盾,当时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在机舱里,肯定是唐宽怀恨在心,下了毒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位老人家几乎每个礼拜都去船厂保卫科大吵大闹,要求给他儿子一个公道。保卫科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没办法就推说事情发生后已经向派出所报案了,让他找派出所。昨天下午,死者的父亲果真就到了我们派出所报案,说他儿子被人谋杀了,还说有目击证人。”那名民警喝了口水,眼睛望着陆副局长,又说道:“我们和老人家再三解释,他就是不信,最后竟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我儿子好端端地怎么会自己从高处掉下来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说实话,这也是我们纳闷的问题。由于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死者的父亲情绪激动,骂我们警察没用,还说要告我们分局……”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脸上又是气愤又是无奈,可以想象当时死者父亲在派出所里的举动令这些人有多难堪。

听到这里,林广栋不禁对文鸿暗挑大拇指:“他果然有先见之明!”而姚强却已经湿了后背,头上也冒出了冷汗。“好险啊,如果自己当时没有把文鸿的建议报给高振邦队长,而是一意孤行地让文鸿他们走人,那反映现场和尸体的第一手资料也就没有了,如今尸体已经火化,自己将为这难以收拾的局面负全责啊。”正当他暗自庆幸时,陆副局长说话了:“文鸿,我听说是你建议局里派技术人员勘查现场、检验尸体的,现在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想法?”

文鸿此时已经把分局技术中队出具的《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及相关人员的证词材料浏览了一遍。听到陆副局长点自己的名,他放下手中的材料,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们法医的尸体检验报告已经确定死者的死亡原因是高坠导致颅脑损伤,尸表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这就排除了死者在作业时受到电击而坠落的可能。同时,根据派出所的笔录和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在事发当天的午饭时,唐宽的确在工友面前训了沈某一顿,原因是这小伙子有些消极怠工,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工程队的进度。也就是说死者父亲所讲的矛盾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沈某坠落时,也确实只有唐宽和死者两人在机舱内。这也难怪死者父亲怀疑是唐宽下的毒手。但是有三个理由可以排除是唐宽将死者推落的。”

“第一个,两人的矛盾都是因为工作而引起的,并非纯粹的私人恩怨,也没有达到足以促使唐宽将沈某杀害的程度;第二个,死者父亲称当时沈某的工友赵某看到了唐宽推人,这个情况并不真实。因为根据我们在现场了解,赵某进入机舱后,先是叫了沈某的名字,沈某答应了一声,随即坠落,并没有看到唐宽与沈某纠缠的情况。按照常理推断,唐宽不可能在有人进入机舱后当着那个人的面,实施他的杀人行为;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尽管从赵某站立的位置向上看,唐宽与死者工作的地方非常靠近,但那只是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人眼发生的错觉。正如《现场勘查笔录》所讲的那样,经实际测量,唐宽所在的位置在沈某上方,距沈某进行焊工作业的铁柜顶部横向有四米远、纵向有两米五高,直线距离近五米,没有连接通道。沈某作业的铁柜上既没有发现唐宽的鞋印等痕迹,机舱内也没有发现足够长的杆状物体,在这种情况下,唐宽根本不可能实施直接或间接的推人行为。”

文鸿讲完后,会场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声音。陆副局长打破了沉默:“文鸿,你分析很有道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可以排除唐宽推人坠落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法医的尸体检验报告却没有对死者坠落的原因作出说明,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沈某坠落的?”

会场里所有人的目光又都齐刷刷地转到了文鸿身上。

文鸿似乎早就预料到陆副局长会有此一问,欠了欠身说道:“根据我在学校里学过的法医学知识,人在长时间处于蹲立状态时,血液会因重力的作用而向腿部沉积。此时如果突然站立起来,血液来不及上行,大脑会因暂时性的供血不足,造成人体视力模糊、站立不稳甚至于晕厥,这种现象叫做体位性低血压。本案中沈某长时间在机舱内采取蹲姿进行焊工作业,当赵某去叫他时,他立刻就站立起来,极有可能是发生了体位性低血压并导致他站立不稳或晕厥,再加上他所处的空间极为有限,根本没有可供扶持的地方,最终从作业点直接坠落。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话音刚落,会场里的人已经开始小声议论了。“体位性低血压?没听说过。”“我倒是有试过,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文鸿分析得很对。”……

陆副局长轻咳了一声,对高振邦说:“这样吧,你让我们的法医去派出所,对沈某坠落的原因向死者父亲作好解释说明工作;派出所也需要再次对赵某进行调查,明确他是否真的目击了唐宽推人的过程,找出他出面指证背后的原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会议结束后,高振邦单独叫住了姚强,也不知道跟他讲了些什么。姚强离开会议室的时候,“弥勒佛”变成了“生铁佛”,脸色非常地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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