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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侦探推理文学之困境

来源: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网 作者: 康焕龙

近几年,我国侦探推理文学时不时地陷入一种发展困境。究其原困,固然与作品的质量有关,但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未能为侦探推理文学的繁荣提供一个符合其艺术规律的发展环境,势必也是其陷入困境和瓶颈而不能有所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根据社会现状实态,着眼于发展繁盛侦探推理文学创作,由法治文化、激励机制、载体、理论研究、司法体制、编辑出版等多个方面,力图通过对造成侦探推理文学困境的客观因素给予剖析和探讨,从中窥探其制约和阻遏的结症所在。使之能够早日消除羁绊的壁垒,走出困境,在一个良性的环境中和优化的机制中扎实前行。

自从中国的探案故事由公案小说脱胎而在近代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侦探推理文学,至今历经了几次热潮,已逐步形成了一定规模,并成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信息时代的迈进,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并阔步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的侦探推理文学可以说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数量多,题材宽,表现领域广阔而且风格多样,初步创建出流派的雏形。并在努力寻求多维描述空间和智慧延展力量突破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世界各国侦探推理文学的滋养,无论是其创作本体上还是艺术探索上都具有了较强的独创性与民族性。特别是网络文学的兴起,也为中国的侦探推理文学注入新的活力。更让其作品有了思想前卫、视野开阔的发展前景。

纵观中国侦探推理文学整体,在给出了一个全面解析的评价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市场畅销程度还是社会影响力以及创作的力度与环境等方面,都不够尽如人意这一现实而严峻的局面。

如果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具有很大差距。没有世界一流的侦探推理文学家,也没有走出国门而赢得众多国家读者喜爱的杰出作品。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世界各国的侦探推理文学群雄并起、万华竞发之际,中国的侦探推理文学却时不时地陷入一种发展困境,甚至出现了一次次的断裂期,不能不令人深思。

究其原因,从主观上论,固然与作品的质量有关。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本土的侦探推理文学仍处于非常蒙昧、混沌的摸索阶段,未能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扛鼎力作和让人拍案叫绝的一流作品。这就致使中国侦探推理文学创作一直被笼罩在外国侦探推理文学的巨大阴影之中,难有一部作品具有永久的艺术生命力而超越西方。

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未能为侦探推理文学的繁荣提供一个符合其艺术规律的发展环境,势必也是其陷入困境和瓶颈而不能有所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中国的侦探推理小说即便是在中国本土也尚不能堂而皇之地登上文坛的大雅之堂,也没有能够扬眉吐气地在小说之林中独树一帜。除此外再加上法治文化、激励机制、载体、理论研究、司法体制等多方面的制约与影响,这样一来非但不能与侦探推理文学强国抗衡,同样也难以在世界侦探推理文学的群雄中脱颖而出翘拔而起确立自己的大国地位了。

中国的侦探推理文学作家不乏想象力,也不乏创新力,可为什么就没有一流的作品呢?为什么在前行的道路上总是那样的坎坷与艰难曲折?

我们知道,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处境,就其实际情况比侦探推理文学的处境更为艰难,甚至有过科幻小说在中国“已经死亡”的说法。可中国的科幻小说真是如此吗?而刘欣慈和郝景芳两人连续两年荣获世界科幻小说最高奖雨果奖能说明怎样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并不是创作不出好的作品,而是一些客观环境在某种程度限制了它的生长与发展。毋庸置疑,如果没有好的土壤,再好的种子也不会成长为参天大树。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国侦探推理文学所面临的一个非常根本与现实的问题。也让悬疑小说家蔡骏不得不承认,他是在沉睡的大社会里挣扎。

关于中国侦探推理文学的发展问题,在我国文学界鲜有讨论,有也是零敲碎打。尽管一些偏踞一隅钟情于侦探推理文学的人们对其也有过种种论述,并在不遗余力地试图推动这一类型小说向前发展,但由其声音的脆弱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响应。

为了求得社会的观照和文学界的重视,推动中国法治文化建设,本文根据社会现状实态,着眼于发展繁盛侦探推理文学创作,力图通过对造成侦探推理文学困境的客观因素给予剖析和探讨,从中窥探其制约和阻遏的结症所在。使之能够早日消除羁绊的壁垒,走出困境浴火重生,为振兴和繁荣中国侦探推理文学文坛,为侦探推理文学登堂入室、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找到一条通过隧道的出路。让中国原创侦探推理文学在一个良性的环境中和优化的机制中扎实前行,在侦探推理文学史上真正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流派,在世界智慧文学的舞台上尽绽中华风采。

 

法治文化水平的影响

法治文化是以法治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它是法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

而法治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因为法治本是就是一种理性之果。理性的法治文化对理性的崇尚,要以理性为主导来建设、实施和发展法治。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法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从总体上看,法治文化水平还并不是很高。社会整体还没有形成真正对法治、法律的信仰,法律至上的思想还不够深入。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国家在社会治理中总是习惯于重人治,轻法治。具体表现在群众法治观念不是很强,一些人不具备法治思维,因此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与纠纷。探其根因就是法治文化素养不够而在公平公正上出了问题。

另外,我国传统文化还具有非理性和神秘主义特质,传统人文精神中理性因素不足。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是情理不分,以情代理,放纵情感以取代理智的分析,用主观价值取代客观之理,甚至由此走向唯意志论,走向直觉主义与狭隘经验乃至蒙昧主义的结合。

在这种传统文化的作用下,人们对于具有法治文化特质的侦探推理文学并不多么关注,从思想意识上未能充分认识到侦探推理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法律、法治观念和法治思维的重要意义。因此难以养成阅读习惯,对其需求并不十分强烈。更多的是只注重了它的娱乐性,从而形成了一种有则可,无则行的态度。由市场规律可知没有旺盛的需求,必定就不会有更多的供给。在这种相互作用紧密缠绕之下,侦探推理文学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境遇也就不言而喻了。

而在国外,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由于法律体系的完善,所以在文学中诸如欧美日文学中,法治题材十分流行,历来是个创作热门。这是因为法律与人性的冲突一直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

而表现这一法治内容的作品,主要是各种类型的侦探推理文学。日本推理小说作家森村诚一说过,凡是在讲法治民主的国家,推理小说都比较发达。因为在这种法治文化水平高的国家,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尊重科学和理性主义。反之不然,在一些人治大于法治的法治文化水平不高的国家,侦探推理文学都比较孱弱。其问题就在于社会生活中欠缺公正,往往不讲事实,不重证据,所有一切无需推理,说你有罪,无罪你也有罪,说你无罪,有罪你也无罪。

我们知道,中国的公案小说所涉及的是与刑法相关的故事,描写的内容同属于断案和治罪的范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探案小说。可在那种封建具有人治文化色彩的社会里却最终未能形成真正的侦探推理小说。

寻之源头,就是因为传统文化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其重心则在“悟”这个概念上,只看重道义和人性,而不怎么注重分析。小说所关注的是由人确定的人物命运和案件结果,而非在法律基础上的智慧运用和破案推理过程。这种除了文化背景上中国文学一直贯彻着“以文载道”的原则,重视“有益于世道人心”的道德劝世任务同时还有“史说同则”的特征外,就是中国的辩证逻辑发达很早而形式逻辑始终不足以及没有确立法治文化所造成。

无疑,这种传统思维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侦探推理文学在中国诞生好作品的难度,同样也影响了其历史的发展。

与之相关的就是在法制文化建设中推理文化的形成。推理文化是属于法治文化中的一种理性文化。理性是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试图且可能使自己的行为既合乎规则又合乎目的的能力。理性文化是现代法治建设的核心文化要素。一些国家优秀侦探推理文学层出不穷的基础是本国的推理文化已经非常成熟。

而我国的推理文化现在还处于萌芽阶段,我们尚需更长的时间去消化、去培育,并且像其他国家那样尽可能地将国外推理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属于中国自己的推理文化体系。所以着力构建理性的法治文化,突出理性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但能够为我国推进现代法治、实现以法治国提供必要的文化基础,同时以理性法治文化的构建来渗透、影响社会整体文化,引导和强化社会理性和个人理性精神,促进我国文化的自新进步与发展。由此加快推理文化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侦探推理文学的繁荣与兴盛。

 

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

截止目前,在我们这样一个泱泱文学大国却没有任何部门设立有关于侦探推理文学的奖项,也没有获得相关部门或权威机构认可的侦探推理文学奖项。

而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为了鼓励侦探推理文学创作,设立了众多大奖。由各国作家协会以及其他社团组织,从每年的侦探推理、悬念、惊悚、犯罪小说中遴选出最杰出的作品进行评选,以兹奖励那些为侦探推理文学创作、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作家。

如果说美国是侦探推理小说的创始之地,英国则是侦探推理小说的温床,那里滋生了世界最著名的最多的侦探推理小说作家。因此,在国际上所有侦探推理小说奖项中,尤以美国和英国为多,分量也最重。1946年,美国创设了历史上第一个侦探推理小说奖——埃德加·爱伦·坡奖。

它是当今世界侦探推理小说领域最引人注目、最具权威性的奖项之一。可以说该奖项自创立之日起就备受推崇与关注,全世界侦探推理小说作家莫不以获得此奖为荣,侦探推理小说谜也以此获奖作品为阅读风向标。

其中最佳小说奖甚至被誉为世界侦探推理小说领域的“奥斯卡奖”。几乎所有荣膺最佳小说奖的作品,最后都被成功地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使得原创图书与影视作品相互呼应,蜚声全球,尽享赞誉。

英国的“匕首奖”是由英国犯罪作家协会于1955年创办,每年评选一次。奖励在犯罪和惊悚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作家。此奖项分为五个系列,钻石“匕首奖”是专门奖励对侦探推理小说有突出贡献的大师。“匕首奖”的每个奖项都由英国犯罪作家协会的独立委员会裁定。该奖自设立以来,以其独立的评审姿态、深刻而准确的洞察与判断,以及对侦探推理小说的忠诚,爱到全世界侦探推理小说作家及侦探推理小说谜的推崇。

其中钻石“匕首奖”被誉为侦探推理小说领域的“诺贝尔奖”。阿加莎奖于1988年设立。这个奖项主要奖励以传统推理小说风格创作的悬疑推理作品。

以上这几项大奖不仅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它们也是侦探推理小说作家追寻的最高荣誉,广大读者心中的圣奖。

相对于日本而言,为鼓励侦探推理小说创作的奖项就更是名目繁多。如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日本推理文学大奖、本格推理小说奖、梅菲斯特奖、江户川乱步奖、横沟正史推理大奖、松本清张奖等等。由于这些奖项的设立,大大推动了日本侦探推理文学的发展,使其在日本文学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创作水平始终保持世界一流,许多作品可与欧美同类作品相媲美。就连一向所谓属纯文学的芥川奖也同样授于推理小说。直木奖就更是如此了。

此外,他们还把此奖授给科幻作家,其他国家同样也有这种事例。除了以上的奖项外,世界上较著名的奖项还有瑞典的犯罪小说奖、法国推理小说奖、尼禄奖、夏姆奖、安东尼奖,还有由美国私家侦探协会和圣·马丁出版社在1986年设立的每年评选一次的“最佳私家侦探小说大赛奖”;由国际犯罪小说协会北美分会1991年设立的“哈梅特奖”;由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犯罪小说协会1992年创立的玻璃钥匙奖,旨在奖励每年由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作家创作的最佳犯罪小说,等等。

世界上的侦探推理小说奖林林总总不下几十种,虽然名目繁多,但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奖励侧重的方向也有所不同。这些激励措施都为侦探推理小说的创作创造了一定的环境、空间与追求目标。

目前我国有不少的文学奖项。如矛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曹禺文学奖,还有姚雪垠文学奖、庄重文学奖、郁达夫文学奖、路遥文学奖等等,惟独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专门授予侦探推理文学的权威奖项。

现在所进行的“中国侦探推理小说大奖赛”最早是由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主办,公安部报图社和法制文艺委员会承办的,虽然整合了中国侦探推理小说创作队伍,为推动中国侦探推理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此奖励却并不被各方承认,其权威性也遭到了质疑。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人呼吁要在中国通俗文学界专门设立一个鼓励侦探推理小说创作的国家级大奖,建立一个基金会。可这种呼声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

直到现在,我们连一个这样的奖项都没有。由此可见,我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侦探推理文学这种类型文学重视程度的欠缺与扶持力度的不够。所以,没有建立起一个相应的激励机制,实难有效地鼓励更多的人去从事创作,随之也难得有好的作品问世,出现今天这种令人缺憾的局面势必也就再所难免了。

 

没有足够的载体

在国外,专门刊登侦探推理小说的刊物可以说非常之多。在欧洲大概不下几十种,如法国的《油灯》周刊、《千禧年》《家常话》《利平科特》《海滨》杂志等。英国的《侦探》、《真正犯罪杂志》(true crime)、《史特兰》杂志等。而美国则也有十几种之多,如《奎因侦探小说杂志》《希区柯克悬念小说杂志》《神秘故事同盟》、《惊悚侦探小说》等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说说日本。《梅菲斯特》《Mysteresil》《小说推理》、《ALL读物》《mystery magazine 》《GIALLO 》《浮士德》《新青年》《宝石》和《幻影城》都是日本深具影响力的侦探推理文学专门杂志。  除了这些外,日本尚有依附于各大推理排行榜的推理年刊(如《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本格推理BEST10》《最想看推理小说!》等)

由各个推理俱乐部及高校推理社团自行编辑发行的推理刊物(如本格推理作家俱乐部的年刊《本格推理》、京都大学推理研究会的内部刊物《苍鸦城》等)、由具备较高影响力的推理作家监修(任特约专属编辑)的推理刊物(如岛田庄司领衔的《本格推理世界》、京极夏彦负责的广义推理MOOK《怪 KWAI》等),其数量也颇为可观。而《小说现代》、日本版《PLAYBOY》等非推理专门志,也曾推出过推理小说专号特集。

我国的文学期刊并不算少,但主流杂志却从不刊登和介绍侦探推理小说。除此外,中国迄今仍没有一份专业的侦探推理文学杂志,这让读者经常是不读或读不到侦探推理小说。

2002年以前,中国大量的侦探推理小说都是发表在公安刊物上。如《金盾》《警坛风云》《警探》《人民警察》《公安月刊》等和《啄木鸟》以及一些通俗文学期刊上。自从全国公安刊物被停刊后,侦探推理小说自然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而一些通俗文学期刊因相继不是改刊就是停刊,如《中国故事》《传奇故事》等,致使推理小说几乎再没有了什么领地。后来有了《推理杂志》和《最推理》两本刊物以及《啄木鸟》也设立了“侦探推理”专栏,才让侦探推理小说有了一丝生存下去的园地。

眼下看,现在似乎有了专门发表侦探推理小说的刊物,但《推理杂志》与《最推理》主打的是青春文学,发行对象也是青少年,实质上并不是一本全民的、全视角的专业刊发侦探推理小说的期刊。

显然如此狭小的生存空间对侦探推理小说的发展是可想而知了

其实,自从2000年以来,有一些人也在积极努力来延扩侦探推理小说的刊发阵地。如北京侦探推理小说研究会就曾多次和多家刊物进行洽谈,希望能够在国内出版一本专门发表侦探推理小说的刊物,或是合作,以多种形式如混编来登载一些侦探推理文学作品。

如曾与《北京文学》就有过合作,并在2002年出有“侦探推理文学增刊”。但都因种种原因最后并未实现当时合作的愿望。再如《传奇故事》曾将下旬刊起名为《精典探案》,专门发表侦探推理小说。

从而一时成为中国惟一一本专门刊发侦探推理小说的专业期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发行问题而被迫改刊。

当然,当所有文学期刊发行量都在不断下降的前提下,过分强调非得有一本侦探推理小说刊物抑或并不是事物的全部本质,但其数量之少或是根本就没有,方寸之地能打得出多少粮食?恐怕也是当今侦探推理文学出现如此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吧!这无疑限制了本土侦探推理小说的创作,也阻碍了中国侦探推理文学的发展。

早在三四十年代,正是由于一大批侦探小说杂志如《大侦探》《侦探世界》《侦探》《新侦探》《蓝皮书》和《红皮书》等的出现,才兴起了中国侦探小说的热潮。

随着大量西方侦探小说的引入与译介,极大地助推了本土侦探文学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中国侦探推理文学的创作有了较为繁荣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再次出现了侦探推理文学热潮,而恰恰这一时期正是能够刊发侦探推理小说的公安刊物种类最多发行数量最大的时期。由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其载体的多少无不是侦探推理文学发展的根本,也是其生命力强与弱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志。

 

理论研究与文学评论的缺失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是文学相辅相承的两翼,二者缺一不可。就目前我国文学学术界和评论界对侦探推理文学的研究可以说是相当的滞后与匮乏,评论冷落,理论空寥。完全可以这样说,目前中国侦探推理文学仅是一条腿走路,其赢弱的程度用不可想象形容并不过分。

综观其因主要是当代文学专业从业人员对这一类小说的关注度极低,总是将其视为另类,不入主流文学的正宗,甚至对其存有严重的偏见与歧视所造成。再有就是由于从基础上缺乏小说类型学的视野和方法,致使侦探推理文学很少能步入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视野,一时难以纳入他们所谓的“纯文学”框架,因此常常被置于文学的边缘地带,造成了文学研究的整体失衡。

这使得在文学理论界就有人认为,绝大多数评论家并没有怎么读过类型小说,不是不肯评论这类小说,就是点评不到位。评论家葛红兵表示,研究类型小说的批评家是孤独的。

而这种缺乏理论研究与支持的直接后果,一是小说创作难以有所突破;二是不知发展方向在哪里;三是难知作品的好与坏。

正如侦探推理小说作家蓝玛所说的那样,自己已经写到了一定程度,可就是不知道朝哪里突破。由于理论的缺乏,他总是跳不出来,同样也就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在没有理论指导的情况下,一些作家为了寻求创新,最好的办法大概就是大量地阅读那些被历史证明属于经典的侦探推理小说了。而这样所产生的结果大概无需多言,除了模仿就是模仿,写来写去总是跳不出福尔摩斯的手心,无法逃逸西方大侦探的阴影,最终还是难以完全摆脱西方侦探推理小说的窠臼而有所突破和创新了。

目前,我国文学界在所有的类型小说研究中,言情与武侠相对好一些。特别是武侠,这与金庸有关。而在对金庸的研究中,大家都在有意无意地往纯文学上靠,并力图从里面挖掘纯文学的因子,好像只有这样才够得上品味,才能入学术正册。

文化研究界又是另一番情况,本来像侦探推理小说这样的类型小说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但是中国的文化研究工作者大都将眼睛盯在其他媒介的文学类型上,对侦探推理小说似乎熟视无睹。由于缺少必要的研究,对这个领域起码的情形也不了解,往往一开口就错。这几年学界有关类型小说的几次即兴式的发挥所引发的论争,在常识上搞得很被动就是明证。

如侦探推理文学这样的类型文学的创作要想得到发展,不进行理论批评与学术性的深度研究是绝对不行的。单纯依靠娱乐记者进行媒体炒作是无法提高创作水平,也无法引导出版与阅读;另外就是进行批评与研究,仅仅从所谓纯文学的理论框架出发“客串”一下也是根本达不到目的,而是需要建立符合侦探推理文学的理论体系与范畴。国外对于侦探推理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批评是相当重视的,他们不仅已经有了侦探小说的百科全书,侦探小说的研究也进入了高校课堂。

相对我们,首先要从理论上对侦探推理小说的历史与成就进行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尽快键全原创侦探推理文学的批评机制。要使理论界、学术界重视它的文学价值、社会价值,对它的发展趋势投入理论关注,及时批评点拨。只有切实加强理论建设,认真研究侦探推理文学的艺术规律,认真分析我国创作中的成败得失,广泛地介绍和借鉴古今中外杰出作家的艺术经验,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作家的素质,才能使侦探推理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新境界。

同时,在这种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用理论来推进侦探推理文学创作的基础上,还要有及时的、严肃而又活泼的、能与传媒和读者互动的侦探推理文学书评,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这类文学批评队伍。

文学没有批评与文学没有扶持一样,将导致侦探推理文学创作园地杂草丛生,良莠不分,佳禾凋零。敏感、尖锐、中肯的文学批评是繁荣侦探推理文学创作的迫切需求。而繁荣中国侦探推理文学,绝对不能忽略健康的文学批评。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侦探推理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野

在中国,人们将文学分为两大类:即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而通俗文学又包括侦探推理小说、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等。并认为严肃文学是通过文字来表达对人性的思考和对世界的认知,其思想深邃,能够通过文学来启示人类,令读者读后涤荡心灵,感受生活,感悟生命,以达到影响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目的。

所以,严肃文学是文学的主流,可以居高临下,俯瞰社会。而通俗文学则是只注重情节和故事,没有思想内涵,语言总是浅显易懂,只要能保证情节的流畅就足已。

因此,通俗文学在现实生活中仅是一种作为消遣、娱乐的东西而存在,很难有其真正的文学价值。

如此一来,所得出的推论就是只有写严肃文学的则才能被尊为“作家”,而写通俗文学的常被鄙为“写手”,多是哗众取宠之流。特别认为类型侦探推理小说更是等而下之的,不入流的,也没有什么文学含量,容易写,其鲜有真才实学。

无疑,这种对文学的分野为我们设定了一个评判文学的标尺,那就是纯的、严肃、高雅、精英的文学才是好的,反之其它类型的则是低俗的、浅薄的、甚至是没有文化的文化另类。

在这种逻辑统治下,中国的侦探推理文学无疑则是另一种生存状态了。不但难以登上所谓纯文学或是严肃文学的大雅之堂,还在中国正统文学、正统阅读界以及主流审美价值观中处于一种尴尬状况。虽然有人喜欢,但却不愿意承认。特别是有品味的文化人、知识精英。因为侦探推理与言情、武侠等类型小说一样,是通俗的,格调不高的。喜欢这类作品不管你的社会文化程度如何,你本质上是趣味有问题的人。

这就让中国的不少作家只想写严肃文学作品,只想当严肃文学作家。他们不愿走类型文学的路子,致使有才华的专门写侦探推理小说的作家少之又少。而这些人不得不在文学的边缘地带和沉睡的社会中奋力挣扎,其文学地位和社会影响也就自不待言了。

而在这种状态下所催生出的一种情形,更是给侦探推理文学带来不可言状的伤害。那就是致使一些不成熟的水平低下的写手,在利益的驱动与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借机侵入市场,其所产生的结果是作品搜奇猎异,趋时媚俗,内容驳杂而粗制滥造。不仅败坏了侦探推理文学的名声,更是让人觉得这所谓的智慧文学还真是俗不可耐。

实际上,将文学区分为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这种名称显然具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性质,不免带有各自的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如此有意识地把作品划入某个门类然后加以定性的做法,就像根据一个人的出身来评判他的好坏,无疑属于“文学种族歧视”,具有一定的文学血统论的性质。

就文学实质而言,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并没有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分。如美国就是如此,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大众文化与纯文化之间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界线,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或势不两立的矛盾。这除了和美国建国的历史、社会背景等有关系外,那就是美国文学的平民性与通俗性的特点,决定了文学就是文学,而不是什么通俗的严肃的。

同时对于读者而言也没意识有这种分类是否存在。其实文学的区别只有好与不好,谈不上纯不纯,严肃不严肃。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庆邦就指出:“真正将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区别开来的,在于其是否对现实持有批判的态度。”他认为,无论作品的销路如何,无论作家用多大篇幅,选取了什么样的题材或角度,只要能够用一种不妥协的、批判的、质疑的精神,有力度地反映我们的现实,就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好作品。此观点明确表示,对某一种题材或某一部作品作硬性区份,是不妥当的。只要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作者,都应该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创作。

真正好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一定就归结为严肃文学,但一定是严肃的。

所以要想让被划定为“通俗文学”的侦探推理文学发扬光大,就必须消弭这种类别歧视,解除这种文学壁垒,让侦探推理文学走进那些所谓的纯文学大刊,让更多的人看到它,阅读它,欣赏它,并从中开启智慧,获得法治文化与法治思维的提升。就像《世界文学》这份学术味道浓郁的杂志接纳刊登《达·芬奇密码》这类畅销文学样。

正如他们的编辑苏玲所言,“我觉得时间和事实都证明了,文学没有通俗和严肃之分,只有好和不好之分。真正好的文学作品,要有一定的担当和责任。作为一个好的作家,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文情怀。”

与此同时,在文学与文学期刊发行不断下降的今天,如果有了侦探推理文学,说不定也是补益与拯救不景气的一剂良药。在当今这种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革,文学也正成为一种消费的时代里,就更是没有必要人为地去构建文学壁垒,抱残守缺。而是要以开放的情怀去迎接这个信息时代。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中国的文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迎来真正的文学春天。

 

侦探推理文学与公安文学的混淆不分

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量的读者中甚至是作者中,一提到侦探推理小说,那肯定就是公安文学。这是由于我国的司法体制确定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经济案件,其侦破主体都是公安部门,侦探推理小说不写他们还能有谁?因为写他们其主要内容就是写破案,而写破案的小说不是侦探推理小说又是什么?特别是侦破刑事案件那就更是如此了。

另外由公安文学的定义看,凡以描写公安工作和公安民警为主的文学作品,均可视为公安文学。这就使得侦探推理文学常常被公安文学所取代了。

实际上侦探推理文学与公安文学二者之间有着一定本质的差异。侦探推理文学之所以被看作是“智慧文学”,其着重点主要集中于把法治、科技、人文精神融于一身,以理智和科学为立场,再加以解谜的框架、强情节的构建、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宗旨,在营造虚幻的真实中扫荡现实的污浊和罪恶,让读者在解谜的兴味中高度体验生命的价值与力量。

说白了,侦探推理文学的旨趣是在设谜与解谜的桥段上,通过小说叙述的查探、解疑、判断、推理和验证过程中,尽显这种文体充满趣味、扣人心弦的智能运动的魅力。如果没有这种理性智慧运用的趣味,侦探推理文学区别其它文学类型的特征就会大大减弱。

而公安文学的侧重点是着重表现公安战线的工作与生活,以公安民警、武警官兵、治安人员的职业生活、情感生活、心灵世界和他们的命运际遇为主要表现对象,来塑造他们的艺术形象为使命的文学。也有人说公安文学虽是以公安民警的生活和案件为主,但不如说是政治。政治题材是公安文学的主题,为政治服务是它的目的。

综上所论,二者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在现实中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由于二者在内容上都涉及到犯罪与反犯罪的问题,其主要特点又都是集中在写案件上,尤其是在我国这种司法体制下,致使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性。特别是有些公安文学作家经常停留在以血案为主的侦探记实文学写法上,特点是故事错综复杂,情节起伏跌宕,有一定可读性。这也使得公安文学成了一篇与侦探推理文学相近似的破案故事。因而也就混淆了与侦探推理小说的界线,使得二者更是难以区分开来。

作为公安文学,由于过分注重的故事情节淹没了人物,结果忽略了人物性格与本质的揭示。这种对社会问题反映不足,娱乐性有余、思想性不足,纪实性有余、文学性不足,故事性有余的作品,非但不是好的公安文学,同样也并非是好的侦探推理文学作品。

当然,由于我国的司法体制确定了破案主体是公安部门,也使得侦探推理小说中不得不有公安人员,这也让侦探推理文学必然染上了公安文学的色彩。所以这种二者的交叉也使得中国的侦探推理文学难以脱胎出纯粹质地的文学作品来。

这种二者混淆与不分的关系最终所导致的结果是侦探推理文学时常被一些公安文学所取代。必然让人们读不到纯正的侦探推理文学作品,这不仅伤了读者的胃口,也流失了读者。

事实上,尽管中国的法治文化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但还是有不少侦探推理文学的爱好者。之所以这种类型文学的市场与其它文学作品一样并不是很好,其原由之一就是由上述因素的存在,致使本土侦探推理小说无法真正吸引读者。

在国内读者的印象中,一提到侦探推理小说,首先想到的是西方和日本的作品,很少会想到中国作家的作品。足以可见侦探推理文学与公安文学的混淆与不分会给侦探推理文学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后果。

 

编辑与出版问题

作为文学的一种分类特征,侦探推理小说大多很讲求对于事件进程的纵向推进。一段有头有尾地铺展的事件里程,势必含有着新奇或落套的故事。

所以有“故事”,或日强于情节故事,其理趣重点又在设谜解谜的智慧上,名副其实地被概括为这类小说区别于其它小说的一种特征,一种招徕读者的优势。

这对这种类型小说的作家而言决非仅仅具有一般文学水平即可,还需要有一定的专业水平才行。包括深厚的学养和足够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非常严密而高超的逻辑思维能力。相对编发这类小说的编辑人员来说也同样如此。因为这种智慧文学着重所要表现的是犯罪者与侦探在智慧上的较量。既然凶手是谁,如果一下就被猜到谜底的作品绝对不能算作上乘。犯罪者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要设计制造种种阴谋去实现完全犯罪,就是不给侦探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而侦探则为了查清谁是犯罪人和阴谋制造者,则会利用种种手段去探试侦查。于是就会在小说中出现种种计谋。

如果用侦探推理小说的语言描述就是套路,这就使得侦探推理小说作家为让小说更为体现智慧,更有出神入化的套路,并设计出破解凶手之诡计的推理钥匙,常常殚精竭虑倾尽心血去进行精心的设计。

正如日本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所言,作者在谜案的设局上非特别费一番心思不可。同时也得为诡谲之设计而绞尽脑汁:意想不到的凶手,收场前天衣无缝的一大转变,让所有读者都为之惊叹不已。为了求得这一效果,为了达到这种设计,致使作家几乎到了“耳朵都要流出血来的地步”。

这种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的设计,常常都是有一定套路的。倘若一个没有大量阅读过侦探推理文学的人或编辑,去看一篇小说,对一些经典侦探推理小说其中的设计没有足够的了解和掌握,蛮以为写得不错,但实际此设计早在某些小说中已有出现,这里只不过是一种抄袭模仿罢了。

在侦探推理小说的世界中,出现有多少效仿福尔摩斯的大侦探,就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

如在一些侦探推理小说中,如有某位作家在某一方面有所创新,随之便有后来者步尘而上。如列车上的谋杀,舞台上的谋杀,还有如登山、婚恋事件上的谋杀等等一系的这类小说就是如此。

不难看出,侦探推理文学应该是一个专业属性非常强的领域。这就要求侦探推理小说的编辑不仅具有深厚坚实的文学功底,还需具有充分的法律知识和一定的专业水平。必须深入了解侦探推理文学,在大量阅读和进行一定研究的基础上,充分了解设谜解谜的桥段,并谙熟侦探推理小说的禁忌与戒条以及其它相关的各种知识。

只有这样,才能编辑发表出好的侦探推理小说。无可非议,侦探推理小说编辑应该是个技术活。我们现在一些刊物上所发的侦探推理小说,有不少一看就是模仿,有的甚至毫无顾忌地直搬照抄,原本就是日本推理小说,只是将人名和地名略改便可。这对编辑来说无不是一种考验。目前我国侦探推理文学之所以难有好的作品出现,并不被读者与市场看好,除了与创作队伍有关,还与编辑的水平不无一定关系。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出版情况对侦探推理文学的影响。

据统计,1999年到2006年中国大陆的畅销书和畅销书作家,青春文学类畅销书和青春文学作家始终占据了绝对优势。 而美国上榜前十五名的全部以惊悚悬疑、侦探推理类小说为主,几乎没有一本是表现美国青少年情感和现实生活的“青春文学类”图书。

几十年来,我国本土侦探推理小说集子的发行量,很少有超过万册的,再版重印的少之又少。新书发行后多无社会反响,更勿说轰动效应。虽然在2005年出现了所谓的侦探推理小说热,但现在早已降温,市场上很难再找到那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这类的小说。这其中原因可归结为从正面看,是读者趋于理性。从反面看,是我们的出版盲目跟进,败坏了读者的口味,让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读者群无奈的流失而去。单纯地追求数量,在低水平的编辑下良莠不齐地将一大堆垃圾式的作品推向市场,这无异于自杀,不但断送了自己的市场份额,而且还造成中国侦探推理小说整体质量的下降。坦率地说,侦探推理文学还是有自己的生产规律,品牌策略可以说非常重要。优秀的侦探推理文学品牌都是出版人与作家联合打造的,这是侦探推理文学与其它文学作品的重要区别之一。所以,每一个出版人都要在策划、市场调研、营销与产品延伸上进行综合投入,而每一个有追求的侦探推理文学作家都要精益求精,以保持自己的可持续性写作。

只有在这几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才能使创建中国侦探推理文学独立流派和民族品牌的希望得以实现。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出版界与作家的关系。在日本,作家、漫画家等文化创意工作者的地位是高于出版商的。尤其是对于像东野圭吾这样的大家而言,基本上是作家怎么安排,出版商就怎么执行。如此之高的对作家尊重的程度在我们国家是没有的。

尽管如此,可日本的出版商非但不认为自己受到了“压迫”,反而以此为荣,认为尊重作家是日本出版业能够持续繁盛的重要保障。相形之下,我们国内一些出版商认为自己出了钱,就有权力对创作者呼来喝去,其结果就是即便出版商对于创作者的作品不够尊重,对市场的了解也并不准确,创作者仍必须选择屈从。

无可讳言,一个庞大的、追求趣味阅读的消费市场,是催生各类型小说兴旺的前提,只有在此前提下才会有侦探推理小说繁茂的可能性。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实际的存在,不得不说到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出版机制。只要有了这种机制的保障,中国侦探推理文学走出现时的困境也就指日可待了。

 

缺少对外交流

这多年来,未听说有多少中国的侦探推理文学被翻译到国外的,有也是凤毛麟角。当然也就更没有见到在世界图书市场上能够雄踞一偶的畅销作品了。好作品不多而精品更少,又难以走出国门,这就是中国当代侦探推理文学的现实。显然这是一个令人窘困的现实。正如前文所言,由于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野,中国文坛上成名的作家很少有人涉猎侦探推理文学的荒野。在这块土地上情有独钟辛勤耕耘的作者大都难有享誉海内外成为社会承认的文坛巨擘。因此中国侦探推理文学在国际上自然难有多少影响了。

另外,国内没有和国际这种专门的侦探推理文学作家协会(犯罪作家协会)相对应的机构,必然与国际上不会有正式的交流了。而非正式的可以说也是实属不多。由资料上看到的仅有与意大利、法国等国家一些为数不多的交流。

而笔者所知的一次正式交流就是1999年何家弘以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这样一种民间机构作为中国首次派出的代表前去保加利亚的瓦尔纳参加“国际犯罪作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CRIME WRITERS)第十二届大会。

当他在会上代表中国侦探推理小说大赛组委会向国际犯罪作家协会赠送了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独角兽丛书,并介绍了中国侦探推理小说历史源流与现状时,还是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笔者曾以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的名义与日本推理小说作家协会做过一次联系,他们更本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样的组织,更不知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的发展现状。当我们将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的材料发给他们,他们才算对中国的现状有了一点了解,并表示愿意接触和交往。然而后来再无联系就此没有了下文。

缺乏对外沟通与交流,没有走出去的渠道,我们的侦探推理文学就不能被世界所知,也不能被更多的人所认识。而与此相反的则是国外大量的侦探推理文学作品涌入国内,形成了这类作品译入与译出的完全失衡。因译出的少,几乎没有,因而在这类文学界相互之间不存在什么联系,也没有什么互动。

日本的作品风靡我国,除了小说的质量外,还得益于中日文化的历史渊源。而我们翻译到国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上日本应该算是最多的国家了,可在侦探推理文学上却似乎难见其踪影。

另外,对外交流的译介和传播以及市场流通渠道不畅,还在于外国主流出版机构的参与度不高。了解一下被翻译图书的发行量及其影响,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外主流出版机构少有参与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与推广。这除了其它因素外,大概则是中国侦探推理文学在国外的影响力有限所造成。

还有就是侦探推理文学的翻译问题,这类翻译人员不能说没有,但非常之少,高质量的翻译者更不多见。再说一些翻译质量也尚需提高。形成难有对外交流的另一个问题则是缺乏对传播途径和方式的研究。要想对外交流实现走出去的目的,就必须对其有所研究。因为不同体制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播途径,既然是面对国外,就必须要非常清楚国外出版发行体制的惯行方法,要融入对方社会,习惯他们的操作流程。

 我们知道,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是人类文化交流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因此,我们的侦探推理文学要想获得世界的承认,首要的第一步就得先走出去。而走出去的必要前提则是要有一座桥梁。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对外交流机制,将我们的作品翻译到国外,而且积极地介绍推广。近些年,我们其它一些的文学作品被世人所知并连续获奖,无不是与世界不断交流的结果。如郝景芳的科幻作品《北京折叠》,在国内并未有多少人知道。可被翻译介绍到国外,不仅赢得众多读者的认可,还斩获了雨果大奖。

不用问,我们走出去的另一前提就是要用实力面对国内读者,因为这个读者群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只有在国内获得大量读者的承认,我们的影响力才能够有力地扩张到国外。

 

国家司法体制上的关系

我国作为一个类似西方大陆法系的国家,自然有其办案审理过程中的局限性。较之英美法系,我国的司法体系似乎并不能给侦探推理文学带来较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我国没有私人侦探。从法律角度来看,大多数侦探推理作品都和犯罪有关。在国外大量的侦探推理小说中,唱主角的很多都是私家侦探,如福尔摩斯、波洛等等,其睿智、干练、才华横溢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所以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不少经典的侦探推理小说模式是,神秘案发,警方束手无策,私人侦探介入调查,最终真相大白。

但是,这明显不符合我国的法律,我国法律上是不允许私人进入案件。因此作为一种职业,“私家侦探”也不被我国政府所认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设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目前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有私人侦探业,不仅发达国家有,就连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也有为数众多的私人侦探机构。这就为侦探推理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滋养。

如美国有3000多家私人侦探公司,英国和日本也都在1000多家以上。因此我们则会看到英国侦探推理小说的传统与绅士化;美国侦探推理小说的时代混乱背景与侦探行为的自由个性化;日本文化背景的性淫乱与西方文明的不断渗透与本土化,无疑使得这三个国家的侦探推理小说各自在世界文坛之上占有着一席之地,谁都无法忽视英美日三国的独立特色。

而我国因没有私人侦探的存在,这样一来就使得侦探推理小说失去了最为活跃的要素。再说对于案件本身的细微观察和对于不同细节所能够贯穿起来的情节线索,是侦探存在于推理小说的基本立足点。

但我国现实之中是不允许不是警察的人随意进入第一犯罪现场的,再说任何公安以外所获得的证据都是违法的。这就限定了侦探人物、方式等内容。致使一些侦探推理小说常常被囿闭于一个模式内,即其与公安机关的案例材料形无二致,案发、报案、出现场、勘查现场、访问证人、分析案情、制定方案、调兵遣将、摸底排队、线索查证、审查嫌疑、搜查起赃、拘留逮捕等等,应有尽有。于是便产生出了一个又一个千篇一律的破案故事。

有了这种报道性的公安破案作品,定势地让人们太习惯公安文学了,写破案的作品只要有警察这一主角就行了,而侦探推理文学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另册了。再加上我国办案某些特有的政策,较大的限制了以警界为主体的侦探推理文学作者的思路。也使得侦探推理小说难以有所新的突破,跨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第二就是由于中国司法体制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侦探推理小说中。最后,不能避免的涉及到一个政治干预法律的问题。就此有人认为,这些真实存在于生活之中的东西,如果避重就轻的在侦探推理小说中一带而过,是不会有中国推理小说读者们去信服的拜读您的大作的。可如果过于强调政治的干预性,那就不是侦探推理小说,而叫另一本《潜伏》。因为勾心斗角虽然在刑侦工作中是常有的事,尔虞我诈也在所难免,可我们还是愿意秉承国际侦探推理小说的最基本原则来看一个侦探超级精彩的逻辑推理秀。指望着优秀的侦探依靠政治力量去救人于水火之中不是侦探推理小说的价值所在。因此如何将这种带有“特色”的东西融入到侦探推理小说中去,是中国侦探推理文学必须面对与解决的一个艺术与现实问题。

 

碎片化、浅阅读时代的影响

当人类社会在新技术革命浪潮一波接一波的强烈冲击下,正在加速由物质空间向信息空间嬗变。所以我们时下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人们通过快餐式媒体了解世事,通过消费抚慰心灵,通过无所不在的娱乐释放压力,通过虚拟网络建立与世界的真实联系。来自于传统与现代、全球与本土、虚拟与现实的种种碰撞交融,使整个社会环境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碎片化。特别是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发展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碎片化、注意力更加分散。人们每天通过手机报、微信、搜索引擎、新闻网站、即时通信等多种方式获取信息,并在各个生活的间隙获取信息。信息量如此之多,获取信息的手段又如此容易,乃至养成了一种文档超过20页,就没有耐心看完的坏习惯。不可否认,网络媒体的发展培养了不少读者的碎片化阅读习惯。长篇累牍,在很多年轻读者眼中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这种碎片化的时代里,心性浮躁的现代人似乎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的文学刊物与文学图书市场不断的萎缩也许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在这种背景下,原本就不景气的侦探推理文学当然也难逃其同样的命运了。尽管侦探推理文学的形式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日趋发展,从以警探破案、强调教化、法制精神为内容主体的创作模式开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变得日益多元化。特别是网络文学的兴起,也为被正统出版社视为“另类”的侦探推理文学作品创造了极好的生存环境,但还是难以抵御碎片化的侵袭。

因为在碎片化时代,就新媒体而言,更多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的阶段进行分析和解读。的确,碎片化阶段,受众更加在意个性化需求和感受,以往被忽视甚至被损害的每个个体的个性价值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和关注。因此要达到有效的传播,媒体必须开始重视每一个细分的个性化族群的特征,以及每一单一读者的个性和需求。于是,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新闻写作碎片化趋势就顺势产生。那么相对于文学而言,特别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侦探推理文学,在消费者由于态度观念、生活方式不同呈现出碎片化趋势,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更为消费阶层碎片化推波助澜并使大众市场向分众市场转化过程中,又该如何应对这种碎片化的时代,显然是侦探推理文学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

影响侦探推理文学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浅阅读时代的到来。浅阅读,就是简单、快速甚至跳跃式的阅读方式,对阅读内容则浅尝辄止、囫囵吞枣、一目十行、不求甚解。它追求的是实用的资讯或短暂的视觉快感。与深阅读相比,浅阅读以快餐式、跳跃性、碎片化为特征,符合当下流行的“快餐”文化特质,迅速享用、迅速愉悦然后迅速抛弃。浅阅读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或者贴近实际,可以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帮助,如生活资讯。或者与自身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娱乐信息及八卦消息等。阅读追求的是一种暂时的心理愉悦和短期的信息摄取。随着快餐文化的流行,某些发达国家已进入“读图时代”,漫画读物高居畅销书前列。

由于浅阅读的侵蚀,法国的阅读传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有人甚至预言“书将死亡”。世界各国都在反思,为何当今社会深度阅读越来越少,而浅阅读日益普遍。首先,这与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有关。在越来越忙碌的社会里,人们能静下心来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碎片化。阅读变得走马观花,不求甚解渐成风尚。搜索式阅读、标题式阅读、跳跃式阅读成为阅读的主要方式。其次,信息化时代的重要标志就是信息爆炸,各种资讯泛滥,生活和工作压力迫使人们的阅读更加趋于实用主义,而根本无暇去对书籍深究细品。就是再爱不释手的图书,也只能浅尝辄止,进行一点浅阅读而已。于是,浅阅读由于快速高效而被广泛接受。再次,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随时随地阅读成为可能。

在这种浅阅读时代特征下,侦探推理文学与其它文学书籍一样,同样受到了读者与市场的挤压。尽管一些有识之士明确地指出,如果长期不加思考地浅阅读,那么读者的见解和思考力,势必会走向浅薄。浮光掠影式的浅阅读只能让书中的营养如过眼烟云。可由于阅读载体正在发生的变化致使浅阅读快速流行并被广泛接受的现实下,无不对传统的文学作品和书籍形成了有力的挑战。

所以浅阅读时代的到来,不能不看到对侦探推理文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不可小觑。如何应对,很是值的思考。但辩证的看浅阅读也不是一无是处,它与深阅读并非水火不容。浅阅读可以激发阅读兴趣,让读者发现值得深阅读的读物。而深阅读培养出来的思考习惯,能使浅阅读的选择更为精准。另外有调查显示,近年来浅阅读的流行,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年轻人对文字的兴趣,侦探推理文学是否以自己独有的类型小说魅力来借助浅阅读突出重围,去获得一片全新的天地,也不是没有可能。从而推动中国侦探推理文学再度掀起一次热潮,跨上一个与时代合拍的新阶梯。

 

社会总体素质与现代化水平的影响

阅读侦探推理小说人数的多寡,似乎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水平有着某种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民众知识文化层次达到一定高度,物质丰富和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时,人们除了文化娱乐的消费大幅攀升外,就是知识与理性的需求与接受。所以这就是侦探推理文学为什么首先发端于工业革命较早的一些国家、后来又在发达的日本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这似乎也印证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那就是经济发达和侦探推理文学的兴盛之间存在着某种看不见的联系。就像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领先于发展中国家样,也不得不客观地承认西方的侦探推理小说畅销远胜于发展中国家。因为至少到目前还未见到一部来自非洲大陆的优秀侦探推理小说。而其它主流文学似乎与一个国家的国力关系并不大,很多主流文学的经典作品就诞生在一个很贫穷落后的国家,像以前的俄罗斯文学,后来的南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等等。

关于侦探推理文学的文化娱乐消费功能不用说,在职场中拼搏的人们,承受巨大心理压力的白领,很需要阅读这类小说,释放心中的块垒。同时它还具有教化、法治、理性、思维、智慧等功效,是专门写给对于知识与理性有需求的人看的。所以它的读者多与寡多半是由国民素质所决定的了。就拿日本来说是一个尤为重视教育的民族,在这样一个普及了高中以上文化教育的国度,再加上其人的性格相对又偏向理性,十分易于接受推理性强的作品,并非常自然而平常。我们国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民整体素质还不是很高,思想上对侦探推理文学无论是需求还是接受都并不像西方那样强烈。

首先来看我国的读者群是怎样读书的,读的都是什么书。就一般而言,在当今社会,人们读书可分为实用性阅读和非实用性阅读。欧美人看书一般是非实用性的,消费主体也是成年人,这种属正常的阅读是非功利性阅读,有看闲书的兴趣,而侦探推理类文学正是最好的闲书品种。而中国人看书则求得是实用性,崇尚一切都以“实用”为标尺,有用学之,无用弃之。就拿现在出版界的历史热来说,事实上不是历史热,而是历史演绎热。

从内容上看,相当于一个故事,而从教育上来讲,是对读者现实的人生处世有所帮助。因此读者感兴趣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特别是成年人买得较多的是关于技能、资讯抑或是生活辅助的书籍,鲜少买小说之类的书籍。成年人这种阅读的功利性是中国大陆图书市场疲软的最大原因。而现实的实用性并不是求得知识与思维上的提升。尤其是对于那些热衷看八卦新闻、看职场谋略、看金融常识的都市人来说,为什么要看与日常生活毫无接壤的侦探推理小说?一言以蔽之,中国侦探推理文学之所以发展缓慢,由于现代化水平和国民整体素质的影响,致使读者对侦探推理文学的需求不足无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需求与供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市场需求不足,直接导致参与创作的力量不足。质与量的不足,也难以吸引读者的关注,无法在读者心中形成阅读期待。读者需求没有足够的旺盛,读者群没有形成,中国侦探推理文学也就缺少了必要的成长基础与环境。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城市化问题。人们都说侦探推理文学是有城市属性的,属于大都市。因为城市犯罪率高,犯罪更为隐秘、曲折、阴鸷。我国幅员辽阔,但大部分是农业人口,都居住在农村。在这种现代化水平不是很高的背景下,侦探推理文学读者的少有和不足实不为奇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化趋势之一正是城市化。城市化使得人们在日益浮躁与缺乏安全感的城市现实生活中,将侦探全智全能的智慧形象化作心目中的神,因此侦探推理文学更能吸引城市的文化消费者,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追求理性和趣味阅读的读者群。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侦探推理文学的繁衍与发展,才能推动侦探推理文学的兴旺发达。随着我国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大都市的建立,侦探推理文学的高潮到来也将为期不远。

 

影视改编乏力

大量的侦探推理文学作品之能够能被搬上影屏,其主要原因不仅是侦探推理文学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强烈可视性的想象空间。其故事的错综复杂和情节的曲折与变幻莫测,都会给读者与观众带来极强的吸引力。所以在国外,电影电视的改编特别钟情于侦探推理小说,因而成了这种艺术载体的最大需求。由于侦探推理文学的特性,改编后的电影电视往往比小说更加吸引人。这种改编不仅为侦探推理小说作者提供了收获物质的想象空间,还为观众增添了额外的视觉体验。前面已经说过,凡是一些优秀的并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侦探推理文学作品,大部都被改编成影视而获得经久不衰的演播魅力。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从有小说到成为电影,其翻拍频率可以说创造了一项世界记录,已有76名不同的演员在200多部福尔摩斯影视中演绎这一角色。还有希区柯克的大量影视作品,至今仍为侦探推理小说的经典。

而在侦探推理文学王国的日本更是如此,不少的侦探推理小说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搬上屏幕。如东野圭吾的《白夜行》,是众多“东迷”心目中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这部将凄楚爱情和冷静推理完美结合的小说,在2006年被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一举囊括第48届日剧学院奖四项大奖。还有他那横扫日本文学界被普遍视为迄今为止的最高杰作,并夺得日本通俗文学最高奖又同时雄踞三大推理小说排行榜的《嫌疑人X的献身》,被改编成电影后同样有获得票房冠军的不俗表现。

目前,他的作品几乎全部被拍成了影视作品,并风靡整个日本。再如当年的动漫作品《名侦探柯南》,1997年第一次登陆中国银幕就立即为青少年所喜爱。影片中柯南的名言“真相永远只有一个”,如电闪雷呜般把推理的魅力和价值烙印在他们的心田。2010年,柯南的第十三部戏再次登场,几乎成了青年群体柯南迷的盛大节日。

国外这种侦探推理文学被大量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方兴未艾景象,似乎也证明由于科技和传播业的发展,第四媒体网络时代的到来,影视产业和互联网产业已成为了人们主要的文化消费,视觉效果成为主流。作家在创作中也与影视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反观我们有关侦探推理作品的影视,在这样一个读屏刷屏的时代里其冷落的市场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在过去侦探推理小说被称为反特作品的年代,我们还有《无铃的马帮》《双铃马蹄表》《一件积案》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并被改编成电影广为流传。进入八十年代后,侦探推理小说也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其被改编的影视作品如《刑警队长》、《傍晚敲门的女人》、《翡翠麻将》等作品盛兴一时。

可到了后来,我们这方面的作品可就越来越日渐式微了,不再有八十年代的繁荣。近些年,除了那么寥寥几部的古装剧外,人们恐怕很难清晰地记起某一部真正的侦探推理影视作品来,能够引起轰动效应的恐怕是无从谈起了。简而析之,一是社会的兴奋点不在这方面上。我们正处于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社会转型期,人们价值的多元化和生活方式的碎片化,所追逐的是商业票房的最大化。其所聚焦的视点都集中在什么题材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就拍什么题材。看一下近些年来我们影视市场的大量作品,就知道为什么不会有侦探推理影视作品的一席之地了。二是正如本文前面所言侦探推理文学与公安文学的混淆不分,所以在影视中侦探推理作品往往被一些公安题材的作品所取代。甚至一些人将警匪、枪战类型的题材也看成了侦探推理,为了追求市场票房和红火热闹,蜂拥而至集于其中乐此不疲。而纯正的侦探推理影视作品却无奈地销声匿迹于市场之外而默默无闻了。三是改编难度大。因为从小说到电影,不是单纯的改编那么简单。在影视市场不断商业化的今天,首先考虑到的是市场,以市场为依据。改编就应寻求与观众最佳的切合点,既要忠于原著吸引原著的读者,又要符合市场需求,能够招徕更多的观众。

电影有电影的艺术规律,小说只是其最初的一个脚本,一个参照体。从小说到电影更需要创新精神。衡量电影好坏的标准不是小说,而是电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必需考虑到观众的需求,必需遵从艺术规律。目前也有一些改编的作品,但都因不能很好地掌握市场与影视艺术规律而得不到社会的认可,结果终因种种问题不得不退出市场和舞台。不仅没有赢得市场,反到伤了观众。这在一个本来就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再难翻起身来。再说国家的主流媒体在电视节目播放中也对涉案剧播放有时间要求,这也让侦探推理影视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无不对侦探推理小说的改编造成某种制约,从而也渐接地影响了其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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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康焕龙,河北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法治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竞争情报学会理事。著有《黑色受孕》《遗失的大脑》《隐私档案》《疑冢死穴》《死亡体验》《死亡期货》《绝对没有指纹》《跳跃的死线》《基因死效》《克隆的现场》《逻辑炸弹》《目击的灰鸽子》《魅力谎言》《悬思的凶影》等中长篇小说70多部,500余万字。另还出版发表有学术专著《国际商务信息学》以及40多篇信息(情报)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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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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